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塵埃，如果乏人爬梳，永遠只是塵埃，但是有很多人卻寧願把歷史罪惡留在塵埃如山的檔案室裡，《謊言迷宮》的核心精神就在昭告世人：「隱瞞真相才是人生毒藥。」
德國電影《謊言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的珍貴在於面對歷史和真相的態度，在人人皆鴕鳥的情境下，想要大鳴大放，你得先想好：一旦遇上滔天濁浪，你要如何存活？
《謊言迷宮》的核心問題在於為什「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裡的惡人可以在終戰後逍遙法外？無人追究刑責？但是導演Giulio Ricciarelli採取的策略卻是透過一位記者直接問檢察官老爺們：「你們知道奧斯維辛是什麼嗎？」知道的人，不想理他，不知道的人，則是在眾人離去後，才從字紙簍裡撿起了陳情書。
戰敗國的人，不想提當年恥，這是人情之常。集體罪行，就集體遺忘，想要揭露瘡疤的人不但自討無趣，更容易成為全民公敵。德國近代史不會忘記檢察總長Fritz Bauer（由Gert Voss飾演）勇於揭露歷史真相的勇氣，但是你同樣很難忘記他的名言：「每天我只要離開辦公室，我就走進了敵人的陣營之中。」他的所做所為其實是在挑戰執政者，挑戰國家和人民，然而，他有良心和真相做盾牌，他理直氣壯。不過，少了花下無數氣力與時間，從堆積如山的檔案裡逐一篩檢出歷史共犯的年輕檢查官Johann Radmann（由Alexander Fehling飾演），他亦是孤掌難鳴，《謊言迷宮》從檢察總長的謹慎，就可以讓人看到「歷史共犯」是多龐大的一個隱形組織。
是的，要成就大事，一定要有人動腦，還要有人跑腿，有人衝鋒陷陣，還有人出面力挺。要成就大事就得遇上一位鐵面無私，依法論法的癡人才有可能鑽入遺忘的宮殿，找出事實鐵證。於是導演Giulio Ricciarelli就把檢查官Johann Radmann塑造成一位相信法律不可打折，寧可替付不齊罰款的女人補足罰金，也不容法官法內施恩，便宜行事，是的，他有顆死腦袋，但若不是他對小事如此一絲不苟，日後也難頂住大事帶來的滔天巨浪。
《謊言迷宮》的時間座標設定在1958年，二戰後的13年，檯面上該負責的戰犯都已經在紐倫堡大審中定了罪，但是，若無其他共犯，二戰悲劇不會如此悲慘，只是有多少能夠抗拒在大時代的洪流，有勇氣或者有膽識拒絕隨波逐流呢？就算你不曾開槍，亦不曾動手，只要旁觀，只要坐視，就算程度有別，不也都是共犯嗎？正因為都是共犯，既已事過境遷，又何苦一路追查到底呢？既已事過境遷，又何必再昭告年輕德國人，你的父執輩曾經在奧斯維辛中濫殺無辜，那位如今和譪可親的麵包師傅，也曾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如果不是大家都避而不談，否則年輕的檢察官怎麼可能不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血淚往事？一旦年輕的檢察官聽見了倖存者一則又一則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又如何不血脈賁張地要去伸張正義嗎？
罪與罰，既有共生結構，又有矛盾對立，《謊言迷宮》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先剝開了國家的迷思外衣：「這會是史上頭一次，一個國家指控自己士兵的戰時行為，你是要所有年輕人都去質疑，自己父親是否曾是個謀殺者嗎？」是的，奉命作戰與屠殺婦孺，同樣沾上血腥，在道德層次上卻截然不同，但是若不逐一面對，如何做出區別，此時Radmann才有機會傲然回應：「是的，我正是這麼想，我要讓一切謊言和所有沉默…到此為止。」
不過，《謊言迷宮》更犀利之處則在於這座迷宮中真是巨大，走過那個世代的德國人，其實都被納粹狂流襲捲，有人選擇隱瞞，有人純粹無知，有人刻意遺忘，只要謊言逐一爆裂開來，每個人都要去面對別人的目光。
罪，不是自己說了算；罰，也同樣不是自已以為沒事就夠了。所以，Radmann一定要先迷航，發覺自己投靠的世俗現況與自己鄙夷的噁心嘴臉竟然如此相近時，他才看清了罪惡用了多少的糖衣來麻庳當事人，不經如此寒徹骨，當然就不會有後來的歷史真相。
從聯軍觀點來看，納粹確是罪大惡極，但從德國人觀點來看，如果也都能認同受害人的血淚中，確認納粹罪無可赦，歷史才不會在交戰國的各說各話中，混沌一片。那忘了那位自責的父親，永遠無法原諒自己對把雙胞胎女孩交到白袍醫生手中，卻被醫生取出器官，縫成連體嬰的悲傷住事；更別忘了，那位醫生的家族企業供養了多少同胞的就業機會，導致沒有人願意供出他的下落。戰時的無奈與戰後的現實，其實有如一體兩面，盲從的人們，殺紅眼的人們，不都是人性的真相嗎？
迷宮中的真相，往往讓人難以承受，《謊言迷宮》帶領觀眾走出迷宮時，同樣讓人痛，卻有一種如釋重袱的昇華，就算同是罪人，面對了，承擔了，才有救贖，《謊言迷宮》的珍貴就在於電影標示出一種艱難的生命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