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席爾華爾滋:人名論

 

 

創作分寸的拿捏一直考驗著創作者的才情與企圖,講太白,意境全失;太含蓄,觀眾可能看得一頭霧水,不知所云。白或不白,一直困擾著創作者。

 

以色列導演阿利.佛曼(Ari Folman)在創作《與巴席爾跳華爾滋(Waltz with Bashir)》時,刻意避開了巴席爾是誰的問題,直接進入一九八二年,那個政治仇殺和宗教信仰不時火拚的特殊年代。

 

活在當下的人,如果聽到有人刻意介紹「美國總統」歐巴瑪,也許就會口氣不屑地罵聲:「白癡,誰不知道歐巴瑪是美國總統啊!」是啊,大家都知道的人名,還要花篇幅解說,真是浪費資源,這樣的戲劇創作容易給人拖泥帶水的雜沓感。

 

你可以不向世人介紹歐巴瑪是誰,可是你真可以不向世人介紹巴席爾嗎?我不是重美輕黎,而是就客觀事實來論,巴席爾當然不能與歐巴瑪相提並論,第一,黎巴嫩國力不如美國;第二,巴席爾已經做古二十七年了,不像歐巴瑪是權傾一時的當紅炸子雞;第三,歐巴瑪與巴席爾同樣是民選總統,但是巴席爾對政敵毫不手軟,他領導的黎巴嫩長槍黨在歷史仇恨、宗教血仇和政治鬥爭上,毫不手軟,歐巴瑪則是至今還沒有為捍衛美國利益沾上血腥,也沒有像巴席爾那樣死於暗殺報復之中。

 

問題在於《與巴席爾跳華爾滋》的時光追溯之旅就圍繞在巴席爾遇刺的時空座標前後,既是他是龐大的歷史陰影,你能不介紹他嗎?你又得花多長多大的篇幅才得以清楚呈現巴席爾的輪廓與歷史縱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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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佛曼的選擇是:電影院不是教室,不必告訴你所有的答案,看完電影,如果你真的對那段中東混亂史,你可以上網google一下,所有的謎團都可以迅速找到答案。既然如此,創作者也就不必太浪費力氣來做歷史背景的長篇大論了。

 

不介紹,並不代表不在乎,而是換一個更客觀的形式來呈現無所不在的政治人物。政客無不相信偶像崇拜,從列寧、希特勒、毛澤東到蔣介石,無不靠著政治圖騰來維繫其政治魔法,巴席爾雖然只是小國領袖,卻也不曾忽略自己的圖騰魅力,即使他遭暗殺,但是大選勝利的史實,卻也讓他的肖像成為烽火連天的貝魯特街頭最「自然」也「嘲諷」街頭景像,是的,他壯志未酬身先死,影響力卻依舊在,殺他的人得意狂歡;擁護他的人卻涕泗縱橫,矢志復仇;負責調停的人,卻得為鄰居的爭議,拋頭顱灑熱血…各方勢力盤根交錯的結果,其實剛好都聚焦在巴席爾的肉身與圖騰上,槍林彈雨中,肩負所有生命重擔的巴席爾卻是冷眼旁觀,聽不見死者的歎息與生者的哀嚎,坐視著紅塵煉獄持續沸揚熬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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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上,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槍聲容易使人熱血沸騰,也讓人心神錯亂,就當以色列軍人根本看不見敵人在何方,只是機械式地一再叩發扳機,以求自保的盲目行動時,阿利.佛曼就讓巴席爾的街頭看板成為最鮮明的地標,跡近發狂的戰士拿著機槍四方掃射,在槍林彈雨中婆娑起舞的場景,讓《與巴席爾跳華爾滋》的片名有了最清楚明白的影像對位。

 

觀眾清楚巴席爾是禍頭,是導火線,至於他何以肇禍?前因為何?後果為何?電影沒有交代的,你會不會上網google一下呢?你不關心巴席爾是誰,坦白說,電影創作是失敗的,一旦你關心了,電影創作者期待的歷史縱深和政治控訴,就有了聚焦的視野,這才是《與巴席爾跳華爾滋》的創作宗旨。

