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條桔子:名曲顛倒聽

同一首歌,你唱我也唱,可是場景不一,情況不一,意境可能就南轅北轍。

庫布立克的名片《發條桔子》曾經因為題材和表現手法都太過驚世駭俗,在英國上映時引發衝突,公映三十多年後,還有魅力能被美國娛樂周刊選為影史上爭議電影第二名,可見該片的前衛手法至今依然教人膛目結舌。

《發條桔子》的影像是大膽且前衛的,但是音樂的革命性做法,不論是顛覆名曲,或者用音樂來質疑人性,膽識與遠見,直到今天依然很有參考價值。

首先,就是「Singing In The Rain」這首歌。

早在《萬花嬉春》之前,「Singing In The Rain」就已經是好萊塢歌舞片的輕快之作,只是最初是大合唱,一群女孩子穿著雨衣,左搖右擺,搖頭幌腦地唱著這首歌,動聽有餘,感人不足,一直到要《萬花嬉春》由金.凱利又舞又跳後,風情和魅力就完全不同了。

《萬花嬉春》中的金.凱利是默片紅星,第一次嘗試有聲電影演出,頻頻出糗,心情備受打擊,但是三個臭皮匠徹夜商量,想出了歌舞電影的新點子,人生突然就明亮了起來,當晚,滿心激動的金.凱利從愛人黛比.雷諾回家,天上下著雨,街上四處是積水,好心情的他完全不受影響,踩著水花和節拍,把「Singing In The Rain」演出成精彩的踢踏舞典範,垂名影史。

然而,同一首「Singing In The Rain」到了《發條桔子》卻完全變了,由Malcolm McDowell飾演的叛逆青年亞歷山大,心態與和舉止都只能以怪異形容,他的不良夥伴經常夜襲出遊,路見不順眼的男男女女,就暴力相向,越是出力兇狠,他唱的「Singing In The Rain」聽來就格外刺耳:人家金.凱利是喜上眉梢,隨歌起舞,他卻是用歡樂情歌來替暴力加持包裝,而且用行動証明,只有唱著這首歌,他的暴力人生才滿足。問題是,好好的一首歌,頓時成了邪門歪歌,作曲家嘔不嘔?

顛覆,其實只是特立獨行的基本動作,庫布立克還有調皮的一面。

做為花心大少,Malcolm McDowell在片中也曾去誘拐妙齡女郎,帶回家後,就在床上演出三P床戲,庫布立克這時採用的是羅西尼「威廉泰爾序曲」最後三分鐘的快板音樂,光聽節奏,就有了萬馬奔騰的力量,這時候,庫布立克採用了抽格剪輯法,讓三P床戲變成極度荒謬的男女體位遊戲,可是音樂節奏又準確反應了男女性愛的動作節拍,既認真,又嘲諷的戲劇效果,讓人啞然失笑。

質疑與批判,則是庫布立克的第三個音樂態度。

人們都相信,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科學家也常說古典音樂可以安撫情緒,美化心靈,問題是崇拜暴力,無惡不作的Malcolm McDowell,臥室裡就點有貝多芬的海報,後來他被警方送去強制治療,醫生採用的治療法就是撐著他的雙眼,用夾子夾緊,不讓他眨眼,不讓他休息,強迫觀看納粹德國的英勇、威武及屠殺、毀滅的帝國暴力紀錄片,但是耳朵裡卻一直聽著貝多芬的「快樂頌」……。

眼睛看著人間暴力,耳朵聽著人間絕美,極度的矛盾,極度的不協調,撕裂了人格、意識和自尊,Malcolm McDowell從此只要聽到「快樂頌」,就無能無力,整個人都萎了,貝多芬鼓舞人心的聖樂,竟然有這款反效果,恐怕也大出他的意料吧?

希特勒是日耳曼人,貝多芬也是日耳曼人,一位是劊子手,一位是樂聖,同樣的血統,極度的矛盾,人生從來不是黑白判然的簡單邏輯可以交代清楚的,以日耳曼文化來檢視日耳曼暴行,影迷能不歎息嗎?

墮落天使:蒼白的青春

在主流市場之外,開發新視野,尋訪新人才,試探新語言,一直是法國南特三洲影展從1979年成立以來最重要的議題,成就也最鮮明。

侯孝賢、楊德昌、葉鴻偉和蔡明亮等人當年在南特影展嶄露頭角時,都還是剛在國際影壇嶄露頭角的新秀,風格雖未定形,勇於創新的膽識卻已有一定格局,雖然未必是攀上浪頭的拔尖之作,然而走過南特,形成聚焦效應,自然就有風雷。

今年高雄電影節選映了三部曾在2005年南特影展獲獎的作品,不約而同地,來自土耳其、台灣和馬來西亞的創作者都有著相近的人間關懷,有的偏好長鏡頭,有 的專注於鏡面雕琢,有的則以音樂留白,手法或許不一,故事主題卻都選擇了生活中最相近的經驗,強調「蒼白的青春」,敘事風格上則偏愛「清淡的敘事」,總而 言之就是故事青嫩,手法老練。

