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冰山:悲情城市33

早在侯孝賢說這句話的十五年前,他就已經是冰山理論的實踐者,作品膠捲就像神龍,龍身若隱若現,有時探頭,不時探爪,不忘擺尾,直到最後銀幕全黑,觀眾吸口氣,若有所悟,酣暢走出影廳。

多年來都是侯孝賢信靠夥伴的朱天文,在《悲情城市》的劇本書中曾經簡要替劇本與電影的互動關係點了題,《悲情城市》她負責「分場」,吳念真則執寫「劇本」,彼此的貢獻是:「分場」保存了導演的構思過程來龍去脈,「劇本」展現吳念真對白的魅力,「電影」則是把以上二者都扔到一邊直接面對拍攝。

傳世的《悲情城市》朱氏分場共有88,吳氏劇本則多了三場,共91場。然而影視聽中心典藏的合作社時期拍攝劇本則達102場,這些版本卻都與終極電影有出入,侯孝賢如何從文字取材,在拍片現場做了那些增刪調動?其實是一門有趣的電影比較學,文字註記著發想初心,影像與剪接則是電影得著血肉靈氣的必要串接,你除了看見冰山頭,對水下冰群相信同樣感興趣。本文試就六段劇本消失或者異動的物件或場景,引領大家重新觀看《悲情城市》。

  1. 卿雲難再

朱氏分場第4場先透過阿雪書信,搭配O. S.帶出:「學校老師教大家唱國歌呢,叫卿雲歌,歌詞是『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

歷來中華民國國歌有過五版本,汪榮寶選詞的「卿雲歌」曾經兩度入選,分別是民國2年(1913年)與民國10年(1921年)的北洋政府主政時期,兩版作曲家並不同,由於電影最後沒用「卿雲歌」,無法確知會用的是Joan Hautstone或蕭友梅的版本,然而國民政府早在民國26年(1937年)選定脫胎自黃埔軍校校歌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作為中華民國國歌。寧選「卿雲爛兮」,不選「三民主義」,是否就註記著當時台灣覺青對於「祖國」執政黨「黨國不分」的不齒?反威權性格已然悄悄埋下伏筆?意在言外的枝節,耐人細品。

朱氏分場第7場繼續寫著金瓜石國民小學的課堂上,吳寬榮老師教學生們練習國歌,卿雲歌的歌詞寫在黑板上,用平假名在旁注音。可以看得見窗外學校的圍牆上工人正在漆寫大標語、「擁護領袖,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     

這段文字埋著兩處矛盾 : 首先,平假名注音,顯是日治餘緒,政權易主的文化扞格,就在平假名上約略得以窺見 ; 其次,牆上標語口號是威權造神的政治洗腦,斗大字眼對信仰左翼思潮的前衛覺青又是何等刺目挑釁?

來到吳氏劇本,「卿雲歌」更加有聲有色,能唱能唸還有註解,劇本第10場的場景設在金瓜石國小內 : 

△山間簡樸的小學,上課時間,淡淡地聽得見風琴和小孩歌唱聲,以及台語唸「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的聲音。     

△吳寬榮老師的教室裡,黑板上寫的是「中國國歌,卿雪爛兮……」字旁有平假名的注音,他用教鞭指著,一字一字教學生唸。     

寬榮:(唸完之後,走到講台,非常莊嚴的)這是咱中國的國歌,無論怎樣,大家一定要記得,以後,不但大家要會唱,我們的子子孫孫也都唱會到,知否。

這些描述清楚呈現吳寬榮不附和當道,完全不合時宜的理想性格,日後命喪鹿窟,早在角色初現身時即已埋下日後悲情際遇的伏筆。

偏偏,不管劇本如何三番兩回著墨,「卿雲歌」硬是從侯孝賢的電影中徹底消失,是他根本沒拍?還是他不愛這麼直白,讓人一眼就看透吳寬榮反威權性格的白話文,最後一刀剪除?

《悲情城市》最後選擇的政治批判,明顯拒絕了政治符號的糾纏論辯,直接訴諸民怨,一句米價狂漲五十二倍的碎念,痛批陳儀主政下的台灣,已非為民服務的「政府」,而是與民爭利的「公司」。這款冰山頭,少了迂迴曲筆,更得戲劇張力。 

二.鳴咽火車

《悲情城市》最浪漫也最經典的一幕當屬吳寬美坐上挑竿,在林文清陪同下,一搖一晃地走上金瓜石小徑,沿路白芒搖曳,文清轉身走向草叢,伸手摘下獻給寬美。你無從理解他們其實素昧平生,才剛相遇相識,但從兩人臉上笑意,已然情意款款。

但是從分場到劇本,這趟山路之前是有蒸氣火車頭,還有煤煙

台金礦場濱海的小火車站,一列火車剛到,蒸氣煤煙裡吳寬美下了火車…… 文清急急趕到,接過行李,遞去一張紙條上寫日文,「兄有事,託我來接,我叫林文清」。寬美表示知道他,聽哥哥談過他。     

分場比較簡略,寫成劇本,吳念真就多添加了些骨肉

    △一列蒸氣火車正進站,緩緩停下。     

    △她在月台上看了一下,火車緩緩出站。     

    △文清遠遠跑過來,慌慌地掏筆,把套子含在嘴裡,又掏紙寫了紙條遞給寬美。不停地喘著。     

    △…..紙條上寫的是「兄有事,託我來接,我叫林文清」。……. 

    △寬美在紙上寫著「兄多次提過您,有勞之處,非常不安,感激」(日文)。  

火車不但進站還要出站,找到蒸氣煤煙火車頭進進出出是多大工程?換白芒取代白煙是否更富詩意?侯孝賢全都略去,改成山坡小路緩步慢行,搭配主題樂音,今生今世的相伴相隨已見初蹤。侯孝賢有務實考量,最後寫就的詩意,恰成最難忘的山路章節。卅三年來,多少人追隨文清與寬美腳步,走上金瓜石,應當都會哼起這首小曲吧。

至於初次相遇,難免生份客套,想要說的,讓不能說話的人改用筆來說吧,文清寫漢文,寬美寫日文,那個年代的文藝青年就有這等學養,原本亦是吳念真思慮周到的細節鋪排,然而,日後多的是機會,侯孝賢不急著在初見面時就直白書寫,就讓山路詩情獨佔晝面。簡約含蓄,其餘需要膽識與勇氣。

三,褪色灣生

日本敗戰投降,滯台日本人從主人變受氣包,原本亦是《悲情城市》觸及的時光細節,中村晉代飾演的女教師小川靜子與吳寬榮似有情終無緣的情愫約略可見,長谷川太郎飾演的小川校長幾乎人間蒸發。

朱氏分場中,對在小學任教的小川靜子的身份註記是「出生於台灣的『二世日本人』」,說她「日本色彩較淡,反而跟台灣籍的老師們來往得多」,卅年前朱天文筆下的二世日本人,對多數人而言都是陌生名詞,如今則因史料陸續曝光,「灣生」一詞取而代之,「灣生」日人不被正宗日人接納,又被台灣政府驅離故鄉,確為進退失據的時代孤兒。

吳氏劇本沒了二世日本人一詞,卻多了一場日人求售家當的戲 :

△…….小街道上出坑的礦工零落走過,看著路旁一些日本人擺出來販賣的家當,整理得非常有秩序的衣物、碗盤、傢俱、老鐘、收音機等。那些日本人或坐或跪都顯得沉默和恭敬,他們對來看的,或看完離開的人都給予同樣的鞠躬……   

△靜子也跪在一邊,她的面前只有一台縫紉機。

歷史悄悄翻頁後,誰為魚肉?誰為芻狗?一路牽扯下去可能沒完沒了,如何斷如何捨又怎麼離?應該是侯孝賢在拍片現場及剪接檯前不斷煎熬的焦慮了。

另外。阿雪寫給文清四叔的信中也提到 : 爸爸最近……和一些朋友都參加了「省修會」,替代日本警察維持秩序,日本警察也可憐的,好多人會去包圍他們的宿舍,連山本先生都挨打了。爸爸去救他們時,他的妻子兒女都跪在玄關,向那些人說:「對不起,請原諒……」昨夜,山本先生來了,一杯接一杯的喝酒,聽說,要把房子讓給爸爸,一直說:「帶不回去的,帶不回去的……」此外,靜子也會悄聲說著:「……前幾天,收音機說日僑即將分批遣返,多桑說雖然是愛著這裡的,但畢竟是敗戰的異國之人,總要回去吧。我記得,我曾說,這裡是我的出生地,媽也葬在這裡,哥哥也都不在了。遙遠的青森對我來說,才是陌生的異國吧……這裡,我曾經渡過美好的時光,不會忘記的啊……        

