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北歐影視

應許：荒蕪之地寫史詩

史詩電影包含三大參數：時代、靈魂、命運。

丹麥導演尼科萊·阿爾賽（Nikolaj Arcel）編導的《荒蕪之地·應許之心（Bastarden）》三者齊備。

時代是18世紀中葉的丹麥北疆，國王應許開放開墾漠土，成功者可晉爵，有厚賞。

靈魂是退役少尉Ludvig Kahlen（由邁茲·米克森（Mads Mikkelsen）飾演）。在外人皆曰不行、不准、不可能的情況下，他堅持拿著退休金投入開墾。

他不是只有感性，一廂情願的吉軻德，拓荒經過科學算計，找到特有種馬鈴薯，一定可以突破凍漠困境。他缺的是人手，Amanda Collin飾演的偷跑賤農安·芭芭拉（Ann Barbara）和夫婿即時出現，成了左右手。

命運有兩個層次：首先是階級對抗，荒地原本另有領主，Ludvig Kahlen拓荒就侵犯了他的權勢，一旦收穫有成，更是重重打他巴掌，他所有破壞、霸凌與收買手段，就像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一般：洞洞洞洞敲門而來。

第二個層次在於順服或對抗。Kahlen沒有忘記初衷，只是誤判形勢，遵循傳統框架，一錯再錯。真正完成命運交響曲的反而是Ann Barbara。

這個轉折說明了《荒蕪之地·應許之心》的原著小說何以是「上尉與安·芭芭拉（Kaptajnen og Ann Barbara）」，上尉是誰？是何名字？並不重要，Ann Barbara的每一個選擇、判斷與選擇才是關鍵核心。史詩或許由男人動筆，少了女人支撐、鞭策與犧牲，根本難以成篇。《荒蕪之地·應許之心》的曲筆書寫（有Ann，以及膚色黝黑的異族女孩Anmai Mus），讓傳統聚焦男性的史詩電影有了截然不同的視野與氣勢。

焦點與盲點都在Kahlen身上，卑微的Ann Barbara卻有畫龍點睛的萬鈞筆力。戲不多，每一場都奪人睛神，這種劇本著實功力不凡。

歐洲影帝邁茲·米克森很會演，粉絲不會失望；但是你會更喜歡Amanda Collin的堅毅魅力。在她身上，史詩三要素：時代（農奴卑賤，任領主蹂躪）、靈魂（有尊嚴地活下去）、命運（推翻規矩，自己的路自己創造）一一實踐，《荒蕪之地·應許之心》教會我們從不同視線解讀史詩。

托芙的房間：相愛相害

要明白男主角怎麼霸凌女主角，最好的方法就是讓觀眾感覺自己正受霸凌。

丹麥導演Martin Zandvliet執導的《托芙的房間（Toves værelse）》用了一頓午餐時間，就在女作家托芙·迪特萊夫森(Tove Ditlevsen。由Paprika Steen飾演)書滿壁櫥的會客室裡，呈現了她和丈夫之間的緊繃關係，一切只因為托芙名氣響亮，吸引了慕名而來的年輕作家。

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 Thomas Hobbes）曾經說過一句名言：「Hell is truth seen too late.／地獄是你最後知曉的真理。」魯鈍的俗人明白真理的時候， 你已經身在地獄了。Martin Zandvliet則是直接讓大家看見地獄往往就在身邊，就在看似婦唱夫隨的「美好」人生中，《托芙的房間》改編自托芙的最後一部小說《Vilhelms vørste》，描述的就是她每天生活在地獄中的實況。

《托芙的房間》是一部作家電影，探討作家的創作身心與家人關係，光是片名，就蘊藏著濃郁的文學元素。女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曾經說過：「女人需要屬於自己的房間，一筆屬於自己的錢，才能真正擁有創作的自由。」托芙有書房，也有錢，在丹麥文壇的名聲和地位極高，但在先生維克多(Victor Andreasen，由Lars Brygmann飾演）前面，她一文不值，每天冷嘲熱諷，罵個不停，不但會動手施暴，還會將她送進精神病院，偏偏那才是她可以靜心寫作的場域。