來自土耳其的《墮落天使(MELEGIN DÜSÜSÜ)》是2005年南特的金獎作品,劇情描寫一位旅館女清潔工Zeynep的失落青春,工作是乏味的重複,家庭是冰冷的疏離,愛情上更是單調的 失衡,這種青春困境,算不上是新鮮的命題,而是凡夫俗子的共同成長經驗,只是有人揮霍叛逆,有人則是逆來順受,有點自卑又沈默寡言的Zeynep,選擇了 默默承擔。偏愛長鏡頭語言的土耳其導演Semih Kaplanoglu,用冗長來詮釋茫然的青春,美學上對位成功,可惜在關鍵戲份上錯了焦,未能匯聚更強猛的力道。

《墮落天使》最有力的影像當然就是開場的線頭纏樹戲,Zeynep 悄悄地拿著一柱金黃色的線團,把細線綁在樹頭上,然後往前走去,沒幾步,細線就斷了,於是她又回頭綁繫,繼續再走,每一回合的重來,鏡位都不相同,內容卻 是重複,Zeynep的青春就是一再重覆著自己不清楚,別人也莫名所以的動作。看完全片,再回頭想想開場戲,導演的青春歎息意像,極其鮮明。

Semih Kaplanoglu的主線放在Zeynep身上,她的日常工作只是清潔打掃,替人善後除污;理應相依為命的父親,卻因為經濟弱勢,代溝嚴重。溫飽,夢 幻,盡皆闕如;他不時醉酒,不是踉蹌跌地,就是與人衝突,渾身是傷,但是這樣的父親還會掀開被褥,在暗夜中觸碰女兒肉體。就在女兒穿上紅豔內衣的那一刻, 他驚覺吾家有女初長成,先賞她一巴掌,代表失控的憤怒與嫉妒,隨後的自裁,則是眼見幼雛即將單飛的老鳥失巢絕望。

劇情的副線則是Zeynep身旁出現的兩位配角男人。一位是死忠的愛慕者Mustafa,就是典型的青春伴侶,身分不高,財富不多,情感不投契,所以 Zeynep沒給他好臉色看,談沒兩句就嫌他兇他,他卻始終不撓不屈,所以最後才有個港灣可以停靠(但是轉折交代不清);另外一位則是專職的錄音師 Selçuk,他可以前一分鐘才和妻子大吵一架,隨即就和鄰居女人上床,妻子自殺後,他難過得把遺物箱子交給Zeynep處理棄置,不料卻又引發另一波家 庭風潮(但是他和Zeynep的關係,一樣交代不清)。

父親是沒用的男人,其他兩個男人也沒有什麼出息,全片偏重灰藍陰沈的色彩,似乎就是Zeynep的生活本色,土耳其導演Semih Kaplanoglu用長鏡頭拍著Zeynep獨身行走的路程,一路不停,熬到Zeynep只剩渺小遠景,另外卻有隻貓走上近景,類似這樣的場面調度,還 包括了Selçuk在暗夜中取出亡妻遺物箱子時,緩慢走過長夜的場景……長鏡頭美學的技術痕跡鮮明,然而,精神,除了空虛和蒼白之外,你看不到更多的詩情 意境與感情密度,誠如俄羅斯導演蘇古諾夫所說的:「長鏡頭的拍攝手法實在不足道,真正重要的是內容主題。」

無力的蒼白,成就了《墮落天使》的形式美學,卻也突顯了內容的空洞。

愛麗絲的鏡子:清淡詩

同樣的問題,在姚宏易執導的《愛麗絲的鏡子》則有不同的面貌。

在路易士‧卡羅創作的「愛麗絲鏡中奇遇」一書中,強調愛麗絲穿過鏡子後,進入到一個「什麼都相反」的世界,姚宏易選用這個題目和觀點來探索台灣年經人的生 活實況,其實是極其有趣的,只可惜太濃烈的侯孝賢美學風格,太多相似的場景以及太渾沌的人物情緒,未能激發更多的姚宏易個人特色。

李屏賓精準的構圖和鏡位,華麗又的燈光運用,都足以讓觀眾從《愛麗絲的鏡子》中經歷了一場很難分別是真或假的影像經驗。歐陽靖(曉鏡)與謝欣穎(阿咪)的 同志開場戲,有著雪豔般的情欲光芒,從偷吻、相親到近身的感覺,在優異的攝影和夢幻般的鏡位體態擺弄下,形式風格和演員心態都很有說服力。

鏡中的人是真或虛?一個單純的鏡面可不可以鋪陳出更多的空間?剛開始,從歐陽靖的梳眉化妝,阿咪的對話與互動,確實超越了平面的限制,但是一而再,再而三 的鏡面倒影,觀眾熟悉了形式,就急著去尋訪鏡面的其他意義,如果只是虛實夾雜的迷離效果,不能再有其他的趣味,難免就有相同遊戲玩耍多次的疲累感。形式底 層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其實正是《愛麗絲的鏡子》最曖昧也最空洞的論述,因為如果不能超越侯孝賢和王家衛的情境,就只剩下模彷的空殼了。

