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影視話題

Netflix版《三體（3 Body Problem）》以文革批鬥開頭，引來議論。文化大革命的創傷，是歷史記憶，也是小說「三體」的創作起源，要改編，就不能迴避，差別在於表現多少，如何表現。

歷來影視作品中對「文革」的再現，所在多有。觀影記憶中，中國導演處理得最為震撼，從《芙蓉鎮》、《霸王別姬》到《活著》，無不拍得悚目心驚，過來人，最知曉箇中滋味，最難忘昔日驚魂。台灣的《寒流》和《皇天后土》，隔了一帶之水，力道差了很多，但已經是很多人的童年噩夢；至於《紅色小提琴（ Le Violon Rouge）》和《三體》對世代仇恨與盲目鬥爭的恐懼，就更是點到為止。

文革場景如何再現，不是本文焦點，看完《三體》我找出了陳凱歌的自傳「少年凱歌」，重新體會他在中重現文革場景，更加明白何以他能在《霸王別姬》中，拍出那種烈焰炙心的劇痛：因為他曾經懺悔。懺悔自己批鬥父親的往事。《霸王別姬》的主體是李碧華的小說，只有文革才是陳凱歌的告白。

這本「少年凱歌」就是陳凱歌的文革回想錄，我引述的片段都來自書中的第三章「羣佛」。

林彪在紅衛兵走上街頭時說：「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角大鬧，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

父親被押進院子的時候，我正站在門口的人群中……不久前還同他們一起工作的工人們開始批判他們，從政治問題一直問到他們抽的香菸的等次。父親的名字被叫到的時候，他的頭更低了下去。他的頭銜是「國民黨份子、歷史反革命、漏網右派」。人群中響起「打倒」的口號聲。我也喊了，自己聽見了自己的聲音，很大。

整個情形恍如夢境。戴紅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眾人的目光上走上前去.我已經記不清我說了些什麼，只記得父親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楚我推得多重，大約不很重，但我畢竟推了我的父親。我一直記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間的感覺，他似乎躲了一下，終於沒躲開，腰越發彎了下去。四周都是熱辣辣快意的眼睛，我無法逃避，只是聲嘶力竭地說著什麼，我突然覺得我在此刻很愛這個陌生人，我是在試著推倒他的時候，發現這個威嚴強大的父親原來是很弱的一個，似乎在此時他變成了真正的父親。

如果我更大一點，或許會悟到這件事是可以當一場戲一樣來演的，那樣，我會好受得多，可我只有14歲。但是，在14歲時，我已經學會了背叛自己的父親，這是怎麼回事？我強忍著的淚水流進喉嚨，很鹹，它是從哪兒來？它想證明什麼？我也很奇怪，當一個孩子當眾把自己和父親一點一點撕碎，聽到的仍然是笑聲，這是一群什麼樣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親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緊閉者，彷彿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輕輕對我說：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經背叛了的父親躺在同一個屋頂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沒有對我說什麼，我怕見到他，他的目光閃爍著，他也怕見到我……我加入了人群，卻失去了父親，那個人群果然信任我嗎？

父親在第二天早上被帶走了……幾年以後當我從雲南農村回到北京探親……已經不復認得這個衣服破舊、牙齒脫盡、整日拄著掃帚站在廁所門口、有人出現他就進去打掃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親。他已經沒有昔日從舊照片上望著我的微笑，他對所有的人彎下腰，熱情地頻頻點頭，不時用因寒冷和勞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裡有了和當年奶奶一樣的茫然。那年他剛滿50歲，生命已經像舊照一樣褪了顏色，模糊了。

「少年凱歌」在引文之前，還對文革有這款描述：一部中國歷史，掌握於理性的時間甚少……情緒化的高度專制和情緒化的高度混亂，互相交替，被中國文人歸納成兩個字「亂」、「治」。無論「亂」或「治」都離不開暴力。魯迅先生說：「中國歷史的整數裡面實在沒有什麼思想主義在內，這整數只有兩種物質─是刀與火。『來了』便是他的總稱……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也要血。歷史的經驗使統治者相信，政治的全部內容幾乎就是暴力。林彪說：「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毛自然不例外……毛決心製造大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的天國就在大亂中誕生了。

不管影史最後怎麼評價陳凱歌，我敬重寫下「少年凱歌」的他，敬佩他敢於攬鏡自照，面對往事的青春血性。

佛洛依德說的究竟是是真心話或客套話？

佛洛依德與達利的歷史公案應該如何解讀？

1938年七月19日，西班牙超現實主義畫家Salvador Dali在奧地利名作家褚威格（Stefan Zweig）牽線安排下，見到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之前，達利興致盎然，因為小時候讀到佛洛依德《夢的解析》時，就茅塞頓開，如逢知音，如今終於能夠見到心儀多年的大師偶像，他特別獻上新作「納西瑟斯變形記（Metamorphosis of Narcissu）」，期待大師品鑑指正。