巴席爾華爾滋:夢境論

名導演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拍攝《意亂情迷(Spellbound)》時,配合正當令的「心理分析」風潮,請出了超寫實主義畫家達利(Salvador Dali)創造了幾場夢境中的「奇景」,把男主角葛雷哥萊.畢克(Gregory Peck)從童年到成年期間,所累積難遣的心理憂結都設計了既奇特又讓人費解的迷離幻境。

 

人生際遇難免起伏,壓抑挫敗情緒不時就會悄悄滲透進心靈之中,不足與外人道的壓力往往就會遁入夢境,在那個觸摸不到,醒來即忘的特殊時空中,卻透露著個人潛意識裡的期待與恐懼,因為有著人心防衛的刻意偽裝與變形,所以幻化得光怪陸離,聰明的導演因而都樂於在夢境世界中打造意境豐饒,又匪夷所思的諸多意像場景。

 

做夢的人,其實必未能夠理解夢境蹊蹺,醒來之後也就不了了之,反正不管是春夢、噩夢或亂夢,醒來了無痕,也就罷了;但是電影世界的夢,都不是意外的插曲,既創造了意境,更負擔起解謎傳薪的重責大任,一旦夢歸夢,戲歸戲,如此結構就讓人覺得鬆散,「解夢」的功力與技法,因而成為電影世界的重要關卡。

 

劇作家湯顯祖的《牡丹亭》細筆描繪著思春女郎杜麗娘的春夢,書生柳夢梅讓她一見傾心,甚至有了「忍耐溫存一晌眠」的濃情厚愛,夢醒後自是「回首東風一斷腸」的百般惆悵,不但有「尋夢」之舉,甚至在「離魂」之後,還有「幽媾」、「掘墳」等癡情相纏的情節…夢與人生的緊密關連,構成了《牡丹亭》的主軸,也在「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的綺麗文句中,激盪出中國文人的書香清夢。

 

《牡丹亭》相信的是「夢如人生」,有夢,就有人,才會癡癡纏纏,非得圓夢才肯罷休。電影中的「夢世界」也有著同樣的信仰,夢中一切都有所本,一切就看你如何來解夢,先創造夢境,以「奇觀」破題,再細部解夢,成就一場千迴百轉的尋夢曲,戲劇世界也就更加多彩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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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導演阿利.佛曼(Ari Folman)在《與巴席爾跳華爾滋(Waltz with Bashir)》的一開場就出現了二十六隻有如兇神惡煞的猛犬,一路嘯聚狂奔,甚至還會對路人咆哮嘶牙,最後停聚在一座大樓前,對著站在樓頂上的主角狂叫…「為什麼是二十六隻?你怎麼算得清楚?不是二十四五,或是二十七八?」是啊,夢中出現的數字,經過作夢的人的追述補敘,看似有了線索與脈絡,卻也多添了一層迷霧,觀眾一旦心頭起了問號,就想追著了解答案,問與答的歷程,其實就是《與巴席爾跳華爾滋》刻意打造的一場解夢工程。

 

《與巴席爾跳華爾滋》探討的是戰場上被扭曲的人性,明明不可能忘記的事物,或許因為太殘忍無情或者羞愧汗顏,最後只能縮躲在記憶的角落夾層中,直到夢境來呼喚,才良心發現來完成拼圖。原來男主角雖然從軍,卻無法開槍殺人,在執行以色列大軍的登陸任務時,驚動了貝魯特沿海村落的狗兒,齊聲高吠,長官知道他無法對人開槍,於是下令要他開槍射狗,於是一槍一命,二十六隻狗兒的亡靈就在槍聲中飄渺升天。

 

人和狗不同,卻同樣是活生生的肉體,射狗不殺人,其實是「五十步笑百步」,主角的心理罪惡不會因為狗靈塗炭而稍有緩解,他的夢,有如狗命索命記,午夜夢迴的汗流浹背其實是想要告解贖罪,卻又求救無門的業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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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世界千奇百怪,超越尋常的經驗法則,透過動畫家的筆觸,因而有了自由聯想及超越自然法則的構圖空間,導演阿利.佛曼光是在開場的狗兒狂崩分鏡,就已經展示了動畫世界比真實世界更能強力揮灑悠遊的可能性,先有怪夢的影像結構,再逐一解答夢與人生的連結,一場以色列軍人的良知懺情錄,就讓觀眾有了「如夢初醒」的恍然一歎。會說故事的人都懂得用夢來築夢,《與巴席爾跳華爾滋》的導演也是夢境魔法師。