《托芙的房間》時空設定在1960年代，多數女性都還在爭取女權和女性主義的破曉時分，托芙卻已經紅遍文壇。家中出了知名作家，維克多卻不開心，不樂見妻子比他出名，沒有一絲夫以妻貴的喜悅與榮耀，因為啟蒙托芙的是他，提供文字修改意見的也是他，透過人脈讓文壇認識托芙的也是他，知道托芙幾斤幾兩重的更是他，偏偏光采焦點全在托芙，無人肯定他的貢獻與存在，因為他只是八卦小報的編輯，販賣最膚淺的文字，撩動讀者的文字，電影的引爆點就是一位年輕作家克勞斯（Joachim Fjelstrup飾演）約好來訪，維克多宿怒積怨一次爆發，直接演出地獄進行式。

維克多的家暴公式分為言語、眼神和拳腳三類。眼神恨，語言毒，拳腳兇不規則上演。

飽讀詩書的維克多出口成髒的本事更勝販夫走卒，心中除了妒忌還是妒忌的人，眼神像是隨時可以把妳吞噬掉，衣冠楚楚一派斯文對照粗口髒言，滿腦邪思，灼灼逼人的維克多就像巡弋飛彈直追著托芙不放，當然，托芙也不是省油的燈，同床共枕多年，她同樣知道維克多的要害，知道如何反制，或者激發他的憤怒，因為那些火焰同樣可以照亮她的寫作方向。

既然維克多認定周遭男人都對托芙有非份之想，托芙也樂得編織春夢，戲弄維克多的虐待情欲。唯其如此，觀眾實在無法明白她們究竟是情人還是仇人，既然如此憎恨，何以又能相擁相惜？

表面上，《托芙的房間》描寫夫妻如何相害相殘，甚至讓不知情的訪客克勞斯夾在兩大火砲之間，左右為難，不知如何因應。導演Martin Zandvliet非常巧妙地安排了女僕（由Sonja Oppenhagen飾演）角色，她既是受氣包，托芙形容她像是壁虎，肢體和容貌都醜，又是冷眼旁觀，最了解真相的人，她的動作與語言都在提醒男女主角，也在告訴觀眾該怎麼解讀這場會客室的內戰。一切只因為地獄之戰就在狹小的會客室之間，鏡頭與空間的壓迫感壓到觀眾喘不過氣來，唯獨她出場的片刻，炮火稍歇，才來得及思考。

《托芙的房間》是非常標準的三一律戲劇，空間和時間都壓縮得更緊密與濃稠，浸泡在仇恨密度這麼高張的情緒中，觀眾同樣被鞭笞著咒罵著。是的，那種觀影不愉快，就是托芙的日常。

《托芙的房間》的掙扎煎熬全在相害相殘，好看也在相害相殘，你的容忍度訴說著你對文學真相的因緣是深或淺。

落葉：廢男怨女小情歌

短小精練，自成一格，又有餘韻無窮，應該是對《落葉（Kuolleet lehdet）》的最高禮讚了。

《落葉》是芬蘭導演Aki Kaurismäki在2023年的愛情喜劇。是愛情，但沒有俊男美女，透過一對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俗世男女的真誠，為「愛慕」找到更真實的書寫方式；是喜劇，但沒有插科打諢的爆笑場面，冷靜又低調將人生遇合找到讓人唇角上揚的表現方式。

《落葉》首先穿入耳朵的是賣場收銀機掃貨品條碼的聲音，沒看見畫面之前，你可能誤以為是醫院的心跳監測機，一時解讀是否正確都沒關係，最後殊途同歸，你對Aki Kaurismäki的冷式喜感都會嘿然一笑。

