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他的大提琴。
我也愛他的義大利麵。
他的義大利麵館就取名Cello.
風潮音樂2月12日證實，「配樂鬼才」大提琴家范宗沛（Cello Fan)近日於台北榮民總醫院辭世，享壽 65 歲。
最後一次看到范宗沛拉琴是2024年11月24日陳永淘的音樂會，當天正值12強經典賽台灣與日本的冠軍決賽，觀眾席和演奏家都有一點精神不集中，心懸兩地，最後還是陳永淘忍不住脫口而出說：「我們贏了！」頓時台上台下一起歡呼，笑成一團，誰教我們都是棒球迷！
最後一次接到范宗沛的電話是去年六月13日。
他來問，哪一部華人電影採用過小約翰.史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我的回答是：「胡安的《西洋鏡》。」電影看過的人不多，記得的人應該更少，他嗯了幾句，就沒再多說了。
范宗沛憑藉深厚的古典音樂底蘊跨足影視配樂，是台灣樂壇極少數能同時獲得金馬獎、金曲獎、金鐘獎「三金」肯定的全才音樂大師。
我在2002年訪問過范宗沛，留下一點文字紀錄，這裡先摘要部分，或許能讓大家更認識他。
范宗沛1961年台北市出生。
四歲就學小提琴，可是很快就因脖子太短，改學大提琴，理由是練累了，可以靠著琴休息，很舒服。從小接受救世傳播協會的音樂薰陶，在光仁和藝專學音樂，可是他只喜歡練琴，不喜歡上課，所以每個學校都沒唸完。
就業後，曾經是國家交響樂團的首席大提琴師，但是十年後，他離開這個他最喜歡的樂團，理由是樂團一直沒有再進步。
平常他不太說話，只是默默一旁觀察，等到話匣子一開，他卻能讓人耳朵一振。
問：你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有電影做曲的經驗了？
答：對，一九八０年代，台灣的報紙正流行四格漫畫，敖幼祥的「烏龍院」非常受歡迎，不但報紙連載，漫畫出書，還拍成電影，還做布袋戲演出，我就是那時候負責出一些點子，也因為「烏龍院」拍成了電影，所以也就順便負責音樂創作的工作。
問：那時候拍電影，音樂創作的空間相當有限，沒有太多人重視？
答：我想是要求的方式和表現的方法比較簡單吧。那時候的電影導演多數只會告訴你說：「給我一段輕快的音樂。」或者說：「給我一段像某某電影的音樂吧！」很少去要求音樂應該有多少轉折，情緒要有什麼變化，音樂和劇情之間該有多少的互動關係，大家都好像已經在長期的音樂概念下，被訓練培養成一定的反應模式，例如外星人的科幻電影，大家都不管內容到底怎麼樣，直覺就認為電影音樂應該繼承「行星組曲」和約翰威廉斯那樣華麗雄壯的進行曲模式就對了。
傳統上創作國片音樂時，都有一種定性思考，就是你只要在鍵盤上彈出一點輕快的旋律節奏就夠了，導演和製片人不太理解音樂的功能，也沒有音樂素養，自然就不會花太多心思和力氣來經營音樂。
問：一九九八年的亞太影展最佳音樂獎頒給了萬仁導演執導，你作曲的《超級公民》，你們的合作過程該怎麼來形容？
答：那得從《超級大國民》談起，當時我正和好友林海在大陸錄唱片，李壽全打電話問我說可不能趕回台北替萬仁導演的電影作曲，我一直覺得替電影作曲是很有挑戰性的事，所以雖然很趕，必需在五天之內完成，我還是接下了這份工作。我回到台北，萬仁導演拿了剪好的毛片樣帶來給我看，詳細說了劇情以及他對男主角的感覺，還有他希望電影的音樂是怎麼樣表現，充分溝通之後，我就拿了一卷影片的錄影帶回家，那不是一般的錄影帶，而是上面有數碼的專業錄影帶，我要先清楚影片要加上音樂的片段長度，再來計算音樂如何配合畫面和劇情做變化，完成主題表現。