    △含著淚水的寬美看著靜子和哥哥,期待著哥哥能說些什麼,但寬榮卻一直沉默著。

這款暗示其實已經夠清楚明白了,然而侯孝賢全不要這些贅詞,也刪掉了寬美在日記中旁觀對這段台日戀情的歎息 : 「絕情的哥哥啊,我知道你也愛著靜子姊的,為何不勇敢的表示呢?難道,只因為我們曾是交戰的民族嗎?還是……侯孝賢只留下劇本中的靜子贈劍給寬榮,和服給寬美的告別場景,但也剔除了當事人的言語註記,透過台日男女的默然相對,再次凝視曾經繁花開遍的日本文明。

冰山導演讓你看見的就是千錘百鍊的濃縮再濃縮。

四,朦朧三哥    

在李天祿飾演的林阿祿眼裡,高捷飾演的林家老三文良是只會若事,百無一用的廢材,「生雞蛋的沒,全在放雞屎給別人拖……」,眼看禍事一椿接一椿,只能氣急敗壞叨叨唸著:「你若擱這樣舞落去,咱歸家伙子人都要跟你去死!」其實怎麼罵也沒用,老三的性格就像劇本中的老媽託夢給老大文雄的台詞一般「文良,我最驚,人ㄔㄨㄥ ㄅㄨㄥ(莽撞)擱歹性ㄉㄝˇ(壞脾氣),做代誌無頭無尾符,伊只驚你一個人,你愛把伊拉ㄏㄡˇ  ㄉㄧㄠˇ(拉緊他),知否……」

電影中的文良有點尷尬,剛出場就已瘋顛異常,緣由不詳,也不知曉他從何處歸來?劇本其實提供有解謎線索,透過思緒回溯方式交代他的部份往事與人格拼圖,例如病榻上他會想起火車時光,像噩夢一樣追著他,整個人會忽然冒出像狗一樣的哀鳴          

    △火車內,文良死命地在乘客中擠竄著,後面有人大叫「抓漢奸!抓漢奸!」乘客堵住,後面背槍的兵士已擠過來了,文良無助地大叫「我是台灣人!我是台灣人!」擠過來的兵用槍托朝他面門猛撞過來,火車汽笛聲尖銳響起,進山洞,畫面全黑。 

其實,文良還另外有一場夢,典藏版劇本中還有他身陷戰俘營裡,飽受驚嚇的往事

文良和幾個人的臉,正驚悸地聚集在一起,他們被綁在一起,躺在地上,不作聲地看著對面牢房內,一堆操上海口音的人正在刑求一個犯人,那犯人早已不成人形,那些人說:「你會帶日本人殺中國人…..今天就讓你不得好死!有人按著他的雙腳,有人拿來大木槌,有人拉他的頭髮,要他自己看著,然後用槍托和木槌,一槌一槌打爛腳踝。犯人的慘叫聲。

文良等人不敢看,驚悸、恐慌無助的表情。

分場則針對文良有縫就鑽的生存特質,另外還有描寫

三哥被徵去上海當軍部通譯,徵時逃掉了,使得當時做保正的大哥與山本警佐關係很僵,後來三哥是在九份一家「貸坐敷」被捉到的……  

同時也清楚交代了他被人從醫院送回家的前因   

三哥從大陸被遣送回來,在高雄下船,因病重在醫院,信是託護士寫的。   

劇本也補充了林家人到高雄找到文雄的過程

△牆角獨立的一個床上,綁著一個一臉亂鬚的人,既黃又瘦,睡得沉,臉上冒著豆大的汗珠。   

三 嫂:(哽咽激動地)你們怎麼這樣對人待伊,狗啦不應該這樣綁……     

費這麼大功夫細細比對各個版本的差異,只是想強調編導對每個角色的鋪排都有其依循脈絡,也都逐一加工打造。不是沒有,而是不要,侯孝賢寧可讓多數情節沉入水下,或許是細節已經偏遠了主軸,或許是他已經了然於胸,知道低限呈現依舊勁味十足。只是如此剪裁難免苦了不知情的觀眾,例如電影中避開了他沉迷芙蓉癖的細節,劇本要他抽著鴉片,輕聲讚著:「這才是好藥,吸兩嘴仔,地獄隨時嘛會變天堂。」也帶出妻子硬著頭皮向四弟借錢解癮的尷尬,甚至他也是在鴉片舖裡結識後來撞出大禍,丟了小命的紅猴。

少了部份細節,角色依舊成立,關鍵還是在於僅存的骨肉夠堅實也夠強大,夠讓觀眾明白這位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林家老三,幾經酷刑後成了終日搖頭晃腦,貪吃祭品的廢人,也是林家悲情宿命的必然結果。

五,天馬茶房 

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能不交代天馬茶房嗎?劇本有,電影沒有。

工作劇本和成書劇本分別在68場和66場交代事件,唯獨避提天馬茶房。內容大致如下 : 

△妾兄:……昨晚台北大稻埕抓煙的打死人,起花(開始亂),歸台北聽說ㄑㄧㄤˋㄑㄧㄤˋ滾,今天有人去找陳儀講道理,那棵土匪叫兵仔用機關槍掃,掃一下(得)歸台北看到阿山就打,現在咱這嘛開始了,警察局都佔起來了!阿山仔走若飛咧!幹!……

△街道有點亂,石塊、酒瓶扔了一地,遠遠有一輛車子被一群人翻過去,點火,轟的冒出濃煙。一名穿中山裝的人從巷中跑向鏡頭來,後面一堆人拿木棍、刀子之類東西追殺,嘩叫著:「擱走,好膽邁走!你爸要給你知影台灣人不是在好欺侮!」     

△中山裝的人跑到鏡頭前,槍聲密集響起,那群人轉頭潰散而逃。人去後,街面上多了一個不動的屍體,以及一個受傷猛咳嗽的人。

劇本有,代表編導初心是想重現導火線場景,後來沒拍或者沒用,應該有著務實或者美學考量,卻也難免讓追求歷史正義的人悵然若失。

《悲情城市》揭露的暴亂場面只有兩場,第一場在台金醫院大門口,帶頭人還是侯孝賢親自上陣,血氣賁張搭配手上棍棒和火把,氣勢逼人,相當貼近劇本要求的氛圍 :

△醫院門外,穿陰丹士林旗袍的女人和一中年男人正被一群人圍住,男人已受傷,群眾仍拉著他打,女人似乎驚恐過度,跪在一邊猛拉自己的頭髮乾嚎著。     

陳桑:(O. S.)好——啊!     

△我們看到一臉倦容的陳桑從玄關那兒快步穿入群眾中,白衣上血跡斑斑。     

陳桑:病院是在救人,不是在殺人的所在!給我這個醫生一個面子。

第二場則是在火車廂內外,這一段熱議最多最廣,留待下一節分析。

六.哇台灣人

這場戲有三個版本。首先是攝影師陳懷恩的私密版。梁朝偉在火車上面對質問

脫口說出:『哇台灣郎!』的這場戲確有所本,陳懷恩曾經遇見一位租賃車司機,分享了家族傳說的二二八故事。有位外省人在動亂期間遇上怒民盤問,嚇到臉色慘白,不知所措,身旁一位本省長輩用手指比在嘴前,輕噓一聲提醒他:「待會,你別開口。」等到盤問者逼近他們時,長輩就對怒民說:「他聽不見,不會講話,他是啞巴。」

陳懷恩把他聽來的故事說給侯孝賢聽,侯導就把故事寫進他的筆記裡,電影中的梁朝偉/文清最終以聽障之身亮相,遇上盤問,就將舞棍毒打之際,寬榮及時趕到攔 阻,一句:「伊臭耳聾啦,叫伊按怎聽有!」及時攔阻,應該就是侯孝賢從筆記本中把這則真實故事改頭換面,活用挪用的源水活頭。

不過,劇本的複雜度遠勝電影。劇本書68場中不只文清一人,還有一對母子。

△遠處有人跳車竄逃,有人追了過去,更遠處有上升的黑煙,焚燒車輛或輪胎的黑煙……  

△隔壁車廂傳來喧鬧聲,有人快步穿過這個車廂,煥清看到一個少婦懷抱嬰兒,牽著小女孩倉惶地走來,文清拉過她,她嚇了一跳。     

△文清指他隔壁的位子,叫她坐下,接過她的嬰兒,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     

△暴民手持鐮刀,鋤頭柄及武士刀過來,見人即用台語或日語問「你叨位的人?」     

△暴民走近文清這邊,才張口問那婦人時,文清忽然站起來,用很大的聲音,以及有音無意的「話」喊道:「我叫林文清,基隆人,伊是阮某子!」     

從文意上判斷,這對母女可能是外省人,文清的噤聲手勢,果然就極像陳懷恩版本的進化版,差別在於林文清出面相挺時,多講了幾句話,超越了他慣常的語言表述能力,電影版的台詞緊縮成只剩四個字:「哇,台灣人!」更寫實,更有力,「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承擔的歷史原罪,也就更勾人尋思。

