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價值:藝術精品

能夠看見《情感的價值(Sentimental Value)》是一種幸福。一種在畫廊裡遇見經典名畫的感動、喜悅與慶幸,只是畫框換成了巨大的銀幕,一切變得更清晰、明亮,更耐人咀嚼。

《情感的價值》的精彩,先是劇本、再是飾演父女的兩位演員Stellan Skarsgard與Renate Reinsve(連兩位配角Inga Ibsdotter Lilleaas與Elle Fanning都光輝耀眼,把綠葉的晶瑩綠意發揮得淋漓盡致),至於攝影、美術、剪接和音樂更像四大金剛穩穩護鎮,最後則必須歸功導演Joachim Trier從容自在又深沉內斂的統御本事。

破題,決定一部電影的敘事基調與力度。《情感的價值》採用了一款非常迷人的敘事手法:古往今來,探索家庭關係的電影千千萬萬部,極少從家的建築本體切入,雖然只是從大女兒Nora的一篇以「物件」為主體的作文出發,然而舉凡樓梯承載的重量,走廊和房間裡迴盪的聲音,都在敘述這間百年建築有過的滄桑喜樂,連房屋都會懷念那些曾經喧嘩,如今卻已淡逝的聲音與重量時,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纖細與敏感,即爲電影的Sentimental Value烙上不俗的印記。

因為,整部電影的核心都繞著這間古色古香,混合石板與厚木,有弧形窗櫺、圓頂尖塔的Dragestil式房舍發生。建築有古趣、房子裡的一家人透過放大鏡與解剖刀的審視,釋放出頗能激發共鳴的普世心情。

從選景觀點出發,《情感的價值》就已經說明美術可以替一部電影提供多少光熱能源。

更精巧的是,小小年紀就能寫出這款從建築衍伸的作文,Nora與眾不同的細膩感性就此凸顯出來。長大後的犀利與挑剔,就像DNA的應然與必然,合情入理。劇本的深層結構是這麼氣息與血脈相通。

《情感的價值》同時探討了戲劇與電影創作的艱困與折騰,這種劇情設計原本不易討喜,主要是前輩已經玩過極多,難有新意,導演Joachim Trier卻找到了悠遊其中的方法:戲劇針對女兒Nora,電影則留給父親Gustav,都用來註記他們的Sense與Sensibility 。

Nora的第一場高潮就是上戲前的舞台症候群:從焦慮到爆發,期間的驚惶、逃跑、紓壓與咬牙,都在瀕臨崩潰邊緣時刻展露本性,也為日後的父女矛盾架出可預測的行為模式。Renate Reinsve用失控的肢體、鄙視的眼神、受傷的靈魂逐步揭開Nora的內心糾結,層次鮮明,讓潛伏的身心靈都能浮現銀幕,堪稱教科書等級的表演。

聽或看Stellan Skarsgard拍電影或者說電影,則是《情感的價值》另外一個精巧設計。

他飾演的父親Gustav是一位生活只有電影的藝術家,不惜離家出走,對家人罕有聞問。送限制級DVD給小孫子,註記著他不為禮法羈絆的個性,也說明了他不懂得如何扮演父親與祖父的角色,但是他教起孩子用手機拍電影的鏡位構圖,卻也輕描淡寫交代了烹小鮮也可以成大師的機關。至於面對Elle Fanning無法進入角色的惶惑,從勸解到理解,那種老練與豁達,又是人生閱歷有如走過千江萬水的歲月風帆才能臻致的境界了。