愛情故事的兩位主角AAnsa（lma Pöysti飾演）和Holappa（Jussi Vatanen）都是職場失意人， 工作沒有成就，只圖生活溫飽，回到住家都只有寂寞陪伴。Holappa更是無酒不歡，喝酒更不歡的困頓人生。

機緣湊巧在卡拉OK巧遇，互相都看見對方，卻拙笨到不知從何開始，好不容易開了頭，關鍵時刻總有意外，有一搭沒一搭的跌跌撞撞，就是俗世戀曲難以盡如人意的常態，兩個人只能用最笨的方式去尋找與守候愛神的迴心轉意，多少世間男女不都有這般得失計較心？卻又只能默默守候天意。

拙笨男女是Aki Kaurismäki電影中的常態，看似低限主義的簡單樸素，卻又蘊含寬厚能量，峰迴路轉之後的心靈踏實，同樣也是低調人生最豐厚的報酬。

小兒女的小情小愛雖然是全片主軸，Aki Kaurismäki卻不忘透過聲音滲透時代與愛情參數。AAnsa每天回家都會打開收音機，廣播中傳出的聲音全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新聞報導，這些時代聲音當然是Aki Kaurismäki刻意安排的時代印痕，所有對侵略者的批判與譴責，可以視為導演留下的歷史印記，也標示著兩位主角所在的時空座標，世界混亂，人生乏味，只剩含苞待放的愛情期待才是囃一的溫暖，也是兩位主角不致於濁流沒頂的生命期待。

另外，Aki Kaurismäki也開列了一張亂世歌單，俗世男女無法對抗亂世烽火，小酒館和卡拉OK中小情歌，以及收音機裡傳來的樂音，都各有深情（中文字幕很認真地翻譯起每首歌的中文歌詞），從「Takedan kehtolaulu 竹田の子守歌」開始，歷經「Get On」、舒伯特的「小夜曲」、熱情洋溢的「Mambo Italiano」一直到最後壓軸的「落葉（Les Feuilles Mortes)」，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流行與藝術歌謠都是美麗的人生風景，那也是紅塵中人最卑微的幸福渴望，聽著歌，看著Holappa拄著枴杖前行，我們並不確定他和身旁的AAnsa會走出怎樣的人生道路，但我們見證了他們的追尋與渴盼，都會帶著光明期待走出戲院。

至於AAnsa和Holappa
在電影院中觀看的「喪屍」電影，以及出現在電影院外牆的諸多電影海報，甚至還有布烈松與高達的辯證對話，則是Aki Kaurismäki透過男女約會獻給影迷的推荐片單了。

捉狂美術館：人生選擇

人生時時刻刻都在選擇，每個選擇，都會產生不同風景。

走下車站電梯，迎面走來一位穿著志工衣服的女人攔住你：「願意幫助一個垂死之人嗎？」願意，你就得停下腳步，捐錢，或者出力。多數時候，你不以為意，搖頭閃人，心裡嘀咕著：「又是什麼騙術？」或者「陌生人的生死，與我何干？」

這時，廣場上傳來尖叫女聲：「救命！……救命！」你會停下腳步，循聲找人，了解怎麼回事？還是充耳未聞，繼續前行？一旦女子跑向你，後面有男聲粗暴威脅，你救是不救？都還搞不清楚狀況，怎麼救？見死不救，豈非道德有虧？倘若伸手相救，反遭其害，豈不冤枉？

瑞典導演Ruben Östlund在2017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得獎作《捉狂美術館（The Square）》中，一再地拋出各種選擇題，要男主角Claes Bang飾演的美術館長Christian做出抉擇，他的為難，同樣也煎熬著觀眾。

Ruben Östlund的高明在於他提出的考驗，看似尋常，卻有高度，更有難度。

例如，Christian館長的手機和錢包在廣場上被扒了，但在衛星定位系統協助下，確定落在一棟集合住宅內，他要不要寫封警告信，謊稱已知下落，要求限時交還，否則報警究辦，然後，挨家挨戶把信塞進門縫中？