至於怒民繼續用日語追問文清,想套出眼前這位怪腔怪調男子的真實身份,也是相當高明的層層進逼。因為劇本中,怒民追問時用的是台語,改用日語,反應著日治年代的慣用語文,台人多數通懂日語,無法回應的必屬外人。一句日語暗藏這麼深厚的歷史恩仇,再次證明這位冰山導演的拿捏功力。

秋陽天意 : 

真要細比劇本與電影的落差,還真的可以寫出厚厚一本論文,我比較偏向作者論的期待,劇本還真是規畫藍圖,到了施工階段,必得機動調整,到了剪接檯上還得狠心割捨,成不成器,只能從最後成品檢視,我相信侯孝賢如果照著劇本拍,全片最後一顆鏡頭應該會是:

△……阿公歪睡在他專用的籐椅中,秋陽已斜,一頭亂髮剎那間被渲染出一輪金黃的光華來。淡出。

如此文字,如此情景,是不是很像《教父》終場?真要這樣拍了,肯定讓飽學之士搖頭三歎,侯孝賢也不是侯孝賢了。

《悲情城市》從孩子出生開場, 再以林家團圓飯做終,世道無常,天命難料,唯生惟大,日子繼續過,飯繼續吃,如此人生,人生如此,或許就近似侯孝賢希冀的天意了。

你叨位郎:聽悲情城市

因為電影參雜著日語,筆書和南腔北調華語,形成聽覺高牆,字幕因而成為解謎指引,那是侯孝賢要與二二八事件直球對決時,摸索出來的美學突破 : 沒有字幕協助的影中人,不就是在略知一二的摸索狀態下,在聽覺高牆前一再跌撞,帶著理解或誤解蹣跚走過那個時代?

面對這座高牆,透過重新「聆聽」的方式,或許就是重新理解《悲情城市》這部經典電影入門捷徑。

先談現場背景聲。

《悲情城市》一開場的空間飄盪著日皇玉音放送,主角林文雄來回踱步,看著產婆進進出出臥室,迎接兒子出生。玉音放送著終戰宣告,也是日治終結,一個時代落幕了,產房則是新生命開始,新生的林家人就在節氣交替下開啟新章節。那是極其勁力的起手式。

類似這種來自廣播的空間聲音,《悲情城市》隨後亦有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三次喊話,他的紹興官話廣播若無字幕佐證,多數人或許只聽得懂「台灣同胞們……」這一句,至於他要如何處置、安撫二二八事件引發的擾嚷混亂,在急需確切消息的動盪時刻,當然是極為重要的聲音資訊(雖然多數搭配廣播的背景選用了山間吊橋,侯孝賢也不忘安排醫生護士圍聚收音機旁聆聽),然而對「台灣同胞」而言,陳儀官話不但難以理解,說的終究也只是場面話,這段期間的焦慮與憤怒終究轉化成醫院前或者火車站的火把、尖刀與鼓噪聲。

同樣在金瓜石醫院裡,習慣講台語與日語的醫生護士正進行著華語教學 : 「你哪裡疼啊?頭疼,肚子疼……」,醫院就管治病,問你哪裡痛,當然是醫病之間再實用不過的語言交流,問題在於身體有疼痛的病患,多數應是接受日本文化洗禮五十年的台灣民眾,改用華語問診,顯然是要服務新朝外客,先不管這場正音教學所反應的「改朝換代」政治現實,正音課本身就是一帖處方箋,針對「書不同文,聲不同腔」 的政治症候群所開列的藥方。

現場背景聲除了要讓大家聽見時代與處境,同時也要滲透出隱身背後的多重解讀,侯孝賢織錦般細細縫繡著聲音經緯。

接著談現場歌謠聲。《悲情城市》至少出現過六首歌謠。三首暗含美麗嚮往,兩首是黯然送別的祝福歌,另一首則是不合時宜的彈唱。

首先是日本女教師小川靜子彈奏的「紅蜻蜓」。你不必會懂日文,更無須一字一句唱出三木露風填詞的「夕焼、小焼の、あかとんぼ、負われて見たのは、いつの日か」,透過風琴傳達出的旋律,就是作曲家山田耕筰帶來清風快意,即將返回日本的小川能夠留給台灣孩子的祝福,一如歌詞輕聲叮問 : 「晚霞中的紅蜻蜓,請你告訴我,襁褓中遇到你,是在哪一天?」美好的日本回憶盡在曲中。雖然劇本中原先安排的是另一首日本歌謠「故鄉」,用來註記「灣生」的不捨之情並非不宜,只是太顯露也太直白,相對之下,「紅蜻蜓」更符合普世情懷。

其次是「流亡三部曲」中的「松花江上」,來自中國的記者和台灣文青的聚會上,把酒論時事,忽聞窗外有人唱起「九一八,九一八……」,開窗尋聲,若有所悟,然後眾人接唱「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的故鄉……」外省人來到異地台灣,鄉愁不難理解,本省人對中日戰爭的解讀、對日本統治的感受、甚至對祖國的想像,相信都不同於外省人,然而不論來自何方卻都能合唱起「松花江上」,意謂這首歌曲確為流行名曲,也意謂著中日戰爭的歷史印記,然而,多年後他們才會明白,故鄉祖國早已不是歌詞描繪的那款情懷,那是命運的偶然,也是歷史的必然。

第三則是德國民謠「羅蕾萊(Loreley)」,會唱歌的金髮女妖,她的歌聲讓水手神迷,最後船毀人亡。二戰前德國的哲學與藝文都讓很吸引當時文青,追求理想,最後甚至不惜以身殉道。聽不見的文清每每有貴客來訪,就會拿出曲盤播放該曲迎賓,聽不見旋律的他卻知曉如何投客所好,然而該曲竟是預言,從追尋、對撞到殞身,正是那個時代只能以「悲情」名之的曲筆書寫。

第四首是文清繫獄後,只要獄警開鎖呼喚人名,就代表有人得上刑場了,多數人難免惶恐,但亦有人從容就義,逐一與獄友握手告別,此時獄友輕聲唱起〈幌馬車の唄),沒有淺酌,只有低唱「……目送你的馬車,幌來幌去,消失在遙遠的彼方……」文清獄友多是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菁英,以日語歌謠送別友人,別具黯然神傷之戚。文清耳朵聽不見,心裡卻是明白的。

至於第五首的「春花夢露」則是緊接著文清送血衣血書給獄友家屬後切回酒家的場景,前一場的悲泣都還無法忘懷,「今夜風微微,窗外月當圓,雙人相愛要相見、思君在床邊。」的悲歌既是酒家買醉尋歡客的應景聲,卻也在呼應著亂世離散的無奈,那是極其妙巧的音樂轉場,歌聲接著穿門越戶來到林家廚房,女人忙著烹食,但是音量變低的歌詞,「未見君,親像野鳥啼,噯唷,引阮心傷悲,害阮等歸瞑……」不也精準詮釋著屈己彎身也要挺過苦日子的愁緒?不能說的,不必說的,就透過歌聲輕輕吹過吧。

最後則是「悲情的命運」。林家遭奸人陷害,軍警逮人,酒家歇業,眾人無事可做,蔡振南斜倚中庭欄杆,就著嗚咽二胡唱起: 「心情若操煩呀,飲呀兇酒,過去未來呀不敢想。怨嘆命運來註定,註定阮是歹命子」 詞悲歌淒,字字句句刺中正為家事操煩的大哥林文雄(陳松勇),不禁怒從中來擲帽開罵:「XXX……是在唱什麼啊!」表面上是歹命人聽悲歌,越聽運越衰,實則是林文雄救援無著,找個藉口洩憤出氣,莽夫血性畢現無遺,見證日後匹夫之勇的悲劇。

這些歌謠或長或短,每每樂音浮現時,戲劇情緒都有片刻緩和,耐人細嚼慢品,所有的歌謠都非偶然,各自承擔著不同任務。

當然,或許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悲情城市》的片名與台語歌謠也有淵源。

構思劇本初期,侯孝賢是在楊德昌家聽見蔡琴的唱片公司為洪榮宏發行的新唱片「悲情的城市」,喜歡這首翻唱自日本歌曲的那股「味道」,也喜歡作詞家葉俊麟填的詞裡的「被人放捨的小城市,寂寞月暗暝」的意境,以及「被人放捨的小城市,秋夜也沉重」的氣氛,所以就將電影片名取做《悲情城市》。從「悲情的城市」到《悲情城市》,少了一個「的」,侯孝賢的文字推敲與講究,意境截然不同。

