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電影夢

對比，是藝文創作的重要手段，透過對比，我們對事物的本質與神髓，因而得著更清楚的輪廓。《一千次晚安（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Tusen ganger god natt）》選擇的對比手法，有多個層次，關鍵都在照相機的快門。

《一千次晚安》的核心人物是Juliette Binoche飾演的攝影記者Rebecca，相機是她的吃飯傢伙，冷靜地按下快門則是她紀錄事實，發覺真相的必要手段，就在按下快門的剎那，她是絕情？抑或多情呢？

《一千次晚安》的開場戲與收尾戲都是Rebecca在阿富汗前線，見證炸彈客的宗教與行動儀式。炸彈客同樣是清純的女郎，抱著必死決心，先躺進死亡的墓穴，接受土葬的預演儀式，再淨身沐浴，著裝綁彈，從容上前線……

Rebecca原本是見證者，冷靜目擊每個流程，精準按下相機快門，但是終場前，她按不下快門了，她跪地長泣，前後判若兩人的心境落差，讓觀眾面對「自殺烈士」的理念與生命困境，取得更深入的觀點。

遇見好新聞，就有見獵心喜的激動，其實是多數記者的本能反應。能夠採訪到自殺客的宗教儀式，多數戰地記者都不願錯過，Rebecca能夠獲准採訪，一方面是擴充眼界，善盡專業本份的難得機會，另一方面則是僅管機會難得，要力保客觀，不能淪為宣傳，但亦不能退縮保守，失去認識或者發現真相的契機。

挪威導演Erik Poppe無意和觀眾討論「攝影」的本質，也無意和大家討論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論攝影（On Photography）》中強調的攝影觀念：「雖然人們會覺得相機確實抓住現實，而不只是解釋現實，但照片跟繪畫一樣，同樣是對世界的一種解釋。」《一千次晚安》的開場戲其實是「獵奇」與「報導」並存的一種現象：自殺炸彈客竟然是女性（相較於傳統的男性死士，這個真相，就取得了比較的能量），這個事實，就足以讓人更進一步深思當代阿拉伯世界的抗爭思維。

多數戰地攝影記者都有些使命感，出生入死，報導真實，都有著想略盡棉薄，靠著系列照片，力挽狂瀾，幫助殘缺的世界變得好一些。Rebecca同樣有著見不得人生不公不平之事的「怒氣」，拍照成了她的救贖解藥，如非同為女性，她未必能夠深入沐浴著裝現場，取得更多內幕現場照片，為她的報導蓄積更多的震撼能量。

但是，若非Rebecca鍥而不捨，堅持一路跟拍，甚至臨下車時，還要回身補拍兩張，警察會上前盤查嗎？炸彈客會在鬧區引爆炸彈，傷及更多無辜嗎？被震波炸飛也受了傷的Rebecca繼續奮勇按下快門，固然是專業與敬業的表現，然而Rebecca是不是促使炸彈客提前按下引爆鈕的關鍵呢？她是不是以「他人的血」來成就自己事功呢？（「他人的血（Le Sang des Autres）」是法國存在主義女作家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de）的成名作，此處借用書名，來補充戰地記者無可迴避的道德困境）

《一千次晚安》這時候技巧性地用引爆其他話題的方式，迴避了這個矛盾爭議（警察如果攔查Rebecca的相機，或許干預了新聞自由，但會查知更多真相），資助Rebecca前往採訪的出版社受到五角大廈的威脅，不敢採用Rebecca的作品，以免落得美化炸彈客的指控，影響他們在華府的其他採訪（這卻也直接批判了美國霸權的新聞干預手法）。這次挫折，也讓Rebecca順理成章得以扮好媽媽的角色，甚至以陪女兒做報告之名，轉進非洲難民營。

當然，只有再次聽聞槍聲響起，Rebecca血液中的戰地記者本性才會顯現，在母親與記者的雙重角色中，她放下女兒Steph，追著槍聲跑，趴向前線猛按快門，對乍聞槍響的女兒是一次無情的選擇，生命的天平上，女兒的砝碼，在那一剎那，遠不如死難災民重要，此時的Steph面對的是內外雙重受創（生死一線間的不確定感，母親又以工作為重的失落感），她的挫敗、憤怒與失望，最後匯聚成她取得母親相機，毫不間斷地按下數十下連拍快門的聲響，就如同不斷打在Rebecc臉上的巴掌。

是的，同樣是快門，Rebecca與Steph按下的聲響，意義截然不同，有此對比，記者／母親的矛盾，既是高潮，亦是無解的回境。

至於結尾的重回阿富汗前線，重回炸彈客儀式現場，看到更稚嫩的臉龐，看到更年輕的胴體，Rebecca的猶豫與遲疑，道盡了她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她的為難，按不下的快門，對照開場時的一往直前，前線記者的人性掙扎，就此得著更強力的論述。