 

巴席爾華爾滋:形式論

看完《與巴席爾跳華爾滋(Waltz with Bashir)》,觀眾心中第一個浮想起來的問題應該是:這麼沈重的題材,為什麼不是劇情片,不是紀錄片,而是以動畫方式呈現?

 

因為,《與巴席爾跳華爾滋》的主題是揭露以色列軍人濫殺無辜百姓的歷史醜聞,1982年九月,新當選的黎巴嫩總統巴席爾遭巴勒斯坦人暗殺身亡,支持巴席爾的以色列軍隊於是再次進軍黎國首府貝魯特,卻未能即時阻擋支持巴席爾的黎巴嫰長槍黨人隨即在貝魯特西城的SabraChatila地區進行的屠殺報復事件,主題如此沈重,何以會用動畫片的形式來表達?不怕喪失了真實感人的力道嗎?

 

因為,《與巴席爾跳華爾滋》的導演阿利.佛曼(Ari Folman)是紀錄片導演,何以他不用自己最擅長的紀錄片形式來呈現?卻選擇了他可能陌生的動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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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佛曼在2008年出席紐約影展特映會時,曾經說過:「《與巴席爾跳華爾茲滋》探討了記憶、失去的記憶、夢境,潛意識、幻想、嗑藥、青春和失落的青春( memory, lost memory, dreams, subconscious, hallucinations, drugs, youth, lost youth)等主題,把這些元素溶進一個故事線上,我覺得用動畫是最自由不過的了。」

 

自由自在,的確是《與巴席爾跳華爾滋》最鮮明的形式。電影開場的二十六隻惡犬在街頭狂奔的兇猛景像,你很難請真狗演出,還能有那麼精準犀利的構圖;以色列坦克壓過路旁一長排車輛的場景,絕對不是二百萬美金的製片費可以勝任完成的;重建虛墟般的貝魯特,捕捉大軍開拔前的軍士沈思,還有伏臥在海中女神的胸膛上,坐視著艦艇的中彈起火的夢魘人生…動畫自由轉換,自在來去的形式確實提供了阿利.佛曼最自在的表現空間,讓他得能在回憶與現實中任意來去,又能在華麗與蒼涼中建構統一的美學。

 

更重要的是,艾里的動畫不是一般的動畫。擅長拍紀錄片的他其實採用了最標準的紀錄片格式,完成了《貝魯特大屠殺往事追憶錄》的記錄片訪談工作,他邀訪了昔日的從軍夥伴,共同來拼組昔日戰場醜聞的片段,試圖還原歷史真相,等到影像結構大致底定時,他再請動畫家從影片中捕捉擷取受訪人物的神采及訪談重點,畫出了明明有真人為本,卻又以畫家手稿呈現的影像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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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紀錄片追求真實,非不得已,不會用動畫方法呈現失落的時光或片段,反其道而行的阿利.佛曼,其實是因為心中另外有一幅圖畫,一切就像電影的廣告詞所特別強調的:我們經常遺忘過去,但是過去不會遺忘我們。」人生的遺忘有多種原因,刻意、無知或者病痛都有可能致之,一旦要從記憶的垃圾桶中挖掘出已經被世人棄置遺忘的事件,就宛如進行著一場真實與夢幻的拔河,在真實血肉已經無法提供百分百可信的拼圖工程時,畫家的筆觸或許就可貼近記憶重組的本質:似真如夢更似夢。看似完全的虛擬,卻蘊含著更大的真實,輕易就能跳閃轉接的影像構圖與邏輯,其實更能引領觀眾在無心之間更逼近了真實。而《與巴席爾跳華爾滋》的真正企圖就是透過一椿被政府操縱主宰的血腥事件,揭露世人不得安寧的罪愆懺情,不能說的,不敢面對的,羞於承認的往日痛苦,一直窩藏在軍士的良心夢魘中,伺機而動,那種魅影噬咬的滋味,畫筆遠比血肉詮釋更震撼。