在外是大師,返家卻是出幽靈。子過世後,悄然回返老家,面對兩位女兒的態度比陌生人更疏離。但是只要提到電影,即使已經十多年沒拍新作的他,眼神依舊有火光。特別是重回故居講解新片的最後一場戲時,他在房舍內一方面娓娓說故事,一方面比手畫腳穿針引線,示範一鏡到底的鏡頭運動,悄悄就將故居內發生的悲傷故事細細召喚了出來(確實,很多導演都說得一口好電影),更厲害的是這部尚未完成的電影充份說明了歷史傷痛在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中烙下的印記。很多電影都是導演的傳記或者回憶錄,看似坦誠告白,多數都摻混了他人元素,Gustav則是將劇本獻給女兒:父親雖然常年在外,沒盡到父親責任,然而他的銳利感性證明他是個肉體尺在,氣息卻未曾遠離的幽靈。劇本是他的橄欖枝,能將藝術追求及人性告白融合一氣,再次印證好劇本決定了電影成敗,更讓演員能夠從容悠遊。負責編劇的Eskil Vogt和Joachim Trier就這樣把一個平凡家庭的私密往事昇華成為能有普世共鳴的感性告白。

處理這麼細膩的人間情感,導演Joachim Trier在聲與影上都用力雕琢。視覺上,他大量採用特寫鏡頭,直視演員的眉宇肌肉,放大投射在的銀幕上,接受觀眾的凝視與審親,各個角色千迴百轉的吶喊與呼喚,歷歷如現;聲音上,未曾透露敘事都身份的女聲,優雅沉穩說著這幢百年老屋的歷任房客,盡得《莊子.知北遊》中所說的「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的神韻。而且故事從房子展開,最後又在老屋定格,觀眾似乎也回到了開頭,老屋有靈,他也會懷念樓梯踩踏的重量反應,以及迴盪在空間裡的悲觀聲波。首尾一氣,《情感的價值》確為禁得起細細檢視的傑作。

阿蒙怎麼了:狂笑之刃

《愛情萬歲》的女主角楊貴媚坐在大安森林哭泣了七分鐘,她的寂寞,撼動影迷。

《看海的日子》的女主角陸小芬生產戲哀嚎了五分鐘,做母親的艱難,影迷感同身受。

挪威電影《阿蒙怎麼了?(Armand)》女主角伊莉莎白(Renate Reinsve飾演)面對質疑,一連笑了五分鐘,止不住、停不了,笑得人心慌、笑得人發毛,因為明明一點都不好笑,為什麼她會笑成這副模樣?

長時間的情緒暈染,像一把利刃直刺觀眾腦門。

這場戲是電影大師柏格曼的孫子滕德 (Halfdan Ullmann Tøndel )精心安排的一場戲,陷入困境,求救無門的伊莉莎白就用笑聲扭轉劣勢。

滕德導演很會用空間說故事,學校請伊莉莎白到學校洽商,事先卻不告訴她發生了什麼事,該出面的校長也躲了起來,校舍空空蕩蕩,火災警報器卻響個不停,空,就陰森;警報,則是威脅,然後,伊莉莎白才知道兒子阿蒙被控侵犯了同學。

阿蒙只有六歲,他懂這些事?說得出不該說的話嗎?伊莉莎白有一種被突襲又將軍的崩潰,於是她失控狂笑了。

失控,可能是表演,因為伊莉莎白是知名演員;失控,可能是憤怒,她要抗議這種突襲、嘲笑師長和對方家長的小題大做;失控,可能是她自衛的防火牆…….

不要再笑了!一點都不好笑!不管校長怎麼制止,伊莉莎白繼續笑笑笑…….

孩子犯錯,是模仿大人?還是耳濡目染?從原本的刻意淡化到後來強調很嚴重,孤軍作戰的伊莉莎白面對嫉妒、歧視、積怨和心結,發現孩子間的衝突,已經蜕變成大人間的戰爭,選擇躲在笑聲後面,圖謀突圍與反制。

電影中幾乎不見孩子蹤影,只有措辭越來越尖銳的大人,只有新仇舊恨如雪球越滾越大的矛盾心結,那個原本修不好的警報器,根本就是為他們而響的……《阿蒙怎麼了?》其實是在問大人怎麼了?校園問題來自家庭問題,而且,問題是一個巴掌拍不響!滕德導演就這樣不露痕跡地開立出他的社會病徵診斷書。

《阿蒙怎麼了?》的空間運用很給力,既有威脅感,又有批判性,但是偶爾你卻聽見了希臘作曲家Elena Karaindrou替《永遠的一天》打造的主題曲,我不排斥拼貼主義,貼的巧,確實動人,貼的彆扭,就刺耳,滕德導演的音樂與音響一直讓我恍神出戲,可惜了!

