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復出的那一天:簡約

三場訪談,一堂課,一次排練,南韓導演洪常秀在《她復出的那天》透過極簡形式的重複與細微的變奏差異,吸引我重回40年前的職場人生。

《她復出的那天》描述一位息影12年的昔日紅星,離婚後,在女兒十一歲女兒鼓勵下重返影壇。電影上映前免不了一連串訪談宣傳,面對新世代記者,能談出什麼?

43年前,我就是坐在巨星前的年輕記者,怎麼才能遮蔽自己的生硬稚嫩?怎麼才能撩動巨星談興,願意多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在我而言是一次又一次的單兵作戰,準備不可少,臨門一腳更重要。

因為映前訪談,多數導演或明星都已備妥錄音帶,透過問答套路的反覆敘述與強調,誘導記者寫出他們希望觀眾/讀者理解與接受的資訊,願意買票看電影。

有聞必錄,當然是記者本色,只寫得出錄音帶裡傳送出來的「標準」答案,這位記者也就太遜了。忠實有趣還能有獨家內容,賓主盡歡,才是本事。

宋善美飾演的這位中年巨星,一言一笑依舊有著萬種風情,老到又世故,一句:「妳覺得電影哪裡好看?」就可以套出記者做了多少功課?頻率相不相通?一句:「現在記者都這麼年輕漂亮嗎?」不就是攏絡記者的高明手腕?再一句:「現在都用錄音機訪問都用錄音機了?」是科技驚嘆,也拉近了記者的距離。

至於,用聊天方式「不經意」洩漏有關女兒、養狗、咖啡與啤酒的小小心得,讓記者得著從門縫窺見巨星生活私密的花絮趣味;至於,記者想問卻又不知道該怎麼問起的離婚八卦,她則是「怎麼不苦?」太極拳輕輕一推,就關起門窗,甚至要求記者哪些別寫,以及發表前想要看到文稿當然也是狗仔文化還沒氾濫的古典年代才可能出現的簡單攻防。

三場訪問大同小異,其實就是多數明星/記者互動的「錄音帶」實況,敏感的人或許聞嗅到宋善美釋放出正在上表演課的訊息,竟然沒能引起記者興趣追問大明星怎麼充電練功?誰又有資格教大明星表演?這個明顯的破綻既反映了記者錯失了敲門堂奧,也為電影鋪好了壓軸高潮。

洪常秀的厲害就在於不動聲色引導劇情進入他的創作軌跡。因為,表演老師的教學方式就是請宋善美整理剛才訪問的重點,再與對手演員重演一次剛才的訪談場景。

訪問結束,剩下的工作本來就該是記者工作,老師反過來要求演員「整理」重點,既可以投射出明星當場感受,甚至也讓她可以補強意猶未盡或者隔靴搔癢,沒觸及要害的遺憾。觀眾第四次聽著宋善美的論述與回答,不免也會反問自己:剛才,宋善美是這樣回答的嗎?是記憶漏了破洞,還是這次的回應才是巨星的真心話?

然而,提到真心話,前三次訪談都是流暢至極的溫暖互動,看不見劇本痕跡,何以來到順著劇本「表演」時,反而不夠自然,甚至頻頻要低頭看劇本?演自己反而生硬尷尬?表演到底有多難?這堂表演課竟然成了劇情收線的高潮爆發,擾動巨大漣漪,讓所謂的巨星,所謂的復出,都得著讓觀眾咀嚼回味的餘韻。

看洪常秀的電影,常讓我想起同樣以素樸聞名的法國導演侯麥(Eric Romer),生活到處是文章,就看如何取材與剪裁。這次可以從音樂切入,侯麥電影基本不用配樂,有音樂流動,往往來自現場音(演員彈奏樂器或哼唱),《她復出的那天》則是在每一段過場出現輕弦撥動的簡單吉他聲響,像是「風吹湖水鱗」,沒想煽情,卻能讓人鬆口氣,發揮極強的黏著與吸聚效應。

全片最有趣也最溫暖的一筆是三位記者都會請教前輩有什麼心法可以傳授後生晚輩?宋善美的叮嚀是:對自己好一點,要把自己擺在第一位。確實,做洪常秀的粉絲並不容易,這位主廚總是推出各式粗茶淡飯,頻率相通才能樂在其中,《她復出的那天》算是他對待觀眾最溫柔的一部作品,想擁抱洪常秀,就從這部電影開始吧,淡而有趣,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18顆鑽石:女兒國傳奇

《新天堂樂園(Nuovo Cinema Paradiso)》的小男孩Toto很吵、很熱情、很投入,把自己的人生足跡演成了深情款款的電影。

《18顆鑽石(Diamanti)》也有一位小男孩Simone,很安靜、很內向,卻把自己聽到、看到的世界,拍成了豔光四射的電影。

是的,義大利導演都很會拍電影的故事,《18顆鑽石》就是21世紀的《新天堂樂園》。

差別在於講電影的懷舊電影未必一定要出現膠卷或者電影院,只要懂得人生,掌握passion,依舊催人熱淚。

《18顆鑽石》導演Ferzan Özpetek在第一場戲裡就現身說法,他召集鍾愛的女演員聚餐,宣布想拍一部「女力」電影,大夥吱吱喳喳鬥嘴起鬨一陣,開始讀劇本後,電影就切進入了這18位女星可以同場飆戲的戲服工坊。因為多數女星都要飾演工坊裁縫,要齊心協力為拿過奧斯卡獎的服裝設計師製作18世紀的古裝戲服。