例如，這種侵門踏戶的侵權行動，是館長自己來做？還是請手下代行？私人利害要動用到職場威權嗎？

明明是大海撈針，但是奇蹟出現，手機和錢包都原封不動歸還；然而噩運也上身，一位無辜男孩登門找他理論，纏著要他道歉。投遞信件時，Christian固然忐忑，但一人行竊，眾人受誣，收信的人是否都成了嫌犯？Christian爭回了自己的財產，但他怎麼償還男孩的公道？對人權的尊重，會不會因為對方年紀或社經地位而打折？

《捉狂美術館》的每一段情節都提供了岐路選項：yes or no？要或不要？做或不做？你的每個選擇其實，都呼應著英文片名中所指稱的一個名為「廣場」的展覽主題：「廣場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在裡頭，我們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觀眾有兩個入口，得先決定「你是信任別人」或「不信任別人」，選擇信任的人就得將皮夾與手機留在無人看管的入口處，參觀完再取回？你會做出哪一個選擇？人生的相互信任，是否越來越淡薄？

Christian手機被扒時，急著向廣場上的路人借手機，但沒人肯借，對照他的展覽主題，何等嘲諷？

後來，Christian與女記者春風一度，完事後，女方要幫他處理保險套，Christian卻死也不肯。給是信任，不給是防備，給或不給，清楚標識著他如何看待有肌膚之情的一夜愛人？是欲？是愛？

《捉狂美術館》大力批判著藝文界的「國王新衣」：只要把一樣東西放在美術館裡，凡品竟然就成了藝品！例如藝術家越是賣弄新名詞，就越難讓人測高深，「以特定場域／非特定場域的精神，探索公共性的建構」或者「從非展出品到展出品的普通概念，在大型展出的擁擠時刻」，多數人不懂，卻不敢問，只能跟著起鬨。換成是你，問或不問？你會怎麼選？

例如衣香鬢影的募款晚會，請來穿著有如野人，動作更像野人的行為藝術家來演出，明明表演已然失控，侵犯人體了，卻無人敢作聲或干預，就怕不識旨趣，不懂門道，被譏外行？人生的基本尊嚴，什麼時候被文化門檻給綑手綁腳了？換成是你，干預或不干預？你會怎麼選？

電影的高潮在於如果拍一隻短片能在瞬間創造卅萬人次的點擊，你做是不做？如果那隻爆紅短片是以炸死一個小孩做噱頭，你做是不做？

每個選擇，都會產生不同風景。是的。

抓狂美術館：刀砍文青

精彩電影有如滔滔江水，任人各取一瓢飲，《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中的每段故事都可以讓人信手拈來做文章，餘韻無窮。

戴上文化帽子，不會讓你變得更高貴，穿上文化外衣，不會讓你變得更有氣質，但是許多知識份子就愛拿文化貼金，賣弄一些多數人聽不懂的名詞，這些毛病全都讓瑞典導演Ruben Östlund在去年橫掃坎城影展和歐洲電影獎的《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徹底打臉。

Ruben Östlund最擅長用一起小事件直指咽喉，帶領角色和觀眾進入他所質疑的道德困境。他的前一部作品《婚姻風暴》，描述一位父親帶著太太和子女上山滑雪，不料遇上雪崩，混亂之際，父親只顧自己逃命，沒想要保護家人，雪崩之後，他的婚姻風暴才要展開；至於《抓狂美術館》則是大刀砍向那些陳義過高，又愛故弄玄虛的文化人。

這位名叫Christian的館長（Christian可以是一般男人的小名，也可以指基督徒，擴大為對歐美文明的反思）舉辦了一個光纖圈圍起來的「廣場」藝展，標榜「廣場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在裡頭，我們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但是我們隨即看到他走過車站廣場時，對路旁志工的籲求無動於衷，對乞討遊民視而不見，面對一位疑似遇上暴力威脅的求救女郎，也怯懦瑟縮，不敢挺身而出，說一套，做一套，那是世人的真實嘴臉。

