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吉普賽:骨肉悲歌


強行拉伕當兵,不是國共內戰紅藍兩軍的專利,1939年二戰前夕,瑞士也會這樣硬幹,誰教你是吉普賽男人!


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擺明就是要你的命,那是死別;瑞士人迫害吉普賽人,同樣基於種族優化心態,硬要拆散人家骨肉,飄零各地,老死不再相見,那是生離。


死別,痛;生離,折磨煎熬更是一輩子啃噬的痛。去向不明的孩子,生死羞辱又有誰關心?


有,《流浪吉普賽》的男主角Lubo 關心。他拚命活了下來,立誓要找回失散的三個孩子。為了活下來,他犯了殺人死罪,可是害他家破人亡的政策、官僚與奸人,誰得到制裁與懲罰?


一切的一切,都因你是流浪的吉普賽人,文化不同,習俗不同,沒有國家,沒有武力,就只能任人宰割?


德國影星Franz Rogowski 飾演的Lubo 很有說服力,開場時扮女人,就預告著他的存活本事,變橘子、拉手風琴則是爸爸教他,他也想傳承給孩子的傳統技藝。他相信「愛」是最好的教育,然而,老天沒疼他,愛心結恨果,歷史的錯,沒人能還他公道。


《流浪吉普賽》的場景極美,演員稱職,音樂更有撕心裂魂的素淡張力,緊緊揪住你的心。


看完電影,我找了吉普賽史,還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猛解惑,感謝《流浪吉普賽》讓我更接近世界公民。

我們還有明天:女之歌

為甚麼?起床氣?還是習慣動作?導演Paola Cortellesi沒有解釋,這是《我們還有明天( C’è ancora domani)》簡單有力的開場,清楚交代了父權暴力。

Delia略有錯愕,沒有哭泣,亦不爭辯,更沒反抗,摸摸臉下床準備早餐,沒即時妥當搞定,搞不好又是一陣拳打腳踢。

逆來順受是美德嗎?Delia有自己的生存邏輯,杵逆只會火上加油,於事無補,她知道如何低空飛過。

二然而看在待嫁女兒Marcella眼裡,Delia是沒用的受氣包,明明可以反擊,可以逃家,為什麼一再姑息隱忍?但是Delia總以Ivano經歷過兩次大戰為由,包容他的挫敗與苦悶。可憐的是她的善意,老公從不領情。嫌嫌嫌、罵罵罵、打打打,成為每天例行公事。

《我們還有明天》故事設定在1940年代,戰後義大利最窮困的年代,黑白攝影呼應窮困主題,從選材到表現恰如著名的「新寫實」電影風格,然而導演Paola Cortellesi不被「寫實」綑綁,所有的暴力場景全用音樂舞蹈來呈現,她不是歌詠暴力,而是把清官都難斷的家務事,保留一線愛的生機,即使當初因為誤解而結合,Delia總會掛念還沒長大的兩個兒子,也期待Marcella 不再重蹈覆轍,嫁到有錢人家。

至於Ivano的顢頇自大,就讓他繼續自以為是吧。但你清楚明白,Delia的犧牲容忍都基於愛。她的委屈一再擦亮頭上光環。

《我們還有明天》的前半小時重複惡的循環,讓觀眾看不見明天。

在家裡,臥病在床,大呼小叫,需索無度的公公雖然也嫌Ivano對媳婦太兇,但是他反對的不是暴力,他的主張是不要每天打,打久了就疲了,久久打一次,徹徹底底痛快的打,才是有效暴力!

在修傘鋪裡,什麼都不會的男工拿四十里拉,邊做還要邊教的Delia只拿30里拉,憑什麼?憑他是男生啊!裡裡外外都重男輕女的環境下,Delia還有喘息空間嗎?

