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卷工作坊:現代足跡

近二十年來,數位海嘯風風火火吞噬影視產業,膠卷江山全面潰敗,打烊的打烊、收山的收山,依然堅持膠卷沖洗產業的耕耘者,靠的就是類似唐吉軻德的信念、執著、浪漫與熱情。

上星期,目擊了「現代電影」出資主辦的「super 8底片電影工作坊」,16位年輕學員分成四組,在兩天內,透過三盒super 8膠卷完成的了四部短片。

數位時代還在玩膠卷,不是逆風,而是播種。在人跡罕至的道路上,播下十六顆種子。

沒有人知道,種子將來開不開花?或者開成什麼花?現代電影總經理陳世庸從六成五的奧斯卡最佳影片入圍作品都堅持用膠卷拍攝時,聞嗅到一個節氣的即將到來。

當然,現代電影的沖印工廠沒被數位浪潮吞噬滅頂,也是因為源源不斷的國際訂單讓他們昂首前行。

工作坊的重點在底片攝影、沖洗。學員體會了類比時代的創作壓力:必須做足功課,才敢開機,喊action,現場的齒輪轉動聲音都在提醒他們:膠卷快用完了,想拍的畫面拍到了嗎?

這一切都要到最後膠卷沖洗完成,轉成檔案後才知道哪些堪用?才確知下一步究竟該怎麼進行?

乍聽之下,這種不確定性折騰著所有的參與者,幕前幕後的參與者都難免忐忑,就怕一切重來,心血氣力和金錢都重創!然而這種限制下養成的慎重與計較,卻是極其珍貴的仿古經驗,前輩經典不都是在這款高壓情境下完成的?

這16位年輕人幸運得著現代電影的全力支持,有底片、有攝影機,連夜沖印轉檔,還有導師輔導…….他們只需學會如何操控機器、掌握膠卷攝影的技術與技巧。

他們的壓力一方面來自膠卷的初體驗,一方面來自要以最短時間從工作坊所在地「剝皮寮」的地理與人文環境中快速找出想說的故事。

壓力可以激發才情,他們完成的四部短片各有勝場,例如:從愛情祈願出發的《笑筊》,對時間與手機開玩笑,趣味橫生;《艋舺迴旋》則像是沒頭蒼蠅一般穿梭在龍山商城的彎轉巷弄、店鋪間,躁動的影像像摔砲、甩彈一般蹦蹦爆裂;至於從一架攝影機帶出拍攝者與被攝者對話關係的《The Curious Adventure of Lost & Found》,則像是熱力導彈相互追逐;最後登場的《雨滴落下的痕跡》則是從一封無法投遞的信件帶出艋舺、台北州與萬華的前世今生,冷冽的鏡頭猶如一顆深水炸彈炸向斑駁街道的沉睡靈魂。

透過Super 8的銀鹽顆粒來捕捉當代萬華的舊與新,確實多添了一些歲月滄桑,但讓我動容的的是16位學員都那麼迫不及待分享著初試膠捲創作時的悸動與激動。那種從無到有,從不確定與失落中找回創作初衷的魔幻啟示,不正是這次膠卷工作坊期待的種籽效應?

我不知道膠卷會不會像黑膠唱片一樣,再次回流成為主流,膠卷創作要再次成為產業,其實是嚴肅的供需問題。市場有創作需求(是不是更多創作者從膠卷中找到色彩與光影的深闊層次?),相關產業才會蓬勃。現代電影既然是亞洲碩果僅存的兩家沖印公司,這款特殊的存在不也是文化產業的重要戰略資源?

至於膠卷比數位更適合典藏,更耐久也也更牢靠的特質,又是另外一種書寫、記憶和保存歷史的載體,則又是另外一個嚴肅議題了。

《麥田捕手》裡有一句話:「The mark of the im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die nobly for a cause, while the mark of the 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live humbly for one.(不成熟的人,會想為某個理念壯烈犧牲;成熟的人,則會為某個理念謙卑存活)。」

現代電影以一己之力在台灣辦起膠卷創作工作坊,甚至邀請學者闡述膠卷產業未來可能,雖然他們獲得的關注與送暖,異常稀薄,但是他們不改其志,下一步還想走向國際……凡此種種,毋寧就是那種謙卑為理想而活的鬥士。

我很榮幸見證這次機緣。他們資源有限,但是他們持續做該做的事,這份堅持與浪漫的一小步,我願意祝福!