半吊子的文化人都愛咬文嚼字，所以「廣場」的官網上出現「以特定場域／非特定場域的精神，探索公共性的建構」和「以展出品／非展出品的普通概念在大型展出的擁擠時刻」的古怪文字，普羅大眾當然看不懂這款有字天書，卻又怕開口相問就會暴露欠學無知，只能囫圇吞棗，不懂亦要裝懂，最後全賴一位女記者戳穿「國王的新衣」，一再追問，才得到「妳的包包，平常只是一個包包，一旦放到美術館裡，就成了藝術品」的唬弄回答。

後來，Christian的理性要他別跟女記者上床，但是血性卻還是讓他難抵誘惑，春風一度後，女記者要幫他處理掉保險套，竟然引爆一場「搶套」大戰……讓人不禁想起多年前，一位風流官員同時跟多位「寶寶」交往，完事後一定把保險套放進手提箱中帶走，不留春風痕跡。

Christian做愛後先是要瘋狂護套，接下來還要面對女方質疑他虛情假意遊戲人間，問他：「是否記得我的名字？」雖然Christian同樣也會質問對方是否因為他是名人，所以一拍即合，熱情獻身。然而看見女記者家中豢養著一隻寵物大猩猩時，相形見絀，更是讓人拍案叫絕的神來一筆。

Christian最大的挑戰則在他的道德有虧。首先，他掉了手機，查知扒手可能是某棟大樓的住戶，竟然挨家挨戶送出警告信，逼對方還機，一人犯案，卻牽扯眾人，等到無辜少年登門求償，看對方人單勢孤，他就裝傻耍狠。其次，他的行銷廣告玩了炸死小孩的噱頭，網路瘋傳，行銷業績快速達標，卻引發輿論大譁，全片因此進入「要沒人性到什麼地步？才能觸及你的人性」的「點擊率」批判，更能引發觀眾共鳴。 

《抓狂美術館》由一連串的小事件組成，把原本枯澀乏味的文人德行，用幽默詼諧手法還原本色，有時揶揄，有時調侃，讓觀眾在捧腹大笑之餘，更加洞悉文化美容的矯情面貌，也對人性黯黑有更多的體會，《抓狂美術館》的境界類似幽默大師林語堂所說的：「諷刺每趨於酸腐，去其酸辣，而達道沖淡心境，便成幽默。」

捉狂美術館：捉狂性愛

才剛在床上洗了場熱水澡，何以心情就墜入了冰河？《捉狂美術館》是我在2018年的第三天看到的精彩電影，有太多對當代文明批判的內涵，光是這一場保險套戰爭，就以簡喻繁，非常犀利。 閱讀全文 捉狂美術館：捉狂性愛

拆彈少年：贏家的霸凌

前人造孽，要後人來償還，說得過去嗎？老鳥闖禍，要菜鳥拿命來還，講得過去嗎？生命遇上戰爭，就失去了尊嚴與價值，問題在於戰爭明明都結束了，勝利者何以繼續霸凌著失敗者？

看不順眼，就把你從隊伍中叫出來，當場打得你滿臉是血，《拆彈少年（Under sandet／Land of Mine）》用士官長的暴力來破題，點明了這是一部勝利者施暴加暴的暴力電影。

歷史上確有其事的《拆彈少年》，描述二戰時期，佔領丹麥的德軍為防英美盟軍在丹麥登陸，於是沿著冗長的海岸線，埋下了兩百萬顆地雷，結果盟軍改在諾曼地登陸，德軍戰敗後，要冒著生命危險來拆除地雷的人，捨德國佬其誰？