關於性:善問者如撞鐘

有的導演偏好影像,講詩情、追意境、雲裡來、霧裡去,領略幾分就隨緣隨喜吧。

有的導演認知話白是劇情發動機,有人碎碎叨叨,從頭說到尾,有時珠玉連篇,有時好為人師;有人字斟句琢,句句珠璣,密度極高,有時靈光處處,有時露才炫技。最怕的是怕觀眾看不懂,急著說明白,卻又說不進章法邏輯,茫然失焦。

電影對白難寫,寫太白、太長、太瑣碎,都會有人嫌;偏偏,對白又是交代劇情的提點利器,說個不停,卻能步步進逼,讓人喘不過氣來,就是大學問、厚實力。

挪威導演Dag Johan Haugerud應該名列話白派高手,他的 《關於性(SEX)》就從兩位煙囪清潔工人的交心對談,進入中年大叔的行動與夢中困境。

楊·岡納·洛伊斯(Jan Gunnar Røise)飾演的艾福德林在工作場合首次與男客戶發生了性行為;托比約恩.哈爾(Thorbjørn Harr)飾演的Frier則是夢見酷似David Bowie的男子,對方注視著他的目光彷彿自己成了一個女人。

兩人的際遇都和性認同與性冒險有關,劇情的啟動與轉折來自他們的交心、分享與告白。願意告白的友情、聽取告白的愛情與親情,其實都源自彼此長久的信任。

然而,誠實告白卻未必禁得起細節追問下,為什麼?怎麼會?的計較與追究,千絲萬縷都能觸發驚濤駭浪的波濤。

Dag Johan Haugerud懂得怎麼問問題,更懂得怎麼從每一句問答中推敲、也鑽研進人心為什麼會隱晦、遮掩或迴避的細節, 《關於性》乍看之下有如一齣話劇電影,卻因善問,就讓每一回的私下對話,儼然成了刑事偵辦的層層剝剖,讓當事人或觀眾都有如洗了一回三溫暖。

清洗煙囪的工作就是讓阻塞不通的生活管道重新通暢,他們的告白,也為自己的人生進行一次疏通與清洗,有折磨、有煎熬,也有山窮水盡的猛然彎轉。

挪威的屋頂風景開闊有趣,我們相當陌生;挪威人的心理風景,則有如謎樣深淵,我們卻很有共鳴。導演Dag Johan Haugerud透過犀利的對白,告訴大家他是很會提問的心理治療師。

血脈追兇:漫長的等待

如果好奇,北歐人何以自殺率那麼高,畫面美的讓人窒息的《血脈追兇(The Breakthrough〉》提供了參考線索。

如果,你想知道經常冰天雪地的瑞典何以培育出那麼優秀運動選手,《血脈追兇》同樣提供了作證線索。

《血脈追兇》透過一樁查了16年都沒有突破的雙屍命案,說了一則a word is a word,a promise is a promise的人生承諾。

低調再低調是《血脈追兇》導演麗莎·西威(Lisa Siwe)必須採用的形式美學,因為找不出動機、就找不到臨時起意的犯案兇手,茫茫16年的折騰,面對家屬的眼淚、絕望、憤怒與崩潰,對辦案警探是多揪心的煎熬?

「一度也想放棄」,確實是承辦警官彼得·埃格斯(Peter Eggers)的真情告白,但是參加過兩次奧運的他,配上全家幸福也要給個交代的心理糾結,鵲也讓低調到近乎絕望的美學風格透漏出「冰雪猶有傲霜枝」的微溫骨氣,讓你願意陪他走完這趟追兇旅程。

不管是催眠繪圖、或者建立家族血案,都不是正統辦案模式,甚至有侵犯人權之虞,真相與人權的拔河提供觀眾足夠思考空間去思考:事不關己,你會怎麼想?一旦有切膚之痛,又會怎麼要求?

