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計程車:人生有悔

看著不用力的木村拓哉,是一種享受,也才明白他走紅30年的魅力本色。而他唯一用力的地方,既是全片高潮,也是悔恨之所在,山田洋次的劇本鋪排,拿捏得極其精準犀利。

2025年的《東京計程車》或許已然是95歲的山田洋次與85歲的倍賞千惠子合作逾半世紀的最後攜手之作,電影走過東京與橫濱知名景點,不但是夕陽餘暉的凝眸回首,更是人間詠嘆的再次巡禮了。

《東京計程車》算是符合精緻又變形的「三一律」作品:兩位主角,一輛車子,一天之內走完一趟人生旅程。密度高、濃度稠、微甜微酸又小辣的交心互動,讓這段原本陌生的巧遇,交織出跨世代的靈犀相通。結局並不出人意料(木村拓哉的困局,一定是靠倍賞千惠子救援),妙在怎麼收?又怎麼收得那麼漂亮?

我喜歡倍賞千惠子欣然接受晚宴邀約、以及可以再勾臂散步的喜悅、面對老人院的忐忑、電梯關閉前的惆悵回眸、以及在銀色月光浪影下寫信的泰然……在在都是稀薄、渺小卻深邃的振動,那是幾近鍾梅音填寫「遺忘」歌詞中所描述的:「有時我恨這颗心是活,是會跳躍,是會痛苦,但我又怕遺忘的宮殿裡,就連痛苦亦付闕如……」。

敢於迎接痛苦,才會不怕遺忘,看著倍賞千惠子從後座(叫車付錢的客人),換到前座(是朋友、也是親人了吧),無關風月的細微變化,就是山田洋次人情練達的文章筆力了。

再看一眼熟悉又熱愛的東京吧!再感受月光戀愛著海洋的橫濱夜景吧!《東京計程車》的情節,不也正是山田洋次攜手倍賞千惠子的一趟世紀回首?

木村拓哉的靜,源自生活壓力,源自日復一日,了無新意的生活周始。但也因為靜,才懂得聆聽,才懂得回饋,但也在專業備受嘮叨挑剔時,才會爆發,才會留下不盡圓滿的遺憾。

公路電影的公式總在最後讓旅人得著生命開悟,倍賞千惠子吱吱喳喳的述說讓坎坷人生不再蒼白;木村拓哉不問不答的回應卻釋放了平凡無趣人生的壓力。然而,山田洋次卻把電影收在有圓有缺的「殘角」人生,套句《一代宗師》裡宮二小姐的名言:「……人生若無悔,那該多無趣啊!」他的世情洞見,在在讓《東京計程車》宛如他寫給影迷的一封懺情書,無需抱歉,更無需告別,卻讓你願意慢慢讀、細細品。

愛在記憶褪色時:當下

有些愛情早已過去,有些愛情則是現在式,但是已然結疤又淡忘的愛情可不可以變成現在進行式呢?

《愛在記憶褪色時(Der verlorene Mann/A Fading Man》告訴大家,一對二的愛情總是艱難,雖然你知道,愛情無法量秤,不可能是等邊三角形,心理濃度與生理熱度就是有別,無法切割,更不可能均等,三人行難免有人要委屈或遷就。

然而,《愛在記憶褪色時》焦點不在激情或者虧欠,而在記憶與憐憫。

曾經相愛,終究仳離,難免怨憎記恨,鮮少好話。電影的「前夫」Kurt(Harald Krassnitzer飾演),罹患阿茲海默氏症後,被女兒送進照顧機構,卻脫逃尋回前妻Hanne(Dagmar Manzel飾演)的住處,Hanne劈頭就問:「你來幹嘛?」從肢體到表情,都如針刺,充分接受舊情有恨的訊息。

而且,Hanne與現任牧師丈夫Bernd(August Zirner飾演)感情醇濃,根本無法接納第三者,況且還是嫌隙糾結的前夫。

記憶在關鍵時刻起了作用: 失憶的Kurt記不得眼前事,卻不忘舊時情。昨日美好依舊在海馬迴活潑亂跳,全不記得他曾經如何傷透Hanne的心,投靠Hanne就是回歸幸福,Hanne縱使百般不願,卻也被Kurt記憶底層的吶喊觸碰到內心最柔軟的一塊,都已經崩塌的記憶區塊,唯獨Hanne區塊完好如初!