然而,歌謠終究只是小菜,日本作曲家立川直樹替《悲情城市》打造出兩款最為人記憶的主題樂音,才是真正讓人盪氣迴腸的音樂魔法。

第一款是「悲情城市」同名主題樂章,不管用在林家來電,林光明出生,片名浮現的破題時分 ; 或者動盪初歇,林家子弟依舊圍桌用餐的收筆時分,樂音動,氣韻生,神思者樂團用電子合成器詮釋的亞洲民族樂風兼具了時空軸線與人生情感的相互激盪。

第二款則是「寬美主題」,辛樹芬飾演的吳寬美就是風雲浪潮的見證者,不管是她坐著扛轎沿著九份山路緩緩上山,多情的文清看見一旁搖曳的野花就跑去摘下獻給寬美 ; 或者她已嫁做人婦,挺著大肚子提著菜籃走過市場的時分,從山河歲月到今生今世,這兩款樂章就這樣深植人心,從首映到今天,34年歲月等閒過,樂音不老,不時彈揚而出,你就會想起少年時分的觀影感動。 

劇情是電影的骨肉,演員的唸白則是讓電影如龍翔飛的灌頂醍醐。

《悲情城市》的演員唸白有自然天成、豪情快意和嗚咽磨蹭三大類。有的落落長,有的只有四個字,聽在耳裡,聽進心裡,各有動人魅力。

從《戀戀風塵》開始,李天祿渾然天成的聲音魔力,就讓侯孝賢非得採用同步錄音才能留其真,因為他不照劇本來,知其意又自然演譯的結果,獨樹一格,讓人物與情節更加活靈活現,絕難重來,更難在錄音室對嘴重配。

軍警登門捉人,只有他敢對里長嗆聲,既罵他是吃稀飯的,一句「有人密報就是漢奸,我在日本時代還是流氓」的氣口,用「二九二九再二九」凸顯自己曾經一再被關的往事,其實是任何劇本也寫不出來的生命經驗(只有李天祿走過日治時代,多次和日警交手,深諳日警押人不得超過卅天) ; 至於對兒子文雄動輒在家中大小聲,卻也沒能改變情勢,因而罵他是「鬼」也是「牛」的字字句句,都得著家中長老的法相森嚴。李天祿從生活智慧與生命經驗中脫口而出的語絲讓《悲情城市》得著十足地氣。

李天祿沒在演,陳松勇有時演,有時不演,而且動靜有別,最到位的表演應該就屬靜憩時分,不論是跟妾兄分享心緒 :「法律都他們寫的,隨他們翻起翻落。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就是沒人疼。」或者講述童年時被好賭父親綁在樹上以及解說寬美心緒給文清聽的台詞,莽夫歸莽夫,人情義理上他也有著通曉練達的時分。他的口條讀唸,雄渾聲腔都讓文雄這個角色有更稜有角,甚至國罵口頭禪都出落得如此自如,相信能獲評審青睞金馬稱帝,與他的靜動說演有著因果關係。

梁朝偉飾演的林文清情急之下擠出 :「哇…台灣郎!」這幾個字,無疑是《悲情城市》最高潮,一方面這是全片重現二二八事件暴力現場的唯二場景,林文清完全明白事件的爭議焦點,知道該即時表明自己身份 ; 另一方面則是梁朝偉在全片僅有的一句台詞,當初基於市場需求邀梁朝偉演出,但他不諳台語,改成耳聾,無需言語,就省去了同步錄音上的聲線焦慮。然而「哇…台灣郎!」這句對白,卻也無可避免會被放大檢視,並做各種解讀,成為全片最鮮明的政治語言。

首先,侯孝賢多方訪察,得知二二八時期,若是在南部坐火車,有人會問 :「你…哆位郎?」都會先用台語,再用日語問,或者先用日語再台語,套進電影中就成了千鈞一髮,舉刀就要砍下的火爆場景。但是更深刻的解讀則在於這位瘖啞人使盡聲線力道才噴發出這四個字,他的吞吐艱難,可以解讀成台灣人在歷史上的艱難,說自己是台灣人,都得如許磨蹭,脫口而出後不得諒解,還會被人砍殺。從「你…哆位郎?」到「哇…台灣郎!」,兩句對既是關鍵時刻的情緒交鋒,更是台灣人命運縮影。

也因為文清不能談話,只能用筆,所以紙上溝通或者書信往還,順理成章成為電影敘事的重要媒材,例如寬榮兄妹透過櫻花與妖女歌聲展現對日本與德國文明的理解與嚮往,就讓字卡上的文字得能以默片時期的藝術風格重現時光參數(無以言傳,卻需表白的情思意境,逕以黑底白字寫上銀幕,正是默片核心文法),也讓台語、北京話、粵語、上海話和日語交錯出現的「聲不同軌」的語言言亂像得著「書同文」的溝通平台,「聲不同軌」是誤會與誤解的原由,「書同文」則成了友情,親情與愛情的溫床。

全片更從文字出發,透過寬美的日記,以及阿雪與嫂子寬美的信件往來,她們的聲線旁白既交代了林家人際遇與時局走向,更讓時代女性的觀點得以滲透銀幕,這種穿透聲音高牆出現的美學表現,都讓《悲情城市》從聲音的多元呈現攻佔藝術高峰。

文清的最後鏡頭是先對鏡梳頭,調整領帶,再拿出相機,調好快門光圈,對準鏡頭焦聚,然後按下快門,計時器開始轉動,他坐到抱著孩子的寬美身旁,然後喀嚓一聲,照片定格。 

這張全家福照片,可以解讀成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史觀,沒人能帶那個大時代提供全知觀點,林家走過1945到1949的四年時光,生有時,死有時,悲傷有時,飲宴有時,剛巧參與與見證了二二八事件的洶湧波濤,沒有啼哭,沒得傷別,侯孝賢的電影就像這張照片,喀嚓一聲,提供一種觀看角度,提供一段生命紀錄。

這一聲喀嚓來自林文清的凝視,那也是侯孝賢的凝視,他用聲音為自己的創作留下註記。

悲情城市:威尼斯戰紀

對多數台灣電影記者而言,1989年9月都是職涯上採訪國際影展的初體驗,只因為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那是台灣電影的第一次,也是台灣媒體的第一次國際大賽交鋒。

我年紀略長,比同業多了幾回海外採訪經驗,不管是亞太、東京或坎城影展,以往多數只有我一人前往,怎麼寫都是獨家,不怕漏新聞,那個年頭,報社也不時興即時新聞,影展見聞可以慢慢寫,反正沒人知道,沒人寫過,舊聞也是新聞,心態相對悠閒。

《悲情城市》不然。1989年8月威尼斯影展競賽名單甫宣布,聯合、中時、民生和自立四家媒體都決定派記者前往採訪,理由就如同我在出差申請單上所寫的 : 「1961年,日本導演黑澤明第一次以《羅生門》入選威尼斯影展競賽,就拿下最高榮譽金獅獎,改變戰後日本國際地位,提昇了民族自信,也成就了黑澤明的影史地位。《悲情城市》創下台灣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的紀錄,本身就值得報導,若能得獎更會是重大新聞。」

報告寫得煞有介事,其實,當年我未能預見《悲情城市》掀動的影史浪潮會如此壯闊。我對威尼斯影展的粗淺認識比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還不如,除了黑澤明與《羅生門》,連影展是在麗都島(Lido)上舉行都不知道,遑論下飛機之後還要拖著行李轉搭渡輪。

不過,就算瞎子摸象,摸到耳鼻腿尾畢竟都是象。我臨陣磨刀,緊急惡補相關資訊,其他只能信靠直覺前行,但我目標明確 : 電影得獎,才不虛此行。個人角色因此有些矛盾 : 有時候我應該是現場目擊者 ; 多數時候則不自覺地成了台灣啦啦隊。

九月五日抵達影展會場當天,還來不及欣賞威尼斯日落夕陽,我便發出特稿,點出評審團主席安德瑞.史米諾夫(Andrei Sergeyevich Smirnov)導演的重要性。

我深受「反共抗俄」年代政宣洗腦,一聽說史米諾夫來自神秘國度蘇聯,心中難免忐忑,無法確知蘇聯人怎麼看待反共抗俄的台灣人。還好,史米諾夫是蘇共體制下的受害人,22歲那年拍攝的《天使(Nachalo nevedomogo veka (segment “Angel”))》,銳利呈現了共黨解放俄羅斯後,社會失序,土匪四竄,善良人民受害的現象,1967年完成即遭禁演達20年,1988年才得見天日。或許正因為如此,威尼斯東方電影選片人馬可.穆勒(Marco Mueller)聽見我的憂慮,悄悄用他流利的華語在我耳旁輕聲說著 :「史米諾夫肯定不是共產黨員,不會抵制排斥侯孝賢。」

馬可是《悲情城市》得以入選威尼斯競賽的幕後推手,他的賽事分析讓我安心了些。他還告訴我評審團雖為合議制,評審團主席一言九鼎,影響力不小,而且大會規章規定每一獎項只要有過半數的委員投票同意,即可確定勝利贏宣。特別的是,評審主席的一票等於兩票,一旦最後雙雄對峙,評審長握有關鍵決定權,要誰得獎,誰就可能得獎。