《血脈追兇》影集只有四集,節奏緩慢,等待的煎熬呼應破案艱難,其實很能呼應主題。我不懂DNA系譜究竟能夠怎麼找出凶手,龐大資料庫可以行善,也可能加害,面對科技,總有一種莫名的恐懼。

至於,馬蒂亞斯·諾德奎斯特(Mattias Nordkvist),飾演的系譜學家,有一種尖端的寂寞,他們的堅持與奮戰,又是另一套故事了。《血脈追兇》沒把他們塑造成英雄,只有終於破案的解脫,算是拿捏得相當得體。

關於愛的練習:傷別離

戀愛時,你看見她唇角上揚,也看見眼神中有慾望燃燒,你相信她的愛。

爭吵時,你看見她受傷又焦躁的眼神,也看見一股氣梗在胸口,你相信她非常不甘心。

挪威女星Helga Guren在《關於愛的練習(Loveable)》中的一顰一笑都極具說服力。喜則同喜,悲則同悲,然而看到她獨自一人走上十字架,為觀眾承擔了無法控制、也不知如何調整修正的悲歡宿命,你卻暗自祈禱切莫重蹈她的生命足跡。

她的煎熬,成就了觀眾的救贖?她的受罪,卻又讓你想起也曾有過類似擦邊球的機遇?

挪威導演Lilja Ingolfsdottir在《關於愛的練習》中採用了極其常見的破題:戀愛時,人在天堂,結婚後,為什麼比墳墓還淒慘,簡直就是如同地獄。然而,這麼常見的命題卻天天在我們周遭上演,《關於愛的練習》根本就是一面關於愛的「鏡子」。

導演Lilja Ingolfsdottir的「地獄」書寫法簡明有力:Helga Guren忙著照顧前夫及現任丈夫的四個小孩,貪玩的小小孩,到處闖禍,超市薯片還沒買單,就已灑落滿地;叛逆期的大小孩又嫌弟妹囉嗦,不願禮讓,更不想分擔照顧,手忙腳亂的她卻又發現信用卡錢不夠,刷不過,後面拍著長龍的顧客不耐盯著看她如何善後…….是的,就是類似這些雞毛蒜皮事,讓她心力交疲,剛從遠方工作回家的先生就遇上了她失控的火藥庫。

發洩,難免,能夠舒壓都是好事。偏偏這顆地雷天天引爆,時時失控,「東風惡、歡情薄」,連看婚姻諮商也要爭論為什麼?

愛情什麼時候消磨殆盡?失敗的婚姻往往理不出頭緒,Helga Guren的困境則在於她也不想如此,明明猛力踩下了剎車,卻才發現踩的是油門,原本的幸福就像雲霄飛車般失速狂飆。

導演Lilja Ingolfsdottir把愛情拍得極美,Helga Guren簡直就像人人豔羨的癡情天使,你慶幸她心想事成,你希望她不要錯亂失蹄,因為她不該這麼悲慘。偏偏,她卻只能強顏歡笑,承受自己做不好妻子、女兒和母親的三重失落。萬般不捨,卻只能揪著心,眼睜睜看著她往懸崖邊衝過去。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enina)」開場就說:「所有的幸福家庭都是相似的,每個不幸家庭都有他自己的不幸。」《關於愛的練習》正是這句名言的縮影。

