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之子:焦距學問大

「不忍卒睹」原本是種心理反應,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的猶太人滅絕事件太悲慘了,在地獄門前走過一趟,所見所聞都太過淒苦,既然迴避無門,選擇低眉無語,視而不見,讓自己有如行屍走肉,也是無可奈何的身段調整。

導演László Nemes從這種心裡出發,發展出聚焦索爾,背景一片模糊的獨特美學,乍看極不舒服,卻在人物來去匆匆,眾聲雜遝喧譁的交響作用下,對人間地獄的素描,反而浮現出更清楚的輪廓,這是藝高人膽大的豪邁書寫,簡直就是把「淡極始知花更豔」的美學詞語,改成了「糊極始知悲更濃」的積進出擊,很難想像這會是László Nemes的第一部劇情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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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爾是奥斯威辛集中營裡的特別支隊成員(Sonderkommando),又名「守密者」,是知道真相的人,負責處理死屍和清洗毒氣室。其實,來到奥斯威辛的猶太人都註定一死,差別只在早晚而已,特別支隊目睹同胞慘死,無力安慰,就算出聲警告,也無濟於事,日復一日,看著下了火車,或者出走集中營的同胞,被納粹軍官騙著脫掉衣裳去洗澡,然後隔著鐵門,聽著他們捶牆喊救命,然而呻吟倒地,從哭叫到無聲的聲聲入耳,就是死亡的見證。

索爾選擇沉默,當然是因為他無力抗爭,更無力改變,生命已經來到懸崖邊,不是突然出現了那位只剩一口氣的男孩,他真的不知道自己還是不是一個人了。

Mátyás Erdély操控的攝影機一直緊釘著Géza Röhrig飾演的索爾臉上,人到哪兒,鏡頭就跟到哪兒,背景是模糊的,一公尺外的人影亦人都是看不清焦距,這種模糊視覺,簡直就是把猶太生靈處理成地獄門前的鬼影,一身灰衣,背後還畫著猶太標誌的索爾每天見證著死神的鐮刀飛舞,再把刑場洗刷乾淨,把屍體掩埋清光,根本就只是個苦役孤魂,看得清的是他的苦與茫,看不清的,則是更大的悲與痛,再加上攝影機不時還會跟當事人或索爾撞在一起,László Nemes用這種完全混亂的美學,讓觀眾「看見」與「想見」奥斯威辛悲劇,其實是非常高明的地獄美學。

因為,具像重現,太血腥也太悲情,訴諸模糊的影像,讓觀眾有如隔了一層,但是排山倒海的清晰聲音,卻有如一把尖刀,刺穿了這層視覺保護膜,攪動出更強大的不安騷動,亂中有亂,那就不只是加法效應,而是有如核分裂的巨大效應。這種視聽當然給人一種極不舒服的感覺,卻又更能直接有效地大家接受到地獄實況的震撼。

奥斯威辛的血淚,讓人不忍卒睹,如果只有逼真重現,就少了戲劇世界的靈魂洗滌效應,《索爾之子》的片名與主題設計,就是讓電影除了在視覺美學上的特殊之外,還另外找到了救贖的能量,電影中的索爾原本已是孤家寡人,同鄉都知道索爾的兒子也死於戰亂了,偏偏索爾卻認定那位只剩一口氣的軀體就是他的兒子。

先是懇求醫師救人,既而乞求別解剖,最後則是要找到猶太拉比(誦經師),要他再為兒子唸一段祈禱文,送他一路好早,靈魂升天,而且他的決心非常堅定:不見拉比,誓不放棄,可以不吃飯,可以不休息,見人就問你是拉比嗎?既使因此造成騷動,險些就要死在納粹槍下,早已在死人堆裡打滾的索爾再無畏懼,一往直前,就算只剩一口氣,他也要好好安葬這位(陌生的)兒子。

他在乎的已經不是血緣,而是一丁點的人的重量,索爾的癡、果斷與執拗,看似是迴光反照下的微弱螢光,卻也是毫無生氣的污濁人世中最珍稀的一點人性。他的冒險與躁進,讓觀眾看見更混亂,也多層次的集中營暴政,但是他看著他逐一找到拉比,說服拉比,終於得能一起挖墓誦經時,卻也隱約有了一丁點的救贖暖意。

就在此時,策畫越獄的特別支隊成員竟然衝出了鐵絲網,早已心死的索爾跟著伙伴前行,匆匆躲進附近農舍小憩時,門口竟然出現了一位好奇的男孩,他是誰?是路人?是天使?還是索爾之子?我們看見了索爾終於抬起頭來,眼神終於有一點光芒,但是納粹已經快步追來,導演László Nemes這時讓我們看見了青鬱的樹林,看見了男孩走過田野,同時也聽見了一陣槍響,一個靠著聲音想像的地獄,同樣靠著聲音關上了門。

是的,最悲慘的時刻,我們似乎什麼都不曾目擊,但是《索爾之子》所有的視覺折磨,或者現象不滿足,卻都非常有力地強化了心痛指數。這是一部邀請觀眾一起來共飲一杯歷史苦酒的電影,這次第,怎一個苦字了得?但是還好有索爾,他的苦難與煎熬歷程(即由模仿/重現足以引起恐懼與憐憫之情的事件),恰恰提供了希臘悲劇的追求的「淨化(Katharsis)」美學。


面對悲壯歷史,《索爾之子》的美學姿態其實是既謙卑又傲岸,導演László Nemes低眉承受一切苦難,卻能找到對應抗衡的背脊,巨大之於渺小,或許太過懸殊,但有索爾的身影,人性終於有了對抗的能量了。