影展安排《悲情城市》於1989年9月9日登場亮相,第一場的主要觀眾就是媒體、業者和評審,由於事前就傳說《悲情城市》獲獎希望頗高,百餘位記者和影評人都搶著先睹為快,當時,我的現場報導如是寫著 : 「在整整158分鐘的映演時間裡,幾乎無人離席,散場後只見許多人點頭稱是。」

搶先得見《悲情城市》當然讓人開心,更開心的是擔任評審的中國導演謝晉也和我們一起看片。影展開幕之初,其實就先遇見到謝晉了,他是對岸名導演,代表作《牧馬人》,《芙蓉鎮》和《天雲山傳奇》早就在台灣地下管道流通,然而初次相識,他的語氣有些酸,對自己『最後的貴族』沒能入圍競賽頗以為憾,一句「你們」有作品入選嘛,聽進我耳裡,難免心裡犯嘀咕:「既有你我之分,還有落選之憾,他能公正評審嗎?」

再見面就是《悲情城市》媒體放映場。看到謝晉現身,我和自立晚報陳鴻元和民生報褚明仁一擁而上,擠在他身旁七嘴八舌起來。確實,我們都有一魚兩吃之心,採訪評審,了解他對《悲情城市》的觀感,不管他怎麼看怎麼說,都是新聞;但我更想扮演的「角色」是解說電影,怕他聽不懂台語,不懂台灣歷史,錯估了《悲情城市》成績,坦白說那就是試圖「影響」評審,暗中來替《悲情城市》拉票。

當時,我們也都是第一次看《悲情城市》,要看還要解說,非常不專心。忙著當台灣歷史導覽,希望謝晉認識台灣,只要片中出現台語台詞,我們就急著口譯;做只要謝晉略有疑問,我和陳鴻元一定搶著回應,相信有問有答多少都可以寫成新聞。然而走過文革,看過大風大浪,謝晉洞悉我們的雞腸鳥肚,一路不多開口,偶一提問,不是問他們在說啥?就是沒啥營養的地理常識,半生不熟的空洞對話,還真難落筆錄聞。後來才知,謝晉當過福建電影廠廠長,台語難不倒他,無需現場翻譯,而且老狐狸如他,更不會輕易在記者面前露口風。

謝晉看完《悲情城市》的第一個感想是:「這麼長啊!大陸可要分上、下集來演呢!」其他英、美影評人中亦有人認為《悲情城市》太長了點,看片時可能生理勞累,無心專注於劇情和藝術欣賞。

《悲情城市》全長兩小時卅八分鐘,是當年金獅獎23部參賽作品中片長最長的一部,較諸整個影展中其他觀摩作品,也僅次於劇場名導Peter Brook重現印度史詩的5小時電影『摩訶婆羅多(The Mahabharata)』。

好電影沒有長不長的問題,所謂「『太長』可能是《悲情城市》最大的缺點…….」其實是句反話,論者挑不出其他缺點時,只能汎汎就長度找話題。當年現場觀影感受毋寧是意猶未盡,33年後重看了數位調光版的《悲情城市》,不知不覺就來到主題樂音響起的黑畫面,黑,讓人咀嚼低迴,一點都不嫌長,所有的細節方方面面前後呼應照顧週到,真的是綿密史詩。當年我寫下「攝影機經常擺著不動,由出鏡、入鏡的人物構成一則詳實的生活寫真,每一段畫面都有其意義,實難再動剪刀剪短」,如今重看還是同樣感受。

《悲情城市》亮相後,當地媒體評論都相當友善,外交官許貞吉看見我都會向我解說義大利媒體的評論與標題,不管是專業見解,或者採訪得知的風風火火,整體情勢的熱鬧指數都可以是新聞寫作的素材,看著《悲情城市》與侯孝賢的照片佔據義大利報紙,都夠讓旁觀的我們腎上腺素揚沸。

果不其然,就在影展落幕之前,《悲情城市》陸續先斬獲了兩座獎。

首先是義大利最暢銷的電影雜誌Ciak頒給了「金拍板」特別獎(Ciak就是拍板),得獎理由是:「以原創藝術及迷人的感性手法,導演了一部巨大悲劇史詩故事。」不過,Ciak雜誌選出的最佳影片是法國導演雷奈(Alain Resnais)的『I Want To Go Home』。 

我在照相機的觀景窗中看著侯孝賢穿著西裝(你知道要侯導穿西裝有多不容易嗎?),含笑領獎,按下快門時,雖然開心,卻也難免胡思亂想:「會不會就差這一步?」

《悲情城市》第二座獎則是「昂利哥.富奇龍利( Enrico Fulchignoni)特別獎」,侯孝賢的國際行銷代理人珍.包芙(Jane Balfour)告訴我,能拿到這個獎,她比得金獅獎更覺得驕傲。不過,威尼斯官網上的得獎紀錄則是以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獎(UNESCO Award)定名。

義大利裔的昂利哥.富奇龍利是詩人、新聞工作者和電影愛好者,曾任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的處長,一生致力消弭電影困局,增進各地人民相互認識與了解,名聲卓著。1988年病逝後,威尼斯影展主席畢拉西(Guglielmo Biraghi )出面號召組成紀念委員會,每年威尼斯影展期間,從參賽作品中選出一部最符合昂利哥生平理想的電影,1989年委員會召集人是有「法國新浪潮電影之父」美譽的尚胡許(Jean Rouch),他們認定《悲情城市》最合乎昂利哥人道主張精神。可惜,1989年也只是第二次頒發,台灣媒體對Enrico Fulchignoni此人此獎相對陌生,金獅獎又太金太亮,完全遮蓋掉「昂利哥.富奇龍利特別獎」光采,卅三年來鮮少有人談及《悲情城市》與該獎的關係。

影展最後高潮無非就在誰是大獎贏家?《悲情城市》累積的好評是否保證就能贏得金獅獎?頒獎前夕,《悲情城市》得獎耳語甚囂塵上,有的義文媒體甚至以「悲傷的獅子」預告『悲情城市』即將贏得金獅獎,我感覺節氣已臨,卻無法確知他們消息來源,不敢有聞就錄,就怕二手傳播一旦落成白紙黑字,若有閃失,百口莫辯,更無顏見人。而且,《悲情城市》團隊成員事先都已接獲內幕情報得知可能拿下大獎,但都被下了封口令,深怕風聲走漏,壞了大事。

媒體同業有人猜到吳念真等人喜形於色的表情,有人側面聽聞有代表團員樂得高呼:「這個結果一點都不意外!」卻都面露詭譎神色,避而不談,暗自划水,別無管道的我,只能把賭注押在謝晉身上。

大會排定9月15日頒獎,14日晚上,我賴在製片張華坤的房間不肯離去,一方面是探詢,另一方面則是等待有人「報佳音」,就可以攔截取得第一手戰報。我是想問又不好直問,只能拐彎抹角扯淡:「我好擔心,如果我們空手而回,豈不是白忙了一場?」張華坤則是不能說又不好表態,只能打哈哈地對著天花板回話:「不會吧,最好不要啦。」吞吞吐吐之間,兩人合演了一齣各有心思的「諜對諜」爛戲,如今回想起來,1989年9月14日的那個晚上還真是採訪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夜。

雙手空空回到旅館,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打電話找謝晉,直接探口風。前三回,但聞電話鈴響,沒人接聽,直到午夜時分,剛開完最後一次評審會議,才回到旅館房間的謝導演終於接起了話筒。

面對發稿和競爭壓力,我不想再兜圈子,直接問導演有無好消息:「導演,明天我們不會失望吧?」知道評審有保密義務的謝晉同樣也是打哈哈,沒直接回答,眼看他沒要急著掛電話,我繼續死纏活賴訴說著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的重大意義,兜著繞著無非就是想從他口中問出點蛛絲馬跡,最後還是再問了一次:「導演,明天我們不會失望吧。」這一回,謝晉倒是爽快回應:「放心,你們會開心的啦 ! 」

坦白說,有獎和拿大獎的開心指數全然不同,我鍥而不捨:「開心?是否就代表《悲情城市》贏得了金獅獎?」這回我聽見了他在電話那端的笑聲,他再補了一句:「放心啦,就是這個結果了,你們等著聽好消息了。」他說的是白話文,而且是大白話,就差yes or no的肯定句,就差臨門一腳,我還是如哽在喉,忐忑難安,關鍵真就在於有獎和拿大獎是完全不同等級的事。

整顆心七上八下,我只能再和陳鴻元通電話探詢戰情,得到更肯定的答案:「剛才你一離開房間,張華坤就告訴我們說:『明明就得了大獎,還說什麼不會得獎?』」雙方說法一交叉比對,剩下的就是作文與快跑比賽了。