細膩寫實,是《關於愛的練習》的最大資產;尖銳無情則是《關於愛的練習》帶動的海嘯浪潮。

電影情節一再衝撞心房,不時都會讓觀眾感同身受,不由自主想起不願再想起的情感創傷,但也透過這款清洗,傷口撕開再癒合,《關於愛的練習》成就了一場劇痛的療傷之旅。

這是一部兇猛又兇狠的電影。看到終場,你會慶幸自己survive了,你會想要擁抱扮演獻祭羔羊的女主角Helga Guren,她實在太會演,太真實了。

對街的小星星:老少情

車子要涉水過河,前車拋錨了,車主枯坐車中,反而是後到的Gunnar(Þröstur Leó Gunnarsson飾演),駕駛底盤較高的休旅車繞過前車,開門下車,拿出繩索,牽引對方車輛涉水開回家。

對方車主不下車,理由是他西裝筆挺,不想濕汚。

主動伸出援手的Gunnar卻從西裝男手中接過法院強制令,再不搬遷 ,政府就會強制執行。

回家的路水積成河,因為Gunnar家位於新水庫集水區,無力再捍衛家園與牧場的Gunnar,只能把愛馬交付給遠方友人,帶著上億補償金移居到都市。

《對街的小星星(Einvera /Solitude)》 是非常纖細的三幕劇電影,用了不到十句對白,花了十分鐘時間就在第一幕中清楚交代了于思滿面的Gunnar個性、處境和面對生命逆境的低調。也讓人看到冰島導演Ninna Pálmadóttir的導戲功力:不浮誇、不賣弄,靜靜說好一則孤獨靈魂的生命故事。

《對街的小星星 》劇情核心在老邁的Gunnar遇見了年僅11歲送報小男生Ari(Hermann Samúelsson飾演),一老一少成了忘年交,因為他們同為天涯寂寞人。Gunnar沒有朋友,Ari的好友搬走了,分居的雙親抽不出時間好好陪伴他長大。

很多導演都懂得如何書寫孤獨,Ninna導演的重點則在把溫暖與關懷滲透進來,然後,就在雲破月來之際,一朵更大的烏雲飄了進來。

人生殘酷,無所不在的上帝偶爾垂憐,偶爾打盹,半夢半醒之間,Gunnar 的似水流年,不時浪濤起伏。

少年Ari是上帝的禮物,透過少男的眼睛與心靈,不善溝通交際的Gunnar逐步開放心靈,發覺自己也可以是個有價值、有貢獻的人。聽著Gunnar拙笨唸出寫給遠方表弟的家書,你會為這份簡單又平凡的幸福流下感動眼淚。

孤單是Gunnar和Ari的交集,從遠到近,從疏到親,Ninna導演處理這段老少情誼有如喝杯白開水,輕輕又淡淡,無需加油添醋,即有潤喉清心之效,喝了一口還想再喝一口,成就了小品電影獨到的醺然餘韻。

這時候,難民來了,回收來了,看似信手拈來的當代議題,都在呼應Gunnar的當下情境,他不求人知,為所應為的行動,都在第三幕的戲劇衝突時刻,提供了觀眾期待的答案線索。

Gunnar一直是社會邊緣人,個人承受的誤解與暴力,卻呼應了當代文明只看表象就定人生死的浮誇聒噪。

受盡委屈的Gunnar選擇重回被水淹掉一半的家園,家如此,人亦如此,Ninna導演的意象連結讓第一幕埋下的線索逐一浮昇對話,你才恍然大悟:看似形式與情節都極其簡單的電影,其實暗藏肌理繁複的生命素描。

上帝還是在Gunnar身旁,只是上帝太忙了,而且還不時打盹去了,沒關係,Gunnar知道對街的小星星一直在窗前對他眨眼睛,這就夠了。

我喜歡,非常喜歡《對街的小星星 》這杯白開水。

復活劫:生死陰陽茫茫

挪威導演 Thea Hvistendahl 編導的《復活劫(Håndtering av udøde /Handling the Undead)》是部奇片,值得一刷再刷。