片名告訴大家:有的。

《我們還有明天》的好看就在於Delia如何從虎口找到出口,如何在命運女神的踐踏戲弄下找到生機。最後Delia透過不出聲的嘴型,對著女兒唱出自主、愉悅、尊嚴的勝利之歌時,你或許會同意:即使只是義大利女性的一小步,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大步。

霸凌就是暴力,找到非暴力方式對抗、壓制霸凌,這種「希望」,就讓隧道不再那麼漫長黑暗。Delia的解藥,劑量不大,但是夠讓大家看見了光,看見了方向,難怪成為義大利最賣座的電影。

教宗小兒子:進退失據

從美術觀點切入,義大利85歲導演馬可·貝洛奇歐(Marco Bellocchio)執導的《教宗家的小兒子(Kidnapped/Rapito)》每格畫面的光影與細節都講究得有如梵蒂岡牆上的古典壁畫。

從親情觀點切入,《教宗家的小兒子》描寫教廷以曾經受洗為名,強搶猶太家庭小孩Edgardo入教,改宗洗腦的絕情手段,面對Edgardo母親止不住的眼淚,父親氣憤捶頭的絕望,在在讓人不捨。

從歷史和宗教觀點切入,天主教與猶太教的夙怨情仇到底糾結多深?電影講不清楚,查考歷史文獻也是霧裡看花,教皇國用這麼粗暴手法培植基督新軍,用不受洗就會在Limbo受罪的神話洗腦,難怪民心渙散。

《教宗家的小兒子》最讓人困惑的是猶太男孩Edgardo擺盪在家庭與教廷、猶太教與天主教的的信與不信。面對Paolo Pierobon飾演的教皇庇護九世(Pope Pius IX),他是溫馴羔羊,卻也是撲倒教宗的猛犬;他是思親的小孩,卻也是不忘想讓母親改教的神父;時而像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受害者,時而又像是獸性出閘的暴走惡魔……家人認不清他,觀眾也不識真面目,進退失據的困惑,讓演男孩的Enea Sala ,就算讓人心疼,也不知從何幫起?至於演成人的Leonardo Maltese 就算一表人材,靈氣清秀,也讓人摸不透他的心,難以親近。

倒是飾演教皇庇護九世的Paolo Pierobon 有稜有角,面對媒體批判,依舊堅信無悔的霸氣,有力解釋了歷史公案怎麼也解不開的癥結所在。

《教宗家的小兒子》有點像是「瞎子摸象」,有人摸到考據之美,有人受困宗教迷思,我則是不解一部神人之爭的電影,配樂怎麼處理得一再像《驚魂記》那般,愛用拔尖刺耳的樂音撕裂觀眾耳膜與心瓣?

黑手黨餐廳:美食神話

飲食男女有著說不完的故事,美食遇上黑手黨所生的火花,適合喜劇呈現。

「The way to a man’s heart is through his stomach」這句俗諺適用痞子,也適用老大,更是《歡迎光臨黑手黨餐廳(An Italian Gourmet Crime Story/La cena perfetta)》的主要論述。

懷才不遇的主廚Consuelo,靠著廚藝征服了黑手黨小弟Carmine。
別無一技之長的Carmine,靠著廚藝讓老大想起了家鄉味,幸福滿溢, 再無殺機。
《歡迎光臨黑手黨餐廳》的劇情縱軸完全可以預期,好看的是橫軸:通往成功的捷徑無非就是愛與回憶。
電影第一場戲是Carmine為前女友烤pizza,劇情走到中場才發現這場戲另有深意:他可以混跡黑手黨,但他更懂美食。
盧貝松的名作《終極追殺令 (Léon)》中,Danny Aiello飾演的披薩店老闆Tony,不也是心黑手辣的妙手廚師?差別在於他的精明寫在臉上,《歡迎光臨黑手黨餐廳》的Carmine一身溫情,眷戀友情,想混黑道根本不可能。好好開一家餐廳成了他的人生救贖出口。他欣賞Consuelo的廚藝,但也認同她的美食美則美矣,獨缺靈魂。整部電影的趣味就在於如何讓他的藍色啄木鳥餐廳兼顧夢想與現實。
Consuelo在電影中形容很多藝術都打眼前浮過,唯有美食進入你身體,與你的感官融合為一,從入眼入鼻入口入胃到入心,在在都是極不容易的藝術創作。區區三言兩語,具體說明了美食緊握人心的關鍵,也讓一部喜劇電影得著耐人咀嚼回味的小哲思。

導演Davide Minnella很用心,前頭看似不經意鋪排的橋段(不論是食物或童年傷痕)都能在關鍵時刻發揮逆轉功能,讓觀眾帶著笑容出場。

虛的藝術:眼睛的迷宮

明知是虛,是假的,為什麼卻能提煉出比真實更勁猛的震波? 