小豪的出現,讓阿咪願意去追尋一個異性戀愛情的夢想,也讓曉鏡從錯愕中開發出自己異性情欲的可能,兩個女人的性向轉變,該當是多好的戲劇故事?不只是情欲 的探索,或者是戀愛遊戲的拔河或破壞,然而,姚宏易不願在此著墨太多,我們看不到小豪的魅力。比以前胖了一圈的小豪,可以有細手做女工的手藝(那是讓歐陽 靖驚豔的剎那),卻是老服食憂鬱藥,一旦沈睡,就八風吹不動,也驚不醒的男人,頹廢無用的人生情味,和他在《千禧曼波》的造型如出一轍,當然,小豪的頹廢 與慵懶,也替全片的「蒼白青春」做出強力背書,卻不能超越《南國,再見南國》和《好男好女》都已經完成的人間雕像。

就戲味而言,姚宏易用了平行剪接的手法,讓阿咪去城隍廟問姻緣籤的同時,交織著曉鏡正在勾引小豪的挑情戲,但是層層累積的力量,卻以反高潮的手法呈現出阿咪回家時,明明聞聲窺見他們正在歡好的那一剎那,卻躡手躡腳離去,只能在淡水河畔激憤發呆,做不出任何的生死抉擇。

姚宏易安排了一場騎機車追捷運的長拍戲來表現青春的浪漫,雖然形式上接近《最好的時光》的「青春夢」,也承繼了《咖啡時光》的空間vs.人物的場面調度張 力,卻是全片最有靈氣的一場戲,相較於電影中的三位主角不時地抽菸排遣時光,甚至於在錄音室外哈煙交心的場景,甚至連陸奕靜的母親配角都嚷著要抽菸的情 節,都恍若承繼著《尼羅河女兒》的遺緒,相似,卻少了震撼,更少了新意。

一連串的空洞,的確可以拼組出青春的蒼白,電視新聞播報著印尼海嘯的災難,但是台北市一戶有雞有鴿子的公寓頂層,卻正聚集著無所是事,感情陷於三人行無解難題,也不想解決的一男兩女,姚宏易做到了人生切片的呈現,沒有意義就是《愛麗絲的鏡子》鏡面下的意義。

X戰警:同志特效藥

身上長了不該長的東西,你會不會急著要把它清除乾淨呢?多數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不管那是青春痘,面疱,或者腫瘤。

電影《X戰警:最後戰役》的開場戲是一位名叫「天使」的小男生,把自己關在浴室裡,一待就是一個多小時。他的父親覺得不對勁,於是急急地敲門,要孩子開門,此時,他只聽到浴室內一陣手忙腳亂,還有金鐵交鳴的聲音,「孩子怎麼了?」著急的爸爸,努力撞開了浴室門,發覺孩子的手上都是血。

「天使」沒有自殺,「天使」只是發覺自己的背部長出了一些纖毛化的怪東西,他拿著磨砂工具戳背,希望磨平不該長的纖毛物,眼見父親撞門進來,淚眼模糊的天使只顧著對父親說:「爸,對不起。」

這場戲是《X戰警:最後戰役》中最讓人心酸兼心痛的戲,孩子為什麼要對父親說抱歉?只因為自己身上長了異物?只因為自己「不肖」,不能像老爸一樣長成標標準準,規規矩矩的孩子嗎?

子孫如果行為不肖,不符合長輩期待,或許得說聲抱歉,但是老爸是正常人,孩子卻是變體人,那又是誰的錯呢?不管是遺傳基因的突變,或者是染病後的結果,都不是孩子自願的,都不是孩子犯錯所致,既然如此,為什麼要道歉?

這就是人生中最卑微無力的「孽子」情懷。

人類因為男女精卵結合而有新生命的誕生,然而新生命卻不能自己決定DNA結構,健全或殘缺都不是他能操控的,偏偏只因為不肖父母,所以就背離了純正血統,成為揹負十字架的罪人。由於不肖,所以成為孽子,變種人的際遇,承受的岐視、訕笑或者侮辱,都是那麼地類似在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中,不見容於陽光,只能在陰暗角落哭泣的同志孽子。

這其實相當程度說明了《X戰警》系列電影,為什麼一直被視為經過包裝,以娛樂刺激來替同志代言,伸張正義的作品。因為「變種人」與正常人的矛盾,正是父權社會下,非我族類,只能自我放逐,滿心愧疚,滿面涕泗地窩居到X學院,等待著天明出口。

不過,《X戰警:最後戰役》最犀利的論述卻是把變種人當成一種疾病,《天使》的父親因為愛子心切,所以發明了疫苗,只要打一針,變種人衍生的各種特異功能,各種生理奇觀,都會褪去神秘外衣,回歸平素正常。

變種人如果真的是一種病,打一針退燒疫苗是絕對說得過去的;萬一不是呢?萬一疫苗只是抑制變種人的生理反應,只是以毒攻毒的藥劑,對變種人的傷害與摧殘,可能卻是難以評估的。這個情境,其實也在暗示很多人認為同性戀也是一種病,如果有特效藥,一針就見效,多好?!