這一次的合作經驗對我很重要，因為以前做電影音樂都是人家說：「ok，你就幫我寫一段輕鬆的或是好聽的音樂吧！」順便再告訴我長度幾秒就好了，萬仁導演做音樂的態度讓我大開眼界，也覺得很受尊重，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以前我看電影，跟大家一樣，不太去注意電影的音樂，但是做了《超級大國民》的音樂之後，從此我看電影都會看兩次，第一次先看劇情，享受電影的魅力和趣味，第二次則是專門去研究別人的音樂是怎麼完成的，去研究一下別人的音樂表現。
問：萬仁導演很講究音樂感性的表達，從早期《蘋果的滋味》、《油麻菜籽》、《超級市民」》開始，以及後來的《超級大國民》及《超級公民》都非常強調音樂與畫面搭配的效果，你們的合作過程該怎麼來形容？
答：萬仁導演是個概念很清楚的導演，多數時候，他都已經想清楚自己要什麼音樂，所以呢，我們溝通的時候，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場合都是他在說話，他會抱著一堆ｃｄ或音樂帶給你，清楚地告訴你，他要什麼樣的音樂，你只要幫他把音樂的概念執行出來就好了。
問：只是執行？沒有自己的創意在裡面嗎？
答：萬仁導演的厲害就在於他幾乎把他要的音樂都聽到爛了，他在剪輯的時候把畫面和音樂的結合都算進去了，每個高低起伏轉折都熟到不能再熟了，所以只要你略做變動調整，他的耳朵就會尖到立刻聽出來，告訴你說這樣不對哦。
問：《超級大國民》中啟用了大提琴和雙簧管這兩個音域很低的樂器，加上男主角林揚不時出現的獨白聲，三種聲音交流纏繞在一起，形成極強烈的聽覺衝擊，你是怎麼用音樂來做到這樣的效果？
答：以前，國片還沒有杜比音效的時候，大家根本不敢用大提琴和雙簧管做主奏樂器，因為它們的音律和音域很窄，一到戲院裡就聽不到了，只敢用小提琴和鋼琴來表現，現在技術進步了，大家才趕放手玩玩看。
林揚在電影裡面是位從監牢出來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內心裡一直對昔日參加讀書會的受難同志有很深的歉意，所以整個電影裡面的音樂，都採半音形式出現，因為半音在音樂裡面，給人一種苦苦糾纏的感覺，一種不斷擠壓的糾纏，再加上大提琴本身就有厚重的懺情力道，我們用一連串切割的半音來表達他的內心糾結，營造出一種擠壓的情緒感動。萬仁導演同時也給了男主角林楊很多的獨白空間去發揮，你會赫然發現人聲其實也是一種很優美的樂器音樂，人聲加上樂器聲，整體的音樂效果就這樣浮現出來了。
問：《超級公民》的音樂流動性更強了，巴哈和韋瓦第的慢板音樂在你的詮釋和畫面的配合下，不但沒讓人睡著，反而締造出如夢似幻的詩情效果。
答：這和電影結構有很深的關係，電影中的男主角蔡振南是個長期從事反對運對的攝影家，台灣的民主運動，他曾經參與很深，但是疏於照顧兒子的結果，導致兒子墜樓，所以他有悔罪的心，一意要尋死。
我們採用了巴哈的慢板音樂，基本上，它是非常安靜的，可是男主角卻不安靜，他是斷地在尋求一種心靈或者靈魂的解脫，想要去找一種方法去死，這部片子基本上就是去描寫他如何追尋一個死亡的方式，我們採用了很巴洛克的古典的音樂，它是那麼的寧靜那麼的安詳，巴哈的慢板音樂有如一種情緒暗示，慢到不能慢的慢板，給觀眾一種很不詳的暗示，好像有事即將要發生，但是究竟是什麼事，大家都不知道，反而帶來一種一探究竟的心理，這也是電影音樂的奧妙之處。
