衡量一個人:位子腦袋

好電影不需要透過對白告訴你主角在想什麼,好演員的背影和眼神,早就說明了一切,文森.林頓(Vincent Lindon)在坎城稱帝的《衡量一個人》就是精煉有力的演技展示。

人常常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不只政客如此,凡夫俗子亦然。法國導演Stephane Brize執導的《衡量一個人(La loi du marché /The Measure of a Man)》就用了「失業症候群」和「就業症候群」兩個情境,審視人性的困境。

Stephane Brize一向關心勞工處境,文森.林頓(Vincent Lindon)與他合作的《夏日琴聲(Mademoiselle Chambon)》就是木工師傅與代課老師的苦悶戀情,無緣的勞工,一晌貪歡的短暫歡愉,有著難以言述的惆悵。

這一回,文森詮釋的Thierry曾是工會幹部,失業後多方謀職,不想讓妻兒挨餓受凍,更不想申請破產,抑或變賣房產,但是Stephane Brize意在言外的是Thierry面對生活折磨與煎熬,做為一個人的「尊嚴」還剩多少?

Stephane Brize的策略是把鏡頭對準四處碰壁的Thierry身上,除了理財專員與買房客人之外,觀眾很少看見這位失業大叔要抗爭或謀職或接受批評的對象究竟長成什麼模樣,人間冷暖,唯他知之,看著他對著空氣(或者電腦螢幕、或者職訓班同學)講話或回應,所有的氣憤、挫敗或者聆聽,其實都在看他如何「忍耐」,「承受」著命運巨輪的輾軋。

正因為鏡頭一直釘著他,每多失業一天,尊嚴就眨值一份的尷尬情境就直接烙印在他的眉宇和肢體上更:職訓班的課程不切實際;工會戰友多已折節變臉;網路面談考驗著他的3C知能,折騰了半天,還是非常不委婉地告訴你說應該不會錄用你;同樣找不到工作的職訓同學,竟然還能有模有樣地開起討論會,數落著你的求職訪問帶中眼神太渙散、音調太心虛,應答太不專業的諸多缺點……一連串的挫敗最後就在渡假小屋的買賣上爆發:講好的價錢,對方再砍一千歐元,他只肯再砍一百歐元,差一個零,需錢孔急的他為什麼他就是不肯讓步?

答案,就是尊嚴。那幢房子有太多家族記憶,其價值,唯他知之,已經拚盡全力為五斗米折腰的他,是不是連最後的這一點記憶與尊嚴,都要徹底割捨掉呢?

Thierry必須妥協,因為他別無選擇。

失業期的煎熬,讓他接下了大賣場的保全工作,原本看不清周遭人群的觀眾,開始陪著他就著監視器畫面,「預判」誰可能覬覦商品?誰可能順手牽羊,這一回,他面對的是人性中最醜陋的一面:他負責危機處理,來客都有嫌疑順手牽羊,員工亦可能上下其手,是的,資方賦予的他任務就是:防賊。是的,他就是資方的看門狗。

《衡量一個人》很平衡地讓觀眾看見了四個個案:兩位顧客,兩位員工。同樣是偷,層次有別。有的顧客來偷充電器,有的則是偷了兩盒肉,共同反應都是先否認,再耍賴,直到真要報警,才倖倖然付錢,那是一個用買金錢化消紛爭的物質世界。

員工層次則複雜了些,有的是貪了顧客的折價券,有的是自己的卡來接收客戶的消費點數,表面上都是偷,圖的無非都是揩油來的蠅頭小利,結果卻一定就是開除,立刻失業,由於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於是有人憤而自殺了,有人則反問昔日戰友:你就為這點小事舉報我?

Personnage, Vincent Lindon

其實這不是勞工何苦為難勞工的議題?基於工作職掌,不管是誰偷東西,或者佔便宜,他都要舉報處理,否則就是失職,但也在聽著每個個案的差異情況時,他其實更清楚人的價值或行為不是黑白一刀切,用同樣一個標準就可以一視同仁的,正因為以前是別人看著他的影帶來評鑑他,如今卻換成他看著別人的影帶來評鑑眾生,他的煎熬與為難,其實也成就了別人衡量他這個人的重要指標。

換了位子的你,是不是腦袋也換了?心也換了?Thierry默默地用行動做出他的選擇,他的生活壓力不會因此減輕,甚至還可能因此加重,但是你永遠要慶幸,你還是有選擇的機會,而且有選擇的心。《衡量一個人》帶給觀眾的震撼就像Thierry絕塵而去的汽車身影。

飛躍奇蹟:凡夫俗子夢

參加奧運競賽,很血汗、很累,很貴,但也很榮耀!畢竟,在這個追求更快、更高、更遠,要把體能飆到極致,要透過技術和毅力再創巔峰的運動賽會上,實力應是主旋律,運氣和機會,都只是命運變奏曲。

但是每項賽事經過一番拚比後,有牌有名的往往只有三人,連奪金的都不一定會被人記住,更別說那些「志在參加,不在奪牌;重點在過程,不在結果」的閒人。

正因為如此,《飛躍奇蹟(Eddie the Eagle)》確實提供了另類思考:奧運精神究竟是什麼?許不許可另類書寫? 