第一刷,讓自己像無頭蒼蠅般任憑導演在三個家庭裏牽引來去,感受那種無法動用筆墨形容的奇特劇情:已經死去的親人以龜息姿態,睜開雙眼,撫慰、折磨或噬咬著家人。

第二刷,明白劇情梗概的你,可以好整以暇地去領略導演如何運用聲音、鏡位、化妝和剪接,打造這麼一則超越常人經驗法則的情感素材。特別是作曲家Peter Raeburn的樂音與聲響規劃,四面八方席捲而來,那是層次既多元又寬闊的聲音設計空間,也是極罕體驗的聲音實驗場域。

中文譯名《復活劫》是個迷宮,鑽得進去,卻不容易出來,若從Håndtering av udøde或Handling the Undead來理解,或許更清楚明白些。

the Undead可以是將死未死之人,也可以代表那些不捨、不願、也不接受的生者。因為死亡像黑洞,一把吞噬掉曾經有過的悲喜與溫度,留給生者無盡的悔恨與懊惱。死者一了百了,未亡人(爺孫、母子、伴侶和夫妻)則是備受煎熬,才是最需要撫慰與照顧的人。

突如其來的磁場或氣流擾動,讓已經死去的親人、伴侶竟然又得著一抹生氣,微微甦醒,微微吞嚥,喜極而泣的你,是不是更想緊緊擁抱他,對他更好一些?彌補來不及好好告別的遺憾,傾訴來不及好好告白的私心?

但是硬把死者從黑暗幽谷拉回來,真的是好事嗎?或是更大的災難與痛苦?

「死者懷之」是電影中所有多情生者還想做的事,即使一息尚存,回來就好;「生者安之」則是導演想對「捨不得」放手,就怕再次失去最愛的人,深情的叮嚀與祝福。片名中的「Handling」就是從渴望、混亂到放手的各式煎熬、安置與認命歷程。

電影時序採取不規則跳躍,或順或逆、忽前忽後、越是混沌,越是接近當事人既期待又不知如何因應現實心情。強烈的形式風格呼應電影主題,有如走過一趟人跡罕至的觀影旅程。

導演知道觀眾容易迷航,所以特別安排了一首「 Ne me quitte pas 」來點題,很多人熟悉英文版的「If You Go Away」,原曲作曲家Jacques Brel 曾說他寫的不是情歌,而是「刻畫人生的怯弱」,一如歌詞描述的:


Ne me quitte pas 別離開我
Il faut oublier 該要遺忘
Tout peut s’oublier 那些已經逝去的
Qui s’enfuit déjà 都能被遺忘
Oublier le temps 忘掉過去
Des malentendus 那些誤解的時光
Et le temps perdu 以及失去的時光
A savoir comment 我想知道
Oublier ces heures 如何才能忘記
Qui tuaient parfois 那些不時抹殺
A coups de pourquoi 我快樂心情的時光
(《復活劫》的中文譯者將歌詞全文翻譯出來,值得細細品味)。

「死者懷之」是我們永恆的牽掛;「生者安之」則是復活的真諦。

帶針的女孩:誰是罪人

觀看《帶針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Needle)》,有如一根針直刺心房,痛到你找不出任何言語形容。

瑞典導演Magnus von Horn選擇黑白影像處理《帶針的女孩》,應該是貧窮太過無情、戰爭太過淒厲,人道太過曖昧,黑白影像的時空距離至少給人喘息空間。

《帶針的女孩》時空座標設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Vic Carmen Sonne飾演的Karoline,因為從軍的丈夫音訊全無,付不起房租,流落貧民區。

滅頂之前,她誤信針織工廠老闆愛他,有了身孕,卻被準婆婆羞辱,失蹤丈夫又帶著一張破碎的臉回來,走投無路的Karoline,該怎麼辦?

Magnus von Horn的敘事功力就在於你以為Karoline的跌撞苦難已經夠悲涼了,其實只是序曲,慈眉善目,救苦救難的曲娜.蒂虹 (Trine Dyrholm)飾演的達瑪登場,風暴才要開展。

《帶針的女孩》挑戰,也批判著世人對「好」與「壞」的定義與接受。

人生勇於「救苦救難」,當然可以列為「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的好人;然而,不照你「以為」的方式幫助你脫離「倒懸」之苦,就成了「該下地獄」的壞人嗎?

