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悲慘故事或場景，「不忍卒睹」最是常用的形容詞，匈牙利導演László Nemes的《索爾之子（Son of Saul）》就是把形容詞轉換成為動詞了。
「不忍卒睹」原本是種心理反應，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的猶太人滅絕事件太悲慘了，在地獄門前走過一趟，所見所聞都太過淒苦，既然迴避無門，選擇低眉無語，視而不見，讓自己有如行屍走肉，也是無可奈何的身段調整。
導演László Nemes從這種心裡出發，發展出聚焦索爾，背景一片模糊的獨特美學，乍看極不舒服，卻在人物來去匆匆，眾聲雜遝喧譁的交響作用下，對人間地獄的素描，反而浮現出更清楚的輪廓，這是藝高人膽大的豪邁書寫，簡直就是把「淡極始知花更豔」的美學詞語，改成了「糊極始知悲更濃」的積進出擊，很難想像這會是László Nemes的第一部劇情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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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爾是奥斯威辛集中營裡的特別支隊成員（Sonderkommando），又名「守密者」，是知道真相的人，負責處理死屍和清洗毒氣室。其實，來到奥斯威辛的猶太人都註定一死，差別只在早晚而已，特別支隊目睹同胞慘死，無力安慰，就算出聲警告，也無濟於事，日復一日，看著下了火車，或者出走集中營的同胞，被納粹軍官騙著脫掉衣裳去洗澡，然後隔著鐵門，聽著他們捶牆喊救命，然而呻吟倒地，從哭叫到無聲的聲聲入耳，就是死亡的見證。
索爾選擇沉默，當然是因為他無力抗爭，更無力改變，生命已經來到懸崖邊，不是突然出現了那位只剩一口氣的男孩，他真的不知道自己還是不是一個人了。
Mátyás Erdély操控的攝影機一直緊釘著Géza Röhrig飾演的索爾臉上，人到哪兒，鏡頭就跟到哪兒，背景是模糊的，一公尺外的人影亦人都是看不清焦距，這種模糊視覺，簡直就是把猶太生靈處理成地獄門前的鬼影，一身灰衣，背後還畫著猶太標誌的索爾每天見證著死神的鐮刀飛舞，再把刑場洗刷乾淨，把屍體掩埋清光，根本就只是個苦役孤魂，看得清的是他的苦與茫，看不清的，則是更大的悲與痛，再加上攝影機不時還會跟當事人或索爾撞在一起，László Nemes用這種完全混亂的美學，讓觀眾「看見」與「想見」奥斯威辛悲劇，其實是非常高明的地獄美學。
因為，具像重現，太血腥也太悲情，訴諸模糊的影像，讓觀眾有如隔了一層，但是排山倒海的清晰聲音，卻有如一把尖刀，刺穿了這層視覺保護膜，攪動出更強大的不安騷動，亂中有亂，那就不只是加法效應，而是有如核分裂的巨大效應。這種視聽當然給人一種極不舒服的感覺，卻又更能直接有效地大家接受到地獄實況的震撼。
奥斯威辛的血淚，讓人不忍卒睹，如果只有逼真重現，就少了戲劇世界的靈魂洗滌效應，《索爾之子》的片名與主題設計，就是讓電影除了在視覺美學上的特殊之外，還另外找到了救贖的能量，電影中的索爾原本已是孤家寡人，同鄉都知道索爾的兒子也死於戰亂了，偏偏索爾卻認定那位只剩一口氣的軀體就是他的兒子。
先是懇求醫師救人，既而乞求別解剖，最後則是要找到猶太拉比（誦經師），要他再為兒子唸一段祈禱文，送他一路好早，靈魂升天，而且他的決心非常堅定：不見拉比，誓不放棄，可以不吃飯，可以不休息，見人就問你是拉比嗎？既使因此造成騷動，險些就要死在納粹槍下，早已在死人堆裡打滾的索爾再無畏懼，一往直前，就算只剩一口氣，他也要好好安葬這位（陌生的）兒子。
他在乎的已經不是血緣，而是一丁點的人的重量，索爾的癡、果斷與執拗，看似是迴光反照下的微弱螢光，卻也是毫無生氣的污濁人世中最珍稀的一點人性。他的冒險與躁進，讓觀眾看見更混亂，也多層次的集中營暴政，但是他看著他逐一找到拉比，說服拉比，終於得能一起挖墓誦經時，卻也隱約有了一丁點的救贖暖意。
就在此時，策畫越獄的特別支隊成員竟然衝出了鐵絲網，早已心死的索爾跟著伙伴前行，匆匆躲進附近農舍小憩時，門口竟然出現了一位好奇的男孩，他是誰？是路人？是天使？還是索爾之子？我們看見了索爾終於抬起頭來，眼神終於有一點光芒，但是納粹已經快步追來，導演László Nemes這時讓我們看見了青鬱的樹林，看見了男孩走過田野，同時也聽見了一陣槍響，一個靠著聲音想像的地獄，同樣靠著聲音關上了門。
是的，最悲慘的時刻，我們似乎什麼都不曾目擊，但是《索爾之子》所有的視覺折磨，或者現象不滿足，卻都非常有力地強化了心痛指數。這是一部邀請觀眾一起來共飲一杯歷史苦酒的電影，這次第，怎一個苦字了得？但是還好有索爾，他的苦難與煎熬歷程（即由模仿／重現足以引起恐懼與憐憫之情的事件），恰恰提供了希臘悲劇的追求的「淨化（Katharsis）」美學。
面對悲壯歷史，《索爾之子》的美學姿態其實是既謙卑又傲岸，導演László Nemes低眉承受一切苦難，卻能找到對應抗衡的背脊，巨大之於渺小，或許太過懸殊，但有索爾的身影，人性終於有了對抗的能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