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紀錄片

攀登玉山，永遠不會忘記沿路厚黑碎裂的礫石與岩層，尤其是攻頂前仰賴鐵鍊扶拉的陡峭山路。

即使，那已經是十年前往事，玉山攻頂的旅程點滴不時仍會在夢中浮現。

然而，《重返巔峰北壁》告訴我，攻頂只是小兒科，玉山東峰北壁才是大魔王。

玉山東峰山高海拔3,869公尺，北壁成魔的關鍵在於垂直岩壁極度險峻，其次則是岩層碎裂、時有落石，技術難度和攀登風險都極高。

更不幸的是登山家徐耀群在2022年10月挑戰玉山東峰北壁，第一天就發生山難，當場殞命。

王一訢執導的《重返巔峰北壁》有兩個目的：首先，記念與追思徐耀群，其次，希望透過新團隊北壁攻頂，幫徐耀群圓夢。

登山難，行家都知道，《重返巔峰北壁》最動人的書寫卻是山友間的生死交情。

徐耀群大學唸的是企管系，同學卻戲稱他是登山系畢業，熱愛登山的他甚至以一嘴破英文和無可擾動的堅定意志，學會登山技能，甚至考取嚮導執照。他和好友Patrick Lindsay在群山萬壑間培養出來的默契就是互為靠山，會接住彼此。偏偏，山難那次，Patrick並未同行。

那股憾恨與不捨，其實讓Patrick接受邀請，來台灣挑戰玉山東峰北壁前有些忐忑，加上登頂過程還要拍攝紀錄片，攻頂一組人，拍攝一組人，山勢與安危負擔都益發沉重。

而且，攻頂前還有颱風過境，惡劣的天候與險峻峭壁，都讓行路難、攻頂難成為這趟圓夢之旅揪緊胸口的心跳聲。

徐耀群的故事說的是熱情、傻勁與追求；紀錄片與Patrick的故事說的是理解、承擔與傳承。

電影最後註記了這群人將成功登頂並的路線命名為「Shiu（徐） be here」，有人登頂、有人失足，陰晴圓缺都是生命現象，但是人可以讓失敗變成印記，將挫折轉換成再生能量。《重返巔峰北壁》拍出了人與山的對話，也拍出了人與人的情義。

耳朵聽見的是父親50年前的聲音與錄音，再沿著父親50多年前走過的山路，拍下當下的山林風景與原住民祭典，過去與當下握手，聲與影的交疊相融，成就了李立劭的《獨奏者之舞》。

那些聲音來自臺灣本土原住民音樂採集先鋒李哲洋的心血，也是臺灣本土音樂的寶藏。

李哲洋猝逝後，家人一度將其捐贈給學院，卻沒得到應有重視，任其荒廢擱置，受潮銹損……無情風雨與冷漠現實促成了了李立劭重新踏上父親走過的路，重新聆聽、閱讀、理解、重建父親留下的音樂資產。李哲洋對抗時代的志氣、才情、毅力與身影，都在《獨奏者之舞》中再次昂首闊步。

讓史料復活重生，當然是孝親的必要行動；無怨無恨回頭檢視過去那個傷痛年代，相對更加艱難。因為心平氣和，因為視野遼闊，才讓家族沉冤與不屈靈魂得到更多人的理解與認同。

李哲洋的故事要從他父親李漢湖講起，這位當過台籍日本兵的台灣在白色恐怖時期遭誣構槍決。李哲洋受此影響，一輩子受到特務監控、搜索和壓迫。李立劭在紀錄片裡追述先人往事，聲調沉緩、用詞穩妥，無怨無恨，回首那個政治濁流草菅人命的時代，李立劭的《獨奏者之舞》因而澎湃著明朗朝氣，踐履了聖經上所說的「Honor thy father and mother」的期許。

李漢湖戰後進入臺灣鐵路局，成立了台鐵基層員工間的互助團體「明朗俱樂部」，本質上只是向上級反映勞務不均、交涉薪資與制服等權益，卻因爲也有讀書會的活動，即被貼上「叛亂」標籤，遭酷刑逼供，槍決斃命。