萬萬沒料到，佛洛依德的回應是：「in classic paintings I look for the unconscious, but in your paintings, I look for the conscious.」

我的解讀是，達利一定臉色慘白，大失所望。古典畫作的筆觸、用色與結構值得細究探詢創作底層的幽微心緒，達利的畫作是漫無頭緒？或者刻意經營堆砌？大師的品評是今不如古嗎？

對這段公案頗有研究的朋友提醒我，佛洛依德後來曾經寫信給褚威格，感謝他引薦這位西班牙年輕人，也讓他對超現實主義有更多了解。所以，他尋找達利畫作時的conscious，未必是貶詞，有可能是好奇他作畫時的經營布局。

人皆有夢，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然而夢中世界光怪陸離，超越平常經驗法則，顛倒邏輯，未必能如所願，更難夢想事成，卻能拐彎抹角投射出很多自己壓抑的渴望。

可是在憶述夢境時，或者要畫出如夢畫作時，是不是刻意要捕捉排列各種unconscious物件，這種consciously unconsciousness,是不是創作手痕太鮮明，遠離了夢中世界的unconscious 情境？

佛洛依德當面的評論是當頭棒喝？還是還在思考中的讚美？他寫給褚威格的信是他的真心話或者客套話？

1944年達利為希區考克電影《意亂情迷》設計夢境場景，原本計畫長度有二十分鐘，最後因為製片人David Selznick對燈光、美術和攝影搭配不滿意，最後濃縮成三分鐘，當然夢中細節最後都解答了電影中埋下的謎題，這種目的性質鮮明的夢，刻意為之的夢，服務了電影，卻遠離了曖昧飄渺，莫衷一是的真實夢境，到底是好？還是不好？這則影史公案該如何解讀？我還在夢中，找不到答案，看不見出口……..

影迷總愛在希區考克的電影中，尋找這位胖導演的身影，早期的徐克也很愛在自己的電影中軋一腳，導演是那麼愛演嗎？還是別有所圖？

很多導演都愛在自己執導的電影中亮相，多數是一種落款簽名，也能帶給熟識的影迷些許驚喜，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也不例外，只是《花月殺手（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中的他，其實有更強烈的企圖心。
Martin Scorsese早在《計程車司機》就露臉演過後座乘客，驚鴻一瞥，卻也有模有樣。《花月殺手》裡，他在一場的廣播播音節目中，唸出女主角茉莉的訃聞，用沈重無奈的口吻，昭告世人美國原住民Osage族遭白人設局滅族的慘案。
電影故事讓人心驚，最後再由導演本人敲板定錘，這是蓋棺論定的手法，目的就在請大家重視這樁淹沒在荒煙蔓草中的種族滅絕謀殺案。光看故事還不夠，還要粉墨登場，再次耳提面命一番，如此不厭其煩，為的就是凸顯馬丁有多重視這個議題。
然而，馬丁就是馬丁，大導演就是大導演，一而再，再而三，或許有人會挑剔他太刻意了，所以他乾脆再玩大一點，硬是在電影中重現了早期廣播呈現新聞事件的製播方式：有敘事、有音樂、還有音效。讓在21世紀幾乎已經消失蹤影的廣播劇現製播模式，重新搬演一回，在電影史上留下栩栩如生的廣播製播實況。重演滅族，重現廣播，大導演就是這樣寫歷史。
劉雪庵名曲「飄零的落花」前兩句蠻適合用來形容廣播的一時風光：「想當日梢頭獨佔一枝春，嫩綠嫣紅何等媚人。」廣播的影響力今非昔比，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許多大導演們都曾經在廣播時代中孕育創作靈感，一旦能夠重回廣播時代，都願意給予深情擁抱。
例如，大導演勞勃.阿特曼（Robert Altman）最後一部作品《大家來我家》甚至邀請當紅演員梅莉.史翠普、伍迪.哈里遜，Lily Tomlin 等人一展身手，載歌載舞，重新享受一次廣播綜藝節目現場播音，不能NG的歡樂與緊繃。
走過廣播時代，不曾遺忘那個時代，想方設法留住那個時代，這才是大導演的視野與胸襟。

百年好萊塢歷史中，沒有一位原住民的戲份有她那麼重，對白有她那麼多，《花月殺手》造就了時勢，她沒有辜負潮浪，她用眼神控訴了時代傷痕。她叫Lily Gladstone。

