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吹:逆風人生任我行

電影的奧秘在剪接。電影的容貌、韻律與情感誘發,都來自剪接。

剪接的本質就是選擇。排列 素材、決定敘事路徑,都源自導演的選擇。紀錄片《風吹》導演李惠仁說他年初廢棄了原本架構,重啟剪接,而有了《風吹》今日面容。他日,他也許還會剪出另一個版本的《風吹》。

李惠仁的多變與猶豫,或許源自他與紀錄片主角黃文雄相處甚久,累積太多素材,最後他選擇用最私密,也最貼近的角度呈現他認識的黃文雄。

鏡頭下的黃文雄已經垂老,但是意志與口齒依舊堅定、清晰。電影從他釐清「失憶」與「失智」之別開場,重點就在凸顯已經出現失智症狀的主角,即使腳步已經蹣跚,依舊堅定對抗歲月風塵的熱風。

值得書寫紀錄的勇者,不循豐功偉業的敘事套路,直接進入幾近頹微的晚年風景,李惠仁選擇的是他要呈現禁得起歲月篩汰的個性與風骨。

雖然,這個起手式會讓不認識黃文雄的觀眾覺得莫名與錯愕,甚至有隔。李惠仁的選擇就是他的觀察與認知,也成就《風吹》的獨特DNA。

黃文雄擅長製作風箏,「風吹」就是風箏,李惠仁以《風吹》為片名,無非就是借用風箏替黃文雄言志。

風箏必須面對迎面襲來的風,利用氣流擾動產生的反作用力,壓制重力與阻力,飄飄上天。換句話說:黃文雄就像風箏對抗著時代的熱風。有時昂揚,有時翻頹墜滑。

1970年4月24日美國紐約廣場飯店(Hotel Plaza)的刺殺蔣經國事件,當然是黃文雄遇上的第一道時代熱風。

隨後的逃亡與隱遁也是;偷渡回台灣的自首也是;對人權理念的堅持、追尋、批判與落實更是。《風吹》的艱難就在於如何從半世紀的抗爭旅程中,找到畫龍點睛的那一筆。

李惠仁問得好:「你這輩子究竟在抗爭什麼?」時代熱風總燙得人渾身不自在,多數人選擇逆來順受,黃文雄堅守人權理念的各種對抗,是人格,也是始終如一的本色。

黃文雄是「刺客」,卻不想當英雄,也沒想沉浸在壯烈往事,剎那的搏擊,早已載入史冊,時光流逝,依舊不改橫眉怒對人間不公不義之志,才是讓人讚嘆的風箏。

喊口號容易、轉身放棄也容易、在時間的檢驗下,始終如一的堅韌與耐性才得見本色。《風吹》的剪輯就是一場創作者與當事人的本色之旅。

Z字特攻隊:澳洲往事

1979年的一千萬元有多大?夠請來約翰.菲力普.勞(John Phillip Law)、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以及山姆.尼爾(Sam Neill)三位「巨星」來拍片嗎?

「當時,出了約翰.菲力普.勞已經走紅好萊塢,梅爾.吉勃遜和山姆.尼爾都還是《小屁孩》,稀里呼嚕跟著柯俊雄玩玩耍耍一個月,就把電影《Z字特攻隊(Attack Force Z)》拍完了。」

實際負責《Z字特攻隊》製片事務的前輩製片梅長錕,獲悉山姆.尼爾辭世後,告訴我許多《Z字特攻隊》的拍攝秘辛。

「號稱台灣澳洲合資一千萬拍攝,澳洲McCallum 麥考倫影片公司除了負責演員和編導費用外,其他全部要中影買單。」梅長錕表示,「澳洲要求設備比照好萊塢,所以中影要去借租金貴死人的Panavision攝影機,還要有電動軌道和升降機,工作契約上還明載每天得有各半小時的morning tea break和afternoon tea break ,完全就是要吃中影、卡中影的。」

梅長錕回憶當初是澳洲人John McCallum 找上外交部,表示想來台灣拍攝一部以二戰背景,聯軍聯合台灣人對抗日本軍的故事,當時中影積極想走國際合作路線,再加上當時黨國一家,所以中影就和麥考倫影片公司簽約合作兩部電影:《Z字特攻隊》和《奔出狼群》。

「澳洲除了演員,就只出一位導演,開拍前先開除了後來名氣響亮的Phillip Noyce,另外找了一位到好萊塢學電影的Tim Burstall。好萊塢的那一套,我們很陌生,臺灣的作業模式,他們很不習慣,居間翻譯的姚奇偉最慘,每天兩頭張羅、傳話、解釋,還是解決不了水土不服的問題。」

怎麼辦?梅長錕說,Tim Burstall一氣就飛回澳洲不拍了。

怎麼辦?梅長錕告訴中影副總經理張法鶴說既然是抗日題材電影,跟隨過丁善璽拍過《英烈千秋》和《八百壯士》的副導演金鰲勳熟門熟路,一定可以在演員檔期內順利拍完。

就這樣,後來以《報告班長》聞名的金鰲勳就接下了這部台澳合作的千萬大片,在知名攝影師林鴻鐘掌鏡下,用了三萬呎就拍完了《Z字特攻隊》。

梅長錕對澳洲人不很客氣,合約上有tea break,可是沒有用餐規定,也沒有註明要有休息座椅,所以「我就硬不要場務替澳洲人抬便當,肚子餓,自己來抬便當,現場沒椅子,自己搬….」每天擺臉色給澳洲人看,澳洲人於是編了一首歌,「No money ,No Talk . Always meet Mr. Mei is big trouble」孝敬也消遣這位澳洲人也頭疼的「鬼見愁」製片。

梅長錕雖然錢摳得緊,但是金鰲勳執行力強,快手快腳的本事讓一旁監工的John McCallum眉開眼笑,拍完每顆鏡頭都說「Good, Just what I want !」