失控謊言:

  1. 一位藝術電影的導演願意走出自己的框架,嘗試不一樣的語言,說不一樣的故事,樓一安成功超越了自己。
  2. 許瑋甯再度證明了自己從外型到演技都已是台灣新生代女神。至於初試啼聲的陳庭妮有時稚嫩,有時世故,表現起伏不一,已夠讓人刮目相看;王柏傑雖然被劇本困住了,但是最後靠著錘打聲,敲打自己的命運交響曲,總算扳回一城。
  3. 黃美清的美術、羅恩妮的配樂和廖敬堯的攝影,再加上樓一安的場面調度,都已經讓一部驚悚推理電影,站穩了技術高度。

《失控謊言》的故事取材自1967年的七彩藝苑命案,一般人對這則四十年前的命案傳奇不很熟悉,對我卻有不同意義,七彩藝苑的地址在台北市康定路51號,我們家在1966年之前就住在康定路52號,後來才又搬到康定路46號。

51與52這兩個數字,「感覺上」近在咫尺,其實單雙有別,52號在康定路右邊,51號則在左邊,因為單號有西門國小和婦幼醫院,所以51與52號的位置相距十幾棟房子,很有點距離,中間還隔著一條內江街,並不在隔壁,但是只差一號的「鄰居」發生驚人血案,看見有這麼好奇人潮圍觀出沒,你很難不關心。

不過,才剛小學畢業的我也只是當做茶餘飯後的閒話,瞎看熱鬧而已,完全沒料到樓一安會拍出我的「童年往事」。

《失控謊言》的高明在於劇本,缺憾也在劇本(雖然選角也有諸多遺憾)。

樓一安和湯韻筑的劇本採用有著剝洋葱的結構,光看表象,容易錯迷,只有往下剝開,才見真相,雖然,真相嗆鼻。但是,樓一安與湯韻筑的野心不只環原迷宮血案的真相,他還想要藉著這個血案,批判媒體與記者的嗜血天性,因此《失控謊言》就這麼擺盪在古典的1960和前衛的2010年代的兩款時空中(雖然電影的時空距離其實只在1990到2010之間),乍看似乎有些「不搭」,卻是很大膽的「混搭」,而且處理得極有勁味。

屬於古典的破舊與陰森,清楚標示了電影主角曉晨(王渝萱/許瑋甯合演)和俊傑(黃永銘/王柏傑合演)的童年心境與記憶,但是也同樣反映著他們亡命天涯時的窮途末路。黃美清的60年代美學基本上分兵兩路,從髮型店中的人體模型與陰暗空間,毋寧然是對七彩藝苑事件的追思,亦創造出莫可名狀的陰森之感,沒有靈魂的空殼,卻是命案現場的唯一見證「人」(更別說那隻藏在眼睛裡的針孔攝影機);至於曉晨家的古老與破舊,一方面說服了這個單親家庭的卑微弱勢(失婚男子老是酒後干預女兒大小事),另一方面亦呼應著那棟房子曾是殺父兇案現場的強大陰影,那是他們不願去面對的往事,也因為曾是無人敢再觸碰的兇宅,才能容得下他們躲遁,也才能讓陳庭妮飾演的美玉佔童年「好友」的內線之便,繼續扮演著她的背叛與出賣。

只可惜,關鍵戲份輪到美玉身上時,就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因為她用「正義」之名,成就自己的報導威名,她對所有事證的解讀角度,從童年(由凌心妤擔任)到成年,都是從窺探中做出自以為是的判讀,捕風捉影的結果,就是一連串的失控。「家暴」或「性侵」都是曉晨編出來的「謊言」,美玉自以為掌握了真相(她最清楚曉晨的老巢,以及跳樓逃亡時的唯一通道),有圖,還有選擇性告白的內幕,其實卻又跌進了更大的黑洞之中,讓從小到大的她甚至成為隱藏真相的「真兇」與「共犯」,最後只能寫成一部以「假象」為書名,卻離真相越來越遠的小說。

關鍵在於劇本對於美玉的描寫太過簡略,做為曉晨/俊傑的見證者,她究竟為何出賣自己的好友?是戀男?或戀女?動機不明,目的不明,連帶亦使得她的行為欠缺說服力?至於她能在成年之後繼續扮演著見證者/告密者/出賣者的三重身份,當然是太過巧合的巧合,太過戲劇性的安排,難免讓人覺得斧鑿之痕太重。她的性格曖昧同樣也顯現在面對周刊總編輯的婚外情上面:工作上被斥罵,對於小三角色就沒好氣;獨家報導引發媒體跟進,她就滔滔不絕說個不停。她的稚氣與銳利,形成極不諧調的人格傾斜,讓人不知如何認同或批判了!

至於許瑋甯的角色則是層次最豐富的洋葱了,隨著劇情越往下剝開,越有謎樣新裝顯現。除了藍鬍子的童話故事太過牽強之外(明顯兒童不宜,卻又刻意要暗示連結),她的眼神從重逢到舊情復燃,都很有說服力,泛黃的老皮件則是最有力的綿綿舊情論述,至於掃墓與洗浴的「贖罪」情意結,亦都更加拓寬了角色的心理厚度,她的冷靜與說理,一以貫之地讓她得能從小到大,何其有效地操控著俊傑。

即使劇本處理得有時候太過一廂情願地想當然爾,但是她用眼神訴說自己的癡迷,用歎息來訴說自己已經被贖罪拖累的中年倦怠,以及與「亦敵亦友」的美玉最後攤牌的對手戲,更有著峰迴路轉的意外驚喜,徜若樓一安和湯韻筑能降低媒體的批判比重,純粹回歸曉晨的心理雕刻,相信這顆洋蔥所散發出的能量一定更加巨大。

當然,許瑋甯更應該感謝王渝萱對少女曉晨的精準詮釋,女人心,海底針,她們兩個世代的攜手演出,創造了一個極其迷人的角色。

那些年狂熱戀情:血性

你的青春期在哪一天結束?聽見這個問題,你會不會不停下腳步,思考如何回答呢?