疫苗可以是純粹的學術研究,運用疫苗的心態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電影中,美國總統為首的正常人真的相信疫苗有效,不但拿來做解藥,甚至發展成為軍方配備,不管變種人願不願意,先打先贏吧,一針下去,病況不再,也就不會再惹事生非了,至於變種人怎麼想,怎麼反彈,非「他」族類的正常人是根本不在乎的,這也是父權心態蔑視弱勢人權的具體行動。

拒打疫苗,繼續做天生的自己,其實是很基本的生存人權,可以選擇,可以拒絕,那是最基本的生命態度,也是對異類人士的尊重態度。可惜,吊詭的是,《X戰警:最後戰役》的假仁義批判立場到了最後關頭卻做了大逆轉,不願意認同美國主流的萬磁王率領著反對人士用武力抗爭,X戰警們難道不知道萬磁王的抗爭是合理的嗎(也許方法是錯誤的暴力,也許心態是包藏禍心的另有圖謀)?

X戰警們接受了主流想法,反過來與異議同志打對台,讓變種人備受欺壓的生存弱勢現象不再有獨立思考的空間可能,而是簡化成非黑即白,非成即敗的簡單論述,白白錯失了一個可以讓年輕影迷思考如何對待少數族群的生命態度。

高雄電影節:南韓往事

摩托車、礦山和少年心情,是我今年參加高雄電影節聽到三個最有啟示效果的言語。

摩托車是侯孝賢導演舉出的文化觀察現象。

今年高雄電影節的壓軸是釡山影展十年慶,1996年之前,亞洲影人誰聽過南韓有像樣的國際影展,然而金東虎主導的釡山影展卻迅速崛起,十年之年,已經輕易超越了東京影展,成為亞洲最有特色,也最有人氣的影展。

這十年期間,南韓影壇風雲丕變,配合著WTO的經貿談判議題,南韓電影人於1998年十二月發動串連,有一千位電影人發起『抗議謀殺韓國電影的陰謀』活 動,知名導演林權澤更帶頭剃光頭上街頭抗爭,終於讓南韓國會通過銀幕配額的決議案,相當程度保護了南韓電影的命脈。南韓人的民族性強悍,為了搶救電影文化 所做的血性抗爭,讓台灣人只能瞠目結舌,只能豔羨,難以企及,因為台灣人面對WTO談判,是全面棄守,財經官員完全放棄文化智慧商品的保護立場,坐視好萊 塢電影全面入侵,終於讓台灣電影只能在夾縫中尋找空檔,很難再找到合適的映演場所。

「全台灣有一千兩百輛摩托車。」提到台灣電影文化的積弱,侯孝賢用摩托車做比喻,「很多人都習慣騎了車就走,自由自在,要去哪就去哪,不願守候,不願等 待。」過慣自由主義生活的台灣人,很難為共同的信念去堅持一種夢想,追求一種遠景,摩托車文化是散沙文化,是個人文化,大家各行其是,沒有力量,就沒有累 積。

團結的南韓人,2005年南韓電影的映演比例高達59%,顯示南韓人真的很愛看南韓電影,而且愛看電影的人,更從1995年的4000萬人次,增加到 2005年的14000人次,十年之間,南韓的電影人口增加了一億人,一張票如果賣250元,南韓的電影產值至少就增加了250億。這些統計數字的真正意 義是南韓人搞好了電影環境,資金自然增加,好的企畫案就不怕沒人投資了。

台灣也有一些數字,但是相對之下很汗顏。2005年一共有40部電影取得映演執照,但只有26部正式上映,其他的都還放在冰箱中,2006年過了半年了, 目前有24部電影取得映演執照,但只16部正式上映…拍片量不高,工業熱不起來,觀眾不熟悉明星,創作人技藝不嫻熟,消耗的都只是年輕人的熱情和夢想。

隨處可見的摩托車是台灣人的活力,卻也是四處流竄的活力,誰能整合呢?

釡山影展主席金東虎在介紹南韓的電影成績時說,南韓去年有十部電影的投資額達到50億韓圓,大約是1億3000萬台幣,是大家豔羨的大成本投資,然而大片 不代表一定賣座,十大投資電影中,只有三部票房還不錯,其他七部都賠了錢,投資電影不一定穩賺,企業界不會害怕嗎?「投資電影就像去礦山採礦一樣,」金東 虎很樂觀地說:「有人採到的都是無用的礦砂,但是有人就可以挖到金礦瞬間發跡。」只要有成功的案例,就會有人願意繼續嘗試,2005年南韓最賣座的電影是 《王的男人》,一共有1200萬人次觀賞了該片,相當於兩個台灣人中,就有一個人看過該片,依照250元的票價換算,該片的收入至少30億台幣,拍電影能 賺錢,有錢賺,誰不想來投資呢?