既然監製沒意見,演員也樂得輕鬆,梅長錕說:「每天下午五點鐘收工,這三位澳洲小屁孩就跟著歌柯俊雄從恆春開到高雄,認識參與南台灣的酒家文化!」

他印象最深的是梅爾.吉勃遜每天開飯時就穿著游泳褲,打著赤膊來搶便當!只不過,後來梅爾.吉勃遜紅遍全球,絕口不提(不肯/不願)這段臺灣拍電影的往事,或許還真是當年玩太兇,《Z字特攻隊》的票房慘到不忍卒睹,成為大明星不願回顧的往事。

正因為《Z字特攻隊》的實際合作狀況不符合中影期待,梅長錕提醒張法鶴澳洲人根本沒錢,製片和旅館費用大得嚇人,別再往無底洞裡鑽,台澳合作製片的夢想就此打住,合約中的第二部電影《奔出狼群》當然也就無疾而終。

《Z字特攻隊》的台灣演員柯俊雄、魏甦、易原均已往生,約翰.菲力普.勞也走了十多年,山姆.尼爾今天辭世。這些拍片往事還好梅長錕記性好,聽他回憶了20分鐘前塵往事,真覺往事如煙,朦朦朧朧中的時代光影,還真是有瞎打誤撞的影史皺摺,值得一記。(其他,就看姚奇偉或張艾嘉還記得多少了)

膠卷工作坊:現代足跡

近二十年來,數位海嘯風風火火吞噬影視產業,膠卷江山全面潰敗,打烊的打烊、收山的收山,依然堅持膠卷沖洗產業的耕耘者,靠的就是類似唐吉軻德的信念、執著、浪漫與熱情。

上星期,目擊了「現代電影」出資主辦的「super 8底片電影工作坊」,16位年輕學員分成四組,在兩天內,透過三盒super 8膠卷完成的了四部短片。

數位時代還在玩膠卷,不是逆風,而是播種。在人跡罕至的道路上,播下十六顆種子。

沒有人知道,種子將來開不開花?或者開成什麼花?現代電影總經理陳世庸從六成五的奧斯卡最佳影片入圍作品都堅持用膠卷拍攝時,聞嗅到一個節氣的即將到來。

當然,現代電影的沖印工廠沒被數位浪潮吞噬滅頂,也是因為源源不斷的國際訂單讓他們昂首前行。

工作坊的重點在底片攝影、沖洗。學員體會了類比時代的創作壓力:必須做足功課,才敢開機,喊action,現場的齒輪轉動聲音都在提醒他們:膠卷快用完了,想拍的畫面拍到了嗎?

這一切都要到最後膠卷沖洗完成,轉成檔案後才知道哪些堪用?才確知下一步究竟該怎麼進行?

乍聽之下,這種不確定性折騰著所有的參與者,幕前幕後的參與者都難免忐忑,就怕一切重來,心血氣力和金錢都重創!然而這種限制下養成的慎重與計較,卻是極其珍貴的仿古經驗,前輩經典不都是在這款高壓情境下完成的?

這16位年輕人幸運得著現代電影的全力支持,有底片、有攝影機,連夜沖印轉檔,還有導師輔導…….他們只需學會如何操控機器、掌握膠卷攝影的技術與技巧。

他們的壓力一方面來自膠卷的初體驗,一方面來自要以最短時間從工作坊所在地「剝皮寮」的地理與人文環境中快速找出想說的故事。

壓力可以激發才情,他們完成的四部短片各有勝場,例如:從愛情祈願出發的《笑筊》,對時間與手機開玩笑,趣味橫生;《艋舺迴旋》則像是沒頭蒼蠅一般穿梭在龍山商城的彎轉巷弄、店鋪間,躁動的影像像摔砲、甩彈一般蹦蹦爆裂;至於從一架攝影機帶出拍攝者與被攝者對話關係的《The Curious Adventure of Lost & Found》,則像是熱力導彈相互追逐;最後登場的《雨滴落下的痕跡》則是從一封無法投遞的信件帶出艋舺、台北州與萬華的前世今生,冷冽的鏡頭猶如一顆深水炸彈炸向斑駁街道的沉睡靈魂。

透過Super 8的銀鹽顆粒來捕捉當代萬華的舊與新,確實多添了一些歲月滄桑,但讓我動容的的是16位學員都那麼迫不及待分享著初試膠捲創作時的悸動與激動。那種從無到有,從不確定與失落中找回創作初衷的魔幻啟示,不正是這次膠卷工作坊期待的種籽效應?

我不知道膠卷會不會像黑膠唱片一樣,再次回流成為主流,膠卷創作要再次成為產業,其實是嚴肅的供需問題。市場有創作需求(是不是更多創作者從膠卷中找到色彩與光影的深闊層次?),相關產業才會蓬勃。現代電影既然是亞洲碩果僅存的兩家沖印公司,這款特殊的存在不也是文化產業的重要戰略資源?

至於膠卷比數位更適合典藏,更耐久也也更牢靠的特質,又是另外一種書寫、記憶和保存歷史的載體,則又是另外一個嚴肅議題了。

《麥田捕手》裡有一句話:「The mark of the im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die nobly for a cause, while the mark of the 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live humbly for one.(不成熟的人,會想為某個理念壯烈犧牲;成熟的人,則會為某個理念謙卑存活)。」

現代電影以一己之力在台灣辦起膠卷創作工作坊,甚至邀請學者闡述膠卷產業未來可能,雖然他們獲得的關注與送暖,異常稀薄,但是他們不改其志,下一步還想走向國際……凡此種種,毋寧就是那種謙卑為理想而活的鬥士。

我很榮幸見證這次機緣。他們資源有限,但是他們持續做該做的事,這份堅持與浪漫的一小步,我願意祝福!