《神去村》的電影情節設定其實既簡單又有趣：沒考上大學的年輕人平野勇氣（由染谷將太飾演），被一張有漂亮妹妹照片的海報就給吸引了，投身林班工作（原著則是他熬不過媽媽的設計，才不得不權宜上山）；從原本的玩票心態，最後赫然變成了森林守護神，平野的「勇氣」與「蛻變」，有如一則當代森林傳奇。

只為了一張美女照片，傻男就肯投身林班？電影版「簡化」平野「從林」心態的處理手法，看似有點智障，弱化了平野的個性，卻是很機巧的設計，因為時下迷信圖像，也崇拜圖像的宅男，最易「望圖生義」的血性男孩？

更犀利的批判則是這位廣告美女，其實有一半是不實噱頭，她是村人，卻不是林工，長澤雅美飾演的直紀礙於情誼，出借肖像，但她對這種「不實」代言，很有悔意，寧可一張一張剪下海報黏傢俱（這是用良知來襯顯，山林居民的淳模本性）。正因為如此，實習結束後，真的愛上森林的平野升格成為招生海報的封面人物時，

《神去村》的關鍵核心在城鄉差距，可以著力的趣味至少有三點：

文明失落症。每天黏網的平野，怎能適應收不到訊號，無法上網的林班歲月？平野不是特例，他是縮影，每個人看到他的故事，都容易「設身處地」假想自己會上演的「悲劇」。

四體不勤症。現代文明讓多數人困居都市，不懂野趣，手指靈活，四肢卻粗笨。平野的跌跌撞撞，大驚小怪，大呼小叫，又嗤牙裂嘴，在在都像喜丑。他摔得越重，觀眾越開心。

山林如謎症。林班工作同樣需要專業與專心，城市來的土包子，初來貴寶地，啥都不懂，舉手投足都是笑話，專業林工因此有炫技空間。從爬樹到砍樹，煞是好看（更重要的是這些林間粗人，也因此才讓人看見了他們的細膩之處）；孩童走失時的眾人搜山，但是也得有「神手」相攜，平野才能穿透迷霧，找回失童（一定要是平野建功，才能改變村人印象）；至於淨山祭神的丁字褲儀禮及神木子彈列車的飛奔而下，則有了陽器崇拜的另類趣味了。

我用「症」來形容《神去村》的揮灑空間，主要是鑒於「症」代表著不適應，不調和，最適合以誇張的表演與趣味來呈現「野趣」，導演矢口史靖採用的正是日本動畫最偏愛的Kuso語法，讓染谷將太充份發揮痞子趣味，他的誇張未必能對症下藥，卻肯定可以產生文明對話的趣味，讓笑聲穿越出林和戲院，正是製作團隊戮力以赴的目標啊。

全片最可惜之處是對長澤雅美飾演的直紀，刻畫太面浮面。直紀曾經有過論及婚嫁的「都市」男友，只因受不了收不到手機訊號的素樸人生而告吹，平野所背負的城市包袱與宅男性格，與前任男友有何差別？既然有此情傷，直紀沒有學到教訓嗎？何以只要村人刻意製造機會送做堆，她就願意再試一次呢？平野的成長與開悟，當然是關鍵，平野「前」女友帶領的「慢活」觀光團固然促成了平野的反省，卻仍然不足以說明「愛」的動機（打躲避球的不打不相識太容易也膚淺了，直紀把修好的手機丟給平野，可以是一次城鄉文明的對決，但也點到為止，著力不多亦不深），以致於最後騎著摩托車來送行，高舉「愛老虎油」的布條時，只有皮相的笑意，少了動人心弦的力量（但我承認，全片的中文翻譯，還頗能掌握《哪啊哪啊~神去村》的「哪啊哪啊」諧趣勁味，總之，就是要博君一粲）。

《神去村》的英文片名叫做《Wood Job》，但真要遠離紅塵，找一份Wood Job，多數人應該還是敬而遠之，導演似乎也不願太陷溺於這款人間神話之中，以致於平野勇氣雕刻完成的山林神話，雖然有著兩度搭火車上山時截然不同的神采（第一回，無所謂，也不知重點何在；第二回則是篤定在心頭），卻也「一廂情願」多過「大徹大悟」，以致於神會去的美麗山林，看起來還是有些夢幻不實，人跡罕至了。