南韓的文化政策中,最神奇的一招是居然啟用了知名導演李滄東出任文化觀光部長,他是個夢想家,制訂出的政策自然就能切中業界需求,更特別的是他其實很會振 奮人心,他告訴南台灣的影迷和媒體,「我原本只是個作家,從來沒有想過這輩子會和電影有任何關係,當年看了侯孝賢導演所拍的《風櫃來的人》後,心裡好納 悶,覺得怎麼有人知道我自己的成長的故事呢?」受到侯孝賢的啟發,他投筆從影,1993年開始從副導演做起,1996年才升格做導演,「那個時候,正值南 韓電影最低潮的時刻,我還記得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綠魚》上映時,隔壁廳正演著湯姆克魯斯、瑪丹娜和成龍的電影,大家都客滿了,可是我卻一張票也沒賣出去, 如今我們挺了過來,只要熱情不減,只要能夠激發觀眾的關懷,我相信下回再來高雄的時候,台灣人也可以歡慶電影業復蘇的喜訊的。」

一個電影節,三種文化觀察的視野和聲音,我是深受激勵的,所以整理如上,獻給還在電影圈中奮鬥的年輕人。

孔雀:藝術電影的火苗

台灣去年拍了四十部電影,其中只有二十六部電影公開上映了。

這個數字的底層意思是有十四部電影不曾公開上映,也就是錢砸了下去,心血力氣都花了,可是無人聽聞,無人得見,沒有回收,也沒有回饋。

上映不代表一定賺錢,不代表一定一致叫好;但是不上映,卻註定是血本無歸的,註定是石沈大海,無聲無息的。投資人和創作者的痛,誰能明白?

侯孝賢導演在高雄電影節的座談會上透露:中國大陸去年拍了二百七十部電影,只有三十部電影上了全國院線,絕大部份電影幾乎無緣得見天日。因此,黃健新和田 壯壯等導演正在籌組藝術電影院聯盟,希望能夠在中國大陸的大學附近設立數位戲院,讓有心創作的中國電影工作者能有園地發表作品,更重要的是讓年輕一代的影 迷,看到中國電影,而不是一味只知道好萊塢電影。

六月仲夏,海峽兩岸的電影事業都在風雨飄搖之中,奄奄一息。

我的朋友買了2005年好看的中國電影《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和《孔雀》,可是台灣找不到戲院肯上,不管《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曾在西班牙的聖莎巴斯提恩 影展獲得了最佳導演獎,或者是金雞獎的「美術」與「攝影」獎,無效,沒人肯上映;不管《孔雀》是不是曾在去年的柏林影展得到了評審團大獎,女主角張靜初是 不是曾和林懷民並列去年時代周刊的亞洲英雄榜單,無效,沒人理睬。

前兩天,我和一群台南朋友一起觀看了徐靜蕾執導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林海的配樂,讓好多人心醉神迷;李屏賓的攝影,讓好多人賞心悅目;姜文的薄倖讓好多人心碎斥罵;陌生女人還是女孩時的清湯掛麵妹妹頭,厚襖長袍沒有身材的造型,讓好多人心生憐惜…。

好多人都想再看一次,再回味一次。於是有人去找唱片,有人去找DVD。

好電影,不會寂寞,只是未必大家有機會知道那部片子好看,到那裡看得到。但是大家都同意:多看電影,多看好電影,一定能開啟眼界的。

台灣需要更多元的觀影環境和文化議論,而不是更多的電影節。需要有更多的戲院能夠長期推介一些另類品味的電影,小眾而精緻的作品,培養台灣人更開闊面向的視野。

前兩天,和文建會主委邱坤良晤談竟夜,他告訴我文建會要在華山特區蓋兩家戲院,一家可容納200人,一家可容納100人,座位不多,只要文化特色確立,周 邊商家搭配得宜,可望吸聚一定的族群固定前往觀賞,久而久之,就能像台北光點那樣,成為台灣重要的文化基地。而且,他還要結合中南部的一些閒置房舍,一點 一滴地開發台灣的藝術電影院。

文建會要做的事很多,電影還不是文建會的業務,撈過界,管太多,做太多事,新聞局還會吃味,我不知道藝術電影院的夢想能否持續在台灣生根,只要有人願意耕耘,我都會全力支持的,因為我相信那是星星之火,不敢說它一點會燎原,卻是不滅的元氣。不能夠讓它滅絕的。

超人再起:天神福音書

只要工作三個星期,就能賺錢1400萬美金(五億六千萬台幣),你肯不肯?

這個1400萬美金是1977年的數字,當時台幣兌換美金是40比1,所以換算出來的台幣數字是五億六千萬,不過,當年的五億六千萬,參照當時的物價,可真的是天文數字。

那時,天王巨星馬龍.白蘭度才剛演完名垂影史的《教父》和驚世駭俗的《巴黎最後探戈》,電影《超人》的導演李察.唐納決定請他演出片中的超人父親,由於戲份不多,只要三個星期就可以拍完,於是白蘭度的經紀人提出電影票房收入的百分之11.3分紅做為片酬。

當時,誰也沒有料到一部漫畫改編電影《超人》會風靡各地,這筆11.3%的分紅,就讓白蘭度足足賺進了1400萬美金。

白蘭度在《超人》中飾演Kryptonian星球的超神力人Jor-El,戲其實很少,就是開場時負責介紹超人的出身,一切只因為星球即將毀滅,他又看出地球上的人類潛力還沒有完全發揮,於是決定派出他的獨生子Kal-El到地球協助人類。好事的美國影評人最近考証出來說,Jor-El和Kal-El的姓氏,在希伯萊語的字根上就意謂著神,神派獨子來到人世,不就是基督教的神話再版?難怪CNN的報導要說《超人》電影簡直就像是新約聖經的「超人福音」。