更實際的難處在於,失智又任性的Kurt已經流離失所,連親生女兒都不堪照料疲累,選擇失聯。

導演Welf Reinhart對角色的職業設定,做了很纖細也很高明的設定。Bernd是虔誠牧師,退休後更熱心教會工作,他要如何接納「迷途羔羊」?Hanne則是誨人不倦的美術老師,Kurt擾亂她的生活,卻又讓她領略到人生的脆弱與荒謬,甚至讓她重新捏陶,開啟了一系列「事物樣態」的雕塑創作。

或許是同情,或許是憐憫,或許是人格與天性,三人行走上必然之路,然後劇情就在三人之間跌宕彈跳:Bernd會嫉妒嗎?Hanne分得清愛與同情嗎?Kurt會不會理所當然睡上臥床,卡在中間?

導演Welf Reinhart不走楚浮《夏日之戀(Jules et Jim)》的激情舊路,而是透過纖細鏡觸描繪了「老者安之」的感情漣漪,因為三人行的這三人都已經到來黃昏時光,更懂得珍惜,更明白獨佔並非愛情的唯一真理,人生總是記憶與現實並存,忠誠與真心唯有當事人知之。

三位老演員詮釋的三角關係總有給人會心一笑與委婉嘆息的能量,作曲家Pablo Jókay透過細長單音與小舞曲的甜美樂章,訴說黃昏時光,暮然回首,方知愛情古難全,點滴在心頭的豁達與自在,更讓電影的溫情力量撫慰了病痛傷人的無情現實。

記憶終究要褪色,愛情或許可以讓人生不要那麼慘白,《愛在記憶褪色時》適合多情人細細咀嚼體會。

她復出的那一天:簡約

三場訪談,一堂課,一次排練,南韓導演洪常秀在《她復出的那天》透過極簡形式的重複與細微的變奏差異,吸引我重回40年前的職場人生。

《她復出的那天》描述一位息影12年的昔日紅星,離婚後,在女兒十一歲女兒鼓勵下重返影壇。電影上映前免不了一連串訪談宣傳,面對新世代記者,能談出什麼?

43年前,我就是坐在巨星前的年輕記者,怎麼才能遮蔽自己的生硬稚嫩?怎麼才能撩動巨星談興,願意多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在我而言是一次又一次的單兵作戰,準備不可少,臨門一腳更重要。

因為映前訪談,多數導演或明星都已備妥錄音帶,透過問答套路的反覆敘述與強調,誘導記者寫出他們希望觀眾/讀者理解與接受的資訊,願意買票看電影。

有聞必錄,當然是記者本色,只寫得出錄音帶裡傳送出來的「標準」答案,這位記者也就太遜了。忠實有趣還能有獨家內容,賓主盡歡,才是本事。

宋善美飾演的這位中年巨星,一言一笑依舊有著萬種風情,老到又世故,一句:「妳覺得電影哪裡好看?」就可以套出記者做了多少功課?頻率相不相通?一句:「現在記者都這麼年輕漂亮嗎?」不就是攏絡記者的高明手腕?再一句:「現在都用錄音機訪問都用錄音機了?」是科技驚嘆,也拉近了記者的距離。

至於,用聊天方式「不經意」洩漏有關女兒、養狗、咖啡與啤酒的小小心得,讓記者得著從門縫窺見巨星生活私密的花絮趣味;至於,記者想問卻又不知道該怎麼問起的離婚八卦,她則是「怎麼不苦?」太極拳輕輕一推,就關起門窗,甚至要求記者哪些別寫,以及發表前想要看到文稿當然也是狗仔文化還沒氾濫的古典年代才可能出現的簡單攻防。

三場訪問大同小異,其實就是多數明星/記者互動的「錄音帶」實況,敏感的人或許聞嗅到宋善美釋放出正在上表演課的訊息,竟然沒能引起記者興趣追問大明星怎麼充電練功?誰又有資格教大明星表演?這個明顯的破綻既反映了記者錯失了敲門堂奧,也為電影鋪好了壓軸高潮。

洪常秀的厲害就在於不動聲色引導劇情進入他的創作軌跡。因為,表演老師的教學方式就是請宋善美整理剛才訪問的重點,再與對手演員重演一次剛才的訪談場景。

訪問結束,剩下的工作本來就該是記者工作,老師反過來要求演員「整理」重點,既可以投射出明星當場感受,甚至也讓她可以補強意猶未盡或者隔靴搔癢,沒觸及要害的遺憾。觀眾第四次聽著宋善美的論述與回答,不免也會反問自己:剛才,宋善美是這樣回答的嗎?是記憶漏了破洞,還是這次的回應才是巨星的真心話?

