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子:器官移植罪與罰

以命換命,不是讓人不捨,就是讓人憤怒。前者,多係自願;後者,強迫居多。兩者皆能譜寫好戲。

提及器官移植議題,不管是《靈魂的重量(21 Grams)》或者《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都關注生命尊嚴與價值,都讓人潸然淚下。

台灣電影《器子》有類似主題,卻繞了個彎,探索了器官交易的黑網,終究還是得讓親情溫潤受傷的靈魂。

《器子》的劇本切割成無罪、有罪、原罪、贖罪四章節,透過小女孩的失蹤,從刑求到逼供,舖排出各種可能,算是用心在故佈疑陣,讓觀眾參與猜謎,又不忘在末節來個急轉彎,吹散迷霧,達到刑案電影的燒腦標準。

全片沒有刻意凸顯器官交易或買賣的黑暗深淵,卻在關鍵時刻讓觀眾直擊器官移植既可救回心愛的人,還能致富,有人倫至情,有人性貪婪,彎轉處很有驚奇效果。

《器子》的戲劇張力完全來自張孝全的憤怒中年,具備了型男與戲男的諸多內涵與動能,作為劇情發電機,他撐起了全片的可信度,也激發了催淚激素,比起《誰是被害者》的那位父親深刻許多。

可惜的是:有些槍可以不必開,有些人可以不必死,有些話可以不用說。為了Poetic justice,為了正義得伸,為了讓惡人受罰,《器子》有些情節說得太白。剪接上再大膽一些,棒球隊員再保留一點,不但情感更動人,期待中的《器子 II》,就能盎然出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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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針的女孩:誰是罪人

觀看《帶針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Needle)》,有如一根針直刺心房,痛到你找不出任何言語形容。

瑞典導演Magnus von Horn選擇黑白影像處理《帶針的女孩》,應該是貧窮太過無情、戰爭太過淒厲,人道太過曖昧,黑白影像的時空距離至少給人喘息空間。

《帶針的女孩》時空座標設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Vic Carmen Sonne飾演的Karoline,因為從軍的丈夫音訊全無,付不起房租,流落貧民區。

滅頂之前,她誤信針織工廠老闆愛他,有了身孕,卻被準婆婆羞辱,失蹤丈夫又帶著一張破碎的臉回來,走投無路的Karoline,該怎麼辦?

Magnus von Horn的敘事功力就在於你以為Karoline的跌撞苦難已經夠悲涼了,其實只是序曲,慈眉善目,救苦救難的曲娜.蒂虹 (Trine Dyrholm)飾演的達瑪登場,風暴才要開展。

《帶針的女孩》挑戰,也批判著世人對「好」與「壞」的定義與接受。

人生勇於「救苦救難」,當然可以列為「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的好人;然而,不照你「以為」的方式幫助你脫離「倒懸」之苦,就成了「該下地獄」的壞人嗎?

達瑪經營的糖果店也是巧妙設計,她的糖果可以「解憂」,她「代勞」轉送孩子,不也是給人方便的「紓壓」善心?

成全眾人方便,罪惡一肩擔承,誰有資格批判她?

基督教認為世人都是罪人,因為人們沒有活出上帝創造時所賦予人類的生命樣式,成為墮落、扭曲的生命。《帶針的女孩》也在講同樣道理:「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就在什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

Trine Dyrholm過去主演的
《更好的世界 Haevnen》和《肥皂(Soap)》都對生命道德和人生選擇,提交大膽批判,《帶針的女孩》同樣不遑多讓。

然而,Magnus von Horn配合那張破碎的臉,創造出類似Francis Bacon 畫筆下的一張張猙獰、扭曲、殘缺又粗暴的臉,更把「誰不是罪人?」的命題,刺出畫龍點睛的一筆。