標榜美麗新世界的口號，都隱含著讓人不寒而慄的現實。

卡通片《瓦力（Wall-e）》裡，養尊處優的人都是胖子，好吃懶吃，跡近動彈不得的人，斯有何樂？

《千鈞一髮（Gattaca）》 裡安靜美好的未來世界，隱藏著用基因控制人種優生的「理性」篩揀。

《絕地再生（The Island）》裡一塵不染的烏托邦，目的只在掠奪居民的器官。

《極樂世界（Elysium）》裡富人建立了幸福世界，但是天壤之別的貧富差距，註定一場階級革命即將爆發。

Phillip Noyce執導的《記憶傳承人：極樂謊言（The Giver）》，光是片名的那四個字《極樂謊言》，就已說明了全片調性，極樂世界既是謊言，自然就少了想像，更少了意外。

《記憶傳承人》的時空環境是一個不知何年何日的未來時空，歷盡劫波的長老們規畫出「適者生存」的法則，剔除了感性（如此就少了情感波動）與記憶（不去眷戀昨日與過去，所有的人就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長老規畫下，一往直前），這個世界因此少了色彩（只剩黑白）與愛恨（應對互動無不彬彬有禮），人生的受想行識清白如水，沒有意外，也就少了變化，社會制序就好控制了。

控制方便，是政權穩定的必要條件，以紀律為尚的社會，人生自由自然就受到限制或剝削。《記憶傳承人》的前提是只要民眾無知，完全相信領導，服從安排，就不會逾矩，就不會動亂（這種集權主義的思維，從20世紀到今天，持續都是人類社會最不堪回首的文明烙印）。這麼「寂靜的春天」（請容我借用生物學家Rachel Carson探討過度使用農藥後的環境名著「Silent Spring」一詞，來暗諷極權統治下，淨化，卻了無生趣的人生），當然就有著讓人不敢想像，也不想遇見的窒息氛圍。

做為未來警示錄的作品，《記憶傳承人》完成了三個讓人「發毛」的設計。

首先，Meryl Streep飾演的首席長老，動不動就要向眾人「道歉」，然後眾人也會立刻回應說：「我接受你的道歉！」是的，這不是「禮多人不怪」的社會，那是「禮多必有詐」的虛情假意。

其次，男主角Jonas（由Brenton Thwaites飾演）的母親（由Katie Holmes飾演）頂多只能算是家裡的風紀股長，卻比邦國的檢察總長更嚴苛，不時就會糾正Jonas的詞彙，犀利冰冷的一句：「Precision of language！」全無母性光輝，只有觸犯禁令的不齒，誰不害怕？

第三，為了抑制人性，邦國中的人民每天出門前都得注射藥劑，無情無欲無波的制式化人生，才能創造和諧世界。

《記憶傳承人》的原著是小說家Lois Lowry在1993年出版的同名暢銷書，為了在2014年滿足熟悉科幻電影公式的影迷，電影從古典取經，做了些古意安排，滿有趣的。

例如，Jonas在傳述長老（由Jeff Bridges飾演）的啟蒙開示下，懂得抗拒與閃避，他用蘋果替代手臂，騙過了電腦，避免個人理智受到藥物壓抑。這顆蘋果是不是像極了「禁果」，承擔了世界的「罪」，有了蘋果，才開啟智慧（聖經是說有羞恥之心）？

例如，Jonas的國度的知識傳承受到嚴密控制，傳述長老卻是禁書大全的圖書館館長，知識的力量是《華氏451度》最憂心的文明現象，Jonas是千挑萬選才選出的「選民」，卻也在啟蒙後叛逃出走，豈不呼應了昔日經典的「焚書」恐懼？

例如，柏拉圖的「理想國」主張藝術應該要為政治服務，但是先知長老乾脆連音樂都禁了，沒看過鋼琴，沒聽過音樂的Jonas，又如何抗拒音樂的誘惑？當然，全片的主題旋律就來自Jeff Bridges示範彈奏的那幾個音，主題旋律滲透進「昨日」記憶，再蔚為「當代」旋律，渾然一體，則是滿有說服力的設計。

只可惜，Jonas獲選為記憶傳承人後，獲准可以發問，而且可以撒謊。這點特權，恰巧點出了全片的最大矛盾，新世界的人從小就在剔除雜質的溫室中成長，只知「honest」，無從接觸反意詞「lie」，既然如此，Jonas又如何「撒謊」？至於「記憶」究竟該怎麼定義？是一刀兩斷，某個時間點之前，悉數空白，但是只要有人，就有記憶，否則文明也就難以用禮教法條 來制約了。（好啦，我承認，自己太挑剔了，不過是一本幻想小說，一部幻想電影，就讓雜音到此為止吧！）

觀看David Michôd執導的《絕命正義（The Rover）》，有些像是在玩猜謎遊戲，導演給了一些線索，卻並不足夠，你只能靠有限的資訊去完成自己的拼圖，難免累，難免困惑，尤其面對最後一幕時，你還會有點不知如何面對「無情荒地有情天」的小尷尬。