李哲洋當時16歲，趕到槍決現場收屍，抱著父親遺體返家，又被家族驅趕暫住豬寮，此後的求學、謀職，特務如影隨形，不時刁難干擾（每年十月都有人來抄家，翻箱倒櫃，那是光輝十月的特務忙碌期）。

然而，備受屈辱挫敗的李哲洋硬是從家族傷口中找到出口。他的背脊沒有被時代惡魔擊倒，他生前採集的原住民音樂、前後編輯近二十年的全音音樂文摘，都成為臺灣音樂發展史珍稀的檔案文獻。

偏偏家人把這些寶貝捐贈給學院，卻又遭忽略擱置，乏人聞問與照料，以致幾近損毀。無情風雨與冷漠現實都促成了了李立劭重新踏上父親走過的路，重新聆聽、閱讀、理解、重建父親留下的音樂資產，李哲洋對抗時代的志氣、才情、毅力與身影，才得以在《獨奏者之舞》中再次昂首闊步。因為，這麼艱難的工程，都仰靠李哲洋的毅力與熱情才能落實，他是獨行者，也是獨奏者。

採集原住民的歌聲，李哲洋是先行者。當年歌者的子孫聽見這些錄音，宛如重逢祖靈，個個熱淚盈眶，李哲洋相信唯有大聲唱歌可以唱出家族基因，唯有代代唱和，家族長河才得以生生不息。李立劭一方面透過分享，成就歌聲血脈，一方面透過歌聲、照片、筆記、影像與祭典的重現，活化了檔案生命。

因為政治迫害，李哲洋的一生都有避難、逃難準備，然而浪漫天性與音樂才情，得到妻子林絲緞（是的，林絲緞就是那位臺灣第一代人體模特兒與舞蹈家，同樣是一代奇女子）的全力支持，才得以在音樂天地中完成紀錄保存、播種推廣的使命。這對夫妻的攜手唱和與高貴靈魂，都使得《獨奏者之舞》增添了豐厚的人性溫度，也得著意志昂揚的驅策張力。

至於，珍貴的原住民音檔史料、浩瀚的全音音樂文摘，該怎麼成為全民都可近用的文化財，李立劭還在奔跑努力，看完電影，你或許也想盡綿薄之力，這就是《獨奏者之舞》珍貴又巨大的後坐力。

導演盧慈穎透過《終戰那一天》，說明歷史題材紀錄片需要多繁瑣的繡花、織錦、重建功力。

歷史題材紀錄片艱難在於既要有人有觀點，還要有圖有聲又有影。更不要讓年輕世代以為歷史都是斑駁、黑白、模糊的陳年往事。

一如電影片名，電影提問的是：二次世界大戰終戰那一天，也就是1945年8月14日，日本裕仁天皇透過「玉音放送」宣布日本敗戰時，你在做什麼？

能夠回答這題的人，應該都已經高齡90以上，而且人數一天少過一天。這是紀錄片《終戰那一天》遇到的第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則是：在那個影像匱乏、斑駁的年代，所有的回憶與論述，都能夠找到相對應的畫面嗎？

盧慈穎對第一題的回應是：和時間賽跑，全力找到具有代表性的關鍵人；第二題的對策則是窮盡一切努力，翻遍美、日、台歷史檔案，並還原歷史情貌，而且黑白變彩色，無聲變有聲。

這麼艱困的書寫重製，得歸功於導演的發心與執念。終戰衝擊了許多人，台灣人也在歷史漩渦中浮沉，盧慈穎相信台灣阿公阿媽的生命故事，既不該褪色消聲，更不該成為歷史塵埃，而且要有聲有色說給其他世代的人聽。

電影的立基點在於先有了「終戰那一天」這本書，既然前人已經種樹，盧慈穎重訪書中的每一位歷史見證者看似容易，可是，時間大神沒讓她喘氣，因為當事人逐一凋零，她得快馬加鞭與時間賽跑，然後還要突破新冠疫情時家屬婉拒受訪的困窘…..

