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街的小星星:老少情

車子要涉水過河,前車拋錨了,車主枯坐車中,反而是後到的Gunnar(Þröstur Leó Gunnarsson飾演),駕駛底盤較高的休旅車繞過前車,開門下車,拿出繩索,牽引對方車輛涉水開回家。

對方車主不下車,理由是他西裝筆挺,不想濕汚。

主動伸出援手的Gunnar卻從西裝男手中接過法院強制令,再不搬遷 ,政府就會強制執行。

回家的路水積成河,因為Gunnar家位於新水庫集水區,無力再捍衛家園與牧場的Gunnar,只能把愛馬交付給遠方友人,帶著上億補償金移居到都市。

《對街的小星星(Einvera /Solitude)》 是非常纖細的三幕劇電影,用了不到十句對白,花了十分鐘時間就在第一幕中清楚交代了于思滿面的Gunnar個性、處境和面對生命逆境的低調。也讓人看到冰島導演Ninna Pálmadóttir的導戲功力:不浮誇、不賣弄,靜靜說好一則孤獨靈魂的生命故事。

《對街的小星星 》劇情核心在老邁的Gunnar遇見了年僅11歲送報小男生Ari(Hermann Samúelsson飾演),一老一少成了忘年交,因為他們同為天涯寂寞人。Gunnar沒有朋友,Ari的好友搬走了,分居的雙親抽不出時間好好陪伴他長大。

很多導演都懂得如何書寫孤獨,Ninna導演的重點則在把溫暖與關懷滲透進來,然後,就在雲破月來之際,一朵更大的烏雲飄了進來。

人生殘酷,無所不在的上帝偶爾垂憐,偶爾打盹,半夢半醒之間,Gunnar 的似水流年,不時浪濤起伏。

少年Ari是上帝的禮物,透過少男的眼睛與心靈,不善溝通交際的Gunnar逐步開放心靈,發覺自己也可以是個有價值、有貢獻的人。聽著Gunnar拙笨唸出寫給遠方表弟的家書,你會為這份簡單又平凡的幸福流下感動眼淚。

孤單是Gunnar和Ari的交集,從遠到近,從疏到親,Ninna導演處理這段老少情誼有如喝杯白開水,輕輕又淡淡,無需加油添醋,即有潤喉清心之效,喝了一口還想再喝一口,成就了小品電影獨到的醺然餘韻。

這時候,難民來了,回收來了,看似信手拈來的當代議題,都在呼應Gunnar的當下情境,他不求人知,為所應為的行動,都在第三幕的戲劇衝突時刻,提供了觀眾期待的答案線索。

Gunnar一直是社會邊緣人,個人承受的誤解與暴力,卻呼應了當代文明只看表象就定人生死的浮誇聒噪。

受盡委屈的Gunnar選擇重回被水淹掉一半的家園,家如此,人亦如此,Ninna導演的意象連結讓第一幕埋下的線索逐一浮昇對話,你才恍然大悟:看似形式與情節都極其簡單的電影,其實暗藏肌理繁複的生命素描。

上帝還是在Gunnar身旁,只是上帝太忙了,而且還不時打盹去了,沒關係,Gunnar知道對街的小星星一直在窗前對他眨眼睛,這就夠了。

我喜歡,非常喜歡《對街的小星星 》這杯白開水。

復活劫:生死陰陽茫茫

挪威導演 Thea Hvistendahl 編導的《復活劫(Håndtering av udøde /Handling the Undead)》是部奇片,值得一刷再刷。

第一刷,讓自己像無頭蒼蠅般任憑導演在三個家庭裏牽引來去,感受那種無法動用筆墨形容的奇特劇情:已經死去的親人以龜息姿態,睜開雙眼,撫慰、折磨或噬咬著家人。

第二刷,明白劇情梗概的你,可以好整以暇地去領略導演如何運用聲音、鏡位、化妝和剪接,打造這麼一則超越常人經驗法則的情感素材。特別是作曲家Peter Raeburn的樂音與聲響規劃,四面八方席捲而來,那是層次既多元又寬闊的聲音設計空間,也是極罕體驗的聲音實驗場域。

中文譯名《復活劫》是個迷宮,鑽得進去,卻不容易出來,若從Håndtering av udøde或Handling the Undead來理解,或許更清楚明白些。

the Undead可以是將死未死之人,也可以代表那些不捨、不願、也不接受的生者。因為死亡像黑洞,一把吞噬掉曾經有過的悲喜與溫度,留給生者無盡的悔恨與懊惱。死者一了百了,未亡人(爺孫、母子、伴侶和夫妻)則是備受煎熬,才是最需要撫慰與照顧的人。

突如其來的磁場或氣流擾動,讓已經死去的親人、伴侶竟然又得著一抹生氣,微微甦醒,微微吞嚥,喜極而泣的你,是不是更想緊緊擁抱他,對他更好一些?彌補來不及好好告別的遺憾,傾訴來不及好好告白的私心?