傳奇女伶高菊花:哀歌

傳世名曲「la paloma」有一段歌詞:

假如有鴿子飛到妳的窗前 請妳親切地迎接它

像對我一樣

Si a tu ventana llega una Paloma,

trátala con cariño que es mi persona.

那隻鴿子曾經在70多年前飛到阿里山鄒族達邦部落高家窗前,然而,命運之神並未眷顧鴿子,也沒有疼惜那位女孩。甚至,甚至奪走了她的名字,以及聲音。

女孩名叫高菊花,她的父親是高一生,死於白色恐怖槍下,那個時代的魑魅魍魎斷了她出國深造的路,更化身黑霧魅影,糾纏了她一輩子。

《傳奇女伶高菊花》監製熊儒賢在首映會上拋出了一句看似簡單,卻極其沉重的問題:

這位原住民女孩

一生中有過許多名字:

先是「矢多喜久子」(日治時期);

後來改成「高菊花」(國民政府時期);

一度又因厄運襲擾

身陷囹圄的父親將她改名「高芳梅」(白色恐怖初期);

繼而以「派娜娜」闖蕩歌壇養家活口;

2016 年辭世,墓碑上刻著「莫尼加」。那是她的天主教聖名。

熊儒賢問的是:高阿姨,哪個名字才是真正的妳?

都是吧。我在心裡揣度著。每個名字都承載著一段傷痛。

《傳奇女伶 高菊花》透過名字的流變,訴說了一則險些被歷史洪流淹沒的傷心史。

她沒能替父親清洗冤屈,更忍辱吞聲,以自首換呼吸,才能養活一大家子人;更因為黑資料,被迫獻身,成為政治交易下的羔羊祭品……

電影緣起於台灣流行音樂史的資料採集,卻意外撞見1950-60年代歌舞才藝頗負盛名,資料卻極其短缺,連唱片都沒能灌錄傳世的派娜娜。甚至因而勾出了那個時代倖存者的黑資料。當年順手拍下的兩段歌唱影像,20年後成了絕無僅有,又極其珍貴的歷史檔案。

盧元奇導演並沒有走傳統的人物傳記電影敘事路線,絕大部分透過倖存者後人回憶、朗讀日記、探查檔案,來拼湊與重現他們認識、記憶中的高菊花,難以置信的高度落差,反而更凸顯了那位與幸運白鴿擦肩而過的鄒族少女的坎坷人生。

電影最犀利的觀點來自:高菊花願意公開自己這段傷心往事嗎?不管是從波蘭書籍與檔案中挖出鐵證的作家,質疑自己如獲至寶,卻未能體察當事人幽微心境,那種咎己自責未能將心比心的痛哭流涕;或者是當年只是聆聽卻一直沒能聽懂的攝影師們……

盧元奇選擇讓高菊花用歌聲回應所有的疑問:聽她唱起「Cucurrucucu Paloma」這首歌的招牌副歌:Cucurrucucu Cucurrucucu Cucurrucucu 三次的Cucurrucucu 截然不同,一次比一次哀、一次比一次淒嗆,那是她的回聲,也是她的抗議,聽過,絕難忘懷,遠遠甩開了《春光乍洩》和《悄悄告訴他》透過「Cucurrucucu Paloma」形塑的低迴與惆悵。

不過,《傳奇女伶 高菊花》應該只是高菊花傳奇的起手式,紀錄片略過了一些爭議細節,或許還在仰賴更多出土資料的挖掘與探尋,畢竟,高一生還未正式登場,幕後黑手也未亮相,宛如銀色鈴鐺的「春之佐保姬」和「長春花」都還沒再次迴盪在阿里山谷呢!

飛吧!熊鷹:鳥人傳奇

第一眼撞見熊鷹御風翱翔,黑白相間的羽翅十字伸展,威風凜凜,我張大了嘴:「這不就是鷹之王者?!」

第二眼瞧見熊鷹收翅俯衝直下,我的眼睛張得跟嘴巴一樣大,因為想到了「天地一沙鷗」的Jonathan Livingston,那種速度、那款雷霆之姿,眼睛張得和嘴巴一樣大:「這不正是猛禽之王!衝破速度極限的王者?!」

導演梁皆得沒讓我喘息,第三幕就是兩隻熊鷹的求偶圓舞曲,各自伸長了爪子勾住對方,就在空中轉圓圈,天旋地轉,「這不是戀愛中人的共同心聲嗎?」我忍不住叫好起來:「人間哪得幾回見?!」

梁皆得導演在新作《飛吧! 熊鷹》中,就靠著開場這三幕交出他耗時12年守候到的珍貴畫面,完成破題,也成功吸聚了好奇與期待目光。

梁皆得是著名的「台灣鳥人」,長期觀察、守候、拍攝鳥類生態,他清楚明白:「to see is to believe」,神話傳說需要影像見證,千言萬語不如親眼目擊。

然而,紀錄片要求更多,除了影像,還要敘事、還要人間連結,還要更寬宏的視野與襟懷。

《飛吧!熊鷹》的敘事宇宙從「熊鷹」已經名列瀕危猛禽出發,先從守護熊鷹的學者切入,若非南台灣的「太極鷹王」-屏東科技大學孫元勳教授,以及更年輕也更有行動力的宜蘭愛鷹夫妻,孜孜矻矻以苦行、耐心、愛心,也,結合科技,紀錄、揭露、並理解出熊鷹的生活模組,包括求偶、築巢、育雛、單飛、流浪、遷徙、落腳的點點滴滴,讓台灣人不再只會抬頭望鷹,渾然不知鷹的作息、雄偉與珍稀。