《飛躍奇蹟》的男主角Eddie Edwards(由飾演)確有其人,貌不驚人,甚至還有點拙,體能和技術更不驚人,但他真的參加了1988年的加拿大Calgary冬奧跳台滑雪項,而且最後還獲得加拿大奧會主席公開讚揚,說他像老鷹一般飛翔。上千參賽選手,沒人比他更「風光」。確實,他鑽了冷門與巧門,才爭取到一張參賽證,就算只是吊車尾搭上了末班車,但是專家訂出的門檻,拙笨如他都拚到了,那就不只是善於創造及把握機會的好運,更是意志的勝利了。

「醜小鴨變天鵝」的比方並不適用Eddie,「傻人有傻福」或許更接近一下。他不是黑天鵝,更不是白天鵝,他永遠都只是醜小鴨,就算只能邯戰學步,就算成績差金牌還一大截,更還要忍受隊友的排擠與設局,但若不是他夠傻,不會從小不自量力拚奧運,更不會在拿到門票後就只已足願,只想「到此一遊」,他拚盡全力的傻勁,以及「best of me」的態度,替自己創造了「高度」與「知名度」,其實都是天公疼憨人的Bonus了,這也說明了何以一部節奏如此輕快的「喜劇」電影,卻能夠「勵志」到讓人飆淚了。

Dexter Fletcher執導的《飛躍奇蹟》並沒有刻意標新立異,甚至採取了非常保守老舊的概念在塗描每個人物:Eddie的粗框眼鏡經常滑落鼻樑,粗手笨腳,望之不似好手;Hugh Jackman飾演的落魄教練,不也一路叨著菸?Eddie的爸爸一路唱衰,母親一路放水,最後再來個毛衣上的大字「我是Eddie的爸/媽」來個大圓滿和解,不也都是俗到不行的刻板印像嗎?至於奧會主席的勢利與虛偽,當然就不再話下了。

 是的,Eddie的英雄路與他人不同,越俗,就越卑微,就讓他的夢想變得更遙遠,也更巨大,《飛躍奇蹟》示範的是如何用一個最俗的文體來歌詠一個不屈不撓的靈魂。俗,更接近他的平凡;俗,亦才更能彰顯他奮鬥的不凡。
 

作曲家Matthew Margeson採用了類似電子合成器的鍵盤樂聲來呼應《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的奧運音符,再輔以飛揚的現代樂音,創造了有點像又不太像,有點黏又不太黏的音樂連結,更有趣的是,《火戰車》的選手以宗教戒律優先,不急著出賽,一旦出賽就要榮耀主,《飛躍奇蹟》的Eddie則是打死不退,把握百年一遇的契機寫下個人榮光。境界或許不同,卻各有魅力。

恕我眼拙,飾演的Eddie的竟然是《金牌特務(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的小帥哥Taron Egerton,是的,從頭到尾,我都沒認出他來。角色成功了,就是演員的桂冠,Taron Egerton的憨拙詮釋,值得一推。

金牌拳手:洛基外一章

得知Sylvester Stallone主演的《金牌拳手(Creed)》排不上檔期,心頭先是有些愕然,人老珠黃,果真眾眷不隆,電影市場還真現實;看過《金牌拳手》後,我明白了,現實歸現實,《金牌拳手》唯一的成績只是Rocky成名公式的總複習而已。

從1976年到2016年,已經拍過六集的《洛基》除了一再利用Sylvester Stallone 與Rocky 的舊日神話之外,其實變不出什麼新把戲,不是找出新強對手,湊合舊組合,就是從舊素材中另找縫隙講故事,Ryan Coogler編導的《金牌拳手》,就是從Carl Weathers   飾演的昔日拳王Apollo Creed身上切入,只是他早就1985年的《洛基4:天下無敵(Rocky IV)》中陣亡了,30年後,找到他的遺腹子Adonis(由Michael Jordan飾演)做拳王魂夢的傳人,「洛基」的餘燼確實就有了復燃的可能了。

《金牌拳手》考驗的是影迷的「死忠」指數,唯其夠死忠,才能充份享受Rocky神話的趣味,畢竟Apollo Creed幾乎就是Rocky的連體兄弟。

1976年Apollo Creed給了Rocky一個機會,卻險些失去了拳王寶座,未在比賽中獲勝的Rocky卻成了實至名歸的贏家。簡單來講,Apollo就是Rocky的對照組,透過他的黑暗,Rocky的光芒才更耀眼;透過Apollo的血汗,Rocky才能更添王者榮光。

不是Apollo不甘心,要求再戰一場,就不會有1979年的《洛基續集》,只是這一回,該贏未贏的Rocky終於讓 Apollo嘗到敗戰滋味。理論上,他們是死敵,但是天下沒有永久的敵人,1982年《洛基第三集》Apollo與Rocky化敵為友,成為幫助Rocky站起來,再戰強敵的重要教練兼推手,這個情節也就成為《金牌拳手》中的Rocky不得不感念老友,願意義助Adonis的情意結。

正因為《金牌拳手》完全是《洛基》神話的衍生商品,不是Rocky故舊,就很難享受舊夢重溫的樂趣,甚至不能體會Rocky那家老餐廳的意義,更別說Adonis觀看父親昔日影帶的時光呼喚力量了。