埋下地雷，是對土地、環境和敵人的暴力；拆除地雷呢？《拆彈少年》從選材、切入到挖掘，在在都有不凡視野和手法。

戰爭，從來是勝利者的天下，誰戰勝，誰說話就大聲，戰敗者只能低聲下氣，或者忍氣吞聲。勝利的德軍，做過無數傷天害理的事；如今，德軍戰敗，勝利者也要用同樣的方式「以眼還眼」嗎？果真如此，納粹與否，又有何差別呢？《拆彈少年》的不俗，就在於電影勇敢提出的質問。

Roland Møller飾演的士官長Carl，就是開著吉普車繞經戰敗遣返的德軍隊伍時，直接動粗的軍人。他的拳頭說明了，丹麥在德軍佔領的那五年之中，他們都有亡國痛，多少仇恨與委屈，就因為丹麥最後勝利了，所有的鳥氣就可以「私下」宣洩了事，沒有審判，無須調查，我要打你，你只能乖乖承受，說我動粗，說我動用私刑，都沒關係，誰教我勝你敗？

《拆彈少年》的核心暴力就是二百萬顆地雷既然是德軍惹的禍，當然就要德軍來善後，《拆彈少年》的戲劇焦點就在於負責拆彈的是少年。

德軍中有這麼多少年兵？意味著戰爭版圖太大，德軍軍人不夠用了，少年也得上戰場，雖然他們滿臉稚嫩，身材纖瘦，誰知道他們受過多少訓練？又是否開槍殺過人？

暴力的核心論述之一就是權力關係的失衡，老鳥穩靠，菜鳥稚嫩，找誰來拆彈，效率會高一些呢？能夠讓遍體麟傷海岸線，早日還昔日淨土風貌呢？要求使命必達的過程中，高貴的亞利安人風險自負，傷殘自理，既可盡吐昔日戰敗悶氣，還不必背負傷殘道義，根本就是一石兩鳥的妙計，導演Martin Zandvliet就讓一張張稚氣的青春臉龐趴在沙灘上來拆除地雷，歷史的真實頓時就轉化成為人間煉獄的素描。

是的，以前的德軍究竟犯下多少滔天罪行是一回事，如今的丹麥軍人如何霸凌戰敗德軍又是另外一件事。從因果關係看，德軍是咎由自取，從人權價值來看，德軍生命根本連狗都不如（別忘了，士官長有養狗，牠的食物配給，遠遠超過這十四個戰俘孩子）。

不教而殺，請之虐，草草訓練，略盡教責，就要孩子上場拆彈，又叫什麼呢？拆彈訓練課程中，大夥如臨大敵，大氣不敢喘一聲，導演Martin Zandvliet很會釣人胃口，以為要爆了，始終沒爆，卻在鏡頭都已轉出拆解場時，就有轟然一聲。一張張嚇白的臉，確實比斷臂斷肢，哀叫不斷的噴血場景更震撼。

丹麥人的暴力不只是拆彈，Martin Zandvliet此時用了兩款不同的暴力書寫方式：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霸凌，同樣都撼人心弦。

看得見的是食物，這十四位拆彈孩子住的是破營房，連食物都沒有，餓了就去睡，餓到不惜去偷食畜生都不吃的飼料，只能吐到連膽汁都要吐光了。

看不見的是生命。營房旁有人家，對德國人總沒好臉色，那一天小女兒誤闖雷區，該怎麼救？誰來救？婦人不來敲營房的門，不求德國人出手，難道要回頭找丹麥人嗎？

食物的解藥在於任務邏輯。士官長的任務就是早日除雷，少年死光了，於事無補，少年好，他才會好。利害關係講清楚了，主從關係就有了緩解。於是從門栓不再栓了，從主動搬來食物到可以放假一天，踢一場球，冬天裡的睛天也就彌足珍貴了（至於他是不是對清秀少年青眼有加？就算別人意有指，但也到此為止，都是極其精準的拿捏）。