然而,提到真心話,前三次訪談都是流暢至極的溫暖互動,看不見劇本痕跡,何以來到順著劇本「表演」時,反而不夠自然,甚至頻頻要低頭看劇本?演自己反而生硬尷尬?表演到底有多難?這堂表演課竟然成了劇情收線的高潮爆發,擾動巨大漣漪,讓所謂的巨星,所謂的復出,都得著讓觀眾咀嚼回味的餘韻。

看洪常秀的電影,常讓我想起同樣以素樸聞名的法國導演侯麥(Eric Romer),生活到處是文章,就看如何取材與剪裁。這次可以從音樂切入,侯麥電影基本不用配樂,有音樂流動,往往來自現場音(演員彈奏樂器或哼唱),《她復出的那天》則是在每一段過場出現輕弦撥動的簡單吉他聲響,像是「風吹湖水鱗」,沒想煽情,卻能讓人鬆口氣,發揮極強的黏著與吸聚效應。

全片最有趣也最溫暖的一筆是三位記者都會請教前輩有什麼心法可以傳授後生晚輩?宋善美的叮嚀是:對自己好一點,要把自己擺在第一位。確實,做洪常秀的粉絲並不容易,這位主廚總是推出各式粗茶淡飯,頻率相通才能樂在其中,《她復出的那天》算是他對待觀眾最溫柔的一部作品,想擁抱洪常秀,就從這部電影開始吧,淡而有趣,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18顆鑽石:女兒國傳奇

《新天堂樂園(Nuovo Cinema Paradiso)》的小男孩Toto很吵、很熱情、很投入,把自己的人生足跡演成了深情款款的電影。

《18顆鑽石(Diamanti)》也有一位小男孩Simone,很安靜、很內向,卻把自己聽到、看到的世界,拍成了豔光四射的電影。

是的,義大利導演都很會拍電影的故事,《18顆鑽石》就是21世紀的《新天堂樂園》。

差別在於講電影的懷舊電影未必一定要出現膠卷或者電影院,只要懂得人生,掌握passion,依舊催人熱淚。

《18顆鑽石》導演Ferzan Özpetek在第一場戲裡就現身說法,他召集鍾愛的女演員聚餐,宣布想拍一部「女力」電影,大夥吱吱喳喳鬥嘴起鬨一陣,開始讀劇本後,電影就切進入了這18位女星可以同場飆戲的戲服工坊。因為多數女星都要飾演工坊裁縫,要齊心協力為拿過奧斯卡獎的服裝設計師製作18世紀的古裝戲服。

我相信曹雪芹必定住過官宦大院,見過無數粉黛顏色,也聽過字字機鋒的嘴角心機,領教過千迴百轉的女兒經,才能化身怡紅院裡的賈寶玉,頌讚大觀園裡群芳百態。

我更相信導演Ferzan Özpetek一定曾經蝸居在戲服工坊的庫房裡,才有本事勾勒出得出《18顆鑽石》中的萬花本色:有時七嘴八舌、有時勾心鬥角;有時折翼落單、有時破繭展翅;有時同仇敵愾、有時義薄雲天……浮世紅顏的閨閣寫真,不但玲瓏有致,還處處有深情,讓故事在行雲流水中撒花逗笑!

最有趣的是「紅樓夢」的結尾是:披著「大紅猩猩氈氅」的寶玉赤腳向父親下拜,隨後與一僧一道沒入雪地中,「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18顆鑽石》的結尾也是極盡華麗雕琢的一襲大紅禮服,差別在於「紅樓夢」在點化世人繁華如夢,《18顆鑽石》則是歌詠紅塵萬般好,癡情最是美。

《18顆鑽石》聚焦在戲服製作,少不了劇場紅星與電影巨星的爭奇鬥豔與明爭暗鬥,然而導演也適度電影靠特寫、劇場靠氣韻的魅力比較;同樣,也讓大家看見從劇本轉換成草圖再進化成戲服的眉眉角角,糖果紙可以畫龍點晴,框邊線條也可能點石成金,電影要到剪接機台上才能定稿,戲服不也是要真的演員穿上身了,才能龍飛鳳舞?