《帶針的女孩》的議題與美學,讓觀眾如坐針氈,但是直刺觀眾心中那根針就是電影最紮實的重量,你一定會沉澱、思考和咀嚼,就算苦澀不堪,卻也苦到夠味。

顧爾德的32個短篇:酷

曾經擦肩而過,不懂得珍惜;32年後再次相遇,老淚縱橫。

讓我淚流滿面的是《顧爾德的32個短篇(Thirty Two Short Films About Glenn Gould)》。

那天先在西湖圖書館的陳列架上看到加拿大導演吉哈德(Francois Girard) 的《逝者如歌(The Song of Names)》,對於猶太人透過歌聲紀念亡靈的書寫,深受感動。也想起了他的早期作品《顧爾德的32個短篇》,沒想到透過台北市圖書館系統找到了這部電影。

1993年,《顧爾德的32個短篇》在台灣上映,坦白說,個人淺薄,資質有限,體會無多,沒能留下值得回味的文字;2025年重看,即使只有英文字幕,卻到處有靈光閃動,除了感動,還是感動。

顧爾德從小就立志要當演奏家,因為:「我讀起音樂,比讀文字更快更容易。」傳記電影替觀眾畫重點,一句話畫龍點睛,就說明了什麼叫天才。

電影還引用一段小提琴大師曼紐因(Yehudi Menuhin)談顧爾德的片段,簡單一句話:他不認同顧爾德不在意聽眾,自行其是的作風。傑出的藝術家誰不是堅持風格,才能鶴立雞群?忙著媚俗,取悅大眾,那配稱大師?顧爾德不是那麼狂野,如何成就傳奇?顧爾德走得太快太狂,同行誰不嫉妒?

廣播是廣播時代的受益者,五歲時可以靜靜坐在收音機旁聽著古典樂,聽著聽著就能若有所悟,自成一片天。劇情片《想飛的鋼琴少年(Vitus)》也用類似橋段描寫天才少年聽完廣播就能在黑白鍵上彈出全曲,凡夫俗子做不到的就是傳奇。

然而,長大後的顧爾德自己做起廣播,卻不按牌理出牌,聲音聲音又聲音,參差錯雜的各式旁白敘述,成就了一齣聲音交響樂,乍聽之下,肯定不習慣,卻是何其難能可貴的聲音實驗?

顧爾德迷信嗎?《顧爾德的32個短篇》採取正面表述:他錄下的第一張唱片就是有32段的「Goldberg variations」;他32歲就不再公開演奏,專心灌錄唱片;電影採用32段小故事重塑他的舉止風貌,不也在呼應顧爾德的偏信與執著?至於對數字超級敏感的他會如何糾纏在13的排列組合與死亡的連接,都是極其靈巧又纖細的書寫。

當然,傳奇也是不可或缺的,看著他總穿著毛線手套護掌,演出前要手臂浸泡熱水,浴室裡有整排的藥罐子,他到底怎麼選擇或服用這些藥丸?

當然,孤獨也是藝術家的專利,聽著他彈奏的「平均律C大調前奏曲」伴隨著「航海家1號」航向宇宙深處,航空器上的那一張銅質磁碟唱片,應該也是科學家相讓外星人了解地球有這種怪咖,有這種心靈。

至於,老愛踩上冰凍湖面,嚮往北國酷寒的他,不也正適合用「Goldberg variations」的aria 來詮釋梧桐高樓誰與上的傲然與淒涼?

當然,我想我能體會他偏好電話採訪,又愛主動致電親友,完全無需你哼哈回應,他只想一直一直講的自我宣洩。

他對自己超有信心,相信自己的直覺與判斷。知道日本人超愛他的唱片,歐洲也有龐大粉絲,但他不信死後會有多少人願意來參加他的告別式?(其實是一種焦慮,期待,又怕受傷害)而這個結論就是他這輩子判斷錯的唯一一件事。導演Francois Girard透過這種曲筆手法凸顯他在樂迷心中的神聖地位,又是傳記電影的新高峰。