後來才知道,影展主辦單位早在13日即已先行召開評審會議,全體11位評審委員中,只有9位出席,法國女評審和義大利男導演雖然都因另有私務不克出席,但已分別將意見封在信封中或以電話告知投票意願。原先以為會引發爭議的金獅獎得主,在評審委員一致通過下,確定由《悲情城市》獲得最高榮譽。大會規定,評審結果需交由最高委員會在15日中午12時(台北時間晚上6時)公佈。

如果得獎名單已經在13日產生,14日為什麼還要開一次評審會?擔任謝晉翻譯,陪同出席評審會議的王定一事後告訴我:「地主國義大利影人對於該國得獎率偏低有意見,主辦單位才會再度召開評審會議,經過數小時辯論後,仍然維持原先名單。王定一指出9位評審在女主角獎項曾有激辯,謝晉力荐英國電影《離家出走(She’s Been Away)》資深女演員佩姬.艾許克勞馥( Peggy Ashcroft) 和吉拉汀.詹姆斯( Geraldine James)並列影后 ; 有的評審則認為佩姬年歲已高,不如鼓勵新人,幾經辯論後仍決定頒獎給佩姬。

通宵為聯合晚報及聯合報發出《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文稿後,我趕去敲侯孝賢的房門,想見證他如何面對這閃亮一刻,侯孝賢正在房中整理行李和資料,聽到我問:「導演,心情如何?」他笑著雙手一攤:「沒有什麼心情,我現在還能說什麼?」他手上拿著一張國內剛傳來的剪報傳真,告訴他影評人黃建業發表了一篇文章聲援他,因為台灣有些人還在吵著《悲情城市》是不是騙了新聞局,偷渡完整版拷貝出國比賽,侯孝賢感慨說:「每天都還在計較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

接著我又趕往影展記者會,在掌聲、叫好聲和此起彼落的噓聲中,聽見主持人宣布第四十六屆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由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獲得,現場有不少記者發出噓聲抗議,但亦有人鼓掌叫好,場面相當混亂。

評審團主席史米諾夫隨後以不流暢的義大利語發表評審感言,他強調評審都很敬業,希望以感性良知、愛心和倫理道德來評選最佳影片。《悲情城市》獲頒金獅獎頒是全體委員毫無異議的共識,更對侯孝賢導演手法特別表示敬意。外界有人認為三個月前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六四悲劇,讓國際影人格外同情描述政府暴力的《悲情城市》,史米諾夫說:「我們沒有受到任何壓力,大家的決定完全一致,大家都認為這是一部偉大的電影,該片的藝術成就和靈性經驗確值獲得金獅獎,金獅獎必須頒給該片,而且僅此一部。」

這段記者會實況我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傳回台北,畢竟這才是「官方」說法,前面的小道消息才得著背書。折騰老半天後,帶著疲憊身子坐進頒獎典禮會場,我已經沒有力氣去問為什麼頒獎典禮未能準時舉行,人才坐下,不知不覺就沒了意識,渾沌睡去。直到樂聲響起,才猛然驚覺醒。

威尼斯影展頒獎典禮不像奧斯卡那麼華麗隆重,沒有穿著華服的主持人,除了布縵,幾乎沒有布景。大會祕書長負責讀報得獎作品名單,每一段落中間還有身穿古典服裝、頭戴面具的伶人串演莎劇精華(坦白說,是不是莎劇全是我猜的啦,其實聽不懂義大利文) ,以插科打諢的方式點綴現場氣氛。

老牌女星佩姬.艾許克勞馥上台領取最佳女演員最佳金杯獎時,連聲稱謝,她感謝大會安排的威尼斯之行,也感謝同片演出的女星吉拉汀.詹姆斯,她推崇威尼斯影展是增進人類和諧和相互了解的文化藝術活動,獲得如雷掌聲。

每位得獎人領獎之後,大會都會特別放映得獎作品的片頭片段,讓觀眾重溫影片內容,也對優秀作品再一次致敬。

侯孝賢是最後一位上台領獎的得獎人。

司儀一提到他的名字,全場歡呼聲不斷,與得獎名單記者會上的噓聲連連大不相同,一位影展職員告訴我只要義大利影片沒得獎,就會出現噓聲。不過,頒獎典禮上形勢已改,侯孝賢笑嘻嘻地上台領得最高榮譽金獅獎,光是站在台上讓記者拍照,就左顧右盼擺足了兩分鐘笑容與英姿。

隨後,侯孝賢表示:「兩年前隨友人初到麗都島,心中還在問何時才能參加威尼斯影展,沒想到這麼快就參加,並且得獎。我在拍完《悲情城市》時才感覺到自己已經自由、解放了,就像個正在鑽木取火的原始人,這座金獅獎就像那塊木頭,可以滋生熊熊火焰。」

頒獎典禮後,史米諾夫出席年代公司舉行的慶功酒會,當面向侯孝賢致意。他的簡短交心,我認為很重要,可惜台北沒伯樂,沒人理會我這篇文稿。

史米洛夫指出《悲情城市》全片沒有一個特寫鏡頭,只是遠遠觀察並表現人生,手法高雅,與蘇聯導演塔科夫斯基作品相類,都是對自我和電影藝術有充分信心,才敢如此處理。

喜歡讀詩,尤其對唐詩有研究的史米洛夫特別推崇《悲情城市》的剪接手法,認為頗具詩情意境。在旁的剪輯師廖慶松不禁連聲說:「我們運氣真好,碰到了知音。」廖慶松表示他在剪輯該片時,確實是追求杜甫、李白詩的意境,以氣韻為重,不想太過細瑣交代彼此情緒,史米洛夫竟然一眼就看穿他的剪接心思,而且既認同又喜歡。

謝晉也來到慶功酒會,他提及《悲情城市》視野遼闊,取材又是當前電影罕見的變遷社會中的家族故事,格局遠勝其他儘在私情瑣事上打轉的電影,是1989年影展最好的電影。他還強調侯孝賢作品中蘊含深厚人文情感,確具大師氣勢。

不過,謝晉也認為華人電影應該「百花齊放」,有人拍商業電影,有人則來拍柏格曼或費里尼式電影,讓不同口味的觀眾各取所需,否則如果大家都只想拍柏格曼電影,觀眾怎麼受得了?

我不太記得那晚的慶功派對怎麼結束的,或許大家都喝醉了,邱復生了開了四十八瓶香檳慶功,不醉也難。只是台北那頭還在催我繼續寫稿,還得挑燈夜戰,只能提 早離場。這場水都戰役是我採訪人生中最開心也最艱難的一戰,誠如一開始所說設定的目標:電影得獎,才不虛此行。但也要電影得獎,才知寫稿有多累。

影展落幕後第二天下午,匆匆搭火車前進翡冷翠,不想再回頭,不再想《悲情城市》,摸著起繭的手指,更不想再寫《悲情城市》這四個字。卅三年後,《悲情城市》可以複製貼上,彈指完事,但人生有幾個卅三年?我的青春都消磨在威尼斯的日落餘暉中,成了叨叨敘敘話當年的花甲老翁了,但我沒能忘記那段閃亮的日子,我依舊會哼唱《悲情城市》主題曲。

劉振祥:留住青春絕美

攝影師劉振祥有兩隻敏感的手,一隻手在新聞火線上,用快門記錄了台灣解嚴前後的社會動盪與歷史傷痛,另外一隻手則捕捉了台灣舞蹈及電影精英的絕美意象。卅年來,他的照片一直是各媒體在回顧歷史時最能畫龍點睛的視覺符號。

答:我在一九八九年曾辦過「工作、創作」攝影展,我從工作中創作,對於眼前不管是表演藝術、新聞或報導攝影,進行影作創作;在拍攝表演藝術時,舞台有燈光、服裝、布景、造型,在每一次的展演中,我必須去發現尋找各種可能的平面視覺語言。

廣告商品會很明確知道想要訴說的理念,藝術表演的理念有時候很難用三言兩語說清楚,很多時候是旁觀的我,透過自己的觀看,找出他們的靈魂,表演時候的流動往往一個剎那就過去了,但照片定格的捕捉,反而可以找到他們沒有注意到或者未曾發現的重點,化成作品的精神,也變成我影像的風格。

答:這樣的例子滿多的,舞蹈作品要變成平面照片,必須調整來符合平面美學的形式, 例如雲門的《關於島嶼》中,有一幕是一大群舞者在地板翻滾,那一幕是混亂的、錯落的,所有人的腳都舉在上面,我將這幕的照片倒過來用,變成所有人都像懸空飄著,腳都在底下,成為這齣舞作的主視覺;這幕在舞作中存在過,但為了拍攝,我更動舞蹈的節奏,讓所有人一起滾動、將腳舉在上面。