但是硬把死者從黑暗幽谷拉回來,真的是好事嗎?或是更大的災難與痛苦?

「死者懷之」是電影中所有多情生者還想做的事,即使一息尚存,回來就好;「生者安之」則是導演想對「捨不得」放手,就怕再次失去最愛的人,深情的叮嚀與祝福。片名中的「Handling」就是從渴望、混亂到放手的各式煎熬、安置與認命歷程。

電影時序採取不規則跳躍,或順或逆、忽前忽後、越是混沌,越是接近當事人既期待又不知如何因應現實心情。強烈的形式風格呼應電影主題,有如走過一趟人跡罕至的觀影旅程。

導演知道觀眾容易迷航,所以特別安排了一首「 Ne me quitte pas 」來點題,很多人熟悉英文版的「If You Go Away」,原曲作曲家Jacques Brel 曾說他寫的不是情歌,而是「刻畫人生的怯弱」,一如歌詞描述的:


Ne me quitte pas 別離開我
Il faut oublier 該要遺忘
Tout peut s’oublier 那些已經逝去的
Qui s’enfuit déjà 都能被遺忘
Oublier le temps 忘掉過去
Des malentendus 那些誤解的時光
Et le temps perdu 以及失去的時光
A savoir comment 我想知道
Oublier ces heures 如何才能忘記
Qui tuaient parfois 那些不時抹殺
A coups de pourquoi 我快樂心情的時光
(《復活劫》的中文譯者將歌詞全文翻譯出來,值得細細品味)。

「死者懷之」是我們永恆的牽掛;「生者安之」則是復活的真諦。

帶針的女孩:誰是罪人

觀看《帶針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Needle)》,有如一根針直刺心房,痛到你找不出任何言語形容。

瑞典導演Magnus von Horn選擇黑白影像處理《帶針的女孩》,應該是貧窮太過無情、戰爭太過淒厲,人道太過曖昧,黑白影像的時空距離至少給人喘息空間。

《帶針的女孩》時空座標設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Vic Carmen Sonne飾演的Karoline,因為從軍的丈夫音訊全無,付不起房租,流落貧民區。

滅頂之前,她誤信針織工廠老闆愛他,有了身孕,卻被準婆婆羞辱,失蹤丈夫又帶著一張破碎的臉回來,走投無路的Karoline,該怎麼辦?

Magnus von Horn的敘事功力就在於你以為Karoline的跌撞苦難已經夠悲涼了,其實只是序曲,慈眉善目,救苦救難的曲娜.蒂虹 (Trine Dyrholm)飾演的達瑪登場,風暴才要開展。

《帶針的女孩》挑戰,也批判著世人對「好」與「壞」的定義與接受。

人生勇於「救苦救難」,當然可以列為「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的好人;然而,不照你「以為」的方式幫助你脫離「倒懸」之苦,就成了「該下地獄」的壞人嗎?

達瑪經營的糖果店也是巧妙設計,她的糖果可以「解憂」,她「代勞」轉送孩子,不也是給人方便的「紓壓」善心?

成全眾人方便,罪惡一肩擔承,誰有資格批判她?

基督教認為世人都是罪人,因為人們沒有活出上帝創造時所賦予人類的生命樣式,成為墮落、扭曲的生命。《帶針的女孩》也在講同樣道理:「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就在什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

Trine Dyrholm過去主演的
《更好的世界 Haevnen》和《肥皂(Soap)》都對生命道德和人生選擇,提交大膽批判,《帶針的女孩》同樣不遑多讓。

然而,Magnus von Horn配合那張破碎的臉,創造出類似Francis Bacon 畫筆下的一張張猙獰、扭曲、殘缺又粗暴的臉,更把「誰不是罪人?」的命題,刺出畫龍點睛的一筆。