正因為熟悉了熊鷹生態,才能察知林相變化以及周遭掠食物種帶來的棲息危機。

當然,夢幻物種終究要與人類交手,在部落上空盤旋的熊鷹,形塑了部落聖鳥與祖靈傳奇,再從排灣/魯凱族文化中羽毛冠冕的貴族象徵,帶出文化與生態對撞的議題,也帶出羽毛需求衍生的獵殺,再從工藝師鍾金男致力推廣的仿真羽毛技術,提供人鷹和解共生並存的保育轉機。

所有的紀錄片都是用時間、體力與生命換來的,《飛吧!熊鷹》當然亦不例外,梁皆得這回附送上更多「守候」成果:白如雪的雛鳥羽毛、保持巢穴清潔的排遺行為、雨季造成的生存艱困、求偶的形式與密度、親鳥面對生死的態度……有時趣味橫生、有時唏噓慨嘆,坦白說,既開眼界,又長知識。

梁皆得的《飛吧! 熊鷹》先做到了「有料」又「好看」,再透過擴大放射的議題討論,讓看完熱鬧的觀眾,還能獲得啟蒙能量,極不容易。

人生海海:移民酸辣燙

廖克發是台灣電影的潛力股。他執導的《人生海海》更是近年視野最遼闊的台灣電影。

從血淚出發、從微笑轉身作結,《人生海海》關懷不同世代的移民委屈,不管是站在時代浪尖的台灣,或者是還被傳統緊緊綑綁的馬來西亞。

移民電影過去總是沉重悲情,廖克發的敘事輕快卻不失厚重,在輕舟終過萬重山的轉身之餘,依舊承載著逆來順受的悲涼,像極了一碗加了厚厚黑胡椒的酸辣湯,無以名狀的各種滋味翻滾攪動。

《人生海海》的故事從父親過世展開,子女的憶述、褒貶與善後,諸多不堪,各有酸甜,隨著時間翻頁,終究只能放手,然而子女吞吐出的碎片,飄洋過海的先祖塑像就已清楚浮現,對照當下花果飄零的子孫情貌,那種恬淡與靜寂,更添人唏噓。

《人生海海》的核心主軸在於世界從來不平等,多少國族標榜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為什麼偏偏有人就是矮人一截?為什麼不同的宗教信仰就會淪落成「二等公民」?國族中人有等級,移民更是階級森嚴。電影時間跨幅長達百年,宗族血脈地域更達千里,人生尊嚴到底幾斤幾兩重?為什麼因人因地因身分就有歧異,則是不變的質問。

身處時代夾縫的「下流」人生,誰不會想問一聲我究竟是誰?何以如此遭遇?明明憤怒又委屈為何總是只能低首吞聲?行路天涯的千瘡百孔都是膿,都滲血。那款羞辱與憤怒,移民知之,僑生更知之(身為馬來西亞僑生的廖克發對於異鄉人捐血被拒的驚愕與挫敗,能不耿耿於懷)。

有錐心之痛,卻能舉重若輕,談笑提點,都是高明的敘事者。《唐山過台灣》拍得跌跌撞撞的渡海驚魂,《人生海海》透過一碗熱粥就成功達陣;至於移民來到陌生異域的粉彩辟邪、拿督公與土地公的對比、還有萬靈不爽的榴槤傳奇、以及身分證與遺照的連結……從鄉野傳奇或者荒謬人生的觀點來檢視,都有一種火中取栗的灼痛,也有暮然回首的滑稽,廖克發的豁達書寫也讓《人生海海》得著海闊天空的悠然。

至於「信我者得永生」的宗教承諾,真的可以在現實人生中得著「貴族」般禮遇,甚至演出「空棺」與「搶棺」的荒唐戲碼,更是「笑中帶淚」的曲筆嘲諷,廖克發就在短短十多秒鐘的鏡頭裡,把華人移民的百年滄桑都穿串進去,甚至在踉蹌奔竄之際,不忘呼應積鬱爆發的雲雨翻騰,這種平行剪接的相互烘托,讓人看見了廖克發的大器與細膩。

電影中的長子阿耀為了護航父親,可以一派天真地編織對動物園的嚮往謊言……導演廖克發坦承他就是那個男孩,父親為了生活,靠偷渡營生,扮演掩護角色的他卻因此練就編故事的技法,東隅桑榆的得失因果,就是一本很難清楚計數的生命賬冊。

廖克發對人生坎坷與階級歧視,沒想擊鼓吵嚷,所有角色的抵抗都很溫柔,但求放手與放心,電影終場前,被子女數落成好色又常棄家「走路」的老爸,卻也展現出靠著「蛇行」身段,才能披荊斬棘,扶濟更弱勢族群的本事,人生有黑有白,蓋棺都難論定,更是縱浪大化中的俗世兒女,與歲月同行時逐步參悟的認知與體諒。

我一向感謝帶我認識舊世界、開啟新視野的電影,廖克發導演的《人生海海》正是這類作品:笑中有淚,含淚卻不悲,電影議題的拿捏與點放,演員不演更有戲的內斂本事,場面調度的精準細緻,都證明了他未可限量的彈跳能耐,可喜可賀!

深度安靜:暴力方程式

「畫外音」是一種創作手法,透過影音不同步的並置,豐潤也拓擴了電影意境;「畫外音」也是解讀沈可尚作品《深度安靜》的通關密碼。

一如片名,《深度安靜》既深沉,又隱晦,需要凝視與聆聽,才能在聲音與影像交錯或交疊的縫隙、拆解沈可尚拍發的訊息。

聲音究竟能多迷人?從第一場戲就跳了出來。

安靜的圖書館裡,張孝全與林依晨各據一方,鉛筆在紙上沙沙沙的塗寫聲,不是噪音,而是密碼。聽懂的你,也會沙沙沙回應,心有靈犀沙沙通,既浪漫又嫵媚。

就在莞爾一笑後,鏡頭一路往上攀,往旁移,畫外音浮現,定情的現代式悄悄滑進了未來式,你聽見了喜悅、祝福與幸福,可是浮動在明亮窗景前的聲音,卻溢散出不安靜的低頻,口口聲聲嚷著幸福,卻有一股揮之難去的隱憂。

聲與影不同步,會激生一款奇特的費洛蒙(Pheromones)酵素,先是迷亂、繼而誘惑你尋訪不協調的背後,究竟藏有啥樣的信息?