《那些年狂熱戀情(Trois souvenirs de ma jeunesse/My Golden Days)》的導演Arnaud Desplech提供的答案很有趣:柏林圍牆拆掉的那一天。

為什麼?這不是噱頭,不是唬人的商業賣點,而是《那些年狂熱戀情》的青春血性。男主角保羅(青年保羅由Quentin Dolmaire飾演;青年保羅由Mathieu Amalric飾演)在血氣方剛的高中時期做出的最重要生命冒險。

時逢冷戰,一群法國學生到蘇聯去做畢業旅行,保羅除了走私物質援助受困的猶太人,還捐出了自己的護照,並且用頭去撞牆,製造落單遭搶的「傷痕」,才不會被KGB當成法諜。

那是人命關天的秘密,要守密,就得噤聲,誰都不能說。事成之後,更不能有些許的眉飛色舞,一直要到「蘇東波」共產政權崩毀,柏林圍牆開始拆掉的那天,與朋友一起看著電視,見證歷史時刻的保羅,才頓時發現自己的青春有如一顆老死的細胞,就在那一天結束了。

用「眾人皆醉我獨醒」來形容保羅那時的心情,只能算是勉強相似,那天,電視機前的朋友皆在歡呼狂飲,唯獨他黯然落寞,因為,那段蘇聯往事,他沒對別人提過,那是他信守一輩子的秘密,一直要到當年曾經想要對抗的那個政權,就這樣活生生消逝的時刻,前塵舊夢,才又重新蘇活了起來。

《那些年狂熱戀情》的劇本功力並不在於描寫保羅如何保守這個秘密,而是保羅在什麼時候才要揭露,才會坦承這段往事?「till the death, we depart」原本是婚約上的誓詞,導演用這個情操來書寫保羅的青春血性,就讓觀眾對保羅有了更多的認同與寵愛,僅管那時候的保羅已然是中年保羅了。

保羅這個角色可以拿來和《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的男主角Holden來對比。

例如,小說講的是三天內的事件,電影則是保羅這一生的三段青春記憶,例如,主角對母親都敬而遠之,小說寫著:「母親們都有些瘋狂/Mothers are all slightly insane.」電影中一開始即是保羅拿著刀子不准母親上樓,他要守護弟妹,不要被患有憂鬱症的母親給誤傷了。

例如,小說中的Holden會說:「女孩就會讓你瘋狂,就算她們長得不怎麼樣,行為還有點矬笨,你還是會愛上她,被她搞得暈頭轉向……」電影中保羅搭訕的、中意的、追求的女孩Esther (由Lou Roy-Lecollinet飾演)就完全符合小說的描寫:人長得不怎麼樣,下巴還不時抬得滿高的,但就是對了保羅的脾胃,就是讓保羅天旋地轉,即使分隔兩地,情書從來不曾間斷,就算因此被其他男生毒打一頓,就算自己的好友曾經胡搞過一腿,甚至曾經拜託好友照顧Esther,好友卻反過來偕同Esther一起找他談判攤牌,要保羅不要再來糾纏Esther了……。

這是非常法蘭西的青春戀情,所有的愛情或許都是真的,都是既濃烈又絕對的,但也都是說變就變的(你很難不想起《夏日之戀(Jules et Jim)》中Jeanne Moreau飾演的Catherine),只不過,得失寸心知,要不要?念不念?惜不惜?答案也是只有保羅自己才清楚,做為初試啼聲的銀幕新人,Quentin Dolmaire的濃眉和瀟灑,極具說服力,直追法國新浪潮電影中曾經各領風騷的Jean-Pierre Léaud或Jean-Louis Trintignant了。

只不過,電影中的保羅還有著更動人的生命特質。他沒有父母緣,也沒有弟妹緣,朋友情誼也淡得可以,他的生命或者成就都是自己打拚出來的:有多少會願意自學去唸人類學?靠著勤學苦學還有打死不退的決心,纏著教授,黏著教授(他毛遂自荐時的隨堂考,直接要他畫出大師李維史陀的理論關係表,最是犀利),甚至播放一張唱片,就讓人看見他們從師生到母子的輕描淡寫,才是電影的英文片名「My Golden Days」中所指涉的「Golden Days」了。

分手之後,你還會保留昔日戀人的書信手札嗎?《那些年狂熱戀情》的最後,Mathieu Amalric飾演的保羅走在路上,迎面吹來了一張一張的信紙,那就是年少輕狂的最佳見證,縱使已經塵滿面,鬢如霜,相逢還是舊相識,你還是會慶幸自己走過那段血性時光。能夠用這種手法雕刻出俗人的青春和記憶,《那些年狂熱戀情》真的會讓你覺得胸口有火,好燙好燙!