曼菲的代表照片應屬《輓歌》那張,《輓歌》是為了紀念六四民運,以柴玲為主角而做的舞,林懷民老師專程從國外趕回台灣,找了曼菲做這個舞作,我被找去他的公寓,拉了黑幕拍下這些照片,當時六四事件還在延燒,服裝已經做好,但舞作還沒完成,我的拍照與取景過程,讓林老師有了更多想法,有些畫面、節奏就反饋到舞作上,讓一些動作找到了位置。

答:能夠這樣還算是滿良性的互動,因為攝影工作激盪出不同的想法,也是因為雲門舞者太棒了,他們每天在訓練,我的要求都可以馬上回饋,達到你要的要求,幾乎沒有什麼做不到的。《輓歌》算是比較早期跟曼菲合作的作品,那時她剛從美國回來辦了一個舞展,找我幫她拍海報,好多人看了都著迷,後來報社中的藝文記者桌上都壓著那張DM,讓我感受到對舞蹈的美是可以被人記憶、喜歡,自己也挺高興的,所以後來就專心從事拍攝表演藝術。

答:曼菲那支舞作是台上擺放著很多人體的模特兒,她的考量會是整個舞台,我的考量則是單一的畫面,因此在拍攝過程中會做一些調整,讓比例和結構會比較好看,在舞台上呈現就不是這樣。

舞台表演因為觀眾的觀賞距離較遠,沒有辦法近距離看到細節,攝影幫觀眾做了延伸,在舞台上久了,知道舞者的呼吸、有很多預備動作是將要發生什麼,通常我定格的不是鏡頭看到的,必須預設,前一秒就啟動快門,眼睛看到再按快門,那已是下一秒的事了。

答:在拍攝的當下,往往沒有這麼深刻的體驗,拍照的時候可以感受到美、呼吸,有很多外在環境必須克服,我必須自己打光、準確地對焦在舞者臉上,有時候快門會按到忘我,譬如說拍曼菲時用底片相機,對焦我必須預測,動作跳到哪裡時她會跳進我的焦距,拍攝時沒辦法想將來會變成怎樣,或拍下什麼東西,只是盡可能地讓在我眼前發生的事情,可以比較精準地形塑出來。

回顧起來滿慶幸我技術還不錯,才能留下那些照片,用現在的自動相機應該是不難,不必考慮太多技術,專注在動作上,就可以拍下那樣的瞬間,現在數位相機記憶卡夠大,可以拍到手指抽筋。以前底片很貴,所以會很珍惜、很精準地去記錄,以前小底片三十六張就要換,大底片十二張一卷,拍完就要重新再來、再跳,或許那時有這個過程可以喘息,再一次面對你、跳了十二次再來,而產生不同節奏。

數位跟底片的差異,其實是心態上的問題,用數位拍能更精準更集中,用底片拍則另外多了換底片過程中的互動,兩者其實沒什麼好壞;如果曼菲還在,這些照片可以重拍,可能又是完全不同的狀態,時空背景不一樣,結果就不同了。

答:我工作室有一張照片,是雲門表演《夢土》的後台,一九九五年拍的,那時候已經拍雲門很長一段時間,《夢土》時造型很多種,有傳統京劇、像木乃伊的、現代舞,台上還有孔雀,我那時候在化妝室跟舞台中間的通道拉了白布,打了兩盞燈,舞者上台前、下台後各拍一張,這並不是表演,而是真實生活的寫照,他們每場演出都是經歷這樣的準備、上台、展現舞作、回到後台、卸妝、回到自己,我很好奇他們的心情變化。

我拍下的這張可以感受到她將要上台的心情,對於表演是很有自信的,會把她美麗的身影在舞台上綻放出來,回來後又是另一個狀況,滿身大汗、站不穩的那時候也拍,我有拍了一個系列,這個就是特權,沒人敢跟林懷民老師提,他可能也不會答應,我也忘了我有沒有跟他講,哈!

答:我當初跟侯孝賢或楊德昌合作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一天他們會變成大人物。我跟陳懷恩是攝影上互相切磋的好兄弟,那時候懷恩想要去學電影攝影,去當《戀戀風塵》攝影師李屏賓的攝影助理,就介紹我去拍劇照,那時候我也只是滿腔熱血想拍照,也不知道拍劇照是怎麼回事,就跟他們上山下海去勘景。

我還兼駕駛,那個年代劇照師最閒、可有可無,愛拍就拍、不拍就幫忙,由於之前有很多報導攝影的經驗,就用旁觀者的角度看,剛好劇情的年代跟八○年代並沒有太大的落差,九份也還保持吳念真導演小時候的原貌,把當下時空背景跟居民一起入鏡,也不會有太大衝突。

去拍之前,無法想像我要呈現什麼樣的風格,《戀戀風塵》中王晶文、辛樹芬走鐵軌那張海報的角度是我自己找到的,當時攝影機體積很大,又有慣用視角,是一個眼平觀景的狀態,手拿小相機的我反而就多了不同的觀看角度,吳念真後來告訴我,我的劇照幫他們開創了新的視覺,沒想到這些劇照三十年來還不斷被引用。

答:一張張切割是楊德昌的意思,執行的時候就跟他討論,最大張的相紙也沒辦法達到他要的尺寸,就決定用單張來拼,風吹還會飄起來。

當時用了八十張八乘十吋的照片,拼成一張大的相紙,要洗之前每張先編號,排列在地上、再用放大機投影,成了王安回頭那張照片。電影中牆上那些照片也都是我拍的,因為角色是攝影師,我就當他的槍手。

那時候在民生東路拍王安跳窗逃亡那幕,找來幾個刑警,楊導現場指揮調度,現場也沒有照相機,他們演戲我就拍,做為日後電影中那位攝影師的作品,我的角度不是介入者,都是長鏡頭遠遠的調,楊導也是等照片洗出來才知道效果是什麼,那時候我不知道我還兼任了美術的工作呢,哈。

答:鍾導年輕時曾有來報社應徵攝影,我那時候沒想用外人,沒有理他,後來他有天在拍廣告片,那個案子剛好要我拍劇照,許舜英在片場介紹我們認識,鍾導就說:「他我認識,他拍劇照可以,別人拍不行!」而我根本還不認識他是誰!

後來在廣告上我們多次合作,他喜歡我的鏡位,或是一張靜照,用攝影手法去做剪輯。還有一次借了三台攝影機,一台就給我在片場裡面拍,他那時候已經是很有名的廣告片導演,拍什麼都OK,有辦法說服客戶,現場就各種拍法,很好玩。

答:跟鍾孟宏的電影沒什麼東西是包袱,他的幾部戲我都用不同拍攝手法來呈現,他在現場有時候也會說,你能不能借我看你拍什麼,拍完我也不急著交照片,他也不急著看,就來自於一個信任,他知道我會交出一套我對於整部戲的看法。

鍾導最意外的一張劇照是我拍和尚的背面,他看到時嚇一跳,說我在現場拍一整天,為什麼只有你拍到這張照片?在掌鏡時他也不斷在找尋畫面,攝影機在他自己手裡時是非常靈活的,那時候他千想萬想,就是沒有抓到這個畫面,有點懊惱。

拍電影非常磨人,打燈的過程、演員情緒醞釀的過程,都得不斷等待,但這個等待卻是我拍照最好的時候,可以觀察更細微,提出一套與電影完全不一樣的論述。

有趣的是最近兩年台北電影節的節目單,分別選了我拍的《大佛普拉斯》和《小美》劇照來做視覺,我不曉得為什麼他們剛好選了這張燈光師在工作的照片,可能台北電影節想向工作人員致敬,自己現場記錄的作品能以不同方式再生,怎麼想都開心。

訪黃文英:從舊時切入

黑衣刺客內心糾結如網 只有窗簾布最貼切

答:《聶隱娘》的劇本對聶隱娘的衣著只有一句話,就是她穿著一身黑,對我的考驗就在於黑要怎麼表現?要怎麼透過布料來呈現聶隱娘的個性呢?其實,黑色有很多層次,而且有的布料會有不同的肌理和線條,我就想到如果在黑色布料上加上網狀的圖案,就可以凸顯她綿密的心思。

為了找到合適聶隱娘的布,我曾走訪日本、印度、烏茲別克,都不滿意,後來卻無意在IKEA找到一塊適合的窗簾布,於是用了這塊帶有網狀紋路的布料壓在日本織錦上,並在滾邊時滾上細微的紅色,像是血性,也是血光,製成了聶隱娘披上的長坎肩,這些服裝的細節,得要很近的特寫鏡頭才看得出來,但是這種錙銖必較的細節講究,就是一位美術設計最基本的要求。我認為美術設計的關鍵就在於細節,所有的細節都照顧到了,角色可以「跳」了出來,甚至可以說是失之毫釐,就會差之千里。