《帶針的女孩》的議題與美學,讓觀眾如坐針氈,但是直刺觀眾心中那根針就是電影最紮實的重量,你一定會沉澱、思考和咀嚼,就算苦澀不堪,卻也苦到夠味。

應許:荒蕪之地寫史詩

丹麥導演尼科萊·阿爾賽(Nikolaj Arcel)編導的《荒蕪之地·應許之心(Bastarden)》三者齊備。

時代是18世紀中葉的丹麥北疆,國王應許開放開墾漠土,成功者可晉爵,有厚賞。

靈魂是退役少尉Ludvig Kahlen(由邁茲·米克森(Mads Mikkelsen)飾演)。在外人皆曰不行、不准、不可能的情況下,他堅持拿著退休金投入開墾。

他不是只有感性,一廂情願的吉軻德,拓荒經過科學算計,找到特有種馬鈴薯,一定可以突破凍漠困境。他缺的是人手,Amanda Collin飾演的偷跑賤農安·芭芭拉(Ann Barbara)和夫婿即時出現,成了左右手。

命運有兩個層次:首先是階級對抗,荒地原本另有領主,Ludvig Kahlen拓荒就侵犯了他的權勢,一旦收穫有成,更是重重打他巴掌,他所有破壞、霸凌與收買手段,就像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一般:洞洞洞洞敲門而來。

第二個層次在於順服或對抗。Kahlen沒有忘記初衷,只是誤判形勢,遵循傳統框架,一錯再錯。真正完成命運交響曲的反而是Ann Barbara。

這個轉折說明了《荒蕪之地·應許之心》的原著小說何以是「上尉與安·芭芭拉(Kaptajnen og Ann Barbara)」,上尉是誰?是何名字?並不重要,Ann Barbara的每一個選擇、判斷與選擇才是關鍵核心。史詩或許由男人動筆,少了女人支撐、鞭策與犧牲,根本難以成篇。《荒蕪之地·應許之心》的曲筆書寫(有Ann,以及膚色黝黑的異族女孩Anmai Mus),讓傳統聚焦男性的史詩電影有了截然不同的視野與氣勢。

焦點與盲點都在Kahlen身上,卑微的Ann Barbara卻有畫龍點睛的萬鈞筆力。戲不多,每一場都奪人睛神,這種劇本著實功力不凡。

歐洲影帝邁茲·米克森很會演,粉絲不會失望;但是你會更喜歡Amanda Collin的堅毅魅力。在她身上,史詩三要素:時代(農奴卑賤,任領主蹂躪)、靈魂(有尊嚴地活下去)、命運(推翻規矩,自己的路自己創造)一一實踐,《荒蕪之地·應許之心》教會我們從不同視線解讀史詩。

托芙的房間:相愛相害

丹麥導演Martin Zandvliet執導的《托芙的房間(Toves værelse)》用了一頓午餐時間,就在女作家托芙·迪特萊夫森(Tove Ditlevsen。由Paprika Steen飾演)書滿壁櫥的會客室裡,呈現了她和丈夫之間的緊繃關係,一切只因為托芙名氣響亮,吸引了慕名而來的年輕作家。

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 Thomas Hobbes)曾經說過一句名言:「Hell is truth seen too late./地獄是你最後知曉的真理。」魯鈍的俗人明白真理的時候, 你已經身在地獄了。Martin Zandvliet則是直接讓大家看見地獄往往就在身邊,就在看似婦唱夫隨的「美好」人生中,《托芙的房間》改編自托芙的最後一部小說《Vilhelms vørste》,描述的就是她每天生活在地獄中的實況。

《托芙的房間》是一部作家電影,探討作家的創作身心與家人關係,光是片名,就蘊藏著濃郁的文學元素。女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曾經說過:「女人需要屬於自己的房間,一筆屬於自己的錢,才能真正擁有創作的自由。」托芙有書房,也有錢,在丹麥文壇的名聲和地位極高,但在先生維克多(Victor Andreasen,由Lars Brygmann飾演)前面,她一文不值,每天冷嘲熱諷,罵個不停,不但會動手施暴,還會將她送進精神病院,偏偏那才是她可以靜心寫作的場域。

《托芙的房間》時空設定在1960年代,多數女性都還在爭取女權和女性主義的破曉時分,托芙卻已經紅遍文壇。家中出了知名作家,維克多卻不開心,不樂見妻子比他出名,沒有一絲夫以妻貴的喜悅與榮耀,因為啟蒙托芙的是他,提供文字修改意見的也是他,透過人脈讓文壇認識托芙的也是他,知道托芙幾斤幾兩重的更是他,偏偏光采焦點全在托芙,無人肯定他的貢獻與存在,因為他只是八卦小報的編輯,販賣最膚淺的文字,撩動讀者的文字,電影的引爆點就是一位年輕作家克勞斯(Joachim Fjelstrup飾演)約好來訪,維克多宿怒積怨一次爆發,直接演出地獄進行式。