Martin Zandvliet的側筆寫法也極動人。踢球那位，老少盡歡，暢快不已，士官長意興風發地把小球擲向海岸，要愛犬咬回，結果轟然一聲，踩雷身亡。悲痛的士官長果然把氣出在孩子身上，問題是有雷就是有雷，就是任務不及格，於公於私，他的悲憤，都那麼理直氣壯地撞向了少年。

其次，有一對雙生兄弟感情甚篤，一心盤算著除雷返鄉後，要做一番大事業，然而命運弄人，先是兄長雷爆殞命，面對屍骨難覓的人生，倖生的弟弟再無生趣，唯其不懼死了，死亡才不能再綑緬他，他亦才能直入雷區救出女孩。命如風中燭的蕭瑟身影，行走在那座如詩如畫，卻危機四伏的沙灘上，誰不唏噓呢？

《拆彈少年》的選角極其成功，稚嫩的臉龐與清瘦的身體，對照朝不保夕的慘白青春，確能揪緊人心，至於Camilla Hjelm的攝影與Sune Martin的音樂都在視覺與聽覺上散發出動人能量。

擊劍大師：人間赤子心

《擊劍大師》其實是一部兒童電影，所有的人間指控，透過兒童的眼神，最為有力。

從政治迫害電影，急轉直下成為教育電影，《擊劍大師（Miekkailija／The Fencer）》說出了一則動人的時代故事。

芬蘭導演Klaus Härö從愛沙尼亞的小鎮Haapsalu火車站開始說故事，最後一場戲同樣是在這間車站，從最初的主角孑然一身，到最後的情人／師生齊相會，情感與情緒的「對比」讓《擊劍大師》的煽情指數，猛然跳增了好幾倍。

《擊劍大師》的故事與愛沙尼亞的歷史悲劇有關，關鍵在於兩大之間難為小，愛沙尼亞曾遭德國併吞，後來又歸併蘇聯，政權一易主，人民就遭殃，Märt Avandi飾演的擊劍大師Endel曾經被迫參加德軍（召集令一頒布，誰敢不從？），只要往事被人揭露，肯定成為秘密警察查辦的政治犯，於是只好隱姓埋名，來到偏鄉小學當起體育老師。

「年輕有為，何以離開列寧格勒？不在大都市發展？」 這是校長對Endel的第一個質疑。

「什麼運動不好教，硬要教擊劍？多麼資本主義的運動？」 這是校長對Endel的第二個質疑。

「你一定要低調，不能讓人知道你的往事。」Endel的列寧格勒老友總在電話中這樣提醒他。

一開始，Endel確實低調，只是在這個缺少壯丁的小鎮裡，孩童看他的眼神格外不同，有時是老師，更多時候是對消失父親的想望與期待。電影看似最不經意的一筆人間素描，卻是全片核心：父親不見了，是戰爭所致？還是政治迫害所致？電影中擊劍少年Jaan的爺爺，不就是因為表態支持Endel，舊事被挖，就怕秘密警察帶走？校方會派人做身家調查，隨時都會有人被「帶走」，被「消失」，正是最直白的時代控訴。

Endel甘冒大不諱，願意在小學教擊劍，是因為Endel無法閃避學童Marta的熱切眼神，她看見了新奇，也看見了美麗，那亦是Endel真正可以教給孩子的本事，從空手比畫到折樹枝，所有的克難教學，成為無聊小鎮最有趣的活動，同樣地，女教師也被Endel的熱情感動，擊劍的春天來得晚了一些，卻格外蜜甜。

正因為如此，家長會的表決攤牌，就形成對威權體制的挑釁，眼看火車就要對撞了，Endel究竟是要明哲保身？還是就這樣豁出去呢？Endel的惶恐與不安，是人性的必然反應，那是肅殺的政治，然而，Endel的選擇，則成了面對政治整肅時，極其清楚又有力的身教與言教。