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在《春光乍現(Blow up)》結束前安排了一團默劇演員來到一處網球場,明明沒有球,亦沒有拍子,但他們的手足舞蹈及眼神流轉,就創造出一個如有球在的球賽現場,甚至球兒直撲場外時,場邊演員都還有閃球避球的驚呼反應。

安東尼奧尼曾經戲稱這場戲是專為影評人設計的,越是莫測高深,越能寫出精彩評論,其實不然,《春光乍現》是位攝影師,從照片中發現了疑似一具屍體,重回現場卻毫無所獲,眼見為憑,照片不算嗎?一旦眼睛無法覆核確認時,真相是什麼?真實又是什麼?最後的默劇表演,對人生的真與虛提供了有趣的開放性註解。

《春光乍現》是1966年的電影,2018年韓國李滄東導演改編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小說的《燃燒烈愛》,同樣也採用了默劇手法來凸顯全片的虛幻魔力。

有志小說創作的青年鍾秀在街頭遇見了小學同學海美,鍾秀小時候曾笑罵海美醜得可以,再相逢,海美卻變得好生秀美,「我去整型了。」海美坦承,究竟記憶中的海美或者眼前的海美,才是真的海美?

海美學過默劇,第一次的飯局上,她就表演了空手吃橘子的表演,有模有樣,煞有介事,這麼會表演女孩,她的愛情是真情?或是表演?

海美的房間很小,有窗子,但是陽光無法直射進來,只能靠鄰近大樓折射進屋,換言之,她每天看見的太陽,並非真陽,而是虛陽。另外,海美家養了一隻貓「鍋爐」,鍾秀不時夢往餵食,卻從來沒見過鍋爐,究竟有貓無貓?如果真有貓,何以房東從來沒見過貓蹤或聽過貓叫?後來海美失蹤了,鍾秀卻在情敵家中見到了一隻名叫鍋爐的貓,是巧合?還是線索?《燃燒烈愛》就如此這般在「物件」與「話語」的真假辯證中反覆碰撞,究竟海美是生或死?導演沒給答案,情敵是生或死?是鍾秀的小說想像?還是人生魯蛇的洩岔?導演同樣把答案開放給觀眾自行想像。 

誰說真相只有一個?人生非黑即白?習慣要有標準答案的殘酷人生,唯有進入到虛的世界中才得到鬆綁,才有了活水,那就是藝術的奧妙了。

追思巴卡洛夫:伯樂情

知名電影音樂作曲家路易斯.巴卡洛夫(Luis Bacalov)就曾遇上兩位伯樂,一位叫尼諾.羅塔(Nino Rota),一位叫安尼歐.莫利柯奈(Ennio Morricone),在他們的賞識與推荐下,才華洋溢的他才有了後來的成就。

巴卡洛夫和莫利柯奈雖然有些瑜亮情節,但是彼此的交情還不差,不過,他最感念的前輩是尼諾.羅塔(Nino Rota)。在不得志的壯年歲月中,有一度,他和尼諾.羅塔共同在一家錄音室裡工作,羅塔那時候正在替費里尼製作《卡薩諾瓦(Il Casanov)》的音樂,在喝咖啡的休息時間中看到他從窗前走過,就招呼他進來認識費里尼,並且直接告訴費里尼:「這傢伙是好手!」

1979年,費里尼的《女人城(La citta’ delle donne)》才剛殺青,他最信賴的長期音樂夥伴尼諾.羅塔過世了,費里尼的製片助理打了一通長途電話給正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開音樂會的巴卡洛夫,告訴他費里尼想和他談談,請他接替尼諾遺作,完成《女人城》還沒有峻工的音樂工程,巴卡洛夫原本就承諾要替尼諾的《女人城》音樂負責彈奏鋼琴,一聽說尼諾過世後,就取消音樂會,六天後就兼程趕回到了義大利,費里尼才告訴他,當年那段喝咖啡的一面之緣讓他印像深刻:「因為尼諾.羅塔說過的每一句話,我都相信!」

在《女人城》中,巴卡洛夫並沒有做太前衛的嘗試,他一方面承繼尼諾.羅塔的風格,讓人一聽到音樂就有義大利風情的影像浮現,另一方面則是針對電影的超現實風格,將男人的幻想與狂想情懷用音樂來表現,表現得相當稱職。只不過,在電影原聲帶上他還是堅持要掛上尼洛.羅塔作曲字樣,自己只是一位鋼琴演奏家,以示他對知音伯樂的崇敬。