Colm Feore詮釋的顧爾德,有些神經質,卻又自在從容又瀟灑,所有踩在音樂節拍上的舉手投足,都散發出迷人神韻。

顧爾德的唱片值得一聽再聽,《顧爾德的32個短篇》也值得一看再看。絕對是影史上最富巧思、神采飛揚的音樂傳記電影之一。因為他不落俗套,因為他拍成了跟顧爾德一樣神秘又有人性的立體雕像。

秘密會議:文勝質之作

攝影好棒!
暗黑處有私心蠢動,稀微光影,如同喃喃私語。

美術好棒!
紅色是儀禮,是尊榮,是名利場,跳出來打招呼!

音樂好棒!
所有的悸動,是信仰,是渴望,說出不能說的話!

但是,是的,但是《秘密會議(Conclave)》的劇情與糾結,卻是封建與封閉的拔河,人性貪嗔癡的再次沉淪,類似議題,不管是Nanni Moretti執導的《落跑教宗(Habemus Papam )》或者Fernando Meirelles執導的《教宗的承繼(The Two Popes)》都已經做了荒謬揶揄和議題辯論,《秘密會議》並沒能帶出新視野、新世界。

《秘密會議》描寫一群樞機主教關門票選新教宗。那是修道士一輩子的最高榮耀,名與權的巔峰,人人有機會,所以才會有期待與貪戀,才會有競逐者冒出:「It is a war!」的鬩牆批判。

《秘密會議》第一場戲是Ralph Fiennes飾演的樞機主教Lawrence 急著趕路,要去見病危教宗的最後一面,漫漫夜路,有如奔赴人性煉獄。

《秘密會議》的高潮是一再宣稱自己無心也無欲做教宗的Lawrence 還是在選票上寫下自己的名字。

胡金銓的《空山靈雨》不也針對圓寂的三寶寺住持,廣邀「各界」賢達選出新住持?再附贈「大乘起信論」的手卷寶物爭奪戰?

和尚出世,住持出世兼入世,教宗不也如此?誰是最佳人選?歷來相似電影,沒有一部說得出讓人信服的道理。

《秘密會議》的技術成就確實不俗,但是人性議題則沒能超越前人格局,奧斯卡給了劇本,技術卻悉數落空,難怪離觀眾越來越遠。

我依然在此:時光情歌

當音樂來敲門,你怎捨得不開門?

昨晚觀看才剛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我依然在此(Ainda Estou Aqui/I’m Still Here)》,意外撞見了曾讓很多人聽了面紅耳赤的半世紀前紅歌「Je T’aime Moi Non Plus/我愛你,但我不」。

《我依然在此》描述1971年巴西前勞動黨國會議員魯本斯被軍方強行從家中帶走,從此下落不明,直到1994年,家人才取得死亡證明的白色恐怖事件。

前四分之一的劇情非常陽光,魯本斯夫婦和五位孩子就在里約過著海灘嬉戲、高朋滿座、杯觥交錯、鴻儒談笑的美好時光,初長成的大女兒更愛聽著流行唱片,歡情跳舞。其中一首就是法國風騷才子塞吉.甘斯柏(Serge Gainsbourg)的「Je T’aime Moi Non Plus」。

聽見這首歌,女主角尤妮絲(費南妲托雷斯/Fernanda Torres)的好友把她拉到身旁,笑著說:「還好,你的女兒聽不懂法文。」

為什麼,因為這首歌兒童不宜,少年不宜。

歌曲有一半都在喃喃唱著「我愛你我愛你……」另外不是喘息聲,就是呻吟聲,是的,這是一首交歡時的豔歌,塞吉.甘斯柏灌錄這首歌曲時,女神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就坐在鋼琴檯面上,敞開雙腿,迎合著塞吉的琴聲與歌聲唱和互動。