但也因為《洛基》神話太強大,《金牌拳手》讓我們看見了不走傳統體制,自學出身的Adonis,走了一條多數人不走的荒徑(其實那是神話的變奏曲);同樣地,他的拳王對決賽中,打死不退,差一點就逆轉勝的Adonis,不也重新詮釋了《洛基》的勝利公式:打贏了一場比賽,並不代表你就取得了勝利!勝利的真諦是什麼?打贏了比賽,卻未必是贏家;輸了比賽,卻可能才是真正的贏家。至於Adonis有沒有自己的續集空間?坦白說,很難,非常難。

即將70歲的Sylvester Stallone確實老了,重回拳擊場上打拳,其實是戲耍拳擊圈,改當教練當然是明智的安排,至少他要求Adonis尋找鏡子中那個伺機而動的眼神,嚴防對方的猝然出擊,還算是全片最有靈光的片刻。至於要不打拳的老洛基不打拳了,轉過身來要迎戰癌症,打擊癌症,雖說合乎人體生理,卻給人硬要送做堆的勉強感(但是,少了這條劇情線,Rocky還真的是可有可無的花瓶了)。

天眼行動:密室的考驗

殺人如遊戲,生命就沒了重量與尊嚴,戰場上的軍士們決定開火前,想的是人命?還是使命呢?這個命題的拔河,建構了《天眼行動》的戲劇軸線。

時機難得,稍縱即逝,誰捨得放手呢?

一方面是使命必達的軍人,急著執行任務;另一方面是不願濫傷無辜的軍人,遲疑著不肯扣下扳機。Gavin Hood執導的《天眼行動(Eye in the Sky )》極其機巧地設定了劇情主軸:用一條人命質疑正義與道德,用一條人命考驗人性。下決定的人,反應的就是你這個人的人格特質。

Helen Mirren飾演的Powell上校,一心一意要擒拿叛國賊,透過室內那面貼滿照片和地圖的牆壁,你看見了她的堅決;再透過高科技的衛星監視,你看見了她如何在千里之外鎖定叛國賊行蹤,原本只是活擒,如今發現她正要穿上炸彈背心做自殺客,任務就要改成擊殺了。

殺不殺?對上校而言一點都不困難,解決心腹大患,功在家國,敵我意識鮮明的她只負責下決定,難的是授權的人,以及執行的人。

《天眼行動》先炫耀的是科技的驚歎號!戰情室的指揮官們,看著螢幕做判斷,有如看電視新聞做決策,科技為狙殺服務,想來豈心不驚!

不過,《天眼行動》的核心魅力在於問號。天上,有比鷹眼更銳利的天眼,地上,還有小如蚊蠅的窺伺針孔,科技建構出的天羅地網,讓敵手無所逃於天地間,然而一旦科技便給,就怕草率濫權,於是另外有個決策小組,不論法律、外交和人權,都要面面俱到後才授權狙殺。於是,文人的猶豫,對照軍人的果決,就起了矛盾。

然而,《天眼行動》的問號不只是文人專利,其他的軍人亦有,關鍵在於擊殺叛國賊,會不會傷及無辜?尤其可能傷及一位清純無邪的八歲小女生時,殺的血性,不殺的理性,就反覆在每個小小的戰情空間中激盪著。

首先,未審就殺,合法嗎?顧及人權嗎?

其次,傷及無辜,誰來承擔法律、道義和良心責任?

第三,一條人命比上八十條人命,誰的生命砝碼比較重?誤傷一個無辜生命,卻能拯救八十條人命,誰的價值砝碼比較重?

不是人命有價,《天眼行動》不會在幾間密室內反覆折騰,需要請示請示再請示;不是人命無價,《天眼行動》無需在軍法和人道之間,猶豫猶豫再猶豫。折騰,成就了這齣戲的節奏,折騰,也成就了理性與感性的論辯。

想辦法搶救無辜女孩,是《天眼行動》在軍令之外的感性溫度,失敗或成功,都有好戲,也都牽繫觀眾的心?縱放或誤殺的壓力,同樣是要每個參與者共同承擔的,正因為艱難,所有的折騰,其實都在問觀眾:換做是你,是殺或不殺?

究竟人命有價?抑或人命無價,看完《天眼行動》,你會反思,咀嚼與回味,電影訴求的議題就此完成。眾家演員演出的矛盾拔河戲,看著Helen Mirren的使命必達,Aaron Paul的好生之仁,Alan Rickman的協調折衝,還有Barkhad Abdi的前線冒險,《天眼行動》夠讓那些習慣操控電玩按鈕,草率解決生命的玩家們停下手指的。

動物方城市:眾生偏見

精彩電影往往是從第一個畫面開始就緊緊捉住觀眾的心,《動物方城市(Zootopia)》深諳其中之妙,關鍵在於錯覺,奧妙在於那是核心。

錯覺來自於破題。你會先聽見有人侃侃而談,動物生活的關係簡單來講就是獵食者與獵物之間的關係,有人追,有人躲,追殺的是求生存,閃躲的何嘗不是?偏偏就在於你以為迪士尼怎麼開倒車,講起大道理之際,鏡頭拉了開來,那是一場小學遊藝會的表演,兔子茱蒂正在大顯才藝,當然,她也就此不經意說出自己的童年夢:我要做兔子警察。

明明是開宗明義的大道理,如此輕易就轉換進一場戲,偏偏這場戲並非博君一粲的開場白,隨後的電影情節真的就是茱蒂當上了警察,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她竟然撩動了獵食者與獵物之間的族群矛盾。看似假戲,實則千真萬確,虛實之間卻能轉換得如此自然,兼任編劇的《魔髮奇緣(Tangled)》導演Byron Howard,居功厥偉。

