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人生雜感

詩人比眾生多了一隻眼，多了一隻耳朵和一顆心，所以信手拈來盡是詩。王家衛的電影也合宜做如是觀，即使只是一部商業短片。

2001年時，BMW車廠花了大錢做另類行銷，邀請八位導演拍攝劇情短片《The Hire》，主角是Clive Owen飾演的專業司機，開著他的BMW汽車，周遊各地承包不同業務，王家衛的這段《The Follow》則是請他追蹤大明星Mickey Rourke的年輕妻子Adriana Lima，因為大明星有疑心，擔心妻子有外遇，「我不想失去這段婚姻！」

《The Follow》最吸引人之處在於即使只是一部商業短片，王家衛的慣性美學與手痕依舊清晰可見，不再只是純為商業服務而已，王家衛的堅持與能耐，因此格外不俗。

《The Follow》的詩意在於鏡位、囈語與音樂。

Clive Owen一開場就用他渾厚的嗓音分享著他的釘梢技法：「永遠保持數車之遙， 一切攸關耐心、比例和時間。」這裡，先玩的是英文的頭韻遊戲，用patient和 percentage兩個P字開頭的英文名詞，界定了追蹤／釘梢藝術，最後再帶出「時間」，人生與工作上的詩意就此成形。

一路上，Clive Owen不忘提醒：小心，「別跟太近，你會陷入盲點」；或者「一旦跟丟了，繼續前行，或許會有最好的轉折」；或者「等待是最艱難的部份，你難免想問，一旦有人遠遠望見你的守候模樣，會怎麼想像你的人生」；或者「做什麼都好，就是別靠太近，別直視他們的眼睛」……Andrew Kevin Walker的劇本重新排列了許多名詞，配合故事與鏡位另行創造出了新意，貫穿王家衛作品中的詩意，就透過當事人的囈語形式，幽幽地傳唱著人生小情歌。

Adriana Lima是位寂寞的女人，她沒有其他男人，她只是想逃離多疑的明星丈夫，逃回巴西家鄉，逃回母親的懷抱裡。不過，飛機誤點延遲了，在候機室裡，Clive Owen逾越了先前所述的行動準則，坐到了Adriana Lima身旁，瞧見了Adriana Lima的眼睛，也發現了更多的巨星婚姻秘密…就在這個時候，王家衛採用了Cecilia Noel演唱的「Mi Unicornio azul（我的藍色獨角獸）」，短片沒有加註這首歌曲的歌詞，但是即使只是大提琴的淒切呻吟，即使只是空靈的迴音，似乎都已盡得Adriana Lima明明有「宛轉娥眉」之姿，卻所遇非人的莫可奈何。

這首歌的歌詞如下：

這首歌的獨角獸只是借用寵物來象徵人生曾經緊握手上的珍貴事物，卻在不經意之間就悄悄溜走了，青春如此，愛情如此，幸福不也如此？選對了歌，一部詩意電影就有了點睛一筆，再度回味，我在心頭只能輕歎！

對這部短片有興趣的朋友，請點選以下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ocS_5TTTc

寫書，怎麼可以沒有結局？看到《生命中的美好缺憾（The Fault in Our Stars）》中的這句對白，誰不會停下腳步，仔細思考咀嚼其中滋味？

把書寫完，給個結局，給個交代，真的是作家與讀者之間的承諾嗎？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女主角Shailene Woodley飾演愛讀書的肺癌少女Hazel，她向骨癌青年Gus（Ansel Elgort飾演）推荐一本自己愛不釋手的書「An Imperial Affliction」，描寫一位罹癌少女Anna的奮鬥人生，故事動人，很暢銷，平常只愛打電玩和看吸血鬼故事的Gus也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怎麼小說沒有結局就嘠然而止呢？

那可能是作家Van Houten（由Willem Dafoe飾演）的神來一筆，死神來襲，不會預告，多少生命就是在來不及說再見時畫下句點的。沒有結局的結局，當然是一種寫作手法。

問題在於Hazel和Gus都不滿意這個結局，想盡辦法寫信給作者，想問出Anna的最後結局，如果你是Van Houten，你會如何回應這麼熱心又癡迷的讀者？電影給了兩個意想不到的答案，每一回的轉折都有震撼，但那屬於戲劇效果的曲筆，並不是本文的重點。

本文的重點在於：小說能不能沒有結局，吊足讀者胃口後，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答案其實得看作家的才情。選項包括：