另外,我也認為做電影美術,大量閱讀是非常需要的,侯導籌備《刺客聶隱娘》長達十多年,我大概也做了十多年的功課,不停找書看書,甚至連唐朝的家具史研究都不放過。其實,不管是哪部片,就該是盡全力找到相關資料,能找到的都不應該放過,這些資料都會內化成屆時設計場景的知識,這些資料也會擴大設計時的想像空間,讓幻中有實,實中有幻。

答:我想我最大的貢獻就是找到了對的場景,也找到了對的執行團隊,王誌成是侯孝賢的老班底了,他很願意提攜新人,這次美術團隊成員有一些是建築科系畢業,我們一路從《沉默》做到《范保德》,有現場實做的機會遠勝讀一肚子理論教材,在他們的協力下,我熟悉也擅長的舊台灣風情才都能夠投射在銀幕上。

一開始我讀到的劇本,不管是醫院、五金行及旅館等,全都設定在彰化田尾的一條街上,因為導演蕭雅全出生於彰化,就憑著記憶中的印象寫劇本,到了實際勘景時,才發現無法在同一條街上找到劇本設定的場景,與腦海中想像的舊日情貌不同,鄰近的雲林也變化巨大,但是劇本帶給我的畫面,卻像極了我從小長大的嘉義街景,因為我祖父又開了嘉義的第一間旅館,童年時就跟著爺爺在這些場域上進進出出,我便建議導演把拍攝地移到嘉義。因為我有把握找到劇本中的場景,重現他要的時代氛圍,不管是前後兩進的長形老建築,前半營業用,後半自己度日,中間還有個天井隔開的那種老屋,至於電影中的五金行或洗衣店裡,美術團隊有的時候臨時找不到生活用的道具,也會從我老家旅館地下室的倉庫去尋寶,光看到那些物件就有了舊時代的滄桑質感。

回到嘉義故鄉拍戲,不但容易找到資源,而且還有人和之便,原本老媽只是我的私人諮詢顧問,純粹就是很喜歡製作團隊,尤其喜歡蕭雅全的親切,所以也乾脆撩落去,協調了很多拍攝的場景,一度有店家抗議,也都是我媽賣老面子出面解決,所以,導演才會在片尾特別感謝我母親。

空間對氣氛就對 范保德活化80年代

答:簡單來說,范保德就是位「大隱隱於市」的人,這種人你經常可以在大稻埕、迪化街看到,人看起來閒閒廢廢,手卻極巧,還有點特殊品味,例如會告訴你羅大佑的那首「未來的主人翁」中究竟唱了多少回「就這樣飄來飄去」。我最大的挑戰就是一方面要懷舊,但是不能一路老到底,而是要一種不落俗套的舊,既要有點台,又要有點洋,要調和Local和Global兩種特質。

《范保德》的企圖心很大,原本想拍成兩部看似互不相關,但是劇中主角配角又可以交替出現的時代大戲,時間跨幅大約是從一九八五至二○一五年,後來濃縮成一部,但是細節堅持就更明顯,我的原則就是五金行和旅館的空間感覺對了,戲就對了。

很多人都喜歡年輕范保德(莊凱勛飾演)站在旅館樓梯上與旅館老闆温貞菱調情的戲,我們先找出了舊旅社上世紀八○年代的氛圍,但是莊凱勛與温貞菱的調情戲,就像極了西部電影中帥氣牛仔的浪漫青春(水電工的工作腰帶在電影中像極了牛仔槍帶),這就是Local和Global的複合體。至於莊凱勛喜獲麟兒,觀眾看到他抱著兒子從樓下走到樓上,一路碎碎叨叨的得意模樣,美術組就透過這場戲讓大家看見了八○年代很多水泥樓板的舊式建築模樣,看見了,你就相信了,這是美術能夠替電影加分的所在了。

答:一九九四年初,我還在美國工作,寫了一封信給侯導希望能在他旗下工作,自我介紹說我看過侯導所有的電影,甚至他擔任編劇的《桃花女鬥周公》也看過,還清楚記得當時他也客串一角,頭上還梳著雙髻。當初只是姑且一試,沒想到就收到侯導回信,那年七月返台見到侯導,就先邀我看《戲夢人生》的試片,看完之後,侯導問我感想,我這個人實在太誠實,就直接說我看到睡著,但我即時又加了一句,我認為最好的戲,就是能讓人半夢半醒,醒了後還能接上劇情,如同日本的能劇。

侯導又問我最愛的導演與最喜歡的片子是什麼,我說是德國導演荷索的《陸上行舟》,侯導也覺得這部片不錯,沒想到就這樣面試過關。

侯導對美術的真實很講究,記得拍《海上花》時,為了要重現清朝末年上海十里洋場中的妓院生活,就需要很多舊時骨董,也還要混搭一些西洋玩意,為了重建時代氛圍,還真的是花了好大力氣到中國各地找來的,要求所有的細節都要細緻講究,片中長三書寓裡的幾百片雕花木櫺也是一片片仔細雕刻出的。

電影美術的關鍵在於只要空間對了,一切就對了,大半的工作也就都搞定了。

不過跟侯導拍片,永遠不知道他的鏡頭要擺在哪裡,所以很難只陳設一個角落,你必須先去推想好幾個演員可能進出的動線,也要盡量去揣摩侯導究竟會從哪個方位進來,盡量讓同一個空間可以有不同的層次與角度,不過侯導的調度還是都很即興,常常嫌說這樣不對,場景要更大,那就得更動整個工程。

即使如此,侯導待人接物的方式永遠會讓一起工作的人想跟隨他來追夢,他待人好的程度,會讓一起拍片的人都有一種幸福感。

青梅竹馬:霓虹の魅影

霓虹,一種侵略手段。

從薄暮到清晨,光波直逼視網膜,在強光照拂下,肉身與靈魂都難逃它的襲擾。

霓虹,一種炫耀工具。

從商品到符號,從胴體到文字,不成比例的龐大光管,編織著夢想與誘惑。

Las Vegas用霓虹來召喚欲望,Time Square用霓虹來揭示流行。銀座與歌舞伎町如此;頂好商圈與三創大樓何嘗不是如此?

《樂士浮生錄》的古巴樂手們,即使在耄耋之年才能登臨曼哈頓,也不忘拿起相機拍下那一期一會的霓虹夜景;在那個沒有霓虹的山谷中,《神隱少女》的「油屋」澡堂,則是以燈火輝煌的澡堂「油屋」,召喚著八方神魅…

多數霓虹只是煙花,一時亮眼燦爛,轉眼間,只能在記憶中閃爍。尤其是那些只有光影,少了靈魂的設計。

大導演柯波拉1982年的《舊愛新歡(One from the Heart)》,故事背景設定在Las Vegas,美術設計師Dean Tavoularis耗資百萬美金打造了一條16公里的Las Vegas街景,一則求其逼真,二則要用光影註記主角的愛情濃烈與褪色。結果是,勞師動眾的結果,只完成了舞台劇的燈光變化就能書寫的意境。

燈光可以誘引你走進戲劇,但若只會玩光影噱頭,註定色即是空。相對之下,《青梅竹馬》中的楊德昌就遠比柯波拉高明得多,所有的霓虹都是符號,除了光影,還有霓虹的故事。

《青梅竹馬》的英文片名是《Taipei Story》,意指台北故事,楊德昌的策略是新舊並陳。男主角阿隆是剛從美國返台的大稻埕布商(侯孝賢),他的青梅竹馬女伴阿貞(蔡琴)則是建築商老柯(柯一正)的助理。大稻埕的舊台北儘是破舊衰敗的老宅,東區高樓的新台北則是冰冷的水泥建築,老柯感歎著城市高樓一幢幢起,卻沒了特色,出自何人之手已無意義。

1980年代的台灣正值經濟起飛的「台灣錢淹腳目」年代,更強勢的日本經濟則是連美國的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和洛克菲勒中心都買得下來,台北街頭盡是日商霓虹,一點都不讓人意外,觸目盡是富士軟片、NEC到SONY的霓虹看板,還有日語補習班的招牌,阿隆旅途經過日本,不忘錄下日本職棒轉播孝敬長輩,阿貞的妹妹雖對職棒毫無興趣,唯獨看到穿插其中的各式廣告時,看得津津有味……

《青梅竹馬》中沒有出現一位日本人,日本勢力卻無所不在,導演沒有一句批判,只讓你看見阿貞姐妹家四週都是巨大的霓虹燈,在色光閃爍下,渺小的人影顯得更小更卑微了。

氛圍是一種難以用筆墨形容的感覺,楊德昌沒花一毛錢搭景,只透過觀察與感受,只揀用現成的霓虹,就捕捉到了操縱社會的幕後黑手,他的霓虹寓言,只有走過泡沫經濟年代的人才能體會。

無聲勝有聲,那就是楊德昌的才情與功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