流離者之歌:血色天堂

新移民水土不服,其實不是新聞,新移民因為文化不適應,引發的悲喜劇,更是所在多有:John Crowley執導的《愛在他鄉(Brooklyn)》是苦盡甘來,修成正果的溫馨戲;羅卓瑤執導《愛在他鄉的季節》則是玉石俱焚的悲劇;2015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作品《流離者之歌(Dheepan)》則是從低聲下氣變成激憤對抗,卻能柳暗花明的幸運進行曲了。

法國導演Jacques Audiard一向關切弱勢的邊緣人,只不過,《流離者之歌》的「苦情」論述,除了主要角色們來自錫蘭/斯里蘭卡,那個印度南方的島國算是比較罕見的族群關懷之外,實際面臨的移民血淚,並沒有不同的切入角度。 

Jesuthasan Antonythasan飾演的主角Dheepan曾是主張獨立建國的「泰米爾之虎」成員,但在2009年戰敗棄甲,火化陣亡戰友後,Dheepan賄賂了官員,頂替了一位死人,冒用他的護照,找來素不相識的Yalini當妻子(由Kalieaswari Srinivasan飾演),九歲的女孩Illayaal(由Claudine Vinasithamby飾演)當女兒,就這樣瞎拼胡湊地組成了一個新家庭移民法國。

要在他鄉異國活下去,含悲忍辱,英雄折腰,勢難避免,看到昔日驍勇善戰的Dheepan戴起玩具燈罩,在街頭賣起兩歐元一件的玩具,一方面看人臉色,另一方面還要跑給警察追,確實讓人不忍,問題在於歷來多少移民不都是這樣忍辱活了過來?《流離者之歌》除了英雄末日的悲憫,有新震撼?新視野嗎?我很好奇,坎城影展的評審們究竟看到了什麼俗人未見的勝場? 

《流離者之歌》的第二個設計則是:勉強湊成堆的假結婚,能有真感情嗎?導演Jacques Audiard雖然選用了做Dheepan片名,但是他真正關心與同情的角色則是Yalini,有血有肉的戲份全都給了她。 

Yalini一心一意想去英國投靠親人,養家的重擔全丟給Dheepan,但也不能太過份,在Dheepan的抗議下,也只能去當黑幫老大的老爸看護。走出去,讓Yalini認識了法國黑幫風情,當然也就帶來危機,全片最生猛的連結則在於黑社會的火拚槍聲,嚇壞了Yalini,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故鄉的戰爭噩夢,讓她鐵了心腸要再移民英國。

至於Yalini不願將就做假媽媽,不做Dheepan洩欲對象,即使要做露水夫妻,也要她主動,則是全片最鮮明的女性意識,畢竟,假移民的劇本她也是共同編劇之一,但也真的沒有人教她如何做妻子做媽媽,沒有感情,勉強不來,多真實的人性?但在午夜夢迴時的荷爾蒙蠢動,她也不需多做解釋的,至於她替Dheepan向黑幫老大請命,做他保人,也算是有情有義的露水恩情。她的硬與軟,頑固與脆弱,都是全片最有生命力的火花了。 

至於最後的黑道決戰,讓「泰米爾之虎」的軍人有用武之地,其實處理得太像好萊塢神話,反而是Dheepan初進海關時,被翻譯老鄉逼出底牌,甚至後來還被要脅要繼續為「泰米爾之虎」募款,才是噩夢揮之難去的險惡素描,只可惜後來都不了了之,甚至還給了移民夢圓的超級糖衣,都讓《流離者之歌》少了批判鋒芒,極為可惜。

衡量一個人:位子腦袋

好電影不需要透過對白告訴你主角在想什麼,好演員的背影和眼神,早就說明了一切,文森.林頓(Vincent Lindon)在坎城稱帝的《衡量一個人》就是精煉有力的演技展示。

人常常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不只政客如此,凡夫俗子亦然。法國導演Stephane Brize執導的《衡量一個人(La loi du marché /The Measure of a Man)》就用了「失業症候群」和「就業症候群」兩個情境,審視人性的困境。

Stephane Brize一向關心勞工處境,文森.林頓(Vincent Lindon)與他合作的《夏日琴聲(Mademoiselle Chambon)》就是木工師傅與代課老師的苦悶戀情,無緣的勞工,一晌貪歡的短暫歡愉,有著難以言述的惆悵。

這一回,文森詮釋的Thierry曾是工會幹部,失業後多方謀職,不想讓妻兒挨餓受凍,更不想申請破產,抑或變賣房產,但是Stephane Brize意在言外的是Thierry面對生活折磨與煎熬,做為一個人的「尊嚴」還剩多少?

Stephane Brize的策略是把鏡頭對準四處碰壁的Thierry身上,除了理財專員與買房客人之外,觀眾很少看見這位失業大叔要抗爭或謀職或接受批評的對象究竟長成什麼模樣,人間冷暖,唯他知之,看著他對著空氣(或者電腦螢幕、或者職訓班同學)講話或回應,所有的氣憤、挫敗或者聆聽,其實都在看他如何「忍耐」,「承受」著命運巨輪的輾軋。

正因為鏡頭一直釘著他,每多失業一天,尊嚴就眨值一份的尷尬情境就直接烙印在他的眉宇和肢體上更:職訓班的課程不切實際;工會戰友多已折節變臉;網路面談考驗著他的3C知能,折騰了半天,還是非常不委婉地告訴你說應該不會錄用你;同樣找不到工作的職訓同學,竟然還能有模有樣地開起討論會,數落著你的求職訪問帶中眼神太渙散、音調太心虛,應答太不專業的諸多缺點……一連串的挫敗最後就在渡假小屋的買賣上爆發:講好的價錢,對方再砍一千歐元,他只肯再砍一百歐元,差一個零,需錢孔急的他為什麼他就是不肯讓步?

答案,就是尊嚴。那幢房子有太多家族記憶,其價值,唯他知之,已經拚盡全力為五斗米折腰的他,是不是連最後的這一點記憶與尊嚴,都要徹底割捨掉呢?