第一眼看見Lily Gladstone 的是她木然的眼神，其實還不知道她是主角，後來才明白：木然是不解，亦是無奈。明明都是她的錢，想要動用支配，為什麼還要說服白人官僚？而且還得忍受白人自視高人一等，「我都是為妳好」的傲慢。

木然，剛好而已，不然要搖尾乞憐嗎？第一眼的震撼有如深水炸彈，初時默默，繼而洶洶。

再看見Lily Gladstone時，她的眼神透露著看你玩什麼把戲的一派哂然：知道Leonardo DiCaprio要耍帥逞能；知道Leonardo DiCaprio要討好取悅；沒錢小子同樣可以任性啊！就讓你去搔首弄姿吧！

剛拿下美國金球獎影后的Lily Gladstone，應該會是美國影史上第一位問鼎奧斯卡影后的原住民演員，無關政治正確（雖然風向確實隱隱成形，東風已到），而是她真的很會用眼神傳達內心情思。

例如，舞扇談笑間，品評白人男子的輕狂訕笑，狼子野心，她們都懂，眼神裡盪漾的春情，就是不信玩不過這群小狼狗。

例如，踏上門檻，回眸邀請Leonardo DiCaprio共進晚餐時的勾魂一眼，不管痞子君子都會翩然心動。

例如，就算病勢漸重，慵懶蝸居，疲累乏力的眼神只要看見「良人」，還是會晶晶亮亮，攤手敞懷，共享春風雲雨，那是無須言傳的愛情。

例如，眼見白人蠶食鯨吞，族人生存面臨危機，她抱病前進白宮請命，眼神沒有必勝的堅定，只有為所應為的決定。

當然，最犀利的瞬間在於她元氣稍緩，終於可以坐起身和Leonardo DiCaprio談話，只柔柔問了一句：「你幫我注射的是什麼？」Leonardo DiCaprio沒能察覺那是圖窮匕見的最後通牒。她幻滅的眼神，幾乎撕裂了螢幕。

有學者統計過，過去好萊塢電影中的女性原住民沒人像Lily Gladstone一般，有這麼重的戲份，有這麼多的台詞，有這麼多的情緒轉折，馬丁.史柯西斯的《花月殺手（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當然是大導演的白人懺悔錄，揭露了美國白人曾經設局進行種族清洗/滅絕的「陽謀」，正因為全片的史詩視野，讓舉手投足都具現時代悲情的Lily Gladstone擔起了聚焦與放射的重責大任。戲份夠，戲勁足，是時勢造了英雌，英雌卻也造了時勢。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她跳上了尖峰。

至於，未來的未來，Lily Gladstone是不是緊貼著原住民題材才能繼續發光？她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過，當年學表演的同學一畢業都到洛杉磯和紐約發展，但她沒有，她留在偏鄉舞台，繼續琢磨，等待時機，才等到破繭而出的契機。

2023年五月《花月殺手》前進坎城，走上紅地毯時，才第一次感受到明星風光。《花月殺手》中，她確實光芒萬射，如今大家都看見她了，接下來的曝光密度肯定喧嘩熱鬧，期待她繼續挑對的劇本，盡現磨劍十年的功力。明星誠風光，演員更持久，好萊塢更要爭氣開發更多動人的史詩故事。

說出山盟海誓的刹那，我沒有任何懷疑，艱難的是如何直到永遠？異性戀人和同性戀人都有同樣困境。

歌謠能夠傳世，旋律讓人上口，歌詞能引共鳴，都是關鍵要素。

David Hare編劇的《附帶效應（Collateral）》描述一位女牧師，愛上了一位越南女孩，她珍惜這份情，不惜出櫃承擔一切。

然而女孩有居留問題，還有嗑藥習慣，因為目擊了披薩外送員的兇殺案，卻向警方虛報姓名與住址，問題麻煩一籮筐。

就在問題釐清前，沈醉在愛情中的牧師對女孩說她是最好的禮物，她願意永遠照顧她。

形勢比人強，到了關鍵時刻，口口聲聲說愛她的牧師，終究還是選擇了神職。愛情強不過現實，對女孩的承諾強不過對神的承諾。

女孩離開時，我從她的眼神讀到了羅大佑的「戀曲1980」 ：
妳曾經對我說
妳永遠愛著我
愛情這東西我明白
但永遠是甚麼

愛情故事就是人生故事，不分膚色，不分種族，寫出共曉相通的人性
就能創造共鳴。

一首華語歌謠同樣適用一齣英國影集，我們都是地球村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