白色恐怖的國家暴力,讓多數人選擇噤聲無語,《深度安靜》的緘默,同樣也是家庭暴力下的唯一選項。

沈可尚走的是柏格曼式暴力路線:無須聲嘶力竭,也不必面紅耳赤,從主角們的困境與煎熬,你就可以理解都源自被包裝得極其精巧的家戶長暴力,都躲在蹙眉低首、忍氣吞咽的肢體與靈魂中。

問題的癥結與答案其實都已經寫進對白裡,問題在於可能你忽略了,可能你漏接了、或者沒聽懂,當事人如此,觀眾更是如此。導演沈可尚應該是Paul Simon的知音,把「sound of silence 」這首名曲的內涵:「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發揮得淋漓盡致。

走不出來的人、走不進去的人,不是不想,而是找不到好好對接的頻率,說不出口的傷痛、霧中摸索的疑惑與挫敗,讓立意良善的溝通都導致對撞與消磨,只能像麻花一般糾纏、扯不開、剪不斷。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適切說明了極度安靜下極度龐大的噩夢魅影。

柏格曼擅長用視覺雕塑主體,《深度安靜》也許可攝影師陳大璞透過鏡頭與構圖來敘事。

陳大璞用大光圈拍下的底片式魅影,精準點出了主角的焦慮與困境。暗影幢幢,就像那些講不清楚的往事,也準確投射出當事人的創傷疤痕。

至於張孝全家裡牆上懸掛的畫作,有著Turner畫筆下的風暴,也有著Orpheus陰間救妻的神話隱喻。一如小坪頂山頭那棟高聳爛尾大厦,龐大而荒涼,雄偉卻千瘡百孔,不也是家庭神話的當代註解?選對了景、找對了表現方式,藏在心裡的秘密就讓你找到了對話門道。

電影的魅力來自蒙太奇,蒙太奇就是剪接,就是排列組合。《深度安靜》的敘事魔法就盡得蒙太奇心法,慢慢剝洋蔥、悄悄兜圈子,張孝全的提問,林依晨回答不了,沈可尚也不想如響斯應,一板一眼細說分明。觀眾如何理解,都只會是接近真相,誰說真相是非黑即白?誰說真相只有一個?當事人都不確定的記憶,是選擇性逃避?還是下意識的扭曲?

套用詩人楊牧的「孤獨」詩文,或許也是一種理解《深度安靜》的管道:
孤獨是一匹衰老的獸
潛伏在我亂石磊磊的心裏
背上有一種善變的花紋
那是,我知道,他族類的保護色……..

《深度安靜》是顆精雕細鏤的寶石,凝神端詳,會見金光,《深度安靜》是杯苦澀烈酒,淺酌細品,會有回甘。

高雄有顆藍寶石:豬哥亮

楊力州的紀錄片一向努力找出讓觀眾進入的捷徑,「請出」豬哥亮,讓他「主導」及「串聯」議題,就是《高雄有顆藍寶石》的奇招。

紀錄片的主體往往就是往事與故人。重建,消失的;喚醒,遺落的;提點,散亂的,把過去式擴展到現在進行式,素材不可少,敘事不能俗,利用AI科技,讓早已「出國深造」的豬哥亮再次現身大銀幕,有影有聲還有意志,不只是噱頭,而是「豬氏」風格的臨摹。

AI本身不是問題,既能有效填補影像匱乏的現實困境,更讓導演的敘述觀點混雜了擬人化的基調,看似虛擬,卻也是導演做足功課後所理解的重現,有趣味、有觀點、更挑戰了紀錄片一直很難清楚切割的主觀/客觀敘事。

時間參數一直也是楊力州作品最重要的著力點。故事從1975年切入,以跪拜蔣介石靈車的時代剪影,帶出威權時代的強大魅影,順利解釋了「藍寶石」崛起的時空背景,舉凡國語政策下的娛樂選項、軍頭修理不配合應酬的歌手,以及加工出口區的豐沛消費能力與需求…..枝枝節節都有了見樹又見林的著力點。

藍寶石已經改建、周遭商圈早已繁華落盡、豬哥亮、高凌風、賀一航等昔日紅牌更都已凋零,面對人事全非的創作困境,楊力州從周邊產業著力,針對藝人、髮型、當鋪、鞋匠、粉絲收藏……繞了一圈,算是對歌廳秀的生態圈做到遠景揮毫,不能工筆素描,但有了陰陽凹凸的輪廓具象。

電影最高妙的一點是通過鑽石歌王林沖的嘴,說出了娛樂名人的心中憾痛:為什麼總要人死了,才來歌功頌德?為什麼不在人還在的時候,好好留下第一人稱的說法?