 

一副畫的批判張力,其實勝過血淋淋的紀錄片,畢卡索的《格爾尼卡(Guernica)》就是最讓人驚心動魄的納粹暴行的藝術批判之一,阿利.佛曼則是試圖讓他的動畫作品震撼力能夠比其他的紀錄片與劇情片更能夠讓人駐足深思,創造傳統動畫片難以企及的藝術高峰,他的技術與藝術難度,其實更勝《茉莉人生(Persepolis)》,尤其,配樂家Max Richter兼溶了古典、搖滾與中東音樂特質的音樂處理,更添戰場荒誕的乖謬魅力,至於九十分鐘的動畫處理,到最後再以真實的紀錄片來做對照呼應,更是直接把電影的格局定位成「一切不是夢,一切具有本」的人生控訴,更顯露了阿利.佛曼用「動畫片」與「紀錄片」的形式來完成劇情張力的精算師本色。

 

小小攝影師:愛與剝削

看完《貧民百萬富翁》,我在意的不是那位明星或名人又在《百萬小學堂》中驚險過關,拿到鉅額獎金,我很想知道誰又能從印度人的生活中汲取完全不一樣的養分?因緣際會地看到了2005年的奧斯卡獎紀錄長片得主《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Born Into Brothels)》,那是一個很能讓人深思的對照版本。

 

 《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的中文片名是片商的意譯奇想,忠於電影內容又能刺激想像的一種異法,因為《Born Into Brothels》的原名若忠實譯成中文,成了《生在妓院》,可能就局限了所有的想像力。

 

但是《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的拍攝構想就是一個異想世界的完成,因為導演莎娜.布里斯基(Zana Briski)和羅斯.考夫曼(Ross Kauffman)成功實踐了一個絕多數的電影人難以達到的成績:你可能拿起攝影機,拍下妓女們的真實生活嗎?妓女生活在紅燈區裡,滿足著凡夫俗子的欲望,但是她們和客戶都不願讓攝影機進入,從顏面、隱私到尊嚴,有太多的理由,讓多數紀錄片的工作者難以突破禁區(除了偷拍,或者特殊關係的交易或安排作品)。一開始,莎娜和羅斯同樣也是碰壁的,但是他們找到了紅燈區的八個小孩,每人配發一台照相機,傳授他們攝影技巧,提供他們實拍軟片,讓他們可以從自己的角度去觀察與捕追紅燈區裡的男男女女,紅燈區的影像因而有了全新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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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最銳利的發想在於從內部突破。

 

所有的電影能夠迷人,都在於作品提供了一種「內部」觀點,得觀眾得以知悉或窺見角色與事件的內心和內幕,因為所有的作品若只能在外部徘徊,絕對只是隔靴搔癢,只有從內部揭秘,才能讓人耳目一新。美國人想要拍印度加爾各答的妓女照片,多數人會認為那是存心不良,必定是好奇窺淫心理作祟,站在種族或經濟優勢的高度上來挖人隱私或憐憫送暖,創作動機不受認同,配合拍攝的意願與機會,就微乎其微了。

 

小孩,讓一般人較難有戒心,何況是紅燈戶長大的孩子,一旦他們人手一台照相機去捕捉紅燈區影像時,可能受到的刁難、質疑或爭吵機率就少了許多,布里斯基與考夫曼卻也可以透過攝影教學的過程,讓他們有了拿起攝影機進入紅燈區,甚至登堂入室拍攝紅燈區實況的護身符。《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的聰明之處,真的就在於找到了可以著力的一個創作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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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只是用小孩的眼睛和鏡頭來挖掘紅燈區的實況氛圍,坦白說,還是背負著極其沈重的「剝削」枷鎖,布里斯基與考夫曼第二個精明之處是他們很清楚,只要給他們照相機,世界就大不同,只要給他們受教育,未來的發展也肯定會大不同,所以《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的大半劇情就在於布里斯基非常努力地要替這八個孩子爭取轉往寄讀學校去唸書,因為事理很清楚,孩子一旦繼續在紅燈區裡長大,不是跟著做妓女(有一家已經三代都從妓了),就是為非作歹混幫派去了(有一家的祖父和爸爸成天無所事事,不是打女人就是吸毒),給他們機會,他們的人生或許會不一樣,布里斯基與考夫曼獨厚這八個小孩,當然是因為他們是攝影班的學生,而且他們真的從取景窗與快門中,捉住了不一樣的人生風景。