01.留下空白，是一種藝術選擇，亦是一種人生觀察；

02.非不為也，亦非不願也，實為不能也，因為作家亦不知如何收尾；

沒有結局，有時候是反高潮的刻意之舉，有時候則是力有未逮的馬虎了事。

電影該怎麼收尾？該給個什麼樣的結局？其實也面臨著相似的壓力。開放式結局，有時候會讓期待標準答案的觀眾覺得納悶？最後到底怎麼樣呢？但是有的人得能從多元解讀的模式下，享受思考與咀嚼的樂趣。明明是高明的藝術創意，未能穿越觀眾的心房，也就難有共鳴了。

不過，小說刊行或電影拍完之後如果解說內容或者結局，對創作者還是有點艱難，想說的，要說的，能說的都已經放進小說或電影之中了，那是代表交代得太含糊，大家都沒看懂？還是你的論述太艱深，溝通碰壁，共鳴有限，誰能無歎？

其實，很多讀者與觀眾只是想補充自己的感受與見解，再回頭問一下創作者，如此解讀是否正確？是否貼合創作始意？感動多過挑剔，好奇多過質疑，分享多過找碴，如果創作者放輕鬆些，享受各種意想不到的回應，聆聽「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各式迴響，都該是唇角上揚的。

只不過，電影中的作家Van Houten是焦燥，又沒有耐心的，小說賣得好，他是受益得利人（才有能力隱居荷蘭，享受名士清閒），但他完全不想回應有關小說結局的問題（或許小說情節的無言結局，與自家女兒的痛苦經歷若合符節，每回重溫，就是再痛苦一次）。但是他有秘書處理信件，Hazel和Gus的來信打動了秘書，於是有了荷蘭會面之約，甚至在秘書的細心安排下，還有一趟「成年啟蒙」的豪華宴招待。

問題在於作家與秘書是兩類靈魂，Willem Dafoe確實把作家只話在自己世界中，不願理睬俗人的心態做了「不近人情」卻又「完全殘酷」的呈現，在他火爆粗魯的對待下，Hazel和Gus才是真正「啟蒙成人」了。

這場戲勾動了我的青春記憶，大一那年暑假，參加了耕莘文教院的文學夏令營，大作家朱西寧也是講師之一，那時正瘋迷他的「畫夢紀」和「八二三注」等小說，下課休息的空檔，當然就圍上前去，想要多問一點創作私密，就感動的小說內容多所請教，但是朱老師不太想理我們這些小毛頭，反而是與一位美麗長髮的女孩晤談甚歡，備受冷落的我，其實是有些心靈受創的（像極了Hazel和Gus的憤怒與失落），只能憤憤離席。萬萬沒想到，廿年後，再度巧遇那位女郎，反而從昔日的「奪師之恨」成了交心好友，提起這段不恨不相識的往事，也只能莞爾一笑了。

人生機緣還真是難料，每部電影都有它的磁場與氣數，勾動出的磁場效應，更有諸多始料未及的因緣，這亦說明了何以李安會說；「電影的完成不在銀幕，而在觀眾的心中。」

我見過吳天明四次，從意氣風發到黯淡落寞，境遇各不相同，恰巧就是1980年代中國電影的浮沈見證。

頭一回，1987年東京影展，吳天明執導的《老井》獲得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獎（張藝謀），我在領獎台下一面拍照，一面熱情地鼓掌。華人有喜慶，兩岸兄弟齊拍手，不是嗎？

那一年，台灣還在實施戒嚴令，台灣還看不到中國電影，想看中國電影做研究，日本和香港是兩個橋頭堡，採訪稿提到中國電影也不知道能不能見刊？不過，這些外在的禁忌都綑不住我，看到好電影，認識好手或高手，才是電影迷或電影記者該關切的事（那時候只要香港或東京有中國電影節的活動，我都會自掏腰包飛去東京和香港做功課）。

那一回的東京影展，除了《老井》參賽，還有吳子牛執導的《最後一個冬日》參加青年電影競逐，記者會後，台港記者少不了就在老東京張光斗的安排下與吳天明等人把酒言歡。那一夜，聽見吳子牛以「頭兒」稱呼吳天明，再聽到吳天明回憶自己從爸爸口袋裏偷錢，只為了要去看電影，聽到他每天騎著單車在西安穿梭來去串門子逐夢，以及仗恃著「天高皇帝遠」的地理優勢，敢與共黨幹部鬥法的往事。