《動物方城市》的核心在於挑戰世人成見與偏見。兔子茱蒂為什麼不適合當警察?個頭太小、力氣太小,她是女的,以前從來沒有兔子警察……任何人隨便都可以舉出很多理由,甚至她的爸媽也主張還是乖乖種紅蘿蔔就好了,平平安安過一生。

但是她有警察夢,就努力去追夢,電影的趣味先是讓弱不禁風的她,吃盡苦頭,卻能靠聰明過關,第一名畢業,就在觀眾以為從此一帆風順時,她面對的偏見,就從世俗的成見轉進了職場的岐視,同樣那也是來自體型、體力和性別的岐視。就在水牛警長派她去跑交通,負責開罰單時,就連兔子茱蒂自己也無可避免地陷進了「職業偏見」的迷思之中:「交通警察怎麼算是警察?」但是從她的父母如釋重祔,到狐狸尼克都要嘲笑她只會開罰單時,連哄帶騙把她騙得團團轉,那還真是充滿挫敗感的菜鳥人生。

夢與現實的距離究竟多遠?要花多少血汗才能逐夢成功?《動物方城市》用最輕快的節奏與明亮的色彩說故事,然而說的故事卻是極其殘酷,也極其無情的人間真實。因為真,所以不俗;因為真,所以,重量厚甸。

《動物方城市》的英文片名叫做《Zootopia》,典故來自烏托邦Utopia是一個標榜「anyone can be anything」的理想國,此時,導演讓我們看見了許多幽默的生命趣味,Zootopia的火車有三個門,適合不同體型的動物上下;城市亦有類似大人國或者小人國的不同設計,所以一個大人國的甜圈圈,就可能是小人國的奪命摩天輪。致於賣飲料給長頸鹿喝的通天管,都夠讓人看得樂不可支。

不過,偏見主題從來不曾停歇。即使Zootopia已是動物的大熔爐,但是偏見無所不在,賣冰淇淋的店家就是有權選擇客戶,拒賣看不順眼的族群(適合套用美國的黑白矛盾,或者是有色人種的悲歌),甚至長官就一定會對屬下頣指氣使,長相兇惡的一定是壞蛋,溫馴的就有善心,不會騙,不會偷的那夠格叫狐狸?甚至當「獵食者」與「獵物」的天性被刑事案件給引爆出來時,大熔爐的族群神話瞬間幻滅……這些情節在在能讓想起當下社會的血淋淋真實:我們不是最會以貌取人?不是最會拿成見來替別人戴帽子?

幽默,則是《動物方城市》另一個犀利武器。

例如,這個城市最厲害的黑道是一隻老鼠,茱蒂兔子在他女兒婚禮那天找他求救,讓他無從拒絕的劇情,根本就是《教父》的翻版,甚至連鼠老大的講話腔調,都是Marlon Brando的複刻版。

例如,《動物方城市》養了一群公務員,大家都是樹懶,講話慢半拍,做事慢半拍,這種意在言外的政治嘲諷,還需要多做解釋嗎?

 例如,人紅了,被媒體一包圍,頭就暈了,就會講出完全不合宜的話,只會暴露你的淺薄與無知,放眼當代人生,這種鬧劇,不是天天在上演著嗎?

主題看似嚴肅,調性卻極其輕快,信手拈來皆是趣味,最重要的是《動物方城市》播下的種子,能讓更多的孩子以更開闊的視野看人生,這才是功力。

謊言迷宮:誰不是罪人

德國電影《謊言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的珍貴在於面對歷史和真相的態度,在人人皆鴕鳥的情境下,想要大鳴大放,你得先想好:一旦遇上滔天濁浪,你要如何存活?

《謊言迷宮》的核心問題在於為什「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裡的惡人可以在終戰後逍遙法外?無人追究刑責?但是導演Giulio Ricciarelli採取的策略卻是透過一位記者直接問檢察官老爺們:「你們知道奧斯維辛是什麼嗎?」知道的人,不想理他,不知道的人,則是在眾人離去後,才從字紙簍裡撿起了陳情書。

戰敗國的人,不想提當年恥,這是人情之常。集體罪行,就集體遺忘,想要揭露瘡疤的人不但自討無趣,更容易成為全民公敵。德國近代史不會忘記檢察總長Fritz Bauer(由Gert Voss飾演)勇於揭露歷史真相的勇氣,但是你同樣很難忘記他的名言:「每天我只要離開辦公室,我就走進了敵人的陣營之中。」他的所做所為其實是在挑戰執政者,挑戰國家和人民,然而,他有良心和真相做盾牌,他理直氣壯。不過,少了花下無數氣力與時間,從堆積如山的檔案裡逐一篩檢出歷史共犯的年輕檢查官Johann Radmann(由Alexander Fehling飾演),他亦是孤掌難鳴,《謊言迷宮》從檢察總長的謹慎,就可以讓人看到「歷史共犯」是多龐大的一個隱形組織。