 

然而,老師、愛心與攝影機都不是上帝,可以試著打造或紀錄人生,卻未必能改變八個孩子的宿命,只是在攝影課與轉學寄讀的折衝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善心」的白種人,唯一能做的只是提供一次機會,在他們依舊純真,依舊有夢,還沒有被生活的污濁氣息給完全暈染改變之前,拋出八個救生圈,有人捉住了,有人放棄了,有人拒絕了…加爾各答紅燈區的傳奇,其實並沒有落幕,布里斯基與考夫曼雖然因為《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獲得了奧斯卡獎的桂冠,但是這八個孩子的浮沈人生卻依舊和他們緊緊相連,徜若《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只是布里斯基與考夫曼的名利踏腳石,那麼,這部得獎的紀錄片也只是一部精心設計而且成效卓著的白人剝削實証;徜若,他們真的有愛,真的關心觀景窗之後的小腦袋有多少美麗的異想世界,他們的後續旅程還很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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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八個孩子拿起照相機,緊按快門的時光,真的是他們人生中亮麗的一刻嗎?還是,他們只是白人的利用工具呢?我並不認為電影導演就一定得為他的拍攝題材與人物負所有的情感與道義責任,只是《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的動力來自一位善心的白人女士,她確實曾經帶給孩子光明與希望,但是,然後呢?真正的電影故事,不是在電影完成之後才開始的嗎?

送行者:大提琴狂想曲

名家配名琴,一如才子配佳人,彼此才相得益彰,《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中的本木雅弘是樂團裡的大提琴手,為了表現傑出,他不惜背下巨債貸款,添購名琴。

 

但是琴雖好,樂團的人氣卻沒起色,樂音才歇,老闆向大家一鞠躬,說聲抱歉,就宣布解散樂團了。就像將軍少了軍隊,公務員少了官署,本木雅弘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但是他沒有逃避事實,琴再名貴,他卻也只是位平凡的演奏家,無法拔萃,只能隨波逐流,更別說靠拉琴維生了,於是他把琴賣了,回老家另謀出路。

 

在家鄉等他的是當年習琴的一把四分之三小琴,琴小音色差,卻有著童年的記憶與溫度,所有的悲歡記憶都隨著小琴琴盒的開展,再度在他心田復甦。後來,做起納棺師,他還是會繼續拉大提琴,不拉名曲,只拉小時候曾經記憶的一些曲子,唯一的差別在於以前的拉琴場所不是在室內,就在舞台上,電影中的本木雅弘後來卻是以自然山河做背景,人琴與自然合一,讓人無限嚮往。

 

職業樂師的夢想不是人人得圓,對音樂的喜歡卻是隨時隨地都可以擁抱的,不再靠音樂維生或揚名,人琴合一的感覺其實更美好,音樂從來不會讓人傷心,而是人的欲望讓音樂變質了,後來再無所求地拉琴在在都是美好,其實也是《送行者》全片腳踏實地的一種生命態度。

 

音樂家久石讓替《送行者》打造的主題樂章,低沈又委婉地拉奏出人生的悠緩本質,在生死黯然的挫敗關頭,很能熨服人心,但是偶而你卻會聽見英國名曲「Danny Boy」的幾小節音符,在轉彎處跳出來與你的耳朵打招呼。

 

是的,我們曾經在日本電影《明日的記憶》的配樂聲中聽見了《念故鄉》的變奏(作曲家是大島滿),他曾經說過自己追求與傳達的是重建「記憶中所留下的音樂」。

 