文字或語言線索是全片的關鍵。

一開始導演就用字幕告訴大家：故事發生在「崩毀（the Collapse）」十年之後，觀眾就會開始就個人對「崩毀」的定義去解讀：是核戰發生？是金融體系崩毀？是民主制度崩毀？還是有其他解釋可能？這時，撞入眼簾的是荒廢的小鎮，一位坐在汽車裡哭泣的男人，然後他又走進一家有亞洲臉孔當保鑣，音樂聲音放得極大極吵的小酒吧，保鑣似乎還有同志情結（腿上睡著另一個男人），怪異的人種組合，充滿零亂與頹廢色彩的空間，其實都是呼應著「崩毀」的想像。

問題在於，一旦文明崩毀了，我們還依循既有模式在生活嗎？《絕命正義》的劇情設計其實就面臨著這種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

《絕命正義》的主張是：就算文明崩毀了，這些活著的人，即使絕望，一點都不快樂，卻依舊維持著經濟交易，只要有錢，還是可以買到汽油、槍枝子彈和食物，但是現金限定美鈔，不要澳幣（故事發生在澳洲，或許那是因為澳洲的曠野景觀最適合詮釋人間末日）。觀眾不會問：既然世界都已經陷入無政府狀態了，紙鈔還有什麼意義？

「不過就是一張紙嘛！」Guy Pearce飾演的男主角Eric身上只剩澳幣，對著拒收澳幣的店家忍不住大吼起來，是的，在那個弱肉強食，槍枝當道的年代，物資才是王道，美鈔與澳幣還有輕重之分嗎？導演採用當代經濟文明的思維，帶領我們遊歷末日虛墟，創造出一點都不真實的迷宮感覺了。

故事核心在於Eric喃喃自語地說：「I want my car back.」他不是到酒館喝酒，停在路旁的車子不會被歹徒打破車窗給開走了。憤怒的他，另外找了車一路苦追，逼得歹徒不得不停下車子，問他幹嘛緊追不捨？這段如芒刺在背，怎麼耍都耍不掉的追逐戲，導演David Michôd展現了他駕馭空間與氣氛的能力，創造了緊扣人心懸念張力，然而，觀眾難免要問：不過就是一輛車子，而且破舊不堪的老車子，值得你拚老命去搶回來嗎？導演吊足觀眾胃口，到了最後才公布答案，戲劇手段是高明的，但是答案卻卑微到只有癡心人才能明白與接受，同樣有著讓人跌破眼鏡的意外。

偷車的人是一幫搶劫犯（但是我們並不清楚他們究竟搶到了什麼貴重物資），其中一對兄弟檔的弟弟Rey（由Robert Pattinson飾演）中槍倒地，哥哥（由Scoot McNairy飾演) 匆忙逃命，沒有拉弟一把，但是Rey幸運生還，而且在Eric協助下治好槍傷，再對著Eric去尋回被偷走的那輛車子，兩人就這樣穿越澳洲荒漠，讓觀眾看見「崩毀」後的紅塵末日景觀，導演David Michôd一方面提供了極其古怪的聲音組合（電子雜訊或者重複長音），一方面再用極其兇狠的槍擊暴力來輔佐法紀崩毀的景觀（擁有強勢軍火，象徵聊備一格的公權力的少數軍人，卻又極其容易就遭槍殺反制，那是集荒謬與荒誕於一身的敘事方式），完成了在那個價值崩毀的年代，兇狠開槍才是繼續活著的唯一本錢。

《絕命正義》的困局在於太強調風格，以致在敘事上矛盾連連，難以自圓其說。還好，兩位演員表演精彩，讓電影還有耀眼成績。其一是澳洲女星Gillian Jones飾演閒坐在家，打扮有如清幽貴婦，卻能故做玄虛，裝做無所不知的神秘老鴇，對著上門客戶先問：「你叫什麼名字？」再問你：「要不要找個男孩陪睡？」詭異又不祥的氣氛就從她沈穩緩慢的對話態度中輕輕流瀉。

其次則是Robert Pattinson飾演的Rey，他敬愛兄長，也熱愛兄長，所以就是沒有辦法接受兄長棄他而去的事實。但那並不是事實，若非兄長懊惱悔恨，就不會有後來的搶車行為，就不會衍生萬里追緝的後續故事，知情的觀眾就此見證著人心從信到不信的崩毀歷程。Robert Pattinson的表演有三個層次，先是肢體重創的孱弱（那是表象），既而還有不知如何因應槍戰的恐懼（說明他不夠格當歹徒），還要有以兄弟下落做生存籌碼的些許機巧，最後則是終於拿起槍質問哥哥何以當時不救他？ Robert Pattinson這些表演都在雕刻一位「弱者」的形象，而且層次鮮明，極有說服力，在人性廢墟中完成了讓人難忘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