達瑪經營的糖果店也是巧妙設計,她的糖果可以「解憂」,她「代勞」轉送孩子,不也是給人方便的「紓壓」善心?

成全眾人方便,罪惡一肩擔承,誰有資格批判她?

基督教認為世人都是罪人,因為人們沒有活出上帝創造時所賦予人類的生命樣式,成為墮落、扭曲的生命。《帶針的女孩》也在講同樣道理:「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就在什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

Trine Dyrholm過去主演的
《更好的世界 Haevnen》和《肥皂(Soap)》都對生命道德和人生選擇,提交大膽批判,《帶針的女孩》同樣不遑多讓。

然而,Magnus von Horn配合那張破碎的臉,創造出類似Francis Bacon 畫筆下的一張張猙獰、扭曲、殘缺又粗暴的臉,更把「誰不是罪人?」的命題,刺出畫龍點睛的一筆。

《帶針的女孩》的議題與美學,讓觀眾如坐針氈,但是直刺觀眾心中那根針就是電影最紮實的重量,你一定會沉澱、思考和咀嚼,就算苦澀不堪,卻也苦到夠味。

應許:荒蕪之地寫史詩

丹麥導演尼科萊·阿爾賽(Nikolaj Arcel)編導的《荒蕪之地·應許之心(Bastarden)》三者齊備。

時代是18世紀中葉的丹麥北疆,國王應許開放開墾漠土,成功者可晉爵,有厚賞。

靈魂是退役少尉Ludvig Kahlen(由邁茲·米克森(Mads Mikkelsen)飾演)。在外人皆曰不行、不准、不可能的情況下,他堅持拿著退休金投入開墾。

他不是只有感性,一廂情願的吉軻德,拓荒經過科學算計,找到特有種馬鈴薯,一定可以突破凍漠困境。他缺的是人手,Amanda Collin飾演的偷跑賤農安·芭芭拉(Ann Barbara)和夫婿即時出現,成了左右手。

命運有兩個層次:首先是階級對抗,荒地原本另有領主,Ludvig Kahlen拓荒就侵犯了他的權勢,一旦收穫有成,更是重重打他巴掌,他所有破壞、霸凌與收買手段,就像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一般:洞洞洞洞敲門而來。

第二個層次在於順服或對抗。Kahlen沒有忘記初衷,只是誤判形勢,遵循傳統框架,一錯再錯。真正完成命運交響曲的反而是Ann Barbara。

這個轉折說明了《荒蕪之地·應許之心》的原著小說何以是「上尉與安·芭芭拉(Kaptajnen og Ann Barbara)」,上尉是誰?是何名字?並不重要,Ann Barbara的每一個選擇、判斷與選擇才是關鍵核心。史詩或許由男人動筆,少了女人支撐、鞭策與犧牲,根本難以成篇。《荒蕪之地·應許之心》的曲筆書寫(有Ann,以及膚色黝黑的異族女孩Anmai Mus),讓傳統聚焦男性的史詩電影有了截然不同的視野與氣勢。

焦點與盲點都在Kahlen身上,卑微的Ann Barbara卻有畫龍點睛的萬鈞筆力。戲不多,每一場都奪人睛神,這種劇本著實功力不凡。

歐洲影帝邁茲·米克森很會演,粉絲不會失望;但是你會更喜歡Amanda Collin的堅毅魅力。在她身上,史詩三要素:時代(農奴卑賤,任領主蹂躪)、靈魂(有尊嚴地活下去)、命運(推翻規矩,自己的路自己創造)一一實踐,《荒蕪之地·應許之心》教會我們從不同視線解讀史詩。