是的,我們也曾經在日本電影《崖上的波妞》的配樂聲中聽見了聖賞「動物狂歡節的水族宮」以及舒伯特「聖母頌」的變奏(作曲家同樣是久石讓),我還來不及查訪久石讓自述的創作解釋,但是我相信他一再地在片中再現古典名曲的音樂片段,是刻意重新包裝古典的美麗,讓五到十二歲的《波妞》小影迷也能夠觸及古典音樂的精華,把種籽種在小朋友心田深處,期待有一天從「似曾相識」的歎息中展開美麗的追尋。

 

但是《送行者》的「Danny Boy」呢?是天涯赤子心?還是我們必需回到歌詞的世界中找尋創作的脈絡呢?

And if you come, when all the flowers are dying 你在花季已過才來
And I am dead, as dead I well may be         我亦已長眠

You’ll come and find the place where I am lying 但你會來找到我的棲眠之地
And kneel and say an “Ave” there for me.      跪著對我說聲好
And I shall hear, tho’ soft you tread above me   即使只是輕輕呢喃,我亦會聽見
And all my dreams will warm and sweeter be   所有的夢都會變得更溫暖和甜美
If you’ll not fail to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只要你不曾忘了說你愛我
I’ll simply sleep in peace until you come to me.  我會靜靜睡著,等你現身
I’ll simply sleep in peace until you come to me. 我會靜靜睡著,等你現身

死者對生者的期盼,癡情人的等待與祝福,都是人生最美麗的章節,《送行者》談論的是生與死的萬千柔情,我似乎也在「Danny Boy」的小節音符中聽見了久石讓的午夜唱吟。

送行者:反對黨大逆轉

「我說的話,你都沒有聽進去。」這是夫妻吵架時經常出現的對白。盡心盡力對待愛人,最怕「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聆聽枕邊人的話語,有時幸福,有時沈重,因為愛人絮語有時蜜甜,有時碎煩,全看你用什麼心情相對待。當然,情人的相互配合度攸關著彼此的幸福指數,全看你是否能夠體會及享用。

日本影星廣末涼子在《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中飾演的是一位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妻子,她的態度決定了夫妻倆的幸福指數。

丈夫本木雅弘的樂團解散了,她不擔心,可以再找其他樂團啊!

本木雅弘花了大錢買大提琴,她很生氣,竟然沒有事先告知!

付不起房租的本木雅弘決心回老家生活,她很開心,勤儉度日共患難,她願意!

本木雅弘找到納棺師的工作,她很火大,賺死人錢很沒面子呢!

贊成,是賢慧與體諒?不贊成,就是唱反調嗎?人生是非黑白不是這麼單純地一刀切,但在《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的前半段戲中,廣末涼子的小酒窩一直扮演著溫暖甜美的陪伴力量,讓在職場上飽受挫折的本木雅弘有一個避風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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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她生氣時,本木雅弘的肩頭壓力頓時就增加了好幾百倍,理由很簡單:「你不拉琴了,我說好,你要回老家,我也說好…」一路窩心相伴的妻子,從不唱反調的妻子嫌你每天都去伺侯死人堆裡,「多沒面子啊!」要求你另外換個工作,過份了嗎?你為什麼都不聽妻子的心情告白呢?

同學的異樣眼光,鄰居的嫌憎表情,本木雅弘都可以不在乎,同個屋簷下共患難的妻子要求另外找工作的壓力,卻是他承受不起的重擔。但是,就在過去納棺的經驗中,他清楚感受到這個工作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他頂住了妻子的壓力,堅持自己的選擇,即使廣末涼子在盛怒下,喊著:「我說的話,你都沒有聽進去。」就跑回娘家去了,本木雅弘還是沒有放棄這份工作。

眾人皆曰不可,連妻子都離他而去,本木雅弘的孤單身影,其實就是最淒切的一闕黯然銷魂曲,用來熨貼生離死別的殯儀館業務,因而產生了交響效應,讓人格外期待本木雅弘的生命伴侶究竟會不會回來?