《18顆鑽石》從戲服講電影故事一如講女性故事,因為洞見透徹,才能字字珠璣、每個畫面都如詩如畫,甚至還提醒大家黃金年代的電影就是這麼講究戲服,他日重看經典電影,從戲服切入,你一定可以看見一座秘密森林。

還有,《18顆鑽石》也是義大利美食電影,演員們吃了兩頓大餐,還沒看完電影也會飢腸轆轆,誰叫導演就是靠美食說服眾家女星共襄盛舉,一部透過「後設」技法完成的美麗電影,就要色香味俱全才是!

終戰那一天:歷史記憶

導演盧慈穎透過《終戰那一天》,說明歷史題材紀錄片需要多繁瑣的繡花、織錦、重建功力。

歷史題材紀錄片艱難在於既要有人有觀點,還要有圖有聲又有影。更不要讓年輕世代以為歷史都是斑駁、黑白、模糊的陳年往事。

一如電影片名,電影提問的是:二次世界大戰終戰那一天,也就是1945年8月14日,日本裕仁天皇透過「玉音放送」宣布日本敗戰時,你在做什麼?

能夠回答這題的人,應該都已經高齡90以上,而且人數一天少過一天。這是紀錄片《終戰那一天》遇到的第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則是:在那個影像匱乏、斑駁的年代,所有的回憶與論述,都能夠找到相對應的畫面嗎?

盧慈穎對第一題的回應是:和時間賽跑,全力找到具有代表性的關鍵人;第二題的對策則是窮盡一切努力,翻遍美、日、台歷史檔案,並還原歷史情貌,而且黑白變彩色,無聲變有聲。

這麼艱困的書寫重製,得歸功於導演的發心與執念。終戰衝擊了許多人,台灣人也在歷史漩渦中浮沉,盧慈穎相信台灣阿公阿媽的生命故事,既不該褪色消聲,更不該成為歷史塵埃,而且要有聲有色說給其他世代的人聽。

電影的立基點在於先有了「終戰那一天」這本書,既然前人已經種樹,盧慈穎重訪書中的每一位歷史見證者看似容易,可是,時間大神沒讓她喘氣,因為當事人逐一凋零,她得快馬加鞭與時間賽跑,然後還要突破新冠疫情時家屬婉拒受訪的困窘…..

紀錄片的深層焦慮在於一旦當事人全都不在了,記憶和敘事可能就此斷了線。

事件目擊者的記憶與敘述,絕對是對歷史現場的第一手材料,即使可能坐井觀天,可能瞎子摸象,卻可以相互參考佐證,從點到線再到面,讓事件拼圖逐一浮現,林昶佐的提問與引導,再加上精準、不嘮叨、不重複的剪輯都是影片成功掃描、重現那個時代的關鍵。

《終戰那一天》中受訪的彭明敏、東俊賢、楊馥成、黃金桂、蕭錦文與李遷嬌來自不同社會階層、有人在前線,有人在後勤,有人持槍,有人醫護,有人是少年兵,有人炸斷了手臂……足跡分佈日本、台灣、香港、新加坡,地理座標或許不同,都面臨相似的尷尬:例如:原子彈究竟是什麼?有人聽說,有人受到強光震動….例如:前一天還是日本人,頓時就成了中華民國人……例如:誓言戰到最後一人的日本軍國信念,怎麼就匆匆投降,不相信、不接受的傷兵,竟然自戕……終戰後,可以返鄉了,有人先成為戰俘、有人期待民主新國度……

俐落的剪接,讓電影時序順暢由1895年一路來到1945年,短短五十年,台灣人卻換了三個國籍,心靈、意識、認同上的矛盾與徬徨,以及隱藏在背後的巨大國家暴力,都是這段歷史諱莫如深的黑手。所以,《終戰那一天》提出的最大質問在於這個大時代的台灣人故事與心路歷程,明明如此精彩多姿,為什麼沉默了大半世紀?