Thierry必須妥協,因為他別無選擇。

失業期的煎熬,讓他接下了大賣場的保全工作,原本看不清周遭人群的觀眾,開始陪著他就著監視器畫面,「預判」誰可能覬覦商品?誰可能順手牽羊,這一回,他面對的是人性中最醜陋的一面:他負責危機處理,來客都有嫌疑順手牽羊,員工亦可能上下其手,是的,資方賦予的他任務就是:防賊。是的,他就是資方的看門狗。

《衡量一個人》很平衡地讓觀眾看見了四個個案:兩位顧客,兩位員工。同樣是偷,層次有別。有的顧客來偷充電器,有的則是偷了兩盒肉,共同反應都是先否認,再耍賴,直到真要報警,才倖倖然付錢,那是一個用買金錢化消紛爭的物質世界。

員工層次則複雜了些,有的是貪了顧客的折價券,有的是自己的卡來接收客戶的消費點數,表面上都是偷,圖的無非都是揩油來的蠅頭小利,結果卻一定就是開除,立刻失業,由於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於是有人憤而自殺了,有人則反問昔日戰友:你就為這點小事舉報我?

Personnage, Vincent Lindon

其實這不是勞工何苦為難勞工的議題?基於工作職掌,不管是誰偷東西,或者佔便宜,他都要舉報處理,否則就是失職,但也在聽著每個個案的差異情況時,他其實更清楚人的價值或行為不是黑白一刀切,用同樣一個標準就可以一視同仁的,正因為以前是別人看著他的影帶來評鑑他,如今卻換成他看著別人的影帶來評鑑眾生,他的煎熬與為難,其實也成就了別人衡量他這個人的重要指標。

換了位子的你,是不是腦袋也換了?心也換了?Thierry默默地用行動做出他的選擇,他的生活壓力不會因此減輕,甚至還可能因此加重,但是你永遠要慶幸,你還是有選擇的機會,而且有選擇的心。《衡量一個人》帶給觀眾的震撼就像Thierry絕塵而去的汽車身影。

飛躍奇蹟:凡夫俗子夢

參加奧運競賽,很血汗、很累,很貴,但也很榮耀!畢竟,在這個追求更快、更高、更遠,要把體能飆到極致,要透過技術和毅力再創巔峰的運動賽會上,實力應是主旋律,運氣和機會,都只是命運變奏曲。

但是每項賽事經過一番拚比後,有牌有名的往往只有三人,連奪金的都不一定會被人記住,更別說那些「志在參加,不在奪牌;重點在過程,不在結果」的閒人。

正因為如此,《飛躍奇蹟(Eddie the Eagle)》確實提供了另類思考:奧運精神究竟是什麼?許不許可另類書寫? 

《飛躍奇蹟》的男主角Eddie Edwards(由飾演)確有其人,貌不驚人,甚至還有點拙,體能和技術更不驚人,但他真的參加了1988年的加拿大Calgary冬奧跳台滑雪項,而且最後還獲得加拿大奧會主席公開讚揚,說他像老鷹一般飛翔。上千參賽選手,沒人比他更「風光」。確實,他鑽了冷門與巧門,才爭取到一張參賽證,就算只是吊車尾搭上了末班車,但是專家訂出的門檻,拙笨如他都拚到了,那就不只是善於創造及把握機會的好運,更是意志的勝利了。

「醜小鴨變天鵝」的比方並不適用Eddie,「傻人有傻福」或許更接近一下。他不是黑天鵝,更不是白天鵝,他永遠都只是醜小鴨,就算只能邯戰學步,就算成績差金牌還一大截,更還要忍受隊友的排擠與設局,但若不是他夠傻,不會從小不自量力拚奧運,更不會在拿到門票後就只已足願,只想「到此一遊」,他拚盡全力的傻勁,以及「best of me」的態度,替自己創造了「高度」與「知名度」,其實都是天公疼憨人的Bonus了,這也說明了何以一部節奏如此輕快的「喜劇」電影,卻能夠「勵志」到讓人飆淚了。

Dexter Fletcher執導的《飛躍奇蹟》並沒有刻意標新立異,甚至採取了非常保守老舊的概念在塗描每個人物:Eddie的粗框眼鏡經常滑落鼻樑,粗手笨腳,望之不似好手;Hugh Jackman飾演的落魄教練,不也一路叨著菸?Eddie的爸爸一路唱衰,母親一路放水,最後再來個毛衣上的大字「我是Eddie的爸/媽」來個大圓滿和解,不也都是俗到不行的刻板印像嗎?至於奧會主席的勢利與虛偽,當然就不再話下了。

 是的,Eddie的英雄路與他人不同,越俗,就越卑微,就讓他的夢想變得更遙遠,也更巨大,《飛躍奇蹟》示範的是如何用一個最俗的文體來歌詠一個不屈不撓的靈魂。俗,更接近他的平凡;俗,亦才更能彰顯他奮鬥的不凡。
 

作曲家Matthew Margeson採用了類似電子合成器的鍵盤樂聲來呼應《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的奧運音符,再輔以飛揚的現代樂音,創造了有點像又不太像,有點黏又不太黏的音樂連結,更有趣的是,《火戰車》的選手以宗教戒律優先,不急著出賽,一旦出賽就要榮耀主,《飛躍奇蹟》的Eddie則是打死不退,把握百年一遇的契機寫下個人榮光。境界或許不同,卻各有魅力。