紀錄片的深層焦慮在於一旦當事人全都不在了，記憶和敘事可能就此斷了線。

事件目擊者的記憶與敘述，絕對是對歷史現場的第一手材料，即使可能坐井觀天，可能瞎子摸象，卻可以相互參考佐證，從點到線再到面，讓事件拼圖逐一浮現，林昶佐的提問與引導，再加上精準、不嘮叨、不重複的剪輯都是影片成功掃描、重現那個時代的關鍵。

《終戰那一天》中受訪的彭明敏、東俊賢、楊馥成、黃金桂、蕭錦文與李遷嬌來自不同社會階層、有人在前線，有人在後勤，有人持槍，有人醫護，有人是少年兵，有人炸斷了手臂……足跡分佈日本、台灣、香港、新加坡，地理座標或許不同，都面臨相似的尷尬：例如：原子彈究竟是什麼？有人聽說，有人受到強光震動….例如：前一天還是日本人，頓時就成了中華民國人……例如：誓言戰到最後一人的日本軍國信念，怎麼就匆匆投降，不相信、不接受的傷兵，竟然自戕……終戰後，可以返鄉了，有人先成為戰俘、有人期待民主新國度……

俐落的剪接，讓電影時序順暢由1895年一路來到1945年，短短五十年，台灣人卻換了三個國籍，心靈、意識、認同上的矛盾與徬徨，以及隱藏在背後的巨大國家暴力，都是這段歷史諱莫如深的黑手。所以，《終戰那一天》提出的最大質問在於這個大時代的台灣人故事與心路歷程，明明如此精彩多姿，為什麼沉默了大半世紀？

少了六位見證者的分享與論述，這段歷史可能更混沌、模糊、顛倒、扭曲，更可能就此褪色、湮沒、無聲無息被歷史洪流給吞噬。

《終戰那一天》的特殊與重要就像是《神隱少女》中遺忘自己名字的小白龍，《終戰那一天》的團隊則像是鍥而不捨的千尋，召喚出「琥珀川」河神的本名-賑早見琥珀主。

喚醒記憶的方式有很多種，依循訪談內容找尋文獻檔案和影像，應該耗費了盧慈穎團隊無數心力和眼力，當你聽著訪談回憶，眼睛就能看見當下和類似的時代影像，耳朵就能聽見從海軍軍歌到望春風……的主旋律唱和，《終戰那一天》成功做到了重現時代，而且既是還原歷史本色的黑白影像著色再生，更是身歷聲的立體回聲，作曲家柯智豪更用溫情而不濫情的配樂呼應時代巨變的淒厲與無情，他的溫柔對話，讓人更能專心咀嚼那個時代的無奈與黯傷。

歷史雖然沉重，閱讀集歷史影音圖鑑於一片的《終戰那一天》，卻有一氣呵成的順暢，足夠帶著歷史的飽足感走出戲院，感念如今的我們可以悠悠看著藍天白雲，說起自己的故事。

電影的奧秘在剪接。電影的容貌、韻律與情感誘發，都來自剪接。

剪接的本質就是選擇。排列 素材、決定敘事路徑，都源自導演的選擇。紀錄片《風吹》導演李惠仁說他年初廢棄了原本架構，重啟剪接，而有了《風吹》今日面容。他日，他也許還會剪出另一個版本的《風吹》。

李惠仁的多變與猶豫，或許源自他與紀錄片主角黃文雄相處甚久，累積太多素材，最後他選擇用最私密，也最貼近的角度呈現他認識的黃文雄。

鏡頭下的黃文雄已經垂老，但是意志與口齒依舊堅定、清晰。電影從他釐清「失憶」與「失智」之別開場，重點就在凸顯已經出現失智症狀的主角，即使腳步已經蹣跚，依舊堅定對抗歲月風塵的熱風。

