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舞:從勞勃瑞福說起

「我喜歡滑雪,我喜歡電影,如果能兼顧這兩者,那是多美好的事?」美國影星勞勃.瑞福(Robert Redford)回憶自己創辦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的初心時, 曾經如此祈願。45年後,他的美好心願不但成真,日舞影展更已成為獨立電影工作者的聖堂。

故事要從1950年代末期講起,才剛在紐約百老匯劇場初試啼聲的勞勃.瑞福第一次來到猶它州旅遊,穿過普洛佛峽谷(Provo Canyon)時立刻就被純淨扶疏林木與山河倒影給吸引,「哇!」是他當下對自然之美的驚歎與禮讚,如今他持續努力讓每位初訪日舞聚落的朋友們也都能感受到「哇!」的驚豔!

1961年,正在進軍電視的勞勃.瑞福有了點積蓄,先以500美元買了兩畝地,給家人安置一個小窩,讓大家都可以徜徉在大自然之間,閒暇時可以一起去鑽探自然之美,「我想的是保護它,而非開發它。」熱愛滑雪的他每年都不忘帶著家人去峽谷上的Timp Haven Ski Resort滑雪。

1969年他已經與珍.芳達(Jane Fonda)合演《裸足佳偶(Barefoot in the Park (1967))》成為票房紅星,又與保羅紐曼(Paul Newman)合作《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1969))》躍升天王巨星,更讓電影中這位「Sundance Kid(日舞小子)」與他連上等號。有名有錢但不忘初衷,這回斥資買下四千acre畝地,其中也包括了他喜愛的「Timp Haven滑雪勝地」改名成為「Sundance Resort」。

僅管他力求保持當地原貌,讓他和家人都可以徜徉山林之中,但要維持基本營運還是得大費周章,要「活化」又不要過度開發「Sundance Resort」,於是「我喜歡滑雪,我喜歡電影,如果能兼顧這兩者,那是多美好的事?」的念頭再次閃過心頭,想出舉辦日舞影展的點子。

1979年11月,勞勃.瑞福剛執導完自己的第一部導演作品《凡夫俗子(Ordinary People)》,完全不知道日後會贏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大獎,但對電影創作已經自有想法的他,邀集了一群電影界夥伴,來到Sundance Resort參加為期三天的電影工作會議,事先言明不穿禮服,沒有香檳紅酒,沒有影展的各種繁文褥節,他堅持自己不是「主辦」,只是拋磚引玉想聆聽大家對好萊塢現狀的意見。但是會議中大家都聽見了他對美國電影現況的把脈診斷:他看到很多有才氣的年輕人被大製片廠擋棄羞辱,女性和非白人工作者也很難有出頭天,他希望能夠幫助這些人的夢想能夠實踐,以「獨立」精神突破困境,讓不見容於主流產業的想法與方法都能在有心人的協力下完成,讓世界看見他們。他願意提供Sundance Resort部份場地協助年輕人,「希望這個場地能夠創造出一些新的可能性。」

說到做到的勞勃.瑞福第二年就成立了「日舞學社(The Sundance Institute)」,接著在1981的六月舉辦了日舞電影工作坊,而且把滑雪勝地的部份房舍整理改成可以開會、剪接和拍片的空間先是徵選了七個年輕創作者的劇本企畫案,透過自己的人脈他廣邀業界大老來到猶它就個案進行審視,為了說服這些朋友出席,他講出了一句最動人的台詞:「給我一點時間,給他們一點時間,讓他們做到沒想到能做成的事。」這些前輩只要聆聽,再從寫作、剪輯、編導和募資等各項實務操作提供專業建議,最後「創造一個可以讓年輕人發表自己作品的平台,讓他們的作品更成熟,技術更精進。

日舞電影工作坊第一年只有四百人參加,打著勞勃.瑞福旗號,前輩專家給足面子慎重其事,年輕小夥子也能帶著腳本或毛片秀給大家看,接受批評與建議,你可以想見年輕人當年能與超級巨星如保羅.紐曼或華特.馬修(Walter Mathew)等巨星或者大導演薛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近距離喝著啤酒聊電影,聽他們從電影製作理念與實務指點迷津,甚至指導一二絕活時,現場會是多歡樂的爸氣氛。

勞勃.瑞福不是第一個關心獨立製片的電影人,早在1971年特立獨行的名導演Robert Altman與Alan Pakula等人也曾聲援剛創立的「美國影展(United States Film Festival)」希望能為非主流的獨立影人和製片略盡心力,可惜影展欠缺有力主導,策略方向又一變再變,深陷財務危機,「日舞學社」於是接下棒子。找專業人士規畫經營,更因多位年輕導演陸續從日舞影展打響名號,不但在坎城或奧斯卡獎大賽中拿下首獎,更在發行市場上大有斬獲,使得日舞影展規模從初期的六人小組一路發展到224位專職人員的大型影展,參展人數也從最初的400人增加到13萬8千人(另外還有28萬5人次的網路瀏覽),無數星探和發行商每年來此尋訪新秀,找尋可以一鳴驚人創下票房奇蹟的新電影,這些現象都使得日舞更已擠下柏林,成為排名僅次於坎城與威尼斯影展的第三大影展。