1999年,巴卡洛夫替香港導演陳可辛進軍好萊塢的作品《情有千千結(The Love Letter)》擔任配樂。巴卡洛夫特地用「幸福」來形容他和陳可辛的合作關係,他非常推崇陳可辛的音樂感性,認為陳可辛幫助他了解了電影音樂的「色彩」功能;也佩服陳可辛詮釋愛情故事的深厚功力(陳可辛的《甜蜜蜜》曾獲金馬獎最佳影片獎),當然最重要的是陳可辛選用了他最擅長的「探戈」旋律做為電影的主奏音樂。

《情有千千結》的劇情發生在美國大西洋旁的新英格蘭小鎮,如果依照傳統的好萊塢音樂信念,並不適合用「南美」特色鮮明的探戈音樂來表現「北美」精神,但是陳可辛卻堅持愛情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本來就沒有道理,無法用理性思惟來解釋前因後果的,就像投資片商敢請一位香港導演來拍美國人的愛情故事一樣,墜入情網的刻骨銘心感覺中外皆然,就看藝術家是不是能用纖細的心靈與手法來詮釋。

巴卡洛夫一方面以柔情的鋼琴鍵觸來表達愛神敲門的心靈悸動與迴想,另一方面則又雜揉了曼陀林和手風琴的迷幻音效,就在觀眾好像再度聽見了《郵差》的音樂魅力時,他卻又一扭腰,轉進讓人暈頭轉向又熱血激昂的探戈旋律,讓觀眾無法自主地陷進他希望傳達的幸福意境之中,無怪乎陳可辛要以「大師」來稱呼巴卡洛夫。

很多樂評人都認為《情有千千結》的配樂手法,強調軟性抒情,音樂上的煽情意圖與陳可辛的前一部作品《甜蜜蜜》有些近似,電影中洋溢的探戈則好像讓人再度聽見《郵差》的主題,但是巴卡洛夫務求清淡恬靜,側重男女情愛的糾纏拔河,卻少了探戈音樂特具的感傷與激情,打造出獨特的音樂情境,相當動聽。

1995年《郵差》獲得奧斯卡五項提名,最後只有巴卡洛夫在音樂獎項抱得小金人,他回到羅馬之後立刻就被媒體包圍,大多數人的感想都是《郵差》成就不凡,應該得到更多的獎項,面對媒體狂熱,巴卡洛夫卻出人意料地說:「這世界如果真的有上帝,他一定不是義大利人,我也不是義大利人!」讓記者和趁勢要做行銷宣傳的電影公司都錯愕在現場。

其實,他拿的是義大利護照,他的這番發言純粹是有感於世人對電影音樂毫不重視,要不是他拿了奧斯卡獎,根本不會有人關心他的電影音樂創作,在美國,一旦獲得奧斯卡提名就會有源源不絕的工作邀約,更別說得獎的人了,最後他更語重心長地說:「我並不覺得《郵差》是什麼了不得的電影,就算我替許多名不見經傳的電影創作過更多好聽的音樂,我也不一定會得到奧斯卡獎,奧斯卡還是針對義大利電影給獎的!」

追思巴卡洛夫:郵差情

過去半世紀裡,義大利培養出兩位頂尖的知名電影配樂大師,一位叫尼諾.羅塔(Nino Rota),一位叫安尼歐.莫利柯奈(Ennio Morricone),他們的配樂作品不計其數,但是與奧斯卡獎的緣份都很淺,甚至無緣。

尼諾.羅塔只得過一次奧斯卡獎,還一度被奧斯卡先入圍提了名,最後卻取消資格;莫利柯奈寫過兩百五十多部電影配樂,卻始終沒得到過奧斯卡獎,反而是他們直接或間接提攜過的後輩路易斯.巴卡洛夫(Louis Bacalov),作品不多,卻戰果輝煌。