答案是肯定的,離開,當然有情緒,回來,則有使命。當廣末涼子盡釋前嫌地出現在本木雅弘眼前時,所有同情本木的觀眾幾乎都有一種寂寞得解的快慰;可是當廣末涼子以肚中寶寶的未來幸福為由,要求本木雅弘辭缷納棺師的工作時,就有如致命的必殺絕技,本木雅弘再也難以推拖了。

人生如戲,人生不時會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外轉折,戲劇世界更需要這種出人意料大逆轉,《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的逆轉功力其實只把握住一個原則:讓最強力的反對黨,都變成最熱情的啦啦隊。其他的,就請大家到戲院裡面去找答案了。

送行者:葬禮為誰而辦

 

寫情細膩,堪稱是日本導演瀧田洋二郎作品《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中,最溫婉的手筆,明明是 小人物的小故事,卻能勾動陌生觀眾的心。

 

首先,瀧田洋二郎提出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葬禮究竟是為誰而辦的呢?是死者?還是生者?

 

答案理應很簡單:死者已矣,無知無聞,葬禮是華麗或簡樸,他其實什麼都不知道,就算在乎,也不可能表態指導了。所以,葬禮的本質就是生者以死者之名所辦的一場儀式,大小事都由生者張羅打點,至於是否合乎想像死者的期待?吻合死者的遺願?坦白說,誰都不知道,儀式的規模和表現方式,一切生者說了算。

 

本木雅弘在《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中飾演的納棺師小林大悟其實體會最深,他的職責是讓死者以真實美麗的模樣告別家屬親朋記憶,有一回,他處理一具美麗的女屍時,摸到下體卻頓時一愣,她不是女兒身,她是男兒郎,怎麼辦?他轉身向師父山崎努求救,閱人多矣的山崎努一觸摸之下,也呆住了,他只能問家屬:「你們希望他以男人或女人模樣出殯?」

 

家屬一聽到這個問題,有人放聲大哭,有人不禁脫口嚎哮了出來。所有的眼淚和吼聲都是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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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而會聽到有人從鬼門關前走了一趟回來時形容:「那一剎那,人生好像快速倒帶,兒時往昔模樣就以飛快速度在眼前跑過一遍。」人只要死了,一切底定,愛過的,不愛的;堅持的,抗拒的都不能再改變了,但是死者留給生者的困擾,卻未必會就此消散,葬禮究竟該怎麼辦?遺容還如何呈現?就夠讓生者煩心了。

 

這具美麗的「女屍」靜靜地躺在榻榻米上,不是本木雅弘那一碰,沒有人覺得異樣,他生前選擇了女兒模樣,死後能否繼續遂他的心願呢?

 

出聲咒罵的家屬,顯然不認同死者生前的選擇,死者生前他們不知為此吵過多少回了,但是吵歸吵,扮歸扮,死者早已做了決定,你卻要在他死後改變他的決定嗎?你終於扳回一城,回復死者的真實性向嗎?葬禮究竟是為誰而辦的呢?是死者?還是生者?

 

嚎啕大哭的家屬,顯然是心中有百般委屈與不捨,死者改變性別裝扮,顯然生前就受過不少煎熬,堅持特立獨行的死者不知有多少千迴百轉的心路歷程,不明白,不理解,卻只能默默陪伴支持的家人又積累了多少的壓力?如今人死了,是繼續遵重他的決定?還是回到他從娘胎出生時的真實模樣?同樣地,你還是要問一聲:葬禮究竟是為誰而辦的呢?是死者?還是生者?

 

納棺師只能尊重,不能代替死者家屬做決定,但是就在家屬情緒潰堤的剎那間,他們其實見証到了死者生前悲歡合際遇的快速倒帶,人都死了,雙手一攤,了無牽掛,唯獨生者卻還在為繁文縟節爭議不休,還在為生前未了的恩怨糾纏中翻騰來去,人生何等荒謬,但是人生的悲喜劇就是如此這般地每天搬演著。

 

午夜夢迴,我們才會洗盡塵囂,冷靜地面對最真實的自己;生死關頭,我們在意的是死者的心願?還是忙著顧念自己的顏面呢?是誰已經放下了?又是誰始終放不下呢?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風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