少了六位見證者的分享與論述,這段歷史可能更混沌、模糊、顛倒、扭曲,更可能就此褪色、湮沒、無聲無息被歷史洪流給吞噬。

《終戰那一天》的特殊與重要就像是《神隱少女》中遺忘自己名字的小白龍,《終戰那一天》的團隊則像是鍥而不捨的千尋,召喚出「琥珀川」河神的本名-賑早見琥珀主。

喚醒記憶的方式有很多種,依循訪談內容找尋文獻檔案和影像,應該耗費了盧慈穎團隊無數心力和眼力,當你聽著訪談回憶,眼睛就能看見當下和類似的時代影像,耳朵就能聽見從海軍軍歌到望春風……的主旋律唱和,《終戰那一天》成功做到了重現時代,而且既是還原歷史本色的黑白影像著色再生,更是身歷聲的立體回聲,作曲家柯智豪更用溫情而不濫情的配樂呼應時代巨變的淒厲與無情,他的溫柔對話,讓人更能專心咀嚼那個時代的無奈與黯傷。

歷史雖然沉重,閱讀集歷史影音圖鑑於一片的《終戰那一天》,卻有一氣呵成的順暢,足夠帶著歷史的飽足感走出戲院,感念如今的我們可以悠悠看著藍天白雲,說起自己的故事。

我們要回家:賤民兄弟

印度電影人總知道觀眾要什麼,提供出來的不是滿滿的歡笑,就是漫漫的眼淚。

人生不只貧窮百事哀,印度還有低賤萬事難。《我們要回家(Homebound)》就是從階級與宗教出發的催淚實例。

英雄不怕出身低,原本是句勵志的話,在印度,出身卻成了無形枷鎖,讓你備受歧視,很難翻身。

男主角有兩位,都屬於底層人士。第一位男主角前登列身低階種姓,工作機會只能撿別人挑剩的雜工;第二位男主角穆斯林青年修伊則同樣遭受印度教徒排擠。他們從童年就是玩伴、也是互相鼓勵的好友,期待的改運出頭天就是警察考試,榮登金榜就能擺脫貧窮。

讓觀眾「看見」他們的「艱難」是《我們要回家》的第一步。

那是200萬人爭取700個名額的警察會考,從鄉下村莊趕到火車站的他們看見萬頭攢動的人潮,嚇到幾乎就要打退堂鼓。

人潮奇觀是印度電影不時出現的人間素描,既寫實又能散發強大壓力。他們面對的第一場階級戰爭就是上不上?擠不擠?拚不拚?

導演Neeraj Ghaywan在車站不但凸顯了立志,也安排了巧遇。兩款選擇都改變了前登與修伊的命運。

接下來就是「坎坷」。他們相信國家、也相信制度,但是官僚體制的運行邏輯遠遠超乎他們的想像。

每一次都欠臨門一腳,不是他們實力不如人,命運總是坎坷,從實力到努力,他們沒有少流一滴汗、最終也只能選擇最原初的體力活,至少還能養家養自己。

《我們要回家》的前兩幕都還算是想要逆天的命運交響曲,他們的選擇與挫折,都讓人油生同情與不忍之心。

第三幕的疫情才是重中之重。多數的新冠疫情電影都集中在「隔離」、「封城」的困蟄苦悶,《我們要回家》則是聚焦在困居千里之外的遊子如何返鄉?先要逃、後要藏,會被嫌、會遭棄,大疫來時各西東,前登與修伊歷經滄桑,勉強用非常遙遠、微薄卻貼心的夢想相互打氣,恰恰呼應了他們窮到只剩夢想的破題開場。

《我們要回家》屬於不賣弄技巧與美學的通俗劇,豐沛的生命能量,情節又貼近普世經驗,看著他們買不到口罩,領不到工資、坐不上回家的車的窘狀,你不禁就會連結到最近美國國會掀起軒然大波的新冠疫情與疫苗陰謀論調查,前登與修伊不就是被實驗室玩弄的可憐棋子。

《我們要回家》的結尾收得非常漂亮,少不了哀傷的眼淚,那是賤民的悲哀;卻給了荒謬的轉折,那卻是命運的垂憐。很多人帶著眼淚離場,有些唏噓、感傷,又有些宣洩與滿足。那是高級的melodrama 才能達到的境界,《我們要回家》就是這類作品。