先有日舞小子的傳奇,才有了勞勃.瑞福。但也是因為勞勃.瑞福對日舞小子的詮釋深得人心,這個外號才一直跟隨著他,讓他功成名就,可以放手去追逐自己的夢想。飲水思源,他把日舞名號發揚光大,從滑雪勝地變成影展,變成年輕電影人的夢想搖籃。他知道自己的明星光環很耀眼,他更清楚日舞影展如影隨形,一輩子切割不了。

雖然一開始他就強調自己不是主辦人,也從不居功,而是充份授權專業菁英秉持獨立製片的精神,一路開發各項電影主題企畫,擴大影展分母,吸引百花齊放,甚至放眼亞洲。他更善用明星光環,樂於扮演日舞大使,拍攝各式宣導片,接受各個媒體訪問,細說他對猶它州的山水之愛,分享他醉心的電影夢想,他的側面迂迴策略以及無人能比的熱情,讓最初要打造一個「新」且「可能」的平台給年輕人的祈願,踏踏實實落腳在這塊人間淨土上。

「我來自一個說故事的家庭,我的工作和事業都和說故事相關,希望大家都能來日舞說出自己的故事。」勞勃.瑞福身體力行,花了四十五年時間在他的日舞家鄉拍出了一部「日舞傳奇」電影,那是平地起高樓的獨立製片故事,那也是他自己做了一個大夢,也如願圓夢的傳奇,他把掌聲與歡呼聲全部回向給那些透過日舞影展成名的創作者,「原初只是想創造一個我嚮往的願景,後來發現很多人也有相似願景,於是個人的vision轉成眾人的vision!」勞勃.瑞福謙虛說:「看見有人成功就是最好的回報了!

吳念真:夢想的種籽

種籽很重要,大家都知道,有了種籽,才有希望,才有未來。

但是你懂得怎麼善待種籽嗎?怎麼才不致於腐壞?又怎麼不致於揠苗助長?

 

這是生命課程的大學問,有關種籽的故事,通常屬於未來學的範疇,急功近利的人是一時看不到結果的,因此,也就不太願意去播種,插秧及護苗。

2004年高雄電影節十月三日晚上落幕了,閉幕典禮以餐會方式進行,現場來了許多記者和攝影機,大家行禮如儀地拍了市長謝長廷頒發感謝狀和賀禮給遠道來的貴賓,以及一些場面上的應酬話,掌聲停歇後,記者很快散去,敏感的人很容易就下了結論說:「一年一度的電影大拜拜就這樣落幕了!」

但是,影展主席吳念真如果接受這樣的結局,2004年高雄電影節大概就要算是他自編自導兼自演的最爛一個劇本了。

套句楚原電影「天涯明月刀」裡的名言:「傅紅雪不愧是傅紅雪!」吳念真也不愧是吳念真,他的終場大高潮,改寫了2004年高雄電影大拜拜的宿命。

高雄電影節今年是第四屆了,前兩年,這個電影節的籌備期大致都只有一個月,所以呢,匆忙,成就了高雄電影節的特色。本屆,時間長了些,除了爭取到侯孝賢的「咖啡時光」做台灣首映外,最不同於以往的做法就是成立了編劇訓練班,總共有二十位學員入選,一方面他們可以聽到侯孝賢、蔡明亮和吳念真等人傳授的編劇概念,一方面他們也要在十天的影展期間發展出自己的電影故事大綱,再由侯孝賢、吳念真和張昌彥做總評,選出前三名得主。

吳念真要求這二十位有志從事電影編劇工作的人,不但會寫,還要會說,更要知道如何推銷自己的作品,他和其他評審就利用影展最後兩天的時間一方面看學員交出來的故事大綱,一方面還要聽取各自的presentation(簡介說明)。

訓練就是訓練,未必當下看得出成果,閉幕典禮上這二十位學員都應邀參加了餐會,等到記者都散了之後,戲才上場。司儀逐一唸出二十位學員的姓名,然後請大家依序站上舞台,吳念真逐一頒出了結業証書後,就跟大家合照,只見他突然把身子蹲了下來,「學員最大!」他笑著說,二十人站一人蹲的奇特人體比例,形成了電影節上很罕見的薪火相傳景像。

接下來,就要宣布成績最優異的前三名學員。此時,吳念真說:「原本大會只準備頒給前三名各一張獎狀,可是依據中國人的習俗,如果能有個紅包會更好!」於是他宣布要把電影節主席的五萬元酬勞全數捐出,再將最後一天的三位評審費捐出,湊成六萬元的獎金,依照三二一的獎金分配發給全三名。

突如其來的獎金喜訊,讓全場起了一陣騷動,意外,以及一種受到重視及恩寵感覺彌漫了開來,吳念真每念出一名優勝學員,還要求大家以最簡短有力的方式介紹自己的作品,不流於俗法的頒獎方式,讓每位優勝者都有機會展示自己,那種喜悅與溫馨,那種不需要排場及燈光的極簡典禮,卻因為濃烈的人文色彩,鑄造了讓人難忘的高潮。