我相信曹雪芹必定住過官宦大院,見過無數粉黛顏色,也聽過字字機鋒的嘴角心機,領教過千迴百轉的女兒經,才能化身怡紅院裡的賈寶玉,頌讚大觀園裡群芳百態。

我更相信導演Ferzan Özpetek一定曾經蝸居在戲服工坊的庫房裡,才有本事勾勒出得出《18顆鑽石》中的萬花本色:有時七嘴八舌、有時勾心鬥角;有時折翼落單、有時破繭展翅;有時同仇敵愾、有時義薄雲天……浮世紅顏的閨閣寫真,不但玲瓏有致,還處處有深情,讓故事在行雲流水中撒花逗笑!

最有趣的是「紅樓夢」的結尾是:披著「大紅猩猩氈氅」的寶玉赤腳向父親下拜,隨後與一僧一道沒入雪地中,「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18顆鑽石》的結尾也是極盡華麗雕琢的一襲大紅禮服,差別在於「紅樓夢」在點化世人繁華如夢,《18顆鑽石》則是歌詠紅塵萬般好,癡情最是美。

《18顆鑽石》聚焦在戲服製作,少不了劇場紅星與電影巨星的爭奇鬥豔與明爭暗鬥,然而導演也適度電影靠特寫、劇場靠氣韻的魅力比較;同樣,也讓大家看見從劇本轉換成草圖再進化成戲服的眉眉角角,糖果紙可以畫龍點晴,框邊線條也可能點石成金,電影要到剪接機台上才能定稿,戲服不也是要真的演員穿上身了,才能龍飛鳳舞?

《18顆鑽石》從戲服講電影故事一如講女性故事,因為洞見透徹,才能字字珠璣、每個畫面都如詩如畫,甚至還提醒大家黃金年代的電影就是這麼講究戲服,他日重看經典電影,從戲服切入,你一定可以看見一座秘密森林。

還有,《18顆鑽石》也是義大利美食電影,演員們吃了兩頓大餐,還沒看完電影也會飢腸轆轆,誰叫導演就是靠美食說服眾家女星共襄盛舉,一部透過「後設」技法完成的美麗電影,就要色香味俱全才是!

終戰那一天:歷史記憶

導演盧慈穎透過《終戰那一天》,說明歷史題材紀錄片需要多繁瑣的繡花、織錦、重建功力。

歷史題材紀錄片艱難在於既要有人有觀點,還要有圖有聲又有影。更不要讓年輕世代以為歷史都是斑駁、黑白、模糊的陳年往事。

一如電影片名,電影提問的是:二次世界大戰終戰那一天,也就是1945年8月14日,日本裕仁天皇透過「玉音放送」宣布日本敗戰時,你在做什麼?

能夠回答這題的人,應該都已經高齡90以上,而且人數一天少過一天。這是紀錄片《終戰那一天》遇到的第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則是:在那個影像匱乏、斑駁的年代,所有的回憶與論述,都能夠找到相對應的畫面嗎?

盧慈穎對第一題的回應是:和時間賽跑,全力找到具有代表性的關鍵人;第二題的對策則是窮盡一切努力,翻遍美、日、台歷史檔案,並還原歷史情貌,而且黑白變彩色,無聲變有聲。

這麼艱困的書寫重製,得歸功於導演的發心與執念。終戰衝擊了許多人,台灣人也在歷史漩渦中浮沉,盧慈穎相信台灣阿公阿媽的生命故事,既不該褪色消聲,更不該成為歷史塵埃,而且要有聲有色說給其他世代的人聽。

電影的立基點在於先有了「終戰那一天」這本書,既然前人已經種樹,盧慈穎重訪書中的每一位歷史見證者看似容易,可是,時間大神沒讓她喘氣,因為當事人逐一凋零,她得快馬加鞭與時間賽跑,然後還要突破新冠疫情時家屬婉拒受訪的困窘…..

紀錄片的深層焦慮在於一旦當事人全都不在了,記憶和敘事可能就此斷了線。

事件目擊者的記憶與敘述,絕對是對歷史現場的第一手材料,即使可能坐井觀天,可能瞎子摸象,卻可以相互參考佐證,從點到線再到面,讓事件拼圖逐一浮現,林昶佐的提問與引導,再加上精準、不嘮叨、不重複的剪輯都是影片成功掃描、重現那個時代的關鍵。