飽讀詩書的維克多出口成髒的本事更勝販夫走卒,心中除了妒忌還是妒忌的人,眼神像是隨時可以把妳吞噬掉,衣冠楚楚一派斯文對照粗口髒言,滿腦邪思,灼灼逼人的維克多就像巡弋飛彈直追著托芙不放,當然,托芙也不是省油的燈,同床共枕多年,她同樣知道維克多的要害,知道如何反制,或者激發他的憤怒,因為那些火焰同樣可以照亮她的寫作方向。

既然維克多認定周遭男人都對托芙有非份之想,托芙也樂得編織春夢,戲弄維克多的虐待情欲。唯其如此,觀眾實在無法明白她們究竟是情人還是仇人,既然如此憎恨,何以又能相擁相惜?

表面上,《托芙的房間》描寫夫妻如何相害相殘,甚至讓不知情的訪客克勞斯夾在兩大火砲之間,左右為難,不知如何因應。導演Martin Zandvliet非常巧妙地安排了女僕(由Sonja Oppenhagen飾演)角色,她既是受氣包,托芙形容她像是壁虎,肢體和容貌都醜,又是冷眼旁觀,最了解真相的人,她的動作與語言都在提醒男女主角,也在告訴觀眾該怎麼解讀這場會客室的內戰。一切只因為地獄之戰就在狹小的會客室之間,鏡頭與空間的壓迫感壓到觀眾喘不過氣來,唯獨她出場的片刻,炮火稍歇,才來得及思考。

《托芙的房間》是非常標準的三一律戲劇,空間和時間都壓縮得更緊密與濃稠,浸泡在仇恨密度這麼高張的情緒中,觀眾同樣被鞭笞著咒罵著。是的,那種觀影不愉快,就是托芙的日常。

《托芙的房間》的掙扎煎熬全在相害相殘,好看也在相害相殘,你的容忍度訴說著你對文學真相的因緣是深或淺。

落葉:廢男怨女小情歌

短小精練,自成一格,又有餘韻無窮,應該是對《落葉(Kuolleet lehdet)》的最高禮讚了。

《落葉》是芬蘭導演Aki Kaurismäki在2023年的愛情喜劇。是愛情,但沒有俊男美女,透過一對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俗世男女的真誠,為「愛慕」找到更真實的書寫方式;是喜劇,但沒有插科打諢的爆笑場面,冷靜又低調將人生遇合找到讓人唇角上揚的表現方式。

《落葉》首先穿入耳朵的是賣場收銀機掃貨品條碼的聲音,沒看見畫面之前,你可能誤以為是醫院的心跳監測機,一時解讀是否正確都沒關係,最後殊途同歸,你對Aki Kaurismäki的冷式喜感都會嘿然一笑。

愛情故事的兩位主角AAnsa(lma Pöysti飾演)和Holappa(Jussi Vatanen)都是職場失意人, 工作沒有成就,只圖生活溫飽,回到住家都只有寂寞陪伴。Holappa更是無酒不歡,喝酒更不歡的困頓人生。

機緣湊巧在卡拉OK巧遇,互相都看見對方,卻拙笨到不知從何開始,好不容易開了頭,關鍵時刻總有意外,有一搭沒一搭的跌跌撞撞,就是俗世戀曲難以盡如人意的常態,兩個人只能用最笨的方式去尋找與守候愛神的迴心轉意,多少世間男女不都有這般得失計較心?卻又只能默默守候天意。

拙笨男女是Aki Kaurismäki電影中的常態,看似低限主義的簡單樸素,卻又蘊含寬厚能量,峰迴路轉之後的心靈踏實,同樣也是低調人生最豐厚的報酬。

小兒女的小情小愛雖然是全片主軸,Aki Kaurismäki卻不忘透過聲音滲透時代與愛情參數。AAnsa每天回家都會打開收音機,廣播中傳出的聲音全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新聞報導,這些時代聲音當然是Aki Kaurismäki刻意安排的時代印痕,所有對侵略者的批判與譴責,可以視為導演留下的歷史印記,也標示著兩位主角所在的時空座標,世界混亂,人生乏味,只剩含苞待放的愛情期待才是囃一的溫暖,也是兩位主角不致於濁流沒頂的生命期待。