1977年,《超人》開拍時,其實拍過兩大段戲,一段用在《超人》中了,另外一段則是描寫多年後,超人克里斯多夫.李維回到聖殿,與父親預留的影像對話,這戲原本要用在《超人第二集》,但是白蘭度要求比照第一集的分紅來算片酬,已經吃了一次暗虧的製片不肯,「他們不肯,我當然也就不肯了。」白蘭度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透露了這段秘辛。

不過是一場戲,就要價1400萬美金,片商捨不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於是這段影片就被打入冷宮,一待就是二十九年,直到去年,導演Bryan Singer開始籌備《超人再起》時,重看了過去各集的《超人》電影,也去蒐尋各種殘存資料,終於找到這段膠捲,透過數位合成技術,終於讓已經升天的白蘭度得以再度現身,昔日的聲音和影像又能和新劇情產生關連。

白蘭度的這段談話,原本是要說給超人兒子聽的,北極的冰柱中不時都會有他的頭影浮現,然而他的「第一代」超人嫡子克里斯多夫.李維也已經升天,於是劇情有了變化,原本要對兒子說的話,如今卻被歹徒Lex Luthor(金像獎影帝Kevin Spaceye飾演)截足先登,讓他找到了克制第二代超人布蘭登.羅素(Brandon Routh)的竅門。

年輕影迷對於超人的父親或許有點劇情上的興趣,但是對於馬龍.白蘭度的恩怨情仇可能就不太有興趣了。只有在三十年前看過第一集《超人》的中年朋友,或許會因為白蘭度的再度現身,而發了思古幽情,感謝科技,感謝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導演,才能讓《超人再起》中,再起的人,不只是返鄉五年的第二代超人,還有一代巨星馬龍.白蘭度。

你還記得新約聖經的各個福音書嗎?耶穌死後三天再度復活了。2004年七月一日辭世的馬龍白蘭度辭世快滿兩周年時,聲影也再度復活大銀幕,這款巧合,不也正應驗了「超人福音書」的預言嗎?

超人再起:天神真假論

做神,做上帝,一定很風光吧!多數人心裡或許都是這般想法。於是才有《王牌天神》中的「信金凱瑞得永生」的顛覆搞笑呢。

看金凱瑞電影,通常是不要太認真的,享受他的顛覆邏輯才是樂趣所在。《王牌天神》中,他原本是一位惡運纏身,諸事不順的電視台主播,「上帝」因而成為他怪罪的羔羊,於是,上帝決定出讓一個星期的管理權給金凱瑞,讓他也嚐嚐「做上帝,我在行」的外行觀點。

做了上帝才知上帝苦的金凱瑞,最受不了的就是每天三餐,同時要聆聽著上億信徒的祈禱詞,每天要處理各地信徒真誠的祈禱,嗡嗡嗡,信徒的禱詞每天就這樣穿越雲層上天庭,上帝不但要聽,還要處理,金凱瑞如果想要認真扮上帝,就算有了三頭六臂,也應接不暇,分身乏術。

金凱瑞的結論是上帝真不是人幹的行業,他才代班做了三天上帝,就已經天下大亂,全世界雞飛狗跳了。

其實,金凱瑞還算是幸運的,一旦撐不下去,不做就是了。正牌上帝會出來收拾殘局的。真正辛苦的,其實是《超人再起》的新超人布蘭登.羅素。

《超人再起》中的布蘭登.羅素宛如新世紀的媒體寵兒,重出江湖後,每天就都忙著救苦救難,他的存在宛如觀世音菩薩,每天打開雷達耳朵,聆聽著全世界各地的呼救聲,然而就適時出現,有時在南美,有時在南亞,他不躲媒體,也不會晝伏夜出,那裡有苦難,那裡就可以看到他的蹤影,完全不像《蝙蝠俠》和《蜘蛛人》那樣得靠面具偽裝,遮掉真面目。他唯一的遮掩,其實就是克拉克鼻樑上的那副黑框眼鏡了。

金凱瑞忙到雞飛狗跳,布蘭登.羅素卻是悠遊自得,關鍵之別就在於一個是冒牌貨,一個則是真神。日聆萬音,布蘭登就是能夠聽音辨位,適時出擊,而且總是笑盈盈地面對媒體,創造出一個光明燦爛的救世主形象。

可是,有能力的人,難免就會恂私,即使貴為神子亦然。

《超人再起》中的布蘭登.羅素離開地球,回老家探親後的第五年,才又回到了地球,景物依舊,人事全非是他最深沈的感慨,好不容易見到了昔日愛人露易絲,卻發現她已經生了孩子,傷感的他,於是發揮狗仔本事,跟蹤來到露易絲的家門口,發揮他的千里眼和順風耳功能,「偷窺」也「偷聽」了她的家居生活。