巴卡洛夫有義大利當代曲風最華麗的鋼琴演奏家美譽,他其實是阿根廷人,五歲就向名師安立奎.貝倫波姆(Enrique Barenboim)學琴,他的人生夢想是做一位古典音樂的鋼琴演奏家,曾和小提琴家亞伯多.李西(Alberto Lissy) 搭檔演奏過許多知名的室內樂作品,後來巡迴演出的足跡更踏偏拉丁美洲,後來他更替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公司錄製過不少十九和二十世紀的美國鋼琴作品。他在自己的網頁上不稱呼自己是作曲家,而強調自己是鋼琴演奏家,就可以明顯看出他對自己的定位。

二十六歲時,他取得義大利護照辦好移民手續,野心勃勃地進軍義大利樂壇。但是青年巴卡洛夫因為是新移民,工作機會不太容易找,為了養家活口,一聽說RCA唱片公司的電影配樂班少一個鋼琴演奏家,他當然立刻就頂缺上工,但是肚子裡卻有懷才未遇的憤世嫉俗,。

巴卡洛夫從來沒有學過編曲,只因臨時替導演馬塞利(Chico Marselli)的電影《帶行李的女人(La Ragazza Con La Viglia)》的主題曲編曲,沒想到這首歌曲轟動一時,成為流行紅歌,公司從此就安排許多流行歌曲的編曲工作給他,也解決了他的溫飽問題。

混了幾年後,「空帳篷」的導演德米亞諾.達米亞尼(Damiano Damiani)拍了電影ANOIA,請他替知名歌手麗塔寶華尼(Rita Pavone)編一首流行名曲做電影主題曲,巴卡洛夫才提出交換條件說:「編曲沒問題,但是我也想替電影作曲,可不可以給我機會?」就這樣,巴卡洛夫對電影的貢獻就從「編曲」晉昇到「作曲」。

一開始他還是擔任莫利柯奈的助手,1958年時他開始替電影, 《Il Vangelo Secondo Matteo》, 《La Noia》 and 《Extraconiugale》,配樂,比較知名的作品是1966年的西部片《Sugar Colt》和1972年的《Lo Chiamvano Mezzogiorno》 真正獲得國際影壇重視的則是費里尼的《女人城(La Citta Della Donne)》。

三十三歲那年,他替義大利名導演巴索里尼的耶穌傳奇電影《馬太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編寫音樂,該片的音樂、服裝和美術設計都獲得了1966年的奧斯卡獎提名,可惜全都沒得獎,巴卡洛夫的音樂作品在改編音樂獎項入圍,最後也敗給了英法合資電影《妙人妙事(A Funny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The Forum)》。後來很多人安慰他,得獎與否運氣成份很高,沒有一定的道理,因為那年的歌曲和原著音樂得獎人全都是《獅子與我》的約翰.貝律(John Barry),就連風靡全球的《男歡女愛(Un Homme et Une Femme)》都慘遭滑鐵盧,反而是貝律因為不滿意導演的音樂處理,根本沒出席頒獎典禮,卻意外獲獎。

奧斯卡沒得獎也就罷了,最讓他洩氣的是,達米亞尼導演再度商請他替電影《鬼哭山河(Quien Sabe)》作曲,看中的就是他在阿根廷出生長大,一定對於墨西哥的拉丁音樂有很深的感覺,可是該片製片竟然要求電影上要加掛才以《荒野大鏢客》的主題音樂轟動全球的莫利柯奈做音樂總監,理由是沒有人知道巴卡洛夫是誰,如果影迷們知道當紅的莫利柯奈替《鬼哭山河》作曲,一定會更有意願買票進戲院。

可是莫利柯奈太紅了也太忙了,根本沒有時間替這部電影作曲,也謝絕出任該片的音樂總監,但是製片盤算的是如何多賺一點錢,所以莫利柯奈的名字照掛。該片後來到西班牙上映時,當地發行商更狠心,直接就拿掉巴卡洛夫的名字,換成莫利柯奈作曲,氣壞了巴卡洛夫,原本想訴諸法律,可是當地發行商很快就倒閉了,連告官都告不成,只能滿懷委屈地接受這個殘酷現實。。


多年以後,義大利片商籌拍以智利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與小鎮郵差的電影《郵差(Il Postino)》時,本來也是找莫利柯奈譜曲,但是莫利柯奈手上邀約作品太多,而且他對這個題材沒有興趣,導演麥可.賴福德(Michael Radford)挑來挑去,到了威尼斯影展報名截止前夕的最後關頭才找上他。