不管是那個年代，聽見藝術家敢於對抗政治，我都是心嚮往之的。

第二回，1988年坎城影展，吳天明領軍的《紅高粱》才剛才在柏林影展首開先例奪下了最佳影片金熊獎，他又率領大隊人馬遠征坎城，這回是陳凱歌執導的《孩子王》。

那一年，台灣影人開始進軍坎城市場展（侯孝賢亦有《尼羅河女兒》參加《導演雙週》單元映演），坎城會場上升起中華民國國旗，我和徐楓女士都曾在旗下合影，但是第二天旗就被撤下了，旗桿空了，我找到吳天明向他抗議，不是說兄弟們，怎麼如此傾軋？吳明天苦著臉告訴我：「不是我，是馬賽總領事。」中國動用外交干預，不管台灣影人怎麼抗議都沒用，最後是徐楓乾脆在市場展的自家攤位上掛起國旗。

那一年，《孩子王》慘敗，沒有得獎，只得了一個極盡嘲謔能事的金鬧鐘獎，主要就是老外嫌陳凱歌的電影太悶了，我並不反對這個獎，因為我看《孩子王》時，看著看著，人也暈沈了過去。

不過，1988年的坎城影展讓我真的體會了：藝術遇上政治，往往只能折腰。所有的美麗承諾或者願景，其實都是虛空不實的。

第三回，1989年香港。

中國發生了六四事件，吳天明暫時沒能回到中國，人窩在九龍的一家小飯店裡，探聽著消息，等待著機會。再相逢，雖然笑聲依舊爽朗，整個人卻快樂不起來，他遞了幾個案子給我看，還有一個募款計畫，希望能爭取海外金援，讓想拍好電影的華人持續出擊，但是，那是多艱難而又漫長的一條道路啊，我看不到出路，也看不到盡頭。

坐在床沿，看著吳天明悶頭抽著菸，我聞嗅到了英雄末路的氣息，但又很像是那間房間裡潮溼的悶氣。

最後一回是2007年，新北市的翡翠灣福華飯店。

吳天明終於來到台灣參加兩岸三地導演會，拿到了他足足等了19年的「楊士琪電影紀念獎」。

楊士琪是我在聯合報服務時的前輩，1984年她因為氣喘猝逝，我才得以補了缺進到了聯合報，後來一群電影圈的朋友成立了「楊士琪電影紀念獎」，第一屆得主是帶動台灣新電影的前中影總經理明驥；第二屆就是吳天明，得獎理由就是他擔任中國西安製片廠廠長時，極力打破中國片廠的官僚體制，培育了中國第五代導演陳凱歌、張藝謀、黃建新等人，讓國際影人認識了中國電影，第三屆得主則是默默革新國內電影攝製器材，帶動電影工業技術進步的林添榮。

吳天明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受害者，他被官方視為異議份子，不准返鄉，流落美國，過著開錄影帶店，勉強度日。好不容易再回到西安，再拍了《變臉》，形式不新，銳氣不多，卻依舊有著濃郁的人文關懷，無奈共鳴迴響不多，我知道他其實是落寞的。

那一回吳天明上台領獎說的話，倒是饒富深意：「談到陳凱歌、張藝謀、黃建新等人，那是我擔任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給他們拍電影的機會，以後的成就都是他們自己的，現在是我沾他們的光…」其實，沒有吳天明的支持，陳凱歌與張藝謀的演藝路途，未必能夠順暢，他在拍攝《人生》時遇到了正在為《黃土地》四處看景的張藝謀與陳凱歌，素昧平生，看到他們餓得發慌，又缺錢用，結果吳天明不但備飯，還讓製片調出一輛吉普車及兩三千塊錢給他們去看景，點點滴滴，那都是西安王才有的霸氣啊！

因為吳天明，張藝謀出人意料地以《老井》的男主角表演，榮獲東京影展影帝，因為吳天明，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在柏林影展拚到了頭獎，打響了中國電影第五代導演的名號，雖然無可避免遇到挑戰與批評，嫌他總把中國保守貧破的舊傢伙掏給外國人，以異國風情譁眾取寵，但是沒有人敢否定他把中國電影推向了國際。

後來，只有吳天明敢當著張藝謀的面罵他說：「你拍的《三槍拍案驚奇》，到底想告訴人什麼？」吳天明從不諱言自己拍的電影都不賺錢，但是他堅持電影藝術家應該用良知去表現人生理想，對於中國影壇一窩蜂只顧掙錢瞎拍，他的良知與堅持，多像空谷足音？

想起了馬致遠的元曲「天淨沙」，想起了「古道西風瘦馬」，想起了下面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