是的,要成就大事,一定要有人動腦,還要有人跑腿,有人衝鋒陷陣,還有人出面力挺。要成就大事就得遇上一位鐵面無私,依法論法的癡人才有可能鑽入遺忘的宮殿,找出事實鐵證。於是導演Giulio Ricciarelli就把檢查官Johann Radmann塑造成一位相信法律不可打折,寧可替付不齊罰款的女人補足罰金,也不容法官法內施恩,便宜行事,是的,他有顆死腦袋,但若不是他對小事如此一絲不苟,日後也難頂住大事帶來的滔天巨浪。

《謊言迷宮》的時間座標設定在1958年,二戰後的13年,檯面上該負責的戰犯都已經在紐倫堡大審中定了罪,但是,若無其他共犯,二戰悲劇不會如此悲慘,只是有多少能夠抗拒在大時代的洪流,有勇氣或者有膽識拒絕隨波逐流呢?就算你不曾開槍,亦不曾動手,只要旁觀,只要坐視,就算程度有別,不也都是共犯嗎?正因為都是共犯,既已事過境遷,又何苦一路追查到底呢?既已事過境遷,又何必再昭告年輕德國人,你的父執輩曾經在奧斯維辛中濫殺無辜,那位如今和譪可親的麵包師傅,也曾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如果不是大家都避而不談,否則年輕的檢察官怎麼可能不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血淚往事?一旦年輕的檢察官聽見了倖存者一則又一則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又如何不血脈賁張地要去伸張正義嗎?

罪與罰,既有共生結構,又有矛盾對立,《謊言迷宮》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先剝開了國家的迷思外衣:「這會是史上頭一次,一個國家指控自己士兵的戰時行為,你是要所有年輕人都去質疑,自己父親是否曾是個謀殺者嗎?」是的,奉命作戰與屠殺婦孺,同樣沾上血腥,在道德層次上卻截然不同,但是若不逐一面對,如何做出區別,此時Radmann才有機會傲然回應:「是的,我正是這麼想,我要讓一切謊言和所有沉默…到此為止。

不過,《謊言迷宮》更犀利之處則在於這座迷宮中真是巨大,走過那個世代的德國人,其實都被納粹狂流襲捲,有人選擇隱瞞,有人純粹無知,有人刻意遺忘,只要謊言逐一爆裂開來,每個人都要去面對別人的目光。

罪,不是自己說了算;罰,也同樣不是自已以為沒事就夠了。所以,Radmann一定要先迷航,發覺自己投靠的世俗現況與自己鄙夷的噁心嘴臉竟然如此相近時,他才看清了罪惡用了多少的糖衣來麻庳當事人,不經如此寒徹骨,當然就不會有後來的歷史真相。

從聯軍觀點來看,納粹確是罪大惡極,但從德國人觀點來看,如果也都能認同受害人的血淚中,確認納粹罪無可赦,歷史才不會在交戰國的各說各話中,混沌一片。那忘了那位自責的父親,永遠無法原諒自己對把雙胞胎女孩交到白袍醫生手中,卻被醫生取出器官,縫成連體嬰的悲傷住事;更別忘了,那位醫生的家族企業供養了多少同胞的就業機會,導致沒有人願意供出他的下落。戰時的無奈與戰後的現實,其實有如一體兩面,盲從的人們,殺紅眼的人們,不都是人性的真相嗎?

迷宮中的真相,往往讓人難以承受,《謊言迷宮》帶領觀眾走出迷宮時,同樣讓人痛,卻有一種如釋重袱的昇華,就算同是罪人,面對了,承擔了,才有救贖,《謊言迷宮》的珍貴就在於電影標示出一種艱難的生命態度。

新天堂樂園:聲音印記

新生代影迷,能夠在大銀幕上跟進經典,當然是種福氣。老影迷呢?除了重溫舊夢,或許還能找到一些新觀點,那就是經典的深厚與魅力。

周格泰導演的《五月一號》中,有一幕男女主角騎車經過一面牆,上面就掛著《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巨大海報,在那個沒有錄影帶或者DVD的年代,要想重溫這部1939年的經典,就只能期待二輪戲院的不定期重映。《亂世佳人》就是重映比率最高的經典,幾乎是每四年就來一次,每次都還能吸引眾多影迷(我就是東南亞戲院看到這部經典的),很難忘懷費雯麗的細腰,還有火燒亞特蘭大的滿天紅光,說也奇怪,後來手邊有了DVD,卻很少再想重看了。

那是適合大銀幕重溫的電影。Giuseppe Tornatore執導的《新天堂樂園(Nuovo Cinema Paradiso )》,對我而言,亦是只適合重回大銀幕去回味的電影。

《新天堂樂園》的魅力在於消逝與重建,屬於電影的美麗記憶,很多都像電影底片一般酸化或者硝化了,影像如此,聲音亦如此,Giuseppe Tornatore眷戀攘昔,也知道潮流難擋,但是透過他的重建,過去的美麗,多少還可以換個形式保存下來,包括聲音,包括氣味,還有那份心動的往事。

《新天堂樂園》最鮮明的聲音記憶,無非就是電影放映機的齒輪轉動後,帶動底片的聲響,放映有聲,倒轉有聲,那是直接闖入數位年代的孩子們幾乎無緣得見的聲音。但那卻是電影黃金年代最鮮明的聲音符號。

其次,賣座電影都有黃牛出沒,「幾張?要幾張?」經常是買不到票的我們不想聽見,卻又不得不去面對的聲音,黃牛手上總有一疊票,就是比售票口貴個幾十元,要嘛,不看,要看,就得破財。