巴卡洛夫很敬業,雖然導演麥可.賴福德對音樂本身有相當的堅持,希望能用探戈音樂做主題,但是他先聽完故事大綱,再看過毛片之後,就認為女主角的神韻和歌劇女主角卡門神韻相當近似,於是他另外寫了一首具備了西班牙拉丁風情的主旋律給導演聽,就說服了麥可,而且採用了曼陀林樂器來演奏,更讓小鎮郵差的主題躍然銀幕。

後來,《郵差》獲得五項奧斯卡提名,巴卡洛夫最後並擊敗了約翰.威廉斯的《白宮風雲(Nixon)》、詹姆斯.霍納的《英雄本色(Braveheart)》和派崔克.杜爾的《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獲得戲劇類電影原著配樂金像獎,他的第一個感想是:「哇,莫利柯奈至今都還沒有得過奧斯卡呢!他一定很懊惱。」

註:《郵差》在1997年拿下奧斯卡最佳電影音樂獎,莫利克奈直到2016年才以《八惡人》一片如願以償拿下小金人。

空間美學:一屋子華麗

家有一牆壁的書,是品味?裝潢?實用?抑或炫耀?把書換成CD、DVD、藍光或畫作,差別有多大?

義大利導演Giuseppe Tornatore執導的《寂寞拍賣師(La migliore offerta)》中,Geoffrey Rush飾演的男主角Virgil Oldman(這個名字像不像怪老頭?)有一間密室,掛滿了女性畫像,除了沒能有蒙娜麗莎之外,他在拍賣市場上能夠巧取豪奪的作品掛了滿滿一屋,那是他的黃金屋,觸目盡是陰麗華。

單身的他,終日獨對一屋子的歷代美女,那是他能與女人一起生活,或者和平共存的最好時光。因為他挑剔,亦有怪癖,出外用餐尚且要戴手套,深怕濁塵污手,飲食尚且如此,男女世界更不能不防,他寧願這樣靜靜、遠遠地看著美女,相看兩不厭,沒有猜忌與閒爭,亦沒有嫌隙和是非。

密室有鎖,除非密友,外人難窺堂奧,更無意炫人,拍賣世界真假難辨,一切他說了算,舉世皆俗,何需同流?自視甚高的他顯然有著「只憑知音鑒,不要俗人知」的堅持與潔癖。

只不過,眼睛長在頭頂上的人,自以為看清了世界,卻忘了陰影就在自己的腳下。後來,他遇見了一位「自閉」與「自宅」於小房間的女人Claire,神秘感加上好奇心,再加上同樣是鎖在「房間裡」的女人,他就急著要把Claire列入自己的收藏名錄,親自帶領她看見了那一屋子的華麗。

滿室仕女圖,既是品味,亦是炫耀,更想迷惑活色生香的佳人。無奈,畫不欺人,人才欺人。

《寂寞拍賣師》最犀利的一擊是用拍賣師最自傲的「鑑賞」力,倒打他一耙。畫作是真或假,難逃Virgil法眼,然而人心是真或假?愛情是虛或實?欠缺實戰經驗的他,註定慘敗,那位「房間裡」的女人,終究把滿屋子的女人全都帶走了。

Virgil直到撞見「家徒四壁」的奇觀,才如遇雷擊,猛然驚醒自己著了仙人跳。壁上依稀可見昔日框痕,地上還有一幅棄置不取的畫作。「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如今人去屋空,框影舊痕,就像他結不了疤的傷口,地上的那幅棄畫則在揶揄專業如他,亦有看走眼的失誤,連賊都不屑一取……

滿與空,是戲劇世界的濃烈對比。真實人生中,多數人求多求滿,唯其如此才能驕人傲人。《寂寞拍賣師》其實是在提醒你,一屋子的華麗終究輕重有別,站衛兵的,就是裝飾品;抬頭得見,伸手可及的才是你的最愛。既然只取一瓢飲,何需江海滔滔?