寶貝對不起:浴血重生

A Star Is Born/新星誕生這個詞適用《寶貝對不起(Sorry ,Baby)》集編導演於一身的Eva Victor。

《寶貝對不起》描述遇上、面對及療癒創傷的艱難旅程。Eva Victor飾演的大學教授Agnes,研究所期間曾遭指導教授侵犯,即使有閨蜜守候陪伴,所有的苦煩、糾結、憤怒與不平,終究還是得獨自面對。

孤獨是整部電影基調,Eva Victor刻意錯亂了時序,卻成功讓觀眾感受到主角的創傷。

電影分為五段章節,第一幕《與寶貝的一年(The Year With the Baby)》,從Agnes的離群獨居,點出了創傷的巨大與陰影的深邃。然而,Eva Victor並不想故佈疑陣,很快就在第二章《遇到壞事的一年(The Year With the Bad Thing)》清楚交代出Agnes從光明墜入黑暗的關鍵轉折。

這款敘事策略有點像是釣魚,Agnes究竟怎麼了?就成為抓住觀眾好奇的魚標,時而抖動、時而浮沉,然後就直接切入核心,再從後續碎片呈現Agnes承受的嘯浪與餘波,雖然整體而言只像是Agnes心中的小小迷宮,每段章節都在勾描她的創傷症候群,觀眾不但理解了她曾經的光彩與失意,更能感受她獨自療傷的掙扎與煎熬。角色立體、身心糾結,歷歷在目,日舞影展頒給Eva Victor是很適切的肯定。

fotograma de la película ‘Sorry, baby’

事件前後,Agnes經歷過諸多人生的善意、惡意、故意與無意。其中,最艱難的事無非就是當眾揭開傷口,呈現那個依舊鮮血淋淋,很難癒合的痛(不管是對醫生、校方或者陪審團,每一款貌似無辜、卻如刺刀刺來的眼神與態度,都是創傷症候群的真實素描。

創傷電影最怕一直陷在哀怨自毀的漩渦裡,Eva Victor的筆觸儘管無情又直接,偶爾浮現的一個擁抱與關懷,往往就能融化冰山,「擁有美味三明治的一年(The Year With the Good Sandwich)」單元示範了如何用一隻手、一句話,拉起了恐慌發作的墜落靈魂;甚至,一隻貓、一位嬰孩、還有可以相信的肩膀,都可以是冬夜裡的紅泥小火爐。如洗三溫暖的電影節奏,都在說明才華洋溢的Eva Victor,如何舉重若輕。

主角Agnes是文學系教授,電影中出現了Vladimir Nabokov的 《蘿莉塔(Lolita)》與Virginia Wolfe的《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前者曾有《一樹梨花壓海棠》的譯名,呼應著女主角的際遇,也註記了文學名著政治不正確與不合時宜的景況;至於後者的意識流書寫,恰恰也說明了導演內化文學結構,找到敘事能量的創作底蘊。

Eva Victor的表演則屬於靄靄內含光的層次,教授厚愛時的淺笑、自信與從容,遭逢巨變後的瑟縮與微顫、解剖傷口的咬牙抗拒、情緒崩潰的絕望、找回重新站立起來的惶恐,其實都帶有深淺不一的刀痕暗傷,那種表面看不見、卻又能昭然若揭的內傷,極具說服力。從編劇到導演再到表演,Eva Victor的方向明確、手法簡略俐落,初試啼聲就技驚四座,所以才會說她:A Star Is Born!

雲在兩千米:五感迷宮

很多電影都試圖make impossible possible,沉浸式VR電影或許是最接近夢想天堂的理想國。

日前去北師美術館看了陳芯宜導演的新作《雲在兩千米》VR,驚艷、讚嘆、佩服兼而有之。

改編自吳明益小說的《雲在兩千米》,故事就從吳明益成長的西門町展開。飾演律師的莫子儀走在中華路和成都路口停等紅燈時,對街大樓的超大銀幕正在播放火車爆炸案的即時新聞,突然電話響起,爆炸案竟然牽連到他?頓時,消失多年的中華路火車平交道出現的,列車轟轟隆隆駛過,周遭大樓碎片飛舞,他熟悉的世界悉數破碎、斷裂、毀滅……VR電影讓我們就站在最靠近莫子儀的身旁見證也感受著他的驚愕與哀痛。