電影業者其實默許黃牛存在,那是產業景氣的一環,黃牛都不屑一顧,票房肯定不佳,黃牛出沒,更添人氣。

《新天堂樂園》中有兜售食物的小販在叫賣著食物,那是庶民娛樂的重要一環,吃吃喝喝看熱鬧,不就是繁華盛世的浮光流影嗎?台灣則是有一擔加接一擔的流動攤販,賣著各式食物(從玉米、田螺到滷味,都是台式小吃,絕對沒有有爆米花和可樂)即使因此戲院裡總是滿地垃圾,地板溼溼粘粘的,不時還有老鼠跑過,卻都是慘綠少年的昨日記憶。

《新天堂樂園》中不曾出現手機鈴聲,當然也就沒有人大剌剌看著電影講電話的雜音,然而往昔的戲院中,雜音何曾少過?有人打呼(真的很多),有人則是直接講解、分析或討論劇情。

《新天堂樂園》則是添加了更多觀眾對著電影反派咆哮,對著悲劇主角流淚痛哭,或者像小男孩Toto那樣,模仿西部電影中的印第安人「哦哦哦」的出擊吼叫聲,那是西部電影中採用白人觀點,醜化印第安人的年代,大白人思想下完成的《西部開拓史》,不就是直接寫著《How the West Was Won》?佔人土地,掠人家產的掠奪者是這樣大剌剌地標榜著自己的戰功?如今,西部電影再也不敢用這種觀點來挖原住民的傷疤了,但在那個無知的年代中,「哦哦哦」的出擊吼叫聲,不也註記著一個時代的偏見與傲慢?

《新天堂樂園》的核心則在於神父的搖鈴聲。那是電檢年代的特有聲響,那是有地位的人決定你能看什麼,或者不能看什麼的威權時代。如果你是電影創作者,聞見鈴聲,肯定有如奪魂鈴,至於每到緊要關頭,卻嘠然而止,什麼都看不見的抱撼聲,亦是那個保守年代才有的獨特現場音了。

我透過聲音回味了那個年代,你呢?

不存在的房間:眼神論

愛爾蘭導演Lenny Abrahamson執導的《不存在的房間(Room)》,是全靠演員撐場面的作品,女星Brie Larson與童星的對手飆戲,創造了動人親情,也讓人看到了受虐的身心症候群。

電影的前半段,所有的戲都在一間斗室裡,觀眾看到的是受困的母親如何教導孩子在夢幻與現實中變得堅強,後半段則是受創的母子如何適應外面的世界,逐步療癒。前半段的母子深情都在眼神和童聲童語中流動,後半段的母子深情則在孩子的摸索和堅定目光中找到救贖力量。 

但是,Jacob Tremblay的眼神才是全片最動人的深情雕刻,他的八個眼神,說明著他的身心進化歷程,更讓你看見了一個演員的精彩演出,儘管他只是童星。 

首先,眼神的亮,是喜悅,亦是啟蒙。

飾Jacob Tremblay演的小男生Jack在五歲生日之前,都還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頭,他認識的世界只有天窗外的藍天或白雲,以及電視機傳來的一些二度空間畫面,母親教會他做生日蛋糕時,他喜不自勝,可是缺了蠟燭的生日蛋糕,怎麼還會是生日蛋糕? 

那一天,老鼠也聞香而來,我們再度看見jack的眼神又亮了,那是他遇到的第一位立體「生物」,人生不再平板,所以才要餵食,才要結為好友。母親趕走了老鼠,他會尖叫,他會抗議,一切就和那個沒有蠟燭的生日蛋糕一樣,都是人生不滿足的意識啟蒙。

其次,衣櫥夾縫後的眼神,是好奇,亦是恐懼。 

所有的規矩都是Old Nick定下的,入夜之後Jack只能先睡衣櫥,Old Nick不想見到他,媽媽亦不准Old Nick碰到他,聽話,一切平安,不聽話,Old Nick就會捉狂。電影中就安排了Jack走出了一次衣櫥,隨之而來的狂風暴雨,讓他只能一直摸著媽媽脖子上的瘀青,承諾著:「下次,我不敢了。」

第三,就是Jack捲進地毯中的窺探眼神,那是忐忑,亦是無知。

因為他真的並不清楚,一旦被Old Nick發覺真相,那張地毯真的就是的墓衣了。裝死和真死,只有一線之隔。

第四,當他第一次看見雲在飛,風吹吹,樹葉在飄,還有車的滾動他的眼神是呆滯、錯愕、還有無法形容的震驚。 

因為那是他的紅塵初體驗,觸目所見都是新奇,亦是驚奇,強大的資訊排山倒海迎而襲來,他還要挑戰大惡人Old Nick,還要奔跑,還要求救,他以前哪裡見過柏油地、綠草地,甚至除了Old Nick之外的路人甲乙兩丁,還有那隻狗,小小Jack剎那之間要如何適應?又如何承受?

