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帶針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Needle）》，有如一根針直刺心房，痛到你找不出任何言語形容。
瑞典導演Magnus von Horn選擇黑白影像處理《帶針的女孩》，應該是貧窮太過無情、戰爭太過淒厲，人道太過曖昧，黑白影像的時空距離至少給人喘息空間。
《帶針的女孩》時空座標設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Vic Carmen Sonne飾演的Karoline，因為從軍的丈夫音訊全無，付不起房租，流落貧民區。
滅頂之前，她誤信針織工廠老闆愛他，有了身孕，卻被準婆婆羞辱，失蹤丈夫又帶著一張破碎的臉回來，走投無路的Karoline，該怎麼辦？
Magnus von Horn的敘事功力就在於你以為Karoline的跌撞苦難已經夠悲涼了，其實只是序曲，慈眉善目，救苦救難的曲娜．蒂虹 （Trine Dyrholm）飾演的達瑪登場，風暴才要開展。
《帶針的女孩》挑戰，也批判著世人對「好」與「壞」的定義與接受。
人生勇於「救苦救難」，當然可以列為「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的好人；然而，不照你「以為」的方式幫助你脫離「倒懸」之苦，就成了「該下地獄」的壞人嗎？
達瑪經營的糖果店也是巧妙設計，她的糖果可以「解憂」，她「代勞」轉送孩子，不也是給人方便的「紓壓」善心？
成全眾人方便，罪惡一肩擔承，誰有資格批判她？
基督教認為世人都是罪人，因為人們沒有活出上帝創造時所賦予人類的生命樣式，成為墮落、扭曲的生命。《帶針的女孩》也在講同樣道理：「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就在什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
Trine Dyrholm過去主演的
《更好的世界 Haevnen》和《肥皂（Soap)》都對生命道德和人生選擇，提交大膽批判，《帶針的女孩》同樣不遑多讓。
然而，Magnus von Horn配合那張破碎的臉，創造出類似Francis Bacon 畫筆下的一張張猙獰、扭曲、殘缺又粗暴的臉，更把「誰不是罪人？」的命題，刺出畫龍點睛的一筆。
《帶針的女孩》的議題與美學，讓觀眾如坐針氈，但是直刺觀眾心中那根針就是電影最紮實的重量，你一定會沉澱、思考和咀嚼，就算苦澀不堪，卻也苦到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