影視歌人物長久被台灣「正統」紀錄片工作者忽略或輕蔑,林沖的感嘆與眼淚,因為楊力州及時訪問了他,才讓這部主角缺席的紀錄片有了活生生又血淋淋的當年紅星來映照昨日風景。

也因為林沖,所以「鑽石鑽石亮晶晶」的招牌歌曲,成為《高雄有顆藍寶石》最貼切的片尾曲,張徹導演當年填寫的歌詞:

鑽石 鑽石 亮晶晶 

好像天上摘下的星

天上的星兒摘不著 

不如鑽石值黃金

鑽石 鑽石 亮光光 

好似彩虹一模樣

彩虹只在剎那間 

不如鑽石長光芒……

在六十年後得著了神奇的對話與註解能量。

重啟藍寶石歌廳秀,原本是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從廢墟裏重生的庶民記憶工程,因為節目引發熱烈迴響,紀錄片、新書與展覽的系列產品因運而生,在在說明人民的記憶與共鳴就是最最火燙的汨汨能源。

「藍寶石大歌廳」曾經是台灣土壤中笑聲密度最高的一顆寶石,擦亮它、認識他、擁抱他,此其時也。

CELLO琴聲:追思范宗沛

我愛他的大提琴。

我也愛他的義大利麵。

他的義大利麵館就取名Cello.

󠀠

風潮音樂212日證實,「配樂鬼才」大提琴家范宗沛(Cello Fan)近日於台北榮民總醫院辭世,享壽 65 歲。

最後一次看到范宗沛拉琴是20241124日陳永淘的音樂會,當天正值12強經典賽台灣與日本的冠軍決賽,觀眾席和演奏家都有一點精神不集中,心懸兩地,最後還是陳永淘忍不住脫口而出說:「我們贏了!」頓時台上台下一起歡呼,笑成一團,誰教我們都是棒球迷!

󠀠

最後一次接到范宗沛的電話是去年六月13日。

他來問,哪一部華人電影採用過小約翰.史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我的回答是:「胡安的《西洋鏡》。」電影看過的人不多,記得的人應該更少,他嗯了幾句,就沒再多說了。

范宗沛憑藉深厚的古典音樂底蘊跨足影視配樂,是台灣樂壇極少數能同時獲得金馬獎、金曲獎、金鐘獎「三金」肯定的全才音樂大師。

我在2002年訪問過范宗沛,留下一點文字紀錄,這裡先摘要部分,或許能讓大家更認識他。

范宗沛1961年台北市出生。

四歲就學小提琴,可是很快就因脖子太短,改學大提琴,理由是練累了,可以靠著琴休息,很舒服。從小接受救世傳播協會的音樂薰陶,在光仁和藝專學音樂,可是他只喜歡練琴,不喜歡上課,所以每個學校都沒唸完。

就業後,曾經是國家交響樂團的首席大提琴師,但是十年後,他離開這個他最喜歡的樂團,理由是樂團一直沒有再進步。

平常他不太說話,只是默默一旁觀察,等到話匣子一開,他卻能讓人耳朵一振。

問:你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有電影做曲的經驗了?

答:對,一九八0年代,台灣的報紙正流行四格漫畫,敖幼祥的「烏龍院」非常受歡迎,不但報紙連載,漫畫出書,還拍成電影,還做布袋戲演出,我就是那時候負責出一些點子,也因為「烏龍院」拍成了電影,所以也就順便負責音樂創作的工作。

問:那時候拍電影,音樂創作的空間相當有限,沒有太多人重視?

答:我想是要求的方式和表現的方法比較簡單吧。那時候的電影導演多數只會告訴你說:「給我一段輕快的音樂。」或者說:「給我一段像某某電影的音樂吧!」很少去要求音樂應該有多少轉折,情緒要有什麼變化,音樂和劇情之間該有多少的互動關係,大家都好像已經在長期的音樂概念下,被訓練培養成一定的反應模式,例如外星人的科幻電影,大家都不管內容到底怎麼樣,直覺就認為電影音樂應該繼承「行星組曲」和約翰威廉斯那樣華麗雄壯的進行曲模式就對了。

傳統上創作國片音樂時,都有一種定性思考,就是你只要在鍵盤上彈出一點輕快的旋律節奏就夠了,導演和製片人不太理解音樂的功能,也沒有音樂素養,自然就不會花太多心思和力氣來經營音樂。

問:一九九八年的亞太影展最佳音樂獎頒給了萬仁導演執導,你作曲的《超級公民》,你們的合作過程該怎麼來形容?

答:那得從《超級大國民》談起,當時我正和好友林海在大陸錄唱片,李壽全打電話問我說可不能趕回台北替萬仁導演的電影作曲,我一直覺得替電影作曲是很有挑戰性的事,所以雖然很趕,必需在五天之內完成,我還是接下了這份工作。我回到台北,萬仁導演拿了剪好的毛片樣帶來給我看,詳細說了劇情以及他對男主角的感覺,還有他希望電影的音樂是怎麼樣表現,充分溝通之後,我就拿了一卷影片的錄影帶回家,那不是一般的錄影帶,而是上面有數碼的專業錄影帶,我要先清楚影片要加上音樂的片段長度,再來計算音樂如何配合畫面和劇情做變化,完成主題表現。

這一次的合作經驗對我很重要,因為以前做電影音樂都是人家說:「ok,你就幫我寫一段輕鬆的或是好聽的音樂吧!」順便再告訴我長度幾秒就好了,萬仁導演做音樂的態度讓我大開眼界,也覺得很受尊重,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以前我看電影,跟大家一樣,不太去注意電影的音樂,但是做了《超級大國民》的音樂之後,從此我看電影都會看兩次,第一次先看劇情,享受電影的魅力和趣味,第二次則是專門去研究別人的音樂是怎麼完成的,去研究一下別人的音樂表現。

問:萬仁導演很講究音樂感性的表達,從早期《蘋果的滋味》、《油麻菜籽》、《超級市民」》開始,以及後來的《超級大國民》及《超級公民》都非常強調音樂與畫面搭配的效果,你們的合作過程該怎麼來形容?

答:萬仁導演是個概念很清楚的導演,多數時候,他都已經想清楚自己要什麼音樂,所以呢,我們溝通的時候,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場合都是他在說話,他會抱著一堆cd或音樂帶給你,清楚地告訴你,他要什麼樣的音樂,你只要幫他把音樂的概念執行出來就好了。

問:只是執行?沒有自己的創意在裡面嗎?