《擊劍大師》的故事時間點設定在1953年，那一年，統治蘇聯卅年的史達林辭世了，所有的政治清算都因他而起，所有的人間悲劇都因他而生，因為他，Endel也被帶走了，因為他，Endel又回來了，人生確實荒謬，但也如此，我們才來得及對Endel的際遇，長長歎口氣，那是百感交集的無可奈何啊！

羊男的冰島冒險：癡嗔

一輩子的最愛，可能就是你這輩子最大的業障，《羊男的冰島冒險》無一字提及佛法，卻比佛經更能開示人心。

讓我們向內容及風格都「極簡」的《羊男的冰島冒險（Rams／Hrútar）》致敬。

「極簡」並不意謂「單調」或「簡單」，「極簡」往往集英融萃，密度張力更高更強。

《羊男的冰島冒險》的故事一如片名，一切都繞著羊與男人轉。羊不與人爭，反而是人兜著羊轉，兜著名利繞，因為癡，所以迷，所以陷入魔障。

故事的場景發生在山勢壯美的冰島草原，Kiddi和Gummi這對兄弟比鄰而居，各自養了百多頭羊，雖為親兄弟，卻已40多年不打招呼不往來，還會暗中較勁，務求在養牛大賽中能夠勝出。偏偏，贏家只有一人，落敗之人甘心嗎？因此激發的冒險動機既簡單又明白！

 

導演Grímur Hákonarson做過不少田野調查，聽過不少牧羊人的傳奇，他選擇的切入角度相當有趣：Kiddi和Gummi都是與羊共舞的單身漢， Gummi不曾結婚，與Kiddi結過婚的女人最後都跑了，寂寞，才是他們的姓。

因為孤單，所以念茲在茲的全是羊，人羊情深，羊若有難，人亦難免。

因為孤單，Kiddi和Gummi的兄弟鬩牆情節，就讓人看到了人性的黑。

牧羊世界原本是單純而素樸的，群羊大賽中，牧羊人一字排開，各自拉著參賽羊接受獸醫檢視的場景，對於不知牧羊為何物的觀眾而言，就是極為純樸的牧羊人生，在那個沒有帥哥美女的「鄉下」，滿面于思，又大腹便便的Kiddi（由Theodór Júlíusson飾演）和Gummi（由Sigurður Sigurjónsson飾演），那種為羊癡狂的德性，也就更添了雖然「貌不驚人」，卻執迷難悟的生命趣味。

劇情關鍵在於Gummi吞不下只以零點五分落敗的那肚子鳥氣，所以舉報了Kiddi的冠軍羊患有羊騷癢症，如果只是挾怨報復，也就難怪Kiddi會對弟弟Gummi開槍動火，但是疫病就是疫病，一旦確定染病，方圓百里諸羊都難逃撲殺，比鄰而居的Kiddi和Gummi，其實是命運共同體，差別在於Kiddi選擇對抗，註定只能借酒澆愁，Gummi冒險演出「羊舍已無羊」的戲碼，註定無所逃於天地間。

哥哥正面對抗，換來的是羊去舍空；弟弟機巧轉彎，依舊無所遁形。但是哥哥懂得弟弟的心，愛羊又護羊的兄弟，就在風雪夜中面對四十年來最大的抉擇：不但要說話，還要攜手，還要裸裎相見。

導演Grímur Hákonarson不曾說明這對兄弟何以反目？往日種種，其實只有童年一張兄弟同騎馬背上的照片。一輩子的恨，或許來自於他們一輩子的最愛：羊。但是來一輩子的恨，藉著一輩子的愛來冰消誤會，山河無語，卻清楚見證著這對兄弟的愛恨拔河，又是多動人的生命迴轉？

佛教「心經」說俗人唯有照見五蘊皆空，才能度一切苦厄，「羊男」的受、想、行、識都在自己和羊身上打轉，他們受的苦與折磨，未必能開悟凡夫俗子，至少可以讓看戲的我們若有所悟，只是「知易行難」，註定要繼續在紅塵為「我執」奔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