新天堂樂園:聲音印記

新生代影迷,能夠在大銀幕上跟進經典,當然是種福氣。老影迷呢?除了重溫舊夢,或許還能找到一些新觀點,那就是經典的深厚與魅力。

周格泰導演的《五月一號》中,有一幕男女主角騎車經過一面牆,上面就掛著《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巨大海報,在那個沒有錄影帶或者DVD的年代,要想重溫這部1939年的經典,就只能期待二輪戲院的不定期重映。《亂世佳人》就是重映比率最高的經典,幾乎是每四年就來一次,每次都還能吸引眾多影迷(我就是東南亞戲院看到這部經典的),很難忘懷費雯麗的細腰,還有火燒亞特蘭大的滿天紅光,說也奇怪,後來手邊有了DVD,卻很少再想重看了。

那是適合大銀幕重溫的電影。Giuseppe Tornatore執導的《新天堂樂園(Nuovo Cinema Paradiso )》,對我而言,亦是只適合重回大銀幕去回味的電影。

《新天堂樂園》的魅力在於消逝與重建,屬於電影的美麗記憶,很多都像電影底片一般酸化或者硝化了,影像如此,聲音亦如此,Giuseppe Tornatore眷戀攘昔,也知道潮流難擋,但是透過他的重建,過去的美麗,多少還可以換個形式保存下來,包括聲音,包括氣味,還有那份心動的往事。

《新天堂樂園》最鮮明的聲音記憶,無非就是電影放映機的齒輪轉動後,帶動底片的聲響,放映有聲,倒轉有聲,那是直接闖入數位年代的孩子們幾乎無緣得見的聲音。但那卻是電影黃金年代最鮮明的聲音符號。

其次,賣座電影都有黃牛出沒,「幾張?要幾張?」經常是買不到票的我們不想聽見,卻又不得不去面對的聲音,黃牛手上總有一疊票,就是比售票口貴個幾十元,要嘛,不看,要看,就得破財。

電影業者其實默許黃牛存在,那是產業景氣的一環,黃牛都不屑一顧,票房肯定不佳,黃牛出沒,更添人氣。

《新天堂樂園》中有兜售食物的小販在叫賣著食物,那是庶民娛樂的重要一環,吃吃喝喝看熱鬧,不就是繁華盛世的浮光流影嗎?台灣則是有一擔加接一擔的流動攤販,賣著各式食物(從玉米、田螺到滷味,都是台式小吃,絕對沒有有爆米花和可樂)即使因此戲院裡總是滿地垃圾,地板溼溼粘粘的,不時還有老鼠跑過,卻都是慘綠少年的昨日記憶。

《新天堂樂園》中不曾出現手機鈴聲,當然也就沒有人大剌剌看著電影講電話的雜音,然而往昔的戲院中,雜音何曾少過?有人打呼(真的很多),有人則是直接講解、分析或討論劇情。

《新天堂樂園》則是添加了更多觀眾對著電影反派咆哮,對著悲劇主角流淚痛哭,或者像小男孩Toto那樣,模仿西部電影中的印第安人「哦哦哦」的出擊吼叫聲,那是西部電影中採用白人觀點,醜化印第安人的年代,大白人思想下完成的《西部開拓史》,不就是直接寫著《How the West Was Won》?佔人土地,掠人家產的掠奪者是這樣大剌剌地標榜著自己的戰功?如今,西部電影再也不敢用這種觀點來挖原住民的傷疤了,但在那個無知的年代中,「哦哦哦」的出擊吼叫聲,不也註記著一個時代的偏見與傲慢?

《新天堂樂園》的核心則在於神父的搖鈴聲。那是電檢年代的特有聲響,那是有地位的人決定你能看什麼,或者不能看什麼的威權時代。如果你是電影創作者,聞見鈴聲,肯定有如奪魂鈴,至於每到緊要關頭,卻嘠然而止,什麼都看不見的抱撼聲,亦是那個保守年代才有的獨特現場音了。

我透過聲音回味了那個年代,你呢?