答:萬仁導演的厲害就在於他幾乎把他要的音樂都聽到爛了,他在剪輯的時候把畫面和音樂的結合都算進去了,每個高低起伏轉折都熟到不能再熟了,所以只要你略做變動調整,他的耳朵就會尖到立刻聽出來,告訴你說這樣不對哦。

問:《超級大國民》中啟用了大提琴和雙簧管這兩個音域很低的樂器,加上男主角林揚不時出現的獨白聲,三種聲音交流纏繞在一起,形成極強烈的聽覺衝擊,你是怎麼用音樂來做到這樣的效果?

答:以前,國片還沒有杜比音效的時候,大家根本不敢用大提琴和雙簧管做主奏樂器,因為它們的音律和音域很窄,一到戲院裡就聽不到了,只敢用小提琴和鋼琴來表現,現在技術進步了,大家才趕放手玩玩看。

林揚在電影裡面是位從監牢出來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內心裡一直對昔日參加讀書會的受難同志有很深的歉意,所以整個電影裡面的音樂,都採半音形式出現,因為半音在音樂裡面,給人一種苦苦糾纏的感覺,一種不斷擠壓的糾纏,再加上大提琴本身就有厚重的懺情力道,我們用一連串切割的半音來表達他的內心糾結,營造出一種擠壓的情緒感動。萬仁導演同時也給了男主角林楊很多的獨白空間去發揮,你會赫然發現人聲其實也是一種很優美的樂器音樂,人聲加上樂器聲,整體的音樂效果就這樣浮現出來了。

問:《超級公民》的音樂流動性更強了,巴哈和韋瓦第的慢板音樂在你的詮釋和畫面的配合下,不但沒讓人睡著,反而締造出如夢似幻的詩情效果。

答:這和電影結構有很深的關係,電影中的男主角蔡振南是個長期從事反對運對的攝影家,台灣的民主運動,他曾經參與很深,但是疏於照顧兒子的結果,導致兒子墜樓,所以他有悔罪的心,一意要尋死。

我們採用了巴哈的慢板音樂,基本上,它是非常安靜的,可是男主角卻不安靜,他是斷地在尋求一種心靈或者靈魂的解脫,想要去找一種方法去死,這部片子基本上就是去描寫他如何追尋一個死亡的方式,我們採用了很巴洛克的古典的音樂,它是那麼的寧靜那麼的安詳,巴哈的慢板音樂有如一種情緒暗示,慢到不能慢的慢板,給觀眾一種很不詳的暗示,好像有事即將要發生,但是究竟是什麼事,大家都不知道,反而帶來一種一探究竟的心理,這也是電影音樂的奧妙之處。

萬仁導演最近的幾部電影都以台北做背景,城市的記憶,城市的感覺非常鮮明,這部電影尤其強烈,萬仁特別強調攝影特色,因為一位心繫往事,經常遇見鬼魂的計程車司機,觸目所及的不但是今日繁華,更有昔日影像,交錯流現,繁華與泠寂的對比,相對地就使音樂特質格外凸顯。

問:同樣地,《超級大國民》中的林揚及《超級公民》中的蔡振南,導演都用了大量的旁白來說明他們的心靈狀態,特別是他們穿梭在台北街頭上,腦海裡和影像上卻盡是往事追憶,過去和今日的時空是交替浮現,是否因此要求所音樂能夠特別呈現一種詩意的感覺,希望能夠代表,反映時空流動的效果呢?

答:《超級公民》中的蔡振南是一個滿鄉土,本土的角色,萬仁導演曾經說過:「

台灣一般電影裡面,比較少去談到台灣的知識分子,他們也許話不多,但是內心裡常蘊釀了一種運勢、一種情緒。」所以除了大量的旁白之外,就要更大膽的用到十七十八世紀的古典音樂,好萊塢早就習慣用古典音樂來說故事,那是他們音樂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對台灣的知識份子而言,古典音樂調性的音樂處理也可以相當程度地反應了他們的成長以及品味。

我想,《超級公民》的攝影會更講究所謂的流程跟明亮,主要是因為劇情主角是

一位厭世的角色,情節沈重,只有用畫面的亮麗和音樂的悠美來襯托,才能捉得住那種已經對生命絕望的厭世者角色的內心世界,越華麗的畫面,有時候越會讓人感到幽暗與絕望,就像聽起來很柔美的音樂,事實上卻可能另有一種哀怨。

(註:電影《超級公民》中,導演萬仁除了用古典音樂表現漢族男主角蔡振南之外,同時也用了原住民的音樂來表現張震嶽的原住民角色,萬仁導演對於這段音樂的處理方式,也有獨到的看法:「我對張震嶽演的原住民設定是兼具馬月排灣族和魯凱族的出身,因為這兩族的族民,非常的節儉。魯凱族的女人是張震嶽的祖母,我們就找到她到拍片現場收音,讓她很自由地地唱出當時的拍攝情境的歌。

另外,我們特別到屏東的山地找了幾位排灣族個以前受過日本教育的資深頭目,組合起來吟唱出排灣族歌曲,我不想再用任何他豐年祭去唱的傳統歌謠,而是要把們的歌引用在以台北捷運做背景的戲份裡,用他們的音樂來點出原住民與台北文化的互動與依存關係。我一直認為,電影裡面很需要用某種特定樂器來代表一位角色,或是一種觀點,所以電影中還用了用鼻子吹氣的鼻笛,呼應了電影的漢族剝削原住民的主題。」)

問:徐小明導演在看完《超級大國民》之後,很意外發現國片有人可以將古典音樂處理得這麼特別,他曾經對很多人表示感謝萬仁導演替國片發掘了你這樣的音樂人才,也因此後來他替公視拍攝電視劇《曾經》的時候就找了你來做音樂?