恕我眼拙,飾演的Eddie的竟然是《金牌特務(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的小帥哥Taron Egerton,是的,從頭到尾,我都沒認出他來。角色成功了,就是演員的桂冠,Taron Egerton的憨拙詮釋,值得一推。

金牌拳手:洛基外一章

得知Sylvester Stallone主演的《金牌拳手(Creed)》排不上檔期,心頭先是有些愕然,人老珠黃,果真眾眷不隆,電影市場還真現實;看過《金牌拳手》後,我明白了,現實歸現實,《金牌拳手》唯一的成績只是Rocky成名公式的總複習而已。

從1976年到2016年,已經拍過六集的《洛基》除了一再利用Sylvester Stallone 與Rocky 的舊日神話之外,其實變不出什麼新把戲,不是找出新強對手,湊合舊組合,就是從舊素材中另找縫隙講故事,Ryan Coogler編導的《金牌拳手》,就是從Carl Weathers   飾演的昔日拳王Apollo Creed身上切入,只是他早就1985年的《洛基4:天下無敵(Rocky IV)》中陣亡了,30年後,找到他的遺腹子Adonis(由Michael Jordan飾演)做拳王魂夢的傳人,「洛基」的餘燼確實就有了復燃的可能了。

《金牌拳手》考驗的是影迷的「死忠」指數,唯其夠死忠,才能充份享受Rocky神話的趣味,畢竟Apollo Creed幾乎就是Rocky的連體兄弟。

1976年Apollo Creed給了Rocky一個機會,卻險些失去了拳王寶座,未在比賽中獲勝的Rocky卻成了實至名歸的贏家。簡單來講,Apollo就是Rocky的對照組,透過他的黑暗,Rocky的光芒才更耀眼;透過Apollo的血汗,Rocky才能更添王者榮光。

不是Apollo不甘心,要求再戰一場,就不會有1979年的《洛基續集》,只是這一回,該贏未贏的Rocky終於讓 Apollo嘗到敗戰滋味。理論上,他們是死敵,但是天下沒有永久的敵人,1982年《洛基第三集》Apollo與Rocky化敵為友,成為幫助Rocky站起來,再戰強敵的重要教練兼推手,這個情節也就成為《金牌拳手》中的Rocky不得不感念老友,願意義助Adonis的情意結。

正因為《金牌拳手》完全是《洛基》神話的衍生商品,不是Rocky故舊,就很難享受舊夢重溫的樂趣,甚至不能體會Rocky那家老餐廳的意義,更別說Adonis觀看父親昔日影帶的時光呼喚力量了。

但也因為《洛基》神話太強大,《金牌拳手》讓我們看見了不走傳統體制,自學出身的Adonis,走了一條多數人不走的荒徑(其實那是神話的變奏曲);同樣地,他的拳王對決賽中,打死不退,差一點就逆轉勝的Adonis,不也重新詮釋了《洛基》的勝利公式:打贏了一場比賽,並不代表你就取得了勝利!勝利的真諦是什麼?打贏了比賽,卻未必是贏家;輸了比賽,卻可能才是真正的贏家。至於Adonis有沒有自己的續集空間?坦白說,很難,非常難。

即將70歲的Sylvester Stallone確實老了,重回拳擊場上打拳,其實是戲耍拳擊圈,改當教練當然是明智的安排,至少他要求Adonis尋找鏡子中那個伺機而動的眼神,嚴防對方的猝然出擊,還算是全片最有靈光的片刻。至於要不打拳的老洛基不打拳了,轉過身來要迎戰癌症,打擊癌症,雖說合乎人體生理,卻給人硬要送做堆的勉強感(但是,少了這條劇情線,Rocky還真的是可有可無的花瓶了)。

天眼行動:密室的考驗

殺人如遊戲,生命就沒了重量與尊嚴,戰場上的軍士們決定開火前,想的是人命?還是使命呢?這個命題的拔河,建構了《天眼行動》的戲劇軸線。

時機難得,稍縱即逝,誰捨得放手呢?

一方面是使命必達的軍人,急著執行任務;另一方面是不願濫傷無辜的軍人,遲疑著不肯扣下扳機。Gavin Hood執導的《天眼行動(Eye in the Sky )》極其機巧地設定了劇情主軸:用一條人命質疑正義與道德,用一條人命考驗人性。下決定的人,反應的就是你這個人的人格特質。

Helen Mirren飾演的Powell上校,一心一意要擒拿叛國賊,透過室內那面貼滿照片和地圖的牆壁,你看見了她的堅決;再透過高科技的衛星監視,你看見了她如何在千里之外鎖定叛國賊行蹤,原本只是活擒,如今發現她正要穿上炸彈背心做自殺客,任務就要改成擊殺了。

殺不殺?對上校而言一點都不困難,解決心腹大患,功在家國,敵我意識鮮明的她只負責下決定,難的是授權的人,以及執行的人。

《天眼行動》先炫耀的是科技的驚歎號!戰情室的指揮官們,看著螢幕做判斷,有如看電視新聞做決策,科技為狙殺服務,想來豈心不驚!

不過,《天眼行動》的核心魅力在於問號。天上,有比鷹眼更銳利的天眼,地上,還有小如蚊蠅的窺伺針孔,科技建構出的天羅地網,讓敵手無所逃於天地間,然而一旦科技便給,就怕草率濫權,於是另外有個決策小組,不論法律、外交和人權,都要面面俱到後才授權狙殺。於是,文人的猶豫,對照軍人的果決,就起了矛盾。

然而,《天眼行動》的問號不只是文人專利,其他的軍人亦有,關鍵在於擊殺叛國賊,會不會傷及無辜?尤其可能傷及一位清純無邪的八歲小女生時,殺的血性,不殺的理性,就反覆在每個小小的戰情空間中激盪著。

首先,未審就殺,合法嗎?顧及人權嗎?

