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的時代，價值觀混淆，是非難辨，人心難測，光明與黑暗原本是判然對立的情勢，也就因為其間有太多的灰色地帶，導致真相曖昧難分，卻也因此提供了戲劇創作極豐富的素材。
《風聲》的故事發生在中日八年戰爭期間的汪精衛政權之中，那個混亂的時局有如現代三國，日本是入侵者，但是中國的執政黨卻分裂成兩個政權，一個是蔣介石為首的重慶政府，一個是汪精衛為首的南京政府，兩個政權都號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都遵奉孫文為總理，只是汪政府擔心軍力懸殊，對抗無效，於是採取迎合日本，保全國族命脈的「曲線救國」策略，成了靦顏事仇的漢奸；蔣政府則是正面迎戰日本，以民族大義和國族興亡為號召，取得歷史正統位階，所以汪精衛才會在離開重慶時，寫信給蔣介石時說：「今後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
不管是漢奸或者正統，共同畏懼的敵人都是日本，漢奸為了效忠，所以得強力迫害重慶政府人員；正統人士也看不起漢奸，所以強力鋤奸。檯面上的是軍事對決，檯面下的拚鬥同樣也是血流成河，日本人利用華人，不相信華人；華人同樣利用華人，同樣也猜忌華人，奪權與殺戮成了生存下去的必要條件，爾虞我詐及不擇手段都成了人生常態，最黑暗的時代因而就成了戲劇耕耘的沃土了。
《風聲》的前提是重慶政府的軍統高手頻頻暗殺得逞，日軍於是連合汪政府特務要捉出臥底的重慶特工（或者是隱然不顯的地下黨或延安政權的特工），一份引蛇出洞的假情報，歷經了五位經手人後果然引出了巨蛇，這五人理所當然成為最大涉嫌者，於是一輛軍車就把這五人全都送進了對外隔絕的裘莊，要審問出臥底「老鬼」。
這五人，都在汪政府工作，額頭上都貼著漢奸標籤，道德尺度就與凡人不同，彼此或有心結，卻有著更具彈性的身段，不想白白犧牲，就得自証清白，盡思竭慮，幫助詢問者找出最大嫌疑人，猜忌和出賣對方因此成了全身而退的必要條件，這樣的條件設定就和美國大導演勞勃．阿特曼（Robert Altman）執導的《謎霧莊園（Gosford Park）》有了異曲同功之妙（眾家賓客應邀到William McCordle老爺家做客，但是老爺神秘遇害，莊園內的來賓和僕人都成了殺人嫌疑犯，不准有人退出的辦案過程中，任何人的猜測、線報或者陷阱，都讓真相有了終將大白的可能性，危急時刻的人性本色，也就成為尋訪與猜謎過程中最精彩的元素了。
《謎霧莊園》的線索其實藏伏在賓客與僕役的階級身份之中，賓客心中各自有鬼，僕役亦有自卑傲氣與積累宿怨的矛盾，原本是主僕對立的二元論述，因此交疊成了八方風雨的交錯效應；《風聲》的線索則是從漢奸與正統的對立中，再帶出了心甘情願、虛與委蛇、為虎作倀、利害同盟、苟延殘喘或真情相待的利害關係，所有的情報或自白，既是傷人利刃，同樣也會暴露其盲點，黃曉明飾演的日本軍官就是想要利用這種人性找出他要的答案。
但是《風聲》最微妙的關鍵卻在於「背叛」的運用上，五位涉嫌人並非原本不相識，投靠汪政府的前提也未必全是「背叛」，但在生死邊緣上，在求生本能的驅使下，就得放下所有的交情，既要「背叛」虛而不實的友情，必要時更得「背叛」原本自己相信的「良知」或「使命」，為了自保，就得傷害其他人，就得割捨自己原本相信與接納的情份與良知；但是做出「背叛」選項的人，又如何評定別人的善意與信任呢？各個角色所歷經的人性煎熬就成了《風聲》最紮實的戲劇骨肉。
當然，日本軍人除了懷疑五位嫌疑人，就不會猜忌汪政府的特務嗎？日本人忙著拉攏汪政府，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之餘，又如何允許手下羞辱汪政府高幹呢？三國演義的好看就在於不等邊關係，面對利益誘惑下出現的人生選項，所有的排列組合既是人性，也是戲劇，因此才讓所有的選擇出現了令人感歎或感動的結果，《風聲》在人性解剖的這一點上，提供的是很單純的「民族大義」與「犧牲小我」的傳統選項，遠不如《色，戒》中女情報員愛上漢奸的矛盾來得詭譎複雜，卻也已經夠讓觀眾尋思體會良久了，符合了諜戰電影的基本娛樂需求。
每一次的「闖入者」行動，都隱著危機訊號，但是這一回的「闖入」行動，勾動了行動扳機，也挑動了觀眾的問號神經，卻沒有提供讓人滿意的解答（謎底其實是安排在多年之後，透過當事人的敘述追懷，才發揮了解謎效果），高高舉起，卻輕輕放下的結果，則是讓在旁窺伺，等待解謎的觀眾徒增不解與納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