答:很少人拍電視劇像拍電影那麼用心,徐小明光是要把一所廢棄的學校重新恢復成四五十年的模樣,就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我到外景現場看過他們的努力,加上自己在讀完劇本後,愛得不得了,要我做什麼我都肯,我二話不說,不管經費有多少,就咬著牙來做了。

至於《曾經》的音樂,先是有素人音樂家陳永淘寫的歌,以往電影有主題曲的時候就直接用不同的樂器彈奏主題曲的旋律,但是我試著完全把主題曲的音樂切割,分成不同的主題來詮釋來表現,可以算得上是我最得意的代表作品了。

󠀠

恨女的逆襲:拳拳到肉

《恨女的逆襲》打給我一連串的驚喜!因為電影中,處處是細節,處處有眉角,那是編導演從土地裡打過滾,提煉得到的結晶,晶瑩剔透,活力四射。

女主角陳家玲(林怡婷飾演)是最大的驚喜,她熱愛拳擊,練習場與擂台上的揮拳英姿承載了汗水與毅力,逼真能量遠勝其他運動類型電影的演員,但她最酷的背影卻是騎著送貨便當機車的自在與自若。

因為,《恨女的逆襲》的拳賽雖然是核心,然而導演要說的卻是一個女孩的故事。拳賽重要,人更重要,她的生命力擺盪在拳擊與便當中,所有的生活細節都具體回答了憤怒緣由,真正是從艱困土壤中開出的一朵孤挺花。

台灣電影能出現《恨女的逆襲》這樣一部電影,非常珍貴,更值得驕傲。負責編劇的李宜珊與何平,田調做得紮實,重點拿捏也精準到位,一個小家庭的混亂宇宙,生命擂台上的假假真真,直如台灣社會的病理切片,看得到鮮血淋漓的病灶,也直擊了野生女力掙脫環境、命運,即使落寞孤單,也要昂首前行的風景。

「一個女孩子學什麼拳擊……」開場的女主角被打得鼻青臉腫回家,家人看見她那張臉,都會這樣調侃她。是的,調侃,而非心疼療傷。

為什麼?仔細聽,杜篤之的音效設計讓你清楚聽見,家玲的出拳聲,先是虛空軟弱,然後逐步上揚,聲音層次如同家玲的成長、蛻變與覺悟,即使她也只是一位業餘拳手,即使打不過專科高手,她就是要奮力出拳。李宜珊沒想拍台灣版的《洛基(Rocky)》,更不相信勤練苦練就能反敗為勝成為拳王的好萊塢神話,陳家玲的每一拳都在回應家庭、父母、教練前後不一的混亂邏輯與生命態度。她沒有拳王夢,她的每一拳都是為自己而打。

「出拳」與「恨女」有著明暗對照的意涵。陳家玲的「恨」源自成人(父母、教練)的失能、失職與失蹤。所有的疑惑與不解,她只能默默承受,自己找出路。

以拳賽為例,打贏有錢,打輸也有錢,甚至拿到更多的錢!啥?陳家玲腦袋裏的問號,就像冰山展露的頭角,她終於會懂得底層的眉眉角角,更會明白現場何以有晃動的黑衣人影。

蔡振南飾演的教練強調他教的都是實實在在的真拳。但是他的眼神、耳語和瘸腿,都另外有故事,這也符合了印象畫派的點畫法,細節各自獨立,最終卻互相援引,串聯出完整意象。

以便當為例,生產線作業一人兩人或三人不時可見,機車後座塑膠籃的沉重搖晃,全靠單兵作戰,陳家玲的嬌小、嫻熟與沉穩,讓家計重擔與個人意志都在她的軀體上反射出巨大能量。

至於便當的「加料」細節,當然就是陳家玲的「本性」書寫;家人對她廚藝的反應更註記了陳家玲的「獨立」本色。甚至母女的兩場廚房對槓攤牌戲,更將小小廚房空間升格成戰場與治療室,EQ滿點、AQ(逆商)也滿點,反覆致意,沒有廢戲,密度極高。

嬉皮笑臉的父親終日在外伺候小三,分不清椰子樹與檳榔樹;好賭的母親重男輕女含怨煮食,只給她剩菜三明治充飢,但是她的裝備腰帶上卻有母親月娥大大的名字,她的才藝表演更是童年時父親逗樂她們姐弟的捉塑膠袋遊戲,她的思親心情就在這些微小細節上,這場戲搭配「月亮浮光」樂音,月娘對月娥,思念、祈願與呼喚就在細碎的鋼琴樂音中,悄悄送進遠方的母親心坎裡,這種不張揚,卻富藏款曲的配樂,細膩又高明,聽懂也看懂的人都會目睭紅紅,你看到的不是恨女,而是思親孝女。

這種低調的詩意書寫,也可以從電影中的兩幕火車中看到李宜珊的影像敘事能力。火車出現時間極短,不過三五秒時間,頭一回是介紹陳家玲的居家環境,火車軌道比住家高,轟隆隆駛過,說明了生活的邊陲與困頓。第二回則是家玲頂著風迎著光騎車上路,路旁鐵軌上的火車轟隆隆快速超越,時代快速前進,速度落後又如何,她繼續含笑前行,她還是陽光與自信的孤挺花。

「恨女的逆襲」也是一本漫畫書,從垃圾堆撿回來的漫畫,卻帶給家玲無數勇氣與啟示。一如棲身在荒草堆裡的破廟,以及那尊斷手少腳的菩薩像,卻是家玲可以談心祈願的神明。人生境遇的藝術象徵,說明了導演深諳影像敘事之道。

《恨女的逆襲》的選材、素描與執行都刷新、也締創了台灣新電影以來未曾達到的寫實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