沉浸式電影追求的就是感同身受。

從事不關己的歲月悠悠,快速墜入全面崩毀的夢幻泡影,站在同一個場景中,你見證、也感受到莫子儀的裂解與碎心,這就是善用細節營造出的沉浸感。

吳明益的小說文本,讓《雲在兩千米》更添了身心距離、生態關懷與歷史縱深。

故事線依循失去、尋訪、迷航、巧遇、辯證的旅程,完成傷心人想要彌補遺憾的不甘與不捨。

每一段旅程都搭配了奇幻影像(奇觀正是VR電影的強項,先要有想像力,接著要有執行力,才能緊緊牽著觀眾的手往前行)。其中,高聳又深邃的樓層宮殿,既呼應著枕邊人的陌生與疏忽,也同樣暗示著天人永隔的陰陽疏離,更表明了想要完成拼圖解密的跋涉艱難。

奇觀,讓觀眾興致盎然走進迷宮,尋訪小說中阿豹的前世今生。等你踏進山林的第一步,陳芯宜提供了風、燃起了香,是的,VR原本就有身歷其境的3D感受,風與香氣的加入,空間感與氛圍感更擴展到了4D,觀眾與影片間人影合一的包覆感頓時更上層樓。

姚以緹飾演的作家妻子,以及馬志翔飾演的阿豹,同樣也在「追尋」與「確認」的旅途中徬徨與堅持,一位透過書寫、一位透過變形,台灣雲豹的曾經與消失,從日常變成神話,再從神話進階成為信念與追尋。

陳芯宜的VR魔法讓阿豹與雲豹有了耳鬢廝磨的合體變形;也讓姚以緹/吳明益的文字有如佛教經文,或抒懷、或警世、或詠贊、或提醒,垂直如雨絲落下,如符咒迴盪…….文字的重量與意義,成就了影像改編的華麗彩帶,那也是陳芯宜自《流浪神狗人》以來,從骨髓深處反射出來的人間佛教意象。

《雲在兩千米》的故事緣起自一張神秘現身的雲豹豹皮、陳芯宜也從日治時期的交易文獻中查考的「豹骨」交易的紀錄,更用空照圖畫出雲豹的棲息活動場域,在在讓「不見首也不見尾」的雲豹得能帶領觀眾奔向仰望的高峰。

我享受雲端迷宮的錯綜空間,我享受飛灰煙滅的宇宙碎片、還有蹲坐在地板上端詳莫子儀、馬志翔與雲豹對峙與對話的林地質感……《雲在兩千米》成功開發出五感體驗、「受想行識」都如夢如真的太虛幻境。

觀看《雲在兩千米》好像做了一場夢,不但讓人流連忘返,還會讓人想走進太武山,讓神話繼續發酵、期待已經消失的美好,還有重返台灣的祈願。

陳芯宜花了兩年時間才完成《雲在兩千米》,那是漫長的折磨,有緣得見,你就能明白何以電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來,我們來替陳芯宜團隊鼓掌喝采,《雲在兩千米》絕對是夢域電影的里程碑。

風吹:逆風人生任我行

電影的奧秘在剪接。電影的容貌、韻律與情感誘發,都來自剪接。

剪接的本質就是選擇。排列 素材、決定敘事路徑,都源自導演的選擇。紀錄片《風吹》導演李惠仁說他年初廢棄了原本架構,重啟剪接,而有了《風吹》今日面容。他日,他也許還會剪出另一個版本的《風吹》。

李惠仁的多變與猶豫,或許源自他與紀錄片主角黃文雄相處甚久,累積太多素材,最後他選擇用最私密,也最貼近的角度呈現他認識的黃文雄。

鏡頭下的黃文雄已經垂老,但是意志與口齒依舊堅定、清晰。電影從他釐清「失憶」與「失智」之別開場,重點就在凸顯已經出現失智症狀的主角,即使腳步已經蹣跚,依舊堅定對抗歲月風塵的熱風。