值得書寫紀錄的勇者，不循豐功偉業的敘事套路，直接進入幾近頹微的晚年風景，李惠仁選擇的是他要呈現禁得起歲月篩汰的個性與風骨。

雖然，這個起手式會讓不認識黃文雄的觀眾覺得莫名與錯愕，甚至有隔。李惠仁的選擇就是他的觀察與認知，也成就《風吹》的獨特DNA。

黃文雄擅長製作風箏，「風吹」就是風箏，李惠仁以《風吹》為片名，無非就是借用風箏替黃文雄言志。

風箏必須面對迎面襲來的風，利用氣流擾動產生的反作用力，壓制重力與阻力，飄飄上天。換句話說：黃文雄就像風箏對抗著時代的熱風。有時昂揚，有時翻頹墜滑。

1970年4月24日美國紐約廣場飯店（Hotel Plaza）的刺殺蔣經國事件，當然是黃文雄遇上的第一道時代熱風。

隨後的逃亡與隱遁也是；偷渡回台灣的自首也是；對人權理念的堅持、追尋、批判與落實更是。《風吹》的艱難就在於如何從半世紀的抗爭旅程中，找到畫龍點睛的那一筆。

李惠仁問得好：「你這輩子究竟在抗爭什麼？」時代熱風總燙得人渾身不自在，多數人選擇逆來順受，黃文雄堅守人權理念的各種對抗，是人格，也是始終如一的本色。

黃文雄是「刺客」，卻不想當英雄，也沒想沉浸在壯烈往事，剎那的搏擊，早已載入史冊，時光流逝，依舊不改橫眉怒對人間不公不義之志，才是讓人讚嘆的風箏。

喊口號容易、轉身放棄也容易、在時間的檢驗下，始終如一的堅韌與耐性才得見本色。《風吹》的剪輯就是一場創作者與當事人的本色之旅。

傳世名曲「la paloma」有一段歌詞：

假如有鴿子飛到妳的窗前 請妳親切地迎接它

像對我一樣

Si a tu ventana llega una Paloma,

trátala con cariño que es mi persona.

那隻鴿子曾經在70多年前飛到阿里山鄒族達邦部落高家窗前，然而，命運之神並未眷顧鴿子，也沒有疼惜那位女孩。甚至，甚至奪走了她的名字，以及聲音。

女孩名叫高菊花，她的父親是高一生，死於白色恐怖槍下，那個時代的魑魅魍魎斷了她出國深造的路，更化身黑霧魅影，糾纏了她一輩子。

《傳奇女伶高菊花》監製熊儒賢在首映會上拋出了一句看似簡單，卻極其沉重的問題：

這位原住民女孩

一生中有過許多名字：

先是「矢多喜久子」（日治時期）；

後來改成「高菊花」（國民政府時期）；

一度又因厄運襲擾

身陷囹圄的父親將她改名「高芳梅」（白色恐怖初期）；

繼而以「派娜娜」闖蕩歌壇養家活口；

2016 年辭世，墓碑上刻著「莫尼加」。那是她的天主教聖名。

熊儒賢問的是：高阿姨，哪個名字才是真正的妳？

都是吧。我在心裡揣度著。每個名字都承載著一段傷痛。

《傳奇女伶 高菊花》透過名字的流變，訴說了一則險些被歷史洪流淹沒的傷心史。

她沒能替父親清洗冤屈，更忍辱吞聲，以自首換呼吸，才能養活一大家子人；更因為黑資料，被迫獻身，成為政治交易下的羔羊祭品……

電影緣起於台灣流行音樂史的資料採集，卻意外撞見1950-60年代歌舞才藝頗負盛名，資料卻極其短缺，連唱片都沒能灌錄傳世的派娜娜。甚至因而勾出了那個時代倖存者的黑資料。當年順手拍下的兩段歌唱影像，20年後成了絕無僅有，又極其珍貴的歷史檔案。

盧元奇導演並沒有走傳統的人物傳記電影敘事路線，絕大部分透過倖存者後人回憶、朗讀日記、探查檔案，來拼湊與重現他們認識、記憶中的高菊花，難以置信的高度落差，反而更凸顯了那位與幸運白鴿擦肩而過的鄒族少女的坎坷人生。

電影最犀利的觀點來自：高菊花願意公開自己這段傷心往事嗎？不管是從波蘭書籍與檔案中挖出鐵證的作家，質疑自己如獲至寶，卻未能體察當事人幽微心境，那種咎己自責未能將心比心的痛哭流涕；或者是當年只是聆聽卻一直沒能聽懂的攝影師們……