《終戰那一天》中受訪的彭明敏、東俊賢、楊馥成、黃金桂、蕭錦文與李遷嬌來自不同社會階層、有人在前線,有人在後勤,有人持槍,有人醫護,有人是少年兵,有人炸斷了手臂……足跡分佈日本、台灣、香港、新加坡,地理座標或許不同,都面臨相似的尷尬:例如:原子彈究竟是什麼?有人聽說,有人受到強光震動….例如:前一天還是日本人,頓時就成了中華民國人……例如:誓言戰到最後一人的日本軍國信念,怎麼就匆匆投降,不相信、不接受的傷兵,竟然自戕……終戰後,可以返鄉了,有人先成為戰俘、有人期待民主新國度……

俐落的剪接,讓電影時序順暢由1895年一路來到1945年,短短五十年,台灣人卻換了三個國籍,心靈、意識、認同上的矛盾與徬徨,以及隱藏在背後的巨大國家暴力,都是這段歷史諱莫如深的黑手。所以,《終戰那一天》提出的最大質問在於這個大時代的台灣人故事與心路歷程,明明如此精彩多姿,為什麼沉默了大半世紀?

少了六位見證者的分享與論述,這段歷史可能更混沌、模糊、顛倒、扭曲,更可能就此褪色、湮沒、無聲無息被歷史洪流給吞噬。

《終戰那一天》的特殊與重要就像是《神隱少女》中遺忘自己名字的小白龍,《終戰那一天》的團隊則像是鍥而不捨的千尋,召喚出「琥珀川」河神的本名-賑早見琥珀主。

喚醒記憶的方式有很多種,依循訪談內容找尋文獻檔案和影像,應該耗費了盧慈穎團隊無數心力和眼力,當你聽著訪談回憶,眼睛就能看見當下和類似的時代影像,耳朵就能聽見從海軍軍歌到望春風……的主旋律唱和,《終戰那一天》成功做到了重現時代,而且既是還原歷史本色的黑白影像著色再生,更是身歷聲的立體回聲,作曲家柯智豪更用溫情而不濫情的配樂呼應時代巨變的淒厲與無情,他的溫柔對話,讓人更能專心咀嚼那個時代的無奈與黯傷。

歷史雖然沉重,閱讀集歷史影音圖鑑於一片的《終戰那一天》,卻有一氣呵成的順暢,足夠帶著歷史的飽足感走出戲院,感念如今的我們可以悠悠看著藍天白雲,說起自己的故事。

我們要回家:賤民兄弟

印度電影人總知道觀眾要什麼,提供出來的不是滿滿的歡笑,就是漫漫的眼淚。

人生不只貧窮百事哀,印度還有低賤萬事難。《我們要回家(Homebound)》就是從階級與宗教出發的催淚實例。

英雄不怕出身低,原本是句勵志的話,在印度,出身卻成了無形枷鎖,讓你備受歧視,很難翻身。

男主角有兩位,都屬於底層人士。第一位男主角前登列身低階種姓,工作機會只能撿別人挑剩的雜工;第二位男主角穆斯林青年修伊則同樣遭受印度教徒排擠。他們從童年就是玩伴、也是互相鼓勵的好友,期待的改運出頭天就是警察考試,榮登金榜就能擺脫貧窮。

讓觀眾「看見」他們的「艱難」是《我們要回家》的第一步。

那是200萬人爭取700個名額的警察會考,從鄉下村莊趕到火車站的他們看見萬頭攢動的人潮,嚇到幾乎就要打退堂鼓。

人潮奇觀是印度電影不時出現的人間素描,既寫實又能散發強大壓力。他們面對的第一場階級戰爭就是上不上?擠不擠?拚不拚?

導演Neeraj Ghaywan在車站不但凸顯了立志,也安排了巧遇。兩款選擇都改變了前登與修伊的命運。

接下來就是「坎坷」。他們相信國家、也相信制度,但是官僚體制的運行邏輯遠遠超乎他們的想像。

每一次都欠臨門一腳,不是他們實力不如人,命運總是坎坷,從實力到努力,他們沒有少流一滴汗、最終也只能選擇最原初的體力活,至少還能養家養自己。

《我們要回家》的前兩幕都還算是想要逆天的命運交響曲,他們的選擇與挫折,都讓人油生同情與不忍之心。

第三幕的疫情才是重中之重。多數的新冠疫情電影都集中在「隔離」、「封城」的困蟄苦悶,《我們要回家》則是聚焦在困居千里之外的遊子如何返鄉?先要逃、後要藏,會被嫌、會遭棄,大疫來時各西東,前登與修伊歷經滄桑,勉強用非常遙遠、微薄卻貼心的夢想相互打氣,恰恰呼應了他們窮到只剩夢想的破題開場。

《我們要回家》屬於不賣弄技巧與美學的通俗劇,豐沛的生命能量,情節又貼近普世經驗,看著他們買不到口罩,領不到工資、坐不上回家的車的窘狀,你不禁就會連結到最近美國國會掀起軒然大波的新冠疫情與疫苗陰謀論調查,前登與修伊不就是被實驗室玩弄的可憐棋子。

《我們要回家》的結尾收得非常漂亮,少不了哀傷的眼淚,那是賤民的悲哀;卻給了荒謬的轉折,那卻是命運的垂憐。很多人帶著眼淚離場,有些唏噓、感傷,又有些宣洩與滿足。那是高級的melodrama 才能達到的境界,《我們要回家》就是這類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