最後,侯孝賢也上場期勉所有學員,現在只是個故事大綱,將來劇本寫完之後,別忘了寄一本給他,也許他會自己拍,也許找人拍,也許發展成跨國合作案……未來的事誰也不知道,坐在台下,泠眼旁觀的我卻深受感動。

如果我是那顆種籽,我一定蠢蠢欲動,等待著伸展手腳。雖然此刻,或者很久很久之後,我都還只是一顆種籽。

電影節可以是大拜拜,可以不是。主事人的態度,決定了一個電影節的彩度和高度。

 

坎城影展:名導二三事

 

2005年的坎城影展片單於19日出爐了,各界的看法大致是大師齊聚,強片如林,更重要的是今年終於避開政治,回歸電影正題,不必再被政治事件牽著鼻子走了(去年的金棕櫚獎得主《華氏911》實在是勝之不武的政治作品)。

 

電影的國際影響力到底有多大?看看今天的紐約時報,大家可能就會有個較清楚的輪廓,紐時的記者MANOHLA DARGIS 在坎城影展的專文上的第一段就特別強調今年坎城終於回歸電影專業,他說:「競賽片入圍的作品不乏世界知名大師,例如侯孝賢、吉姆.賈木許、拉斯.馮提爾、蓋斯.范桑和大衛柯倫堡(謹附原文如下: among the directors returning to the Croisette are such leading world auteurs as Hou Hsiao-hsien, Jim Jarmusch, Lars von Trier, Gus Van Sant and David Cronenberg – they also offered hope that this year attendees could keep their eyes and their attention fixed on the screen.)」台灣人有幾人能在國際專業賽會上躋身外電名單中,而且排名第一?侯孝賢被紐約時報排列第一,那不是任何公關行銷行為可以達到的效果,那是非常不容易的藝術地位與成就肯定。

 

不管你認不認同侯孝賢的政治理念,他的藝術成就早有世界地位,去年他的《咖啡時光》被坎城拒絕,在威尼斯影展也不獲評審青睞,然後事後証明,入不入選,得不得獎,那都是少數選片人和評審的口味問題,好電影終於會衝破這類名利迷霧,在影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今年,侯導《最好的時光》才剛殺青,才只剪了一小段版本給選片人看,就獲得肯定,對於這些年翻滾於台灣社會,為自己理念大聲疾呼,卻換來許多冷嘲熱諷的侯導而言,也許他並不是很在乎坎城的入不入圍或得不得獎,但是就像紐約時報的文章一樣,那是大家打心眼裡就自然流露的敬意與肯定,那是藝術家不需要任何公關就能夠留名傳世的最大意義。

 

2005年坎城影展的評審團主席是曾獲兩次金棕櫚獎的塞爾維亞導演艾彌兒.庫斯杜立卡(Emir Kusturica)。

 

庫斯杜立卡最近還因為英國電檢官員認為他的新作《Life is a Miracle》中出現了一隻死鴿子,死狀太慘,會傷害觀眾情感,所以要求他剪掉那兩秒鐘的鴿子特寫畫面,他氣得不得了,不但不肯剪,還大罵官員荒唐,他說戲裡面的鴿子是買來的死鴿子,不是被劇務人員活活打死才拿來拍戲的,他沒有傷害生靈,官員是只見秋毫,不見舆薪,如果非要剪這兩秒鐘畫面,他寧可把電影撤離英國,不賣給你們,不在英國上映總可以吧!

 

這位很有個性的導演,還很愛音樂,得空就帶著樂團巡迴各地演出,因為他很能享受樂團即興演出時狀況百出的快感,就像拍電影時如果能夠一鏡到底,肯定會蹦出許多有趣的事物一樣。他拍完《Life is a Miracle》後,還把山區的場景改建成一座名叫Kustendorf的小村落,完全由他當家做主,歡迎任何想要拍電影、搞音樂或是繪畫等其他藝術創作的朋友到那兒落腳出發。.

 

坎城影展的官方網頁上也貼出了他的一篇專文,視野開闊,觀點很有意思,很有啟發性。認為坎城影展就像是一座國際藝術村,各國電影人來這裡分享電影理念,也來認識彼此,因此呢,多元的文化交流就益形重要,大家的觀點或許岐異,然而說故事,建構劇情的手法最後還是能引發共鳴的。擔任坎城評審展是向電影和電影人致敬的大好機會,他會注意各別的作品和表現方式,從不同的觀點中掌握事件本質。他也會鼓勵評審要全神貫注看電影,然而讓大家充分表達觀點,說明自己對電影的意念。

 

對我而言,坎城毋寧是觀念火花碰撞的大競技場,影展還沒開始,影展評審主席就已經發表可以讓人再三咀嚼談話,可想而知,未來的一個月裡,這個國際藝術村肯定就如百花爭鳴,熱鬧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