其次,傷及無辜,誰來承擔法律、道義和良心責任?

第三,一條人命比上八十條人命,誰的生命砝碼比較重?誤傷一個無辜生命,卻能拯救八十條人命,誰的價值砝碼比較重?

不是人命有價,《天眼行動》不會在幾間密室內反覆折騰,需要請示請示再請示;不是人命無價,《天眼行動》無需在軍法和人道之間,猶豫猶豫再猶豫。折騰,成就了這齣戲的節奏,折騰,也成就了理性與感性的論辯。

想辦法搶救無辜女孩,是《天眼行動》在軍令之外的感性溫度,失敗或成功,都有好戲,也都牽繫觀眾的心?縱放或誤殺的壓力,同樣是要每個參與者共同承擔的,正因為艱難,所有的折騰,其實都在問觀眾:換做是你,是殺或不殺?

究竟人命有價?抑或人命無價,看完《天眼行動》,你會反思,咀嚼與回味,電影訴求的議題就此完成。眾家演員演出的矛盾拔河戲,看著Helen Mirren的使命必達,Aaron Paul的好生之仁,Alan Rickman的協調折衝,還有Barkhad Abdi的前線冒險,《天眼行動》夠讓那些習慣操控電玩按鈕,草率解決生命的玩家們停下手指的。

動物方城市:眾生偏見

精彩電影往往是從第一個畫面開始就緊緊捉住觀眾的心,《動物方城市(Zootopia)》深諳其中之妙,關鍵在於錯覺,奧妙在於那是核心。

錯覺來自於破題。你會先聽見有人侃侃而談,動物生活的關係簡單來講就是獵食者與獵物之間的關係,有人追,有人躲,追殺的是求生存,閃躲的何嘗不是?偏偏就在於你以為迪士尼怎麼開倒車,講起大道理之際,鏡頭拉了開來,那是一場小學遊藝會的表演,兔子茱蒂正在大顯才藝,當然,她也就此不經意說出自己的童年夢:我要做兔子警察。

明明是開宗明義的大道理,如此輕易就轉換進一場戲,偏偏這場戲並非博君一粲的開場白,隨後的電影情節真的就是茱蒂當上了警察,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她竟然撩動了獵食者與獵物之間的族群矛盾。看似假戲,實則千真萬確,虛實之間卻能轉換得如此自然,兼任編劇的《魔髮奇緣(Tangled)》導演Byron Howard,居功厥偉。

《動物方城市》的核心在於挑戰世人成見與偏見。兔子茱蒂為什麼不適合當警察?個頭太小、力氣太小,她是女的,以前從來沒有兔子警察……任何人隨便都可以舉出很多理由,甚至她的爸媽也主張還是乖乖種紅蘿蔔就好了,平平安安過一生。

但是她有警察夢,就努力去追夢,電影的趣味先是讓弱不禁風的她,吃盡苦頭,卻能靠聰明過關,第一名畢業,就在觀眾以為從此一帆風順時,她面對的偏見,就從世俗的成見轉進了職場的岐視,同樣那也是來自體型、體力和性別的岐視。就在水牛警長派她去跑交通,負責開罰單時,就連兔子茱蒂自己也無可避免地陷進了「職業偏見」的迷思之中:「交通警察怎麼算是警察?」但是從她的父母如釋重祔,到狐狸尼克都要嘲笑她只會開罰單時,連哄帶騙把她騙得團團轉,那還真是充滿挫敗感的菜鳥人生。

夢與現實的距離究竟多遠?要花多少血汗才能逐夢成功?《動物方城市》用最輕快的節奏與明亮的色彩說故事,然而說的故事卻是極其殘酷,也極其無情的人間真實。因為真,所以不俗;因為真,所以,重量厚甸。

《動物方城市》的英文片名叫做《Zootopia》,典故來自烏托邦Utopia是一個標榜「anyone can be anything」的理想國,此時,導演讓我們看見了許多幽默的生命趣味,Zootopia的火車有三個門,適合不同體型的動物上下;城市亦有類似大人國或者小人國的不同設計,所以一個大人國的甜圈圈,就可能是小人國的奪命摩天輪。致於賣飲料給長頸鹿喝的通天管,都夠讓人看得樂不可支。

不過,偏見主題從來不曾停歇。即使Zootopia已是動物的大熔爐,但是偏見無所不在,賣冰淇淋的店家就是有權選擇客戶,拒賣看不順眼的族群(適合套用美國的黑白矛盾,或者是有色人種的悲歌),甚至長官就一定會對屬下頣指氣使,長相兇惡的一定是壞蛋,溫馴的就有善心,不會騙,不會偷的那夠格叫狐狸?甚至當「獵食者」與「獵物」的天性被刑事案件給引爆出來時,大熔爐的族群神話瞬間幻滅……這些情節在在能讓想起當下社會的血淋淋真實:我們不是最會以貌取人?不是最會拿成見來替別人戴帽子?

幽默,則是《動物方城市》另一個犀利武器。

例如,這個城市最厲害的黑道是一隻老鼠,茱蒂兔子在他女兒婚禮那天找他求救,讓他無從拒絕的劇情,根本就是《教父》的翻版,甚至連鼠老大的講話腔調,都是Marlon Brando的複刻版。

例如,《動物方城市》養了一群公務員,大家都是樹懶,講話慢半拍,做事慢半拍,這種意在言外的政治嘲諷,還需要多做解釋嗎?