只看歌詞,就已經幾近白描,再搭配人聲呻吟,可以相見那款「身歷聲」撞擊有多強烈:
Je t’aime, je t’aime, oh, oui je t’aime
我愛你,我愛你,是的我愛你
Moi non plus
但我不啊!
Oh mon amour
Comme la vague irrésolue
我的愛就像起伏波濤
Je vais, je vais et je viens
Entre tes reins
在你的腰間,我來來去去
Je vais et je viens
Entre tes reins
在你的腰間,我來來去去
Et je me retiens
但我忍住了

/https://youtu.be/SIG0AJQTs8U?si=jLEVgRvVIuH7lmR3

Serge Gainsbourg是一代醜男,卻也是1960年代到1980年代,特立獨行又愛離經叛道的怪胎,除了會唱歌作曲,還做過導演、畫家、詩人,以及攝影師,一生精彩。

傳記電影《為妳彈琴(A Heroic Life:Gainsbourg)》就重現了「Je T’aime Moi Non Plus」錄音實況。

塞吉除了與碧姬.芭杜有過一段情,知名的「柏金包」女星珍.寶金(Jane Birkin)也唱過這首歌,兩人還生了女兒夏洛特,日後也成了知名演員。

來到21世紀的今天,Serge Ganisbourg的大男人行徑,恐怕難逃批判。但在1971年的半世紀前,他的「Je T’aime Moi Non Plus」卻是一款前衛風尚,小資家庭的尋常娛樂,對照巴西軍政府迫害異己,導致家破人亡的粗暴行徑,落差更加鮮明。

《我依然在此》選擇的時代歌曲,有客觀的時間參數,也有幽微的對照參數。讓悲劇事件得著更立體的刻度。

電影原聲帶收錄的最後一首歌曲就是「Je T’aime Moi Non Plus」,良有以也。

我依然在此:含笑抗議

缺了爸爸的「全家福」合照,你們笑得出來嗎?

「別人就是要你愁苦悲慼,我們為什麼不微笑?!」

Walter Salles執導的《我依然在此(Ainda Estou Aqui/I’m Still Here)》告訴大家:讓我們用微笑迎接苦難,莫讓惡人如願,就是最強的反抗。

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多數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家屬更是憂心忡忡、風吹草動都會驚惶害怕。

費南妲.托雷斯 (Fernanda Torres)飾演的女主角尤妮絲面對突如其來的風暴,必須堅強,卻又不能硬幹,因為面對土匪流氓,註定以卵擊石。微笑是溫柔而堅定的對抗。

懂得的人,看見缺席、看見微笑,都會心疼不捨,這張照片不就是要給懂得的,也關心的人看嗎?

Walter Salles對這一家人的理解與同情,就在媒體採訪時缺角照片中畢露無遺,這款美學也讓我想起侯孝賢在《好男好女》的第一場戲:一群追求理想的年輕人唱著歌一路走了過來:「當悲哀的昨日將要死去,歡笑的明天已向我們走來,而人們說,你們不應該哭泣,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不要哭泣,要唱歌:不要憂戚,要微笑。說來容易做來難,做得到,就是韌性勇健的強者。

Walter Salles也善用對比法:尤妮絲的家原本溫暖舒適: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門前車馬喧,浪濤入夢來。

爸爸失蹤後,坐吃山空,經濟陷入困境,請不起幫傭,更無力交際,最後只能搬離里約,投靠外公外婆。

家具悉數清空的剎那,人情冷暖,就像那群袖手旁觀的老友,一股無名心酸,就在心裡翻滾起來。

先熱後冷、先滿後虛的對比,無需控訴,冷暖觀眾知,這種暈染溢散的感染力,極其有力。

沒有人知道尤妮絲的先生下落何方,不見遺體,沒有墓穴,整個人就無緣無故人間蒸發。就在此時,尤妮絲的記憶也一點一滴剝落……

《我依然在此》沒有悲情控訴,沒有激情暴走,越深沉的悲哀與對抗越是安靜,這是一部極其精緻的抗議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