托芙的房間:相愛相害

丹麥導演Martin Zandvliet執導的《托芙的房間(Toves værelse)》用了一頓午餐時間,就在女作家托芙·迪特萊夫森(Tove Ditlevsen。由Paprika Steen飾演)書滿壁櫥的會客室裡,呈現了她和丈夫之間的緊繃關係,一切只因為托芙名氣響亮,吸引了慕名而來的年輕作家。

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 Thomas Hobbes)曾經說過一句名言:「Hell is truth seen too late./地獄是你最後知曉的真理。」魯鈍的俗人明白真理的時候, 你已經身在地獄了。Martin Zandvliet則是直接讓大家看見地獄往往就在身邊,就在看似婦唱夫隨的「美好」人生中,《托芙的房間》改編自托芙的最後一部小說《Vilhelms vørste》,描述的就是她每天生活在地獄中的實況。

《托芙的房間》是一部作家電影,探討作家的創作身心與家人關係,光是片名,就蘊藏著濃郁的文學元素。女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曾經說過:「女人需要屬於自己的房間,一筆屬於自己的錢,才能真正擁有創作的自由。」托芙有書房,也有錢,在丹麥文壇的名聲和地位極高,但在先生維克多(Victor Andreasen,由Lars Brygmann飾演)前面,她一文不值,每天冷嘲熱諷,罵個不停,不但會動手施暴,還會將她送進精神病院,偏偏那才是她可以靜心寫作的場域。

《托芙的房間》時空設定在1960年代,多數女性都還在爭取女權和女性主義的破曉時分,托芙卻已經紅遍文壇。家中出了知名作家,維克多卻不開心,不樂見妻子比他出名,沒有一絲夫以妻貴的喜悅與榮耀,因為啟蒙托芙的是他,提供文字修改意見的也是他,透過人脈讓文壇認識托芙的也是他,知道托芙幾斤幾兩重的更是他,偏偏光采焦點全在托芙,無人肯定他的貢獻與存在,因為他只是八卦小報的編輯,販賣最膚淺的文字,撩動讀者的文字,電影的引爆點就是一位年輕作家克勞斯(Joachim Fjelstrup飾演)約好來訪,維克多宿怒積怨一次爆發,直接演出地獄進行式。

飽讀詩書的維克多出口成髒的本事更勝販夫走卒,心中除了妒忌還是妒忌的人,眼神像是隨時可以把妳吞噬掉,衣冠楚楚一派斯文對照粗口髒言,滿腦邪思,灼灼逼人的維克多就像巡弋飛彈直追著托芙不放,當然,托芙也不是省油的燈,同床共枕多年,她同樣知道維克多的要害,知道如何反制,或者激發他的憤怒,因為那些火焰同樣可以照亮她的寫作方向。

既然維克多認定周遭男人都對托芙有非份之想,托芙也樂得編織春夢,戲弄維克多的虐待情欲。唯其如此,觀眾實在無法明白她們究竟是情人還是仇人,既然如此憎恨,何以又能相擁相惜?

表面上,《托芙的房間》描寫夫妻如何相害相殘,甚至讓不知情的訪客克勞斯夾在兩大火砲之間,左右為難,不知如何因應。導演Martin Zandvliet非常巧妙地安排了女僕(由Sonja Oppenhagen飾演)角色,她既是受氣包,托芙形容她像是壁虎,肢體和容貌都醜,又是冷眼旁觀,最了解真相的人,她的動作與語言都在提醒男女主角,也在告訴觀眾該怎麼解讀這場會客室的內戰。一切只因為地獄之戰就在狹小的會客室之間,鏡頭與空間的壓迫感壓到觀眾喘不過氣來,唯獨她出場的片刻,炮火稍歇,才來得及思考。

《托芙的房間》是非常標準的三一律戲劇,空間和時間都壓縮得更緊密與濃稠,浸泡在仇恨密度這麼高張的情緒中,觀眾同樣被鞭笞著咒罵著。是的,那種觀影不愉快,就是托芙的日常。

《托芙的房間》的掙扎煎熬全在相害相殘,好看也在相害相殘,你的容忍度訴說著你對文學真相的因緣是深或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