 例如,人紅了,被媒體一包圍,頭就暈了,就會講出完全不合宜的話,只會暴露你的淺薄與無知,放眼當代人生,這種鬧劇,不是天天在上演著嗎?

主題看似嚴肅,調性卻極其輕快,信手拈來皆是趣味,最重要的是《動物方城市》播下的種子,能讓更多的孩子以更開闊的視野看人生,這才是功力。

謊言迷宮:誰不是罪人

德國電影《謊言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的珍貴在於面對歷史和真相的態度,在人人皆鴕鳥的情境下,想要大鳴大放,你得先想好:一旦遇上滔天濁浪,你要如何存活?

《謊言迷宮》的核心問題在於為什「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裡的惡人可以在終戰後逍遙法外?無人追究刑責?但是導演Giulio Ricciarelli採取的策略卻是透過一位記者直接問檢察官老爺們:「你們知道奧斯維辛是什麼嗎?」知道的人,不想理他,不知道的人,則是在眾人離去後,才從字紙簍裡撿起了陳情書。

戰敗國的人,不想提當年恥,這是人情之常。集體罪行,就集體遺忘,想要揭露瘡疤的人不但自討無趣,更容易成為全民公敵。德國近代史不會忘記檢察總長Fritz Bauer(由Gert Voss飾演)勇於揭露歷史真相的勇氣,但是你同樣很難忘記他的名言:「每天我只要離開辦公室,我就走進了敵人的陣營之中。」他的所做所為其實是在挑戰執政者,挑戰國家和人民,然而,他有良心和真相做盾牌,他理直氣壯。不過,少了花下無數氣力與時間,從堆積如山的檔案裡逐一篩檢出歷史共犯的年輕檢查官Johann Radmann(由Alexander Fehling飾演),他亦是孤掌難鳴,《謊言迷宮》從檢察總長的謹慎,就可以讓人看到「歷史共犯」是多龐大的一個隱形組織。

是的,要成就大事,一定要有人動腦,還要有人跑腿,有人衝鋒陷陣,還有人出面力挺。要成就大事就得遇上一位鐵面無私,依法論法的癡人才有可能鑽入遺忘的宮殿,找出事實鐵證。於是導演Giulio Ricciarelli就把檢查官Johann Radmann塑造成一位相信法律不可打折,寧可替付不齊罰款的女人補足罰金,也不容法官法內施恩,便宜行事,是的,他有顆死腦袋,但若不是他對小事如此一絲不苟,日後也難頂住大事帶來的滔天巨浪。

《謊言迷宮》的時間座標設定在1958年,二戰後的13年,檯面上該負責的戰犯都已經在紐倫堡大審中定了罪,但是,若無其他共犯,二戰悲劇不會如此悲慘,只是有多少能夠抗拒在大時代的洪流,有勇氣或者有膽識拒絕隨波逐流呢?就算你不曾開槍,亦不曾動手,只要旁觀,只要坐視,就算程度有別,不也都是共犯嗎?正因為都是共犯,既已事過境遷,又何苦一路追查到底呢?既已事過境遷,又何必再昭告年輕德國人,你的父執輩曾經在奧斯維辛中濫殺無辜,那位如今和譪可親的麵包師傅,也曾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如果不是大家都避而不談,否則年輕的檢察官怎麼可能不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血淚往事?一旦年輕的檢察官聽見了倖存者一則又一則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又如何不血脈賁張地要去伸張正義嗎?

罪與罰,既有共生結構,又有矛盾對立,《謊言迷宮》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先剝開了國家的迷思外衣:「這會是史上頭一次,一個國家指控自己士兵的戰時行為,你是要所有年輕人都去質疑,自己父親是否曾是個謀殺者嗎?」是的,奉命作戰與屠殺婦孺,同樣沾上血腥,在道德層次上卻截然不同,但是若不逐一面對,如何做出區別,此時Radmann才有機會傲然回應:「是的,我正是這麼想,我要讓一切謊言和所有沉默…到此為止。

不過,《謊言迷宮》更犀利之處則在於這座迷宮中真是巨大,走過那個世代的德國人,其實都被納粹狂流襲捲,有人選擇隱瞞,有人純粹無知,有人刻意遺忘,只要謊言逐一爆裂開來,每個人都要去面對別人的目光。

罪,不是自己說了算;罰,也同樣不是自已以為沒事就夠了。所以,Radmann一定要先迷航,發覺自己投靠的世俗現況與自己鄙夷的噁心嘴臉竟然如此相近時,他才看清了罪惡用了多少的糖衣來麻庳當事人,不經如此寒徹骨,當然就不會有後來的歷史真相。

從聯軍觀點來看,納粹確是罪大惡極,但從德國人觀點來看,如果也都能認同受害人的血淚中,確認納粹罪無可赦,歷史才不會在交戰國的各說各話中,混沌一片。那忘了那位自責的父親,永遠無法原諒自己對把雙胞胎女孩交到白袍醫生手中,卻被醫生取出器官,縫成連體嬰的悲傷住事;更別忘了,那位醫生的家族企業供養了多少同胞的就業機會,導致沒有人願意供出他的下落。戰時的無奈與戰後的現實,其實有如一體兩面,盲從的人們,殺紅眼的人們,不都是人性的真相嗎?

迷宮中的真相,往往讓人難以承受,《謊言迷宮》帶領觀眾走出迷宮時,同樣讓人痛,卻有一種如釋重袱的昇華,就算同是罪人,面對了,承擔了,才有救贖,《謊言迷宮》的珍貴就在於電影標示出一種艱難的生命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