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是藝文創作的重要手段，透過對比，我們對事物的本質與神髓，因而得著更清楚的輪廓。《一千次晚安（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Tusen ganger god natt）》選擇的對比手法，有多個層次，關鍵都在照相機的快門。
《一千次晚安》的核心人物是Juliette Binoche飾演的攝影記者Rebecca，相機是她的吃飯傢伙，冷靜地按下快門則是她紀錄事實，發覺真相的必要手段，就在按下快門的剎那，她是絕情？抑或多情呢？
《一千次晚安》的開場戲與收尾戲都是Rebecca在阿富汗前線，見證炸彈客的宗教與行動儀式。炸彈客同樣是清純的女郎，抱著必死決心，先躺進死亡的墓穴，接受土葬的預演儀式，再淨身沐浴，著裝綁彈，從容上前線……
Rebecca原本是見證者，冷靜目擊每個流程，精準按下相機快門，但是終場前，她按不下快門了，她跪地長泣，前後判若兩人的心境落差，讓觀眾面對「自殺烈士」的理念與生命困境，取得更深入的觀點。
遇見好新聞，就有見獵心喜的激動，其實是多數記者的本能反應。能夠採訪到自殺客的宗教儀式，多數戰地記者都不願錯過，Rebecca能夠獲准採訪，一方面是擴充眼界，善盡專業本份的難得機會，另一方面則是僅管機會難得，要力保客觀，不能淪為宣傳，但亦不能退縮保守，失去認識或者發現真相的契機。
挪威導演Erik Poppe無意和觀眾討論「攝影」的本質，也無意和大家討論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論攝影（On Photography）》中強調的攝影觀念：「雖然人們會覺得相機確實抓住現實，而不只是解釋現實，但照片跟繪畫一樣，同樣是對世界的一種解釋。」《一千次晚安》的開場戲其實是「獵奇」與「報導」並存的一種現象：自殺炸彈客竟然是女性（相較於傳統的男性死士，這個真相，就取得了比較的能量），這個事實，就足以讓人更進一步深思當代阿拉伯世界的抗爭思維。
多數戰地攝影記者都有些使命感，出生入死，報導真實，都有著想略盡棉薄，靠著系列照片，力挽狂瀾，幫助殘缺的世界變得好一些。Rebecca同樣有著見不得人生不公不平之事的「怒氣」，拍照成了她的救贖解藥，如非同為女性，她未必能夠深入沐浴著裝現場，取得更多內幕現場照片，為她的報導蓄積更多的震撼能量。
但是，若非Rebecca鍥而不捨，堅持一路跟拍，甚至臨下車時，還要回身補拍兩張，警察會上前盤查嗎？炸彈客會在鬧區引爆炸彈，傷及更多無辜嗎？被震波炸飛也受了傷的Rebecca繼續奮勇按下快門，固然是專業與敬業的表現，然而Rebecca是不是促使炸彈客提前按下引爆鈕的關鍵呢？她是不是以「他人的血」來成就自己事功呢？（「他人的血（Le Sang des Autres）」是法國存在主義女作家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de）的成名作，此處借用書名，來補充戰地記者無可迴避的道德困境）
《一千次晚安》這時候技巧性地用引爆其他話題的方式，迴避了這個矛盾爭議（警察如果攔查Rebecca的相機，或許干預了新聞自由，但會查知更多真相），資助Rebecca前往採訪的出版社受到五角大廈的威脅，不敢採用Rebecca的作品，以免落得美化炸彈客的指控，影響他們在華府的其他採訪（這卻也直接批判了美國霸權的新聞干預手法）。這次挫折，也讓Rebecca順理成章得以扮好媽媽的角色，甚至以陪女兒做報告之名，轉進非洲難民營。
當然，只有再次聽聞槍聲響起，Rebecca血液中的戰地記者本性才會顯現，在母親與記者的雙重角色中，她放下女兒Steph，追著槍聲跑，趴向前線猛按快門，對乍聞槍響的女兒是一次無情的選擇，生命的天平上，女兒的砝碼，在那一剎那，遠不如死難災民重要，此時的Steph面對的是內外雙重受創（生死一線間的不確定感，母親又以工作為重的失落感），她的挫敗、憤怒與失望，最後匯聚成她取得母親相機，毫不間斷地按下數十下連拍快門的聲響，就如同不斷打在Rebecc臉上的巴掌。
是的，同樣是快門，Rebecca與Steph按下的聲響，意義截然不同，有此對比，記者／母親的矛盾，既是高潮，亦是無解的回境。
至於結尾的重回阿富汗前線，重回炸彈客儀式現場，看到更稚嫩的臉龐，看到更年輕的胴體，Rebecca的猶豫與遲疑，道盡了她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她的為難，按不下的快門，對照開場時的一往直前，前線記者的人性掙扎，就此得著更強力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