紐倫堡:是非黑白誰來說

我很少讚美羅素·克洛(Russell Crowe),或許是因為頻率始終對接不上,看到他在《紐倫堡(Nuremberg )》巨大發福的身材,還下了一大跳,看完電影才明白這款體型,有其必要,以及敘事魅力。

歷史從來不是非黑即白,投降並不等於失敗,為求勝利有時候真的必須不擇手段,編劇兼導演James Platten Vanderbilt塞進電影中的議題,讓《紐倫堡》得著更多咀嚼與省思的空間。

《紐倫堡》的主體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對納粹戰犯的罪行認證與審判,主角是德國政治排名僅次於希特勒的二號人物戈林元帥(Hermann Göring)。

希特勒死了,德國戰敗投降,戰犯審判看似一場過水儀式,戰犯就是戰犯,只看怎麼判決?又怎麼死法?關鍵在於控方不能落敗,正義不能輸給狡辯,只不過對手卻是顧盼自雄,從未打過敗仗的戈林元帥。

電影聰明選擇雷米·馬利克(Rami Malek)主演的心理醫生Kelly切入,能夠聆聽、觀察、紀錄二號戰犯的身心反應,對任何人確實都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既可以解讀歷史,也是執業現場的第一手素材,公義與私心都能得兼。

電影的趣味就在於因為審判不能輸,所以Kelly不但要確保戈林身心健全,還必須提供內線情報,前者是醫生天職,後者則挑戰醫師倫理,為求伸張正義,Kelly別無選擇。

開口要求的人,踩了司法紅線;配合要求的人,踩了專業紅線。因此換得的正義,是什麼樣的正義?電影沒有提供答案,光是提出質問,就已耐人尋思,況且控方還想透過這場攻防,取得大法官名位。類似這種公義大旗下的私心糾結,增加了電影的縱深。

大審判雖然不想讓罪犯暢所欲言,煽惑納粹餘孽與幽靈,卻也無從迴避他們痛恨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合約帶來的羞辱與經濟破敗,所以才會相信與追隨希特勒,而且至死不渝。這股信念才是大審判刻意想迴避的真實。

此外,或許是卸責、或許是不以為意,迫害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行動,可以賴給執行者曲解公文的胡作非為,用「不知情」換取「無罪」之身。事實俱在的紀錄片與公文書,也可以換來「不可置信」的驚訝表情,以及推敲解讀公文書的文字,都讓立場早已判然的大審判,還是提供了「罪犯」的辯證空間。

羅素·克洛(Russell Crowe)飾演的戈林元帥,為戲增胖了不少,既有望之儼然的梟雄霸氣(法庭上的起立與坐下都有戲),也有洞悉人性的算計,他與軍醫Kelly似敵似友的關係,細緻又微妙,即使Rami Malek詮釋太過淺白,兩人的每一次相會與過招依舊是全片的高潮所在,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伺候或面對惡魔。

電影議題是嚴肅的,導演Vanderbilt倒是有幾筆輕柔巧思:首先,戈林投降的白旗,是從女孩的襯裙撕下來的一塊白布。雖然投降,那只是形勢比人強,他識時務,他懂權變,甚至還想在法庭上平反罪名。那塊白旗底下的不屑與輕慢,正是這位沒打敗仗的大元帥不輸人也不輸陣的象徵。

其次,Kelly一而再,再而三表演魔術戲法的橋段,目的其實是在鋪排戈林說他絕不會死在絞刑台上的笑容,戲法人人會變,戈林的神來一筆,讓魔術表演不再是博君一粲的小丑戲法,可以算是編導成功的地雷引爆。

看完《紐倫堡》,如果你願意去爬梳二戰歷史,理解德國人在一戰後的挫敗與羞辱感,以及強權懼怕日耳曼民族的再次復興與報復,或許也能理解目前中東戰爭的和談細節,究竟是為後世開太平?還是治絲益棼,徒留禍端給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