一條大路通羅馬:浮光

觀賞《一條大路通羅馬(Sacro GRA)》之前,能先了解以下三個前提,或許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首先,如果你不知道《一條大路通羅馬》是一部紀錄片,你可能會大失所望,因為全片沒有劇情,電影中的羅馬,同樣也完全不是你想像的羅馬。但是這部紀錄片又是威尼斯影展舉行七十年以來,第一部獲得金獅獎的紀錄片。

 

其次,《一條大路通羅馬》既然是紀錄片,為什麼沒有敘述者?沒有議題?更沒有結論?導演Gianfranco Rosi 的美學選擇,樹立了一個創意標竿,卻也同樣是障礙,跨不過去,就容易摔一跤。

 

sacrog003.jpg第三,片名指涉的GRA是什麼? 這其實是最好解答的問題,GRA是簡稱縮寫,代表著Grande Raccordo Anulare,指的是圍繞羅馬的一條外環道路,串連周邊市鎮,標號叫A90,全長68.2 公里,開車繞一圈,大約耗時一小時。羅馬市中心的居民大約25萬人,GRA沿線市鎮的居民大約300萬左右,以中下階層居多。

 

導演Gianfranco Rosi接受訪問時坦承他的影像創作深受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的啟發。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Invible Cities)」中曾借用馬可孛羅與忽必略的對話提到有趣的創作概念:馬可孛羅描述一座橋時,一塊一塊石頭仔細訴說。忽必略有點不解,便問他說:「為什麼你跟我說這些石頭呢?我所關心的只有橋拱。」馬可孛羅回答:「沒有石頭,就沒有橋拱了。」細數石頭,正是解讀Rosi創作密碼的關鍵。

 

Rosi 是義大利人卻是在非洲東北部的小國厄利垂亞出生(當時是義大利的殖民地),十三歲那年才回到羅馬定居,《一條大路通羅馬》就是他對羅馬家鄉的另類凝視,剛巧與去年轟動歐洲的《絕美之城(La grande bellezza)》,互成犄角對抗之勢,提供一個羅馬城兩種視野的對照本。

 

sacrog001.jpg《絕》片是知識份子出入王謝堂前的浮生素描;《一》片則是尋常百姓的營生紀實。前者有飄逸的華麗,因此動人;後者則是蕭索的肅穆,難免有隔。這兩部電影的對照關係,頗適合用卡爾維諾的論述來註解,例如「隱匿的城市之三」中,女巫在求問一座城市的命運時,看見了兩座城市,一個是老鼠之城,一個是燕子之城。老鼠世紀是當代人生,燕子世紀則是未來祈願,兩者都會與時俱變,但是彼此關係並不會改變。

 

同樣地,「城市與眼睛之二」中也說,賦予X城形式的乃是觀看者的心情。如果你一邊走一邊吹口哨,鼻子在口哨後頭微微上揚,你就會從底部開始認識這座城市;如果你低垂著頭走路…你的目光將會停留在地面上,在排水溝,人孔蓋、魚鱗和廢紙上。《絕》片像是吹口哨走路的旅人;《一》片則是低頭走路的旅人,兩者同樣真實,但是風情卻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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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Rosi選擇的起手式最富興趣味。那是一位老農,直接把針孔插進棕櫚樹,戴起耳機,聆聽著樹心的蟲鳴聲,有鳴就有蟲,有蟲就有病,這位樹大夫聽見了俗人未能聽聞的聲響,診斷出看似一切正常的棕櫚之病。老農的故事,不就說明了Rosi一如這位樹醫,聆聽著最深幽的聲音,要開出對羅馬的文明診斷書?

 

電影的片頭引用了費里尼的話形容GRA這條羅馬城的外環道路,有如土星的土星環。城在路在,路在城在,沿路而居的人,就此形塑了當代羅馬人的真實情貌,不管是救護車上的勤務人員、沿河網釣鰻魚的漁夫、等待上工的妓女、充滿暴發戶色彩的演員住家…你可以說他們是城市中存活的老鼠,但是有了他們這些石頭,羅馬的拱橋才得以成形,問題在於:你若關心這座橋,你才會細審這些石頭。問題在於,多數人對於這些石頭,既遙遠又陌生,看著看著也就逐漸眼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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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維諾在「哲學與文學」一文中曾提到:「哲學與文學是互鬥的對手。」強調哲學將紛雜多樣的存在事物,簡化為一般性觀念,並且制定了法則;但是文學翻轉了這些法則,揭露出一個新秩序;但是哲學家又從中發現了新遊戲規則哲學與文學的衝突,不需要解決,但是彼此有如不同性質的水晶切面和旋轉軸,隨著不同擺放的位置,光線就會產生不同的折射。羅馬的存在像哲學,羅馬的電影則像文學,兩者拔河吆喝,我們就看到了光影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