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貧民百萬富翁》，我在意的不是那位明星或名人又在《百萬小學堂》中驚險過關，拿到鉅額獎金，我很想知道誰又能從印度人的生活中汲取完全不一樣的養分？因緣際會地看到了2005年的奧斯卡獎紀錄長片得主《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Born Into Brothels）》，那是一個很能讓人深思的對照版本。
《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的中文片名是片商的意譯奇想，忠於電影內容又能刺激想像的一種異法，因為《Born Into Brothels》的原名若忠實譯成中文，成了《生在妓院》，可能就局限了所有的想像力。
但是《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的拍攝構想就是一個異想世界的完成，因為導演莎娜．布里斯基（Zana Briski）和羅斯．考夫曼（Ross Kauffman）成功實踐了一個絕多數的電影人難以達到的成績：你可能拿起攝影機，拍下妓女們的真實生活嗎？妓女生活在紅燈區裡，滿足著凡夫俗子的欲望，但是她們和客戶都不願讓攝影機進入，從顏面、隱私到尊嚴，有太多的理由，讓多數紀錄片的工作者難以突破禁區（除了偷拍，或者特殊關係的交易或安排作品）。一開始，莎娜和羅斯同樣也是碰壁的，但是他們找到了紅燈區的八個小孩，每人配發一台照相機，傳授他們攝影技巧，提供他們實拍軟片，讓他們可以從自己的角度去觀察與捕追紅燈區裡的男男女女，紅燈區的影像因而有了全新的視野。
《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最銳利的發想在於從內部突破。
所有的電影能夠迷人，都在於作品提供了一種「內部」觀點，得觀眾得以知悉或窺見角色與事件的內心和內幕，因為所有的作品若只能在外部徘徊，絕對只是隔靴搔癢，只有從內部揭秘，才能讓人耳目一新。美國人想要拍印度加爾各答的妓女照片，多數人會認為那是存心不良，必定是好奇窺淫心理作祟，站在種族或經濟優勢的高度上來挖人隱私或憐憫送暖，創作動機不受認同，配合拍攝的意願與機會，就微乎其微了。
小孩，讓一般人較難有戒心，何況是紅燈戶長大的孩子，一旦他們人手一台照相機去捕捉紅燈區影像時，可能受到的刁難、質疑或爭吵機率就少了許多，布里斯基與考夫曼卻也可以透過攝影教學的過程，讓他們有了拿起攝影機進入紅燈區，甚至登堂入室拍攝紅燈區實況的護身符。《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的聰明之處，真的就在於找到了可以著力的一個創作切入點。
但是如果只是用小孩的眼睛和鏡頭來挖掘紅燈區的實況氛圍，坦白說，還是背負著極其沈重的「剝削」枷鎖，布里斯基與考夫曼第二個精明之處是他們很清楚，只要給他們照相機，世界就大不同，只要給他們受教育，未來的發展也肯定會大不同，所以《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的大半劇情就在於布里斯基非常努力地要替這八個孩子爭取轉往寄讀學校去唸書，因為事理很清楚，孩子一旦繼續在紅燈區裡長大，不是跟著做妓女（有一家已經三代都從妓了），就是為非作歹混幫派去了（有一家的祖父和爸爸成天無所事事，不是打女人就是吸毒），給他們機會，他們的人生或許會不一樣，布里斯基與考夫曼獨厚這八個小孩，當然是因為他們是攝影班的學生，而且他們真的從取景窗與快門中，捉住了不一樣的人生風景。
然而，老師、愛心與攝影機都不是上帝，可以試著打造或紀錄人生，卻未必能改變八個孩子的宿命，只是在攝影課與轉學寄讀的折衝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善心」的白種人，唯一能做的只是提供一次機會，在他們依舊純真，依舊有夢，還沒有被生活的污濁氣息給完全暈染改變之前，拋出八個救生圈，有人捉住了，有人放棄了，有人拒絕了…加爾各答紅燈區的傳奇，其實並沒有落幕，布里斯基與考夫曼雖然因為《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獲得了奧斯卡獎的桂冠，但是這八個孩子的浮沈人生卻依舊和他們緊緊相連，徜若《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只是布里斯基與考夫曼的名利踏腳石，那麼，這部得獎的紀錄片也只是一部精心設計而且成效卓著的白人剝削實証；徜若，他們真的有愛，真的關心觀景窗之後的小腦袋有多少美麗的異想世界，他們的後續旅程還很漫長。
這八個孩子拿起照相機，緊按快門的時光，真的是他們人生中亮麗的一刻嗎？還是，他們只是白人的利用工具呢？我並不認為電影導演就一定得為他的拍攝題材與人物負所有的情感與道義責任，只是《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的動力來自一位善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