掌握了資訊,掌握了真相,才能做出正確判斷,掌握生活機會和生命優勢,狗仔這樣想,超人也這樣想。可是觀眾不怪他,誰教他是一位動了凡心的天神,人神分際本來就不多,一位情癡濫用了自己的天賦異稟,其實只是為了圓自己的癡夢,世人除了笑他癡,當然還多了三分憐惜。

金凱瑞的假神,讓我們看到了凡人的局限;布蘭登.羅素的真神,則讓我們看到了真神的盲點。電影中的神話,基本上都是從人的觀點解讀神的角色,至高無上的神也有七情六欲,我們才不覺得神太遙遠,太不可親,願意分享他和凡夫俗子一樣的真性情,神愛世人,世人也愛神,這是多微妙的觀眾心理學。

愛都愛都:都市狂想曲

凡人最容易聽到「I Do!」的話語來自英美的婚禮場合,如果電影片名取做《I Do,I Do》,你的第一個聯想會是什麼?是愛情電影?是諸如《徵婚啟事》或《孤男寡女》之類的電影嗎?

答案是:以上皆是。

不過,這部名叫《I Do,I Do》的電影卻另外有個華文片名,叫做《愛都愛都》,原因是導演梁智強認為人們都習慣用「花都」來稱呼巴黎,為什麼不用「愛都」來形容新加坡呢?

是的,《愛都愛都》是新加坡電影,我看過的新加坡電影屈指可數,而且沒超過一支手掌,初看,卻有驚豔的感覺。

《愛都愛都》絕對不是一部藝術精品,卻是搞笑性格非常濃烈,情節有點白爛,但在博君一粲的主題橋段設計上卻很用心,引人狂笑的娛樂訴求非常鮮明。不過,真正讓我眼睛一亮,耳朵一豎的原因卻在於全片的語言魅力。

我從來沒去過新加坡,沒有機會是其一,不想去卻是主因,那是基因於文化優越的岐視心態。沒有去過,自然不會認識,然而透過電影,卻讓我發覺了自己的傲慢與偏見。

最大的關鍵在於語言。就像從英文片名《I Do,I Do》與華文片名《愛都愛都》的連結,那不只僅是同音轉譯的工程而已,而是從單純的男女盟約轉變成愛情都市的期許,諧音字的多層論述,讓這部搞笑片另外有了格局。

剛開始觀賞電影時,第一個浮現的問號卻是本片到底是不是事後配音?為什麼男女主角彭耀順和歐菁仙都能夠流利地說著一口夾雜著:普通話、閩南語、廣東話和英 語的對白?過去在香港電影中,不時可以聽見配音員偶而在國語對白中夾雜著幾句廣東單字或閩南單字,那只是用一兩句關鍵字來搞笑,一旦電影中的男男女女都流 暢到「普閩廣英」夾雜運用時,你赫然就會發現,那已經不是一般配音班能夠完成的使命了,那是新加坡獨特的民族和語文環境下的結果了。

更重要的是透過這種語言活潑互動的形態,你看到是新加坡人的生命力。一種來自社會底層最真實的生活方式下的生命力,語言活潑的民族,就有源頭活水。

梁智強是新加坡知名的製作人,也能夠單人力撐兩個小時的搞笑秀,也曾獲得新加坡電影節的最佳導演獎,看過《愛都愛都》,你一定會同意他其實是很接近普羅大 眾的影像工作者,從選材到表現手法,他不搞身段,不炫耀智識或才學,只是很努力去製造歡樂,同時打造一個城市的形象。在一個電影工業還很弱小的國家中,他 拍的賣座電影其實正是默默地在開疆闢土的奠基工程師,要想建立觀眾的興趣與信心。

《愛都愛都》的劇情其實很簡單,魚丸公司的司機彭耀順愛上了公司的企畫主管歐菁仙,然而歐看不上彭,因為在她心中,只有李光耀和李顯龍符合她的男人要求 (這其實是意在言外的政治嘲諷:國家君父,竟然是夢中情人?梁氏喜劇的風格就在這種點到為止,意思到了,卻不至於傷人的委婉手法),偏偏此時,公司來了位 英俊帥哥,連歐也動了心,就在女方決定共餐示愛的當下,男方卻不告而別,編了一個還債理由騙了歐菁仙的所有存款,傷心欲絕的歐面對著冒生命危險,破窗救他 的彭耀順時才體會到真正的好男人其實就在她身旁,最後更發覺,所有的愛情遊戲與騙局都是一場戲中戲。

城市喜劇的魅力在於不知不覺中展示城市的生活情貌。新加坡以法治和潔淨著稱,但是梁智強卻能在一切都很規矩的城市中找到他的幽默著力點,例如醫院的急診處 不是立刻接聽你的求救電話,而是慢條絲理地用「斷頸請按1,自殺請按2…」的語言選項提供周全服務(同樣地,警方的119報案專線,也是以機械化的語言選 項來折磨心急如焚的報案人),文化差異下顯示的生活情貌,自然就有了引人爆笑的能量,証明了梁智強是很銳利的生活觀察家。