另外,Aki Kaurismäki也開列了一張亂世歌單,俗世男女無法對抗亂世烽火,小酒館和卡拉OK中小情歌,以及收音機裡傳來的樂音,都各有深情(中文字幕很認真地翻譯起每首歌的中文歌詞),從「Takedan kehtolaulu 竹田の子守歌」開始,歷經「Get On」、舒伯特的「小夜曲」、熱情洋溢的「Mambo Italiano」一直到最後壓軸的「落葉(Les Feuilles Mortes)」,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流行與藝術歌謠都是美麗的人生風景,那也是紅塵中人最卑微的幸福渴望,聽著歌,看著Holappa拄著枴杖前行,我們並不確定他和身旁的AAnsa會走出怎樣的人生道路,但我們見證了他們的追尋與渴盼,都會帶著光明期待走出戲院。

至於AAnsa和Holappa
在電影院中觀看的「喪屍」電影,以及出現在電影院外牆的諸多電影海報,甚至還有布烈松與高達的辯證對話,則是Aki Kaurismäki透過男女約會獻給影迷的推荐片單了。

捉狂美術館:人生選擇

人生時時刻刻都在選擇,每個選擇,都會產生不同風景。

走下車站電梯,迎面走來一位穿著志工衣服的女人攔住你:「願意幫助一個垂死之人嗎?」願意,你就得停下腳步,捐錢,或者出力。多數時候,你不以為意,搖頭閃人,心裡嘀咕著:「又是什麼騙術?」或者「陌生人的生死,與我何干?

這時,廣場上傳來尖叫女聲:「救命!……救命!」你會停下腳步,循聲找人,了解怎麼回事?還是充耳未聞,繼續前行?一旦女子跑向你,後面有男聲粗暴威脅,你救是不救?都還搞不清楚狀況,怎麼救?見死不救,豈非道德有虧?倘若伸手相救,反遭其害,豈不冤枉?

瑞典導演Ruben Östlund在2017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得獎作《捉狂美術館(The Square)》中,一再地拋出各種選擇題,要男主角Claes Bang飾演的美術館長Christian做出抉擇,他的為難,同樣也煎熬著觀眾。

Ruben Östlund的高明在於他提出的考驗,看似尋常,卻有高度,更有難度。

例如,Christian館長的手機和錢包在廣場上被扒了,但在衛星定位系統協助下,確定落在一棟集合住宅內,他要不要寫封警告信,謊稱已知下落,要求限時交還,否則報警究辦,然後,挨家挨戶把信塞進門縫中?

例如,這種侵門踏戶的侵權行動,是館長自己來做?還是請手下代行?私人利害要動用到職場威權嗎?

明明是大海撈針,但是奇蹟出現,手機和錢包都原封不動歸還;然而噩運也上身,一位無辜男孩登門找他理論,纏著要他道歉。投遞信件時,Christian固然忐忑,但一人行竊,眾人受誣,收信的人是否都成了嫌犯?Christian爭回了自己的財產,但他怎麼償還男孩的公道?對人權的尊重,會不會因為對方年紀或社經地位而打折?

《捉狂美術館》的每一段情節都提供了岐路選項:yes or no?要或不要?做或不做?你的每個選擇其實,都呼應著英文片名中所指稱的一個名為「廣場」的展覽主題:「廣場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在裡頭,我們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觀眾有兩個入口,得先決定「你是信任別人」或「不信任別人」,選擇信任的人就得將皮夾與手機留在無人看管的入口處,參觀完再取回?你會做出哪一個選擇?人生的相互信任,是否越來越淡薄?

Christian手機被扒時,急著向廣場上的路人借手機,但沒人肯借,對照他的展覽主題,何等嘲諷?

後來,Christian與女記者春風一度,完事後,女方要幫他處理保險套,Christian卻死也不肯。給是信任,不給是防備,給或不給,清楚標識著他如何看待有肌膚之情的一夜愛人?是欲?是愛?

《捉狂美術館》大力批判著藝文界的「國王新衣」:只要把一樣東西放在美術館裡,凡品竟然就成了藝品!例如藝術家越是賣弄新名詞,就越難讓人測高深,「以特定場域/非特定場域的精神,探索公共性的建構」或者「從非展出品到展出品的普通概念,在大型展出的擁擠時刻」,多數人不懂,卻不敢問,只能跟著起鬨。換成是你,問或不問?你會怎麼選?