萬仁導演最近的幾部電影都以台北做背景，城市的記憶，城市的感覺非常鮮明，這部電影尤其強烈，萬仁特別強調攝影特色，因為一位心繫往事，經常遇見鬼魂的計程車司機，觸目所及的不但是今日繁華，更有昔日影像，交錯流現，繁華與泠寂的對比，相對地就使音樂特質格外凸顯。
問：同樣地，《超級大國民》中的林揚及《超級公民》中的蔡振南，導演都用了大量的旁白來說明他們的心靈狀態，特別是他們穿梭在台北街頭上，腦海裡和影像上卻盡是往事追憶，過去和今日的時空是交替浮現，是否因此要求所音樂能夠特別呈現一種詩意的感覺，希望能夠代表，反映時空流動的效果呢？
答：《超級公民》中的蔡振南是一個滿鄉土，本土的角色，萬仁導演曾經說過：「
台灣一般電影裡面，比較少去談到台灣的知識分子，他們也許話不多，但是內心裡常蘊釀了一種運勢、一種情緒。」所以除了大量的旁白之外，就要更大膽的用到十七十八世紀的古典音樂，好萊塢早就習慣用古典音樂來說故事，那是他們音樂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對台灣的知識份子而言，古典音樂調性的音樂處理也可以相當程度地反應了他們的成長以及品味。
我想，《超級公民》的攝影會更講究所謂的流程跟明亮，主要是因為劇情主角是
一位厭世的角色，情節沈重，只有用畫面的亮麗和音樂的悠美來襯托，才能捉得住那種已經對生命絕望的厭世者角色的內心世界，越華麗的畫面，有時候越會讓人感到幽暗與絕望，就像聽起來很柔美的音樂，事實上卻可能另有一種哀怨。
（註：電影《超級公民》中，導演萬仁除了用古典音樂表現漢族男主角蔡振南之外，同時也用了原住民的音樂來表現張震嶽的原住民角色，萬仁導演對於這段音樂的處理方式，也有獨到的看法：「我對張震嶽演的原住民設定是兼具馬月排灣族和魯凱族的出身，因為這兩族的族民，非常的節儉。魯凱族的女人是張震嶽的祖母，我們就找到她到拍片現場收音，讓她很自由地地唱出當時的拍攝情境的歌。
另外，我們特別到屏東的山地找了幾位排灣族個以前受過日本教育的資深頭目，組合起來吟唱出排灣族歌曲，我不想再用任何他豐年祭去唱的傳統歌謠，而是要把們的歌引用在以台北捷運做背景的戲份裡，用他們的音樂來點出原住民與台北文化的互動與依存關係。我一直認為，電影裡面很需要用某種特定樂器來代表一位角色，或是一種觀點，所以電影中還用了用鼻子吹氣的鼻笛，呼應了電影的漢族剝削原住民的主題。」）
問：徐小明導演在看完《超級大國民》之後，很意外發現國片有人可以將古典音樂處理得這麼特別，他曾經對很多人表示感謝萬仁導演替國片發掘了你這樣的音樂人才，也因此後來他替公視拍攝電視劇《曾經》的時候就找了你來做音樂？
答：很少人拍電視劇像拍電影那麼用心，徐小明光是要把一所廢棄的學校重新恢復成四五十年的模樣，就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我到外景現場看過他們的努力，加上自己在讀完劇本後，愛得不得了，要我做什麼我都肯，我二話不說，不管經費有多少，就咬著牙來做了。
至於《曾經》的音樂，先是有素人音樂家陳永淘寫的歌，以往電影有主題曲的時候就直接用不同的樂器彈奏主題曲的旋律，但是我試著完全把主題曲的音樂切割，分成不同的主題來詮釋來表現，可以算得上是我最得意的代表作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