同樣的道理,新加坡政府鼓勵人民生育,第一胎3000坡幣,第二胎9000,第三 18000,乍看之下,電影中夾帶這樣的詞句,一定被解讀成政治宣傳片,但是男主角彭耀順每天站在車水馬龍的馬路中央,苦著一張臉,哀歎自己:「尋覓覓半 生,穿梭在燕瘦環肥當中,幾乎都得不到女人的青睞。」抬頭看到電視牆的文宣詞句卻抬槓說:「我連老婆都找不到了,還生什麼生?」卻為電影中渴望愛情,卻很 難有合意對像的都市男女心聲標示了清楚印記,也讓電影隨後展開的「相親」、「問卜」和「辦公室戀情」孕釀了合情合理的等待氛圍。

《愛都愛都》的男女情愛橋段不算清新高雅,但在樸拙魯直的情節運轉中,你卻可以看到新加坡人的活力,這也是電影紀錄人生的另一種功能了。

惡靈空間:經典驚悚戲

驚悚電影的導演都是說故事的高手,不管花了多少錢做特效,最後如果不能留下一個讓人難忘的驚悚畫面,拍片的努力都可能白費了。

庫布立克的《鬼店》中,最教我難忘的不是那個雪封後的旅館空間,而是男主角傑克.尼柯遜心神突變後的淒厲眼神。

狄帕瑪的《魔女嘉莉》中,高中校園舞會的大屠殺終於結束,倖存的女同學在最甜美的樂聲中走向嘉莉的墓碑獻花,才把花兒擺到幕前,幕底就伸山一隻手緊緊捉住她,電影在全場驚聲尖叫聲中突然畫下句點,每個人都帶著忐忑的心走出戲院,議論著剛才那一幕。

《美夢成真》中的地獄場景更是驚人,羅賓.威廉斯要踩過偏布人頭的地層才能找到進入地獄之口,一個落腳不小心,就會踩到人頭,其中更可能會踩到自己的父親…

創造難忘的高潮,是每位電影工作者都應追求的夢想,那是對電影最深情的回憶和紀念,不管伴隨而來的是淚水、笑語或尖叫。

雷利.史考特的《異形》中,讓人難忘的場景很多,印像最鮮明的卻是異形的母蟲逼近雪歌妮.薇佛的臉蛋時,它的口器卻又鑽出一個小異形,濕答答的黏膜,怪異的叫聲,間不容髮的近身接觸,成功營造出讓人窒息的空間壓迫感。

十多年前看過一部港產鬼片,片名怎麼也想不起來了,男女主角也沒印像了,唯一印像鮮明的是一首小曲「賣湯圓」,中了邪的古宅中,不時會有黑膠唱片轉唱出 「賣湯圓」的歌聲,「賣湯圓」原本是姚敏知名的民謠小曲作品之一,充滿了香甜美食的滋味,「湯圓湯圓賣湯圓」的歌聲原本是大宅院中的幸福聲調,後來卻變成 了血淚鬥爭的復仇之聲。極度的甜美,成了極度驚恐的反諷聲音。

同樣地,陳國富執導《雙瞳》中,很多人懼怕標本室中的那位雙瞳嬰屍,電影公司還特別製作了公車廣告,在街頭製造恐怖期待,但我覺得最恐怖的一場戲卻是來自 李欣芸的配樂。電影進行到真仙觀的大屠殺之前,警方持槍闖入,此時的音樂隱隱約約傳出了道士的法器聲音,有鈴噹,有咒語,一切卻都像是空氣中迴盪的回聲而 已,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息伴隨著聲音竄進了觀眾心靈,隨之而來的大屠殺才有排山倒海的力量。

好萊塢導演史蒂芬.凱去年拍了一部《惡靈空間(Boogey Man)》,雖然和多數的鬼片一樣講不出個合理的惡靈邏輯,雖然也偏好以童年的噩夢對照成年後的反撲,但是用爵士樂中節奏快速的Boogey樂風來襯顯電 影中惡靈來去快速的空間轉換力量,還算切題,讓我印像最深刻的卻是電影中與主線無關的一場孩童戲,特別是這場戲,不需要特效,卻比所有的動畫更有力。

《惡靈空間》中,男主角Barry Watson飾演的提姆在母親過世後回到曾讓他驚心動魄的老家,卻意外在倉庫中遇見一位女孩,女孩是被惡靈綁架失蹤的陰魂,她有個小背包,好奇的提姆打開 她的背包時,赫然發現那是一疊疊的尋人啟事海報,每一張紙上都有一張照片,都說著一個無辜小孩的悲情故事,就在提姆感同身受地放下海報時,赫然發現身旁就 站滿著上百位失蹤的孩子。

做孩子王,有趣,被孩童鬼圍繞,卻夠嚇人的。

史蒂芬.凱此時的安排是讓每位小朋友都對著提姆昇出了他們的手,那不是索命,那是求援,一人求救還有救,百人求救卻成了噩夢災難。這場戲只有短短的二十秒鐘,累積的震撼力量卻是強大無比的。

過目難忘是視覺藝術最基本的功能吧,說來容易,卻不易把握,一切都看創作者的才華和靈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