值得書寫紀錄的勇者,不循豐功偉業的敘事套路,直接進入幾近頹微的晚年風景,李惠仁選擇的是他要呈現禁得起歲月篩汰的個性與風骨。

雖然,這個起手式會讓不認識黃文雄的觀眾覺得莫名與錯愕,甚至有隔。李惠仁的選擇就是他的觀察與認知,也成就《風吹》的獨特DNA。

黃文雄擅長製作風箏,「風吹」就是風箏,李惠仁以《風吹》為片名,無非就是借用風箏替黃文雄言志。

風箏必須面對迎面襲來的風,利用氣流擾動產生的反作用力,壓制重力與阻力,飄飄上天。換句話說:黃文雄就像風箏對抗著時代的熱風。有時昂揚,有時翻頹墜滑。

1970年4月24日美國紐約廣場飯店(Hotel Plaza)的刺殺蔣經國事件,當然是黃文雄遇上的第一道時代熱風。

隨後的逃亡與隱遁也是;偷渡回台灣的自首也是;對人權理念的堅持、追尋、批判與落實更是。《風吹》的艱難就在於如何從半世紀的抗爭旅程中,找到畫龍點睛的那一筆。

李惠仁問得好:「你這輩子究竟在抗爭什麼?」時代熱風總燙得人渾身不自在,多數人選擇逆來順受,黃文雄堅守人權理念的各種對抗,是人格,也是始終如一的本色。

黃文雄是「刺客」,卻不想當英雄,也沒想沉浸在壯烈往事,剎那的搏擊,早已載入史冊,時光流逝,依舊不改橫眉怒對人間不公不義之志,才是讓人讚嘆的風箏。

喊口號容易、轉身放棄也容易、在時間的檢驗下,始終如一的堅韌與耐性才得見本色。《風吹》的剪輯就是一場創作者與當事人的本色之旅。

只是一場意外:畜生道

一開始,根本不會有人注意到那個腳步聲;最後,再次聽見那個腳步聲時,你會汗毛直豎,心情七上八下,該來的、不該來的,終於都還是來了嗎?

伊朗導演潘納希(Jafar Panahi)在《只是一場意外(Un Simple Accident)》中的聲音敘事,就值得一座金棕櫚獎。

腳步聲來自伊朗高官木腿哥Eghbal,木腿是義肢,他為祖國執行敘利亞聖戰時受傷導致截肢,後來改做特務,負責拷問、折磨、荼毒異議同胞,他的惡行,如同腳步聲,遇上就難忘、聽過更難忘,他是惡魔、腳步聲聲聲都是恐懼。

《只是一場意外》描述Eghbal開車時好像碾壓了一隻狗,導致車子故障,在黑夜中尋求救援,他的腳步聲卻喚醒了技工Vahid的噩夢回憶。

仇人相見,能不紅眼?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世俗正義,如此簡單明白。基於激憤、怒火……Vahid成功綁架了Eghbal,而且挖好了坑洞,打算活埋Eghbal。

然而,倖存者異於加害者之處就在於,加害者可以不分青紅皂白,把凡人往煉獄裡拋,倖存者卻擔心如果認錯人,何等罪孽?更擔心如果以惡人之道還諸惡人,自己不也成了自己最厭憎的惡人?

《只是一場意外》的第一幕交代沒頭沒腦的這場綁架(細節才像拼圖慢慢浮現);第二幕透過「確認」,演出了一場劫後餘生倖存者控訴木腿哥暴行的「混聲合唱」。所有的不可思議與荒謬都在素描神權家國對平凡百姓的凌虐與羞辱,也在面對無辜生命的關鍵時刻,收下混聲合唱的休止符。

我佩服的是第三幕的轉折。寬恕理應是美好的救贖,人生走過烏雲就見藍天白雲該有多好!導演潘納希的勁力收在Vahid停頓下來的背影,因為他又聽見了熟悉的木腿聲,聲聲慢、聲聲緊、聲聲催…….

開放式結尾許可各式解讀,或許溫柔、或許殘暴;或許多情,或許無情;或許悔改,或許報復……無法確定才更恐怖(心經說:「……無罣礙故。無有恐怖……」Vahid的罣礙無法言述,噩夢如影隨形,他永遠無法「遠離顛倒夢想」)。明白的觀眾,完全可以從Vahid的背影閱讀到國家暴力帶來的窒息。

復仇的怒火容易把你變成你曾經厭憎的魔鬼,做不到,難道只能永世輪迴惡道,無能得到救贖,無緣「究竟涅槃」?導演潘納希停格的背影,留給觀眾綿長的思考,糾纏在善惡一念究竟該如何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