癱瘓和疲軟是他的肉身反應,驚嚇,則是他的眼神唯一能說的話了。

第五個眼神則是觀察,而且來自外公與外婆。 

外婆對他說的第一句是:「謝謝你救了我們的女兒。」外公則是從來沒有好好看他一眼。前者,有點見外,後者則是徹底排斥,把Jack當成孽種。

還好,外婆用耐心與守候,換來了Jack終於說了一句:「我愛妳。」外公的眼神則是讓Brie Larson直接翻臉走人以示抗議。Jack的冷眼觀察是他逐漸適應的身心調節器。 

第六個眼神是選擇不看。

先是自殺獲救的母親從醫院打電話回來,他生氣地講完他要講的話,就摔開了話筒,跑走了,隱藏的眼神,有一種被拋棄的憤怒;後來,低頭玩著樂高,聽著母親對他說抱歉,Jack先是低眉,隨即說了句:「下次別這樣了。」沒有了怨,也沒有了恨,同樣是低眉,說出了多少相依為命的緊緊依靠?

第七個眼神來自落髮的堅定。 

五歲的Jack說過參孫的神話故事,那不是隨便說的台詞,他留長髮,有不得已的苦衷,不願落髮,是不想喪失他的勇氣與神力(剃髮參孫的下場,Jack比誰都清楚),唯其如此,他要把長髮前送母親的眼神,夠催淚了。

聽見Jack逐一向椅子、馬桶和洗臉槽告別的清脆童音,你就會想起當我們第一天陪著他起床,逐一一向這些傢俱說早安的往事,能夠坦然,就再無掛念,他的告別,就是不再相見了。

我逐一細述這八個眼神,只想說Brie Larson確實演得不錯,但是一個巴掌拍不響,不是Jacob Tremblay這麼會用眼神演戲,《不存在的房間》的能量不會這麼強。Jacob Tremblay才是《不存在的房間》的真正主角。

少女離家記:鳥籠戰役

「你可以把床單拿出來嗎?」

洞房花燭夜裡,門外有老奶奶在門外這樣釘著,喊著,你心頭會是怎樣一種滋味?

要床單,是要查新娘有沒有落紅?沒有落紅,就不是處女,男方可是有權悔婚休婚的。

是的,女孩,妳究竟是不是處女?就是《少女離家日記(Mustang)》的核心議題,不是反覆糾纏在這個主題上,你就體會不到這五位土耳其女孩承受著多嚴格的傳統禮教束縛。

Mustang的原意指的是野馬,《少女離家日記》描寫距離伊斯坦堡一千公里外的土耳其偏鄉,有五個年紀相仿的堂姐妹,由於父母早逝,同住在一個屋簷下,由奶奶照顧。那一天,因為陽光正好,海水正藍,她們決定不坐校車回家,結伴到海邊嬉戲,還和男同學玩起騎馬打仗的遊戲,直接跨騎在男同學的肩頭上,拉扯打拚,那是奔放無羈的青春,有些肉體碰觸,無涉情欲,但是看在路人眼裡,卻是放蕩不羈的浪行,於是一狀告向了奶奶。

覺得顏面無光的除了奶奶,還有叔叔,來自宗教和禮教的制約,早已根深蒂固深入他們的心靈,除了帶這五位女孩先去體檢,取得處女的診斷證明書,接下來就是全體禁足令,斷絕所有外界的誘惑,然後再積極安排相親,似乎只要嫁得好丈夫,好婆家,就無愧祖先和家族了。

如今什麼時代了?還有人被處女觀念緊緊地綑綁著嗎?有的,《少女離家日記》的女導演Deniz Gamze Ergüven在土耳其出生成長,但是若非移居到了法國,或許她還不能如此既細緻又自在地書寫禁制社會下的苦悶女性,這或許是她第一部劇情長片的創作就與故鄉少女的青春心緒做出如此連結的原因。

Deniz採用的方式是保守勢力拚命築牆,禁棝渴望自由的青春,但是自由靈魂亦有著翻牆與出牆的對策,牆越築越高,鐵窗越加越密,但是少女們還是會找到缺口與出口,電影中最精彩的一場戲就是五姐妹竟然能夠溜出去看一場足球賽(前提是,前一天才有球迷暴動,所以那一場是純椊只踢給女性觀眾觀看的球賽),男人只能在家看電視,可是一旦叔叔從電視上看到五位姪女,他可是會開槍殺人的,這時候看到鄰家大嬸想盡方法要讓全村斷電的手法時,你一定會噗哧笑了出來,但是隨即又會有一股說不出的哀傷與歎息。作曲家Warren Ellis打造的Mustang主題樂章,就以緩慢卻又清幽的旋律訴說著土耳其女孩的無助心情。

深怕青春迷航,是奶奶和叔叔急著安排相親的主要考量,與其管不住失控的野馬,不如早早讓她們有了歸宿,但是相親戲還是有不同層級的,老大Sonay早有了心上人,也懂得男女情事,以尖叫威脅,奶奶不得不改成二妹Selma奉茶,有主見的人或許是幸福的,沒主見的,就只能委屈往肚裡吞。至於受不了禁足窒悶的其他女孩,有的急著製造月事假象,取得嫁人資格,想要離開這個鳥籠,年紀最小,但是主見最強的Lale(由Güneş Şensoy飾演)積極策畫著她的翻牆計畫,問題在於,她夢想的自由是一千公里外的伊斯坦堡(城鄉之間的文明落差,在這兒有著淡淡一筆),除了開車,她根本走不到那兒,她所有的努力,讓人看到了她的聰明、靭性與毅力。