盧元奇選擇讓高菊花用歌聲回應所有的疑問：聽她唱起「Cucurrucucu Paloma」這首歌的招牌副歌：Cucurrucucu Cucurrucucu Cucurrucucu 三次的Cucurrucucu 截然不同，一次比一次哀、一次比一次淒嗆，那是她的回聲，也是她的抗議，聽過，絕難忘懷，遠遠甩開了《春光乍洩》和《悄悄告訴他》透過「Cucurrucucu Paloma」形塑的低迴與惆悵。

不過，《傳奇女伶 高菊花》應該只是高菊花傳奇的起手式，紀錄片略過了一些爭議細節，或許還在仰賴更多出土資料的挖掘與探尋，畢竟，高一生還未正式登場，幕後黑手也未亮相，宛如銀色鈴鐺的「春之佐保姬」和「長春花」都還沒再次迴盪在阿里山谷呢！

第一眼撞見熊鷹御風翱翔，黑白相間的羽翅十字伸展，威風凜凜，我張大了嘴：「這不就是鷹之王者？！」

第二眼瞧見熊鷹收翅俯衝直下，我的眼睛張得跟嘴巴一樣大，因為想到了「天地一沙鷗」的Jonathan Livingston，那種速度、那款雷霆之姿，眼睛張得和嘴巴一樣大：「這不正是猛禽之王！衝破速度極限的王者？！」

導演梁皆得沒讓我喘息，第三幕就是兩隻熊鷹的求偶圓舞曲，各自伸長了爪子勾住對方，就在空中轉圓圈，天旋地轉，「這不是戀愛中人的共同心聲嗎？」我忍不住叫好起來：「人間哪得幾回見？！」

梁皆得導演在新作《飛吧！ 熊鷹》中，就靠著開場這三幕交出他耗時12年守候到的珍貴畫面，完成破題，也成功吸聚了好奇與期待目光。

梁皆得是著名的「台灣鳥人」，長期觀察、守候、拍攝鳥類生態，他清楚明白：「to see is to believe」，神話傳說需要影像見證，千言萬語不如親眼目擊。

然而，紀錄片要求更多，除了影像，還要敘事、還要人間連結，還要更寬宏的視野與襟懷。

《飛吧！熊鷹》的敘事宇宙從「熊鷹」已經名列瀕危猛禽出發，先從守護熊鷹的學者切入，若非南台灣的「太極鷹王」-屏東科技大學孫元勳教授，以及更年輕也更有行動力的宜蘭愛鷹夫妻，孜孜矻矻以苦行、耐心、愛心，也，結合科技，紀錄、揭露、並理解出熊鷹的生活模組，包括求偶、築巢、育雛、單飛、流浪、遷徙、落腳的點點滴滴，讓台灣人不再只會抬頭望鷹，渾然不知鷹的作息、雄偉與珍稀。

正因為熟悉了熊鷹生態，才能察知林相變化以及周遭掠食物種帶來的棲息危機。

當然，夢幻物種終究要與人類交手，在部落上空盤旋的熊鷹，形塑了部落聖鳥與祖靈傳奇，再從排灣/魯凱族文化中羽毛冠冕的貴族象徵，帶出文化與生態對撞的議題，也帶出羽毛需求衍生的獵殺，再從工藝師鍾金男致力推廣的仿真羽毛技術，提供人鷹和解共生並存的保育轉機。

所有的紀錄片都是用時間、體力與生命換來的，《飛吧！熊鷹》當然亦不例外，梁皆得這回附送上更多「守候」成果：白如雪的雛鳥羽毛、保持巢穴清潔的排遺行為、雨季造成的生存艱困、求偶的形式與密度、親鳥面對生死的態度……有時趣味橫生、有時唏噓慨嘆，坦白說，既開眼界，又長知識。

梁皆得的《飛吧！ 熊鷹》先做到了「有料」又「好看」，再透過擴大放射的議題討論，讓看完熱鬧的觀眾，還能獲得啟蒙能量，極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