例如衣香鬢影的募款晚會,請來穿著有如野人,動作更像野人的行為藝術家來演出,明明表演已然失控,侵犯人體了,卻無人敢作聲或干預,就怕不識旨趣,不懂門道,被譏外行?人生的基本尊嚴,什麼時候被文化門檻給綑手綁腳了?換成是你,干預或不干預?你會怎麼選?

電影的高潮在於如果拍一隻短片能在瞬間創造卅萬人次的點擊,你做是不做?如果那隻爆紅短片是以炸死一個小孩做噱頭,你做是不做?

每個選擇,都會產生不同風景。是的。

抓狂美術館:刀砍文青

戴上文化帽子,不會讓你變得更高貴,穿上文化外衣,不會讓你變得更有氣質,但是許多知識份子就愛拿文化貼金,賣弄一些多數人聽不懂的名詞,這些毛病全都讓瑞典導演Ruben Östlund在去年橫掃坎城影展和歐洲電影獎的《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徹底打臉。

Ruben Östlund最擅長用一起小事件直指咽喉,帶領角色和觀眾進入他所質疑的道德困境。他的前一部作品《婚姻風暴》,描述一位父親帶著太太和子女上山滑雪,不料遇上雪崩,混亂之際,父親只顧自己逃命,沒想要保護家人,雪崩之後,他的婚姻風暴才要展開;至於《抓狂美術館》則是大刀砍向那些陳義過高,又愛故弄玄虛的文化人。

這位名叫Christian的館長(Christian可以是一般男人的小名,也可以指基督徒,擴大為對歐美文明的反思)舉辦了一個光纖圈圍起來的「廣場」藝展,標榜「廣場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在裡頭,我們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但是我們隨即看到他走過車站廣場時,對路旁志工的籲求無動於衷,對乞討遊民視而不見,面對一位疑似遇上暴力威脅的求救女郎,也怯懦瑟縮,不敢挺身而出,說一套,做一套,那是世人的真實嘴臉。

半吊子的文化人都愛咬文嚼字,所以「廣場」的官網上出現「以特定場域/非特定場域的精神,探索公共性的建構」和「以展出品/非展出品的普通概念在大型展出的擁擠時刻」的古怪文字,普羅大眾當然看不懂這款有字天書,卻又怕開口相問就會暴露欠學無知,只能囫圇吞棗,不懂亦要裝懂,最後全賴一位女記者戳穿「國王的新衣」,一再追問,才得到「妳的包包,平常只是一個包包,一旦放到美術館裡,就成了藝術品」的唬弄回答。

後來,Christian的理性要他別跟女記者上床,但是血性卻還是讓他難抵誘惑,春風一度後,女記者要幫他處理掉保險套,竟然引爆一場「搶套」大戰……讓人不禁想起多年前,一位風流官員同時跟多位「寶寶」交往,完事後一定把保險套放進手提箱中帶走,不留春風痕跡。

Christian做愛後先是要瘋狂護套,接下來還要面對女方質疑他虛情假意遊戲人間,問他:「是否記得我的名字?」雖然Christian同樣也會質問對方是否因為他是名人,所以一拍即合,熱情獻身。然而看見女記者家中豢養著一隻寵物大猩猩時,相形見絀,更是讓人拍案叫絕的神來一筆。

Christian最大的挑戰則在他的道德有虧。首先,他掉了手機,查知扒手可能是某棟大樓的住戶,竟然挨家挨戶送出警告信,逼對方還機,一人犯案,卻牽扯眾人,等到無辜少年登門求償,看對方人單勢孤,他就裝傻耍狠。其次,他的行銷廣告玩了炸死小孩的噱頭,網路瘋傳,行銷業績快速達標,卻引發輿論大譁,全片因此進入「要沒人性到什麼地步?才能觸及你的人性」的「點擊率」批判,更能引發觀眾共鳴。 

《抓狂美術館》由一連串的小事件組成,把原本枯澀乏味的文人德行,用幽默詼諧手法還原本色,有時揶揄,有時調侃,讓觀眾在捧腹大笑之餘,更加洞悉文化美容的矯情面貌,也對人性黯黑有更多的體會,《抓狂美術館》的境界類似幽默大師林語堂所說的:「諷刺每趨於酸腐,去其酸辣,而達道沖淡心境,便成幽默。」

捉狂美術館:捉狂性愛

才剛在床上洗了場熱水澡,何以心情就墜入了冰河?《捉狂美術館》是我在2018年的第三天看到的精彩電影,有太多對當代文明批判的內涵,光是這一場保險套戰爭,就以簡喻繁,非常犀利。 閱讀全文 捉狂美術館:捉狂性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