《少女離家日記》是一部向家父長威權說No的電影,Deniz對青春的胴體和欲望有著非常動人的捕捉,看見少女的活力,那種本能的野性,卻被困進鳥籠中的歲月,不論是象徵符號的雕琢,或者自由意志的追逐,都散發出一股青春吶喊的動人氣息,至於困住女孩的鳥籠,最後卻成為女孩爭得自由的工具,巧妙的轉折點,在在顯示了Deniz敘事與駕馭影像的能力與自信。這正是讓人坎城影展「導演雙周」單元給她歐洲指標獎(Europa Cinemas Label),歐洲電影獎給她年度新秀費比西獎,今天頒發的法國凱撒獎給了她最佳新秀、原著劇本和音樂等四項大獎的原因了。

丹麥女孩:夢裡身是她

因為性別,因為性向,所以《丹麥女孩》有了掙扎與煎熬;因為疑惑,因為解放,所以《丹麥女孩》有了表演與好戲。光是他的淚光,你的心都要碎痛了。

很多人肯定《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美學上的乾淨俐落,題材處理有著通俗電影的賣點,但在性別議題上卻欠缺新觀點,可惜了。

我不想說這種觀點太挑剔了,但我認為,評論人投射了太多性別議題的想像與自我期待。

性別或身份,是《丹麥女孩》的噱頭,卻不是主題核心,《丹麥女孩》從頭到尾只是一部為Eddie Redmayne量身定製的電影,這是一部要來看表演的電影:要看堂堂男兒郎如何比女嬌娥更嫵媚,要看一個肉體如何住著兩個靈魂。看到Eddie Redmayne淚光閃閃的眼神,你很難不為他一掬同情之淚。

一開始,Eddie Redmayne飾演的Einar Wegener,是男裝造型亮相,就算略嫌清瘦,卻也談笑風生,悠遊於社交和閨房場合。一直到妻子Gerda (Alicia Vikander飾演)要他瓜代舞伶,扮起畫中模特兒,絲襪的觸感和優雅的腳踝和腳肚,讓他頓時呆住了,心頭那位名叫Lili的靈魂就這樣甦醒了。

「我第一次看見Gerda的腳踝時,我就愛上了她。」這是Einar在一次派對上對著賓客的誠實告白。

「莉莉一直都在,都虧了妳才帶給她生命!」這是Einar對妻子Gerda的關鍵告白。

前者說明了Einar/Lili的美感罩門,一旦看見腳踝之美,Einar/Lili同樣都投降了;後者說明了一個肉身,兩個靈魂的無奈是如何在這位「丹麥女孩」身上共生共存,只是Einar佔有前半場,Lili則成了最後的詮釋者。

導演Tom Hooper選擇了最保險的通俗劇策略,讓Eddie Redmayne先像彩蝶飛舞,顛倒眾生。

例如,他會看美看到癡,不論那是自身,或是舞伶,那是Einar的美學耽溺。

例如,女裝上身讓Einar如魚得水,也讓Gerda的畫筆終於畫出了有稜有角的真實人物。

例如,女裝赴宴,Einar的生硬,反而吸引了Ben Whishaw飾演的同志畫家Henrik的目光,甚至行動,Henrik的魯莽,讓知情卻愛看熱鬧的觀眾笑得花枝亂顫,但也只有在他突然噴出鼻血時,才驚覺這不是一部搞笑的電影(不像純以男星受苦扮裝,來搏君一笑的《熱情如火(Some like it Hot)》、《窈窕淑男(Tootsie)》或者《窈窕奶爸(Mrs. Doubtfire)》),Einar/Lili的鼻血清洗了自己的靈魂,卻也讓觀眾看到了靈魂的血淚。

例如,Einar/Lili願意看診,但不是被人當成瘋子,就是直接要把他/她給關起來,若不閃逃,今生就毀了,濁世滔滔,只有妻子Gerda明白,也願意守候,《丹麥女孩》因此走上了一條真情鋼索上,偏偏,Gerda兼具女女戀(拒絕Einar童年玩伴的示愛)、夫妻情(她對著Lili高喊:「把我的Einar還給我!」那又是多絕望的吶喊!)和朋友情(在街上撞見Lili和男伴同遊)的複雜情感。

例如,聽著Einar/Lili的告白,聽他/她訴說童年穿圍裙打巴掌的往事;看著Lili走過街頭,被惡少視為娘砲痛毆的慘劇……在在說明了在摸索性別的漫漫長夜中,父權與世俗是多麼粗暴地凌虐者少數族群,做為全球第一位接受變性手術的變性人,Einar/Lili的心情變化幾人能懂?又能向誰訴說同情與了解?

正因為前無古人,又無同類,導演Tom Hooper選擇不強做解人的心態,其實是可以理解,也更讓人欽佩的,他真正能做的是讓Eddie Redmayne展現「變形記」的表演深度與廣度:五官表演上,看見美,他的眼神燦爛有如花開;看見愛,他的眼神有飄逸飛揚的神采;肢體表演上,日益削瘦的身軀,讓變性後的「她」更添嬌嬈魅色;不刻意扭動的身軀與手勢,則讓Lili展現了不再以「奇觀」炫耀的「平常心」,那不才是更接近真實的女體書寫嗎?

《神鬼獵人》的李奧納多.狄卡皮歐,透過肉身折磨與憤怒的眼神,展現出二度空間的表演;相對之下,《丹麥女孩》的Eddie Redmayne有靈有肉還有戲,層次繁複,那才是最最精彩的變形記,在我心中,這才叫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