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電影夢

 

打天下，很難單槍匹馬，都需要團隊，有黃金團隊，往往就能創造輝煌戰功；如果是豆腐團隊，人前人後一團糊，那就註定只能和稀泥了；如果各懷鬼胎，互不服氣，甚至相互傾軋，鬥氣又鬥嘴，那就是災難了。

媒體工作的團隊精神尤其重要，蜜雪兒．菲佛主演的《因為你愛過我（Up Close & Personal）》，就是需要勞勃．瑞福飾演的電視新聞經理的賞識與支持，甚至在監獄暴動中，還得靠著他以遙控方式耳提面命，才能一戰成名；《柯波帝：冷血告白》中的男主角楚門．卡波提就算有隻如椽大筆，他還是需要知名女作家哈波．李（Harper Lee）的支援採訪，還是需要「紐約客」老總的耐心等待與版面及費用支持。

喬治‧克隆尼自編、自導、自演的《晚安，祝你好運》則是另一個黃金團隊的最佳例証，他選擇讓自己來扮演這位最關鍵的安定角色。

《晚安，祝你好運》的劇情描寫1950年代，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記者艾德華‧蒙洛（Edward R. Murrow）主持了新聞節目「面對面」，他和節目製作人佛瑞德‧芬德利（Fred W. Friendly）攜手協力對抗當時讓許多小老百姓聞之色變的麥卡錫主義，並揭露美國參議員麥卡錫動輒就替人戴上共黨同路人等賣國賊帽子的行徑。

電視台的製作人通常都是高高在上的領導，不然就是在副控室裡看著節目播出的指揮官，喬治飾演的製作人佛瑞德‧芬德利卻選擇了最前線，蒙洛在主播檯上串引節目，他就整個人趴蹲在地上，一方面當現場指導，告訴主播任何來自副控室裡的導播指令，另一方面則是即時提供資訊或觀點，讓現場播出的節目更周延，更完美。

電視節目都是主播享受掌聲與光彩，但他孤掌難鳴，有製作人協助規畫重點，指揮採訪，甚至掌控新聞細節，還要安定主播情緒，責任其實大得很，萬一得罪了廣告客戶，有時甚至還得自掏腰包，墊付廣告費，但是你一定要帶領一群人，共同為一個新聞公義的理念獻身，才會心甘情願，隱身幕後，甚至蹲趴地面，才能帶出一個精誠團結的團隊。

喬治．克隆尼飾演的製作人除了選擇了一個最靠近地面，也最有共患難意識的姿態來傳達他的新聞狂熱外，坦然分享所有的情報，則是他選擇的另外一個姿態。

同甘共苦，是所有團隊都應該有的共同信念。他們在節目中批判麥卡錫參議員後，就集體窩在小酒館裡，等待著日報的評論與迴響，這種心態和今日的電視工作者等著看收視率，或者電影夥伴等著看票房的心情相近，那是一種等待勝利的火花秀。

萬一，節目因為賠錢，或因為收視不佳，或者得罪當道而被調動了時段，老闆卻又單獨留下製作人面談，做為夥伴之一的主播，會不會猜疑？會不會因為老闆不經意的分化動作動搖了原本的夥伴信念？從老闆房間走出來的喬治，選擇了鉅細彌遺的分享與告知，那，正是大家繼續為信念獻身的最大動能。

我帶過團隊，深知人心難測，也嘗過背叛與虛與委蛇的無奈。好電影則是明知人心險惡，依然會打造一種理念，釋放一種光熱，有緣的人，則會從中感受到那種生命的美好，《晚安，祝你好運》以歷史事件為背景，我卻從一位小製作人的姿態，看到了我心嚮往的工作情境，那就像徐志摩在「難得」這首詩中所描寫的人間友情：「…沒有虛假、猜忌與閒爭…」寫來容易，做來卻是極難的。

電影創作神秘又有趣，有時候是意念先行，一切都已篤定在心，拍攝和剪接都只是意念的完成；有時候則是意念恍惚，一切都好像只有個綱要，拍攝和剪接時都還在無盡的成長與茁壯。

多數觀眾都不知道創作的艱辛，多數的觀眾都是以成敗論英雄，不論孕育的過程有多艱難，只要成果感人，就備加推崇，一旦索然乏味，心血氣力花再多，也換不來好臉色與響亮掌聲的。

台灣新生代導演陳映蓉的《國士無雙》中，有兩位詐騙集團份子，一位是領班頭頭鄧安寧，一位是行騙高手金勤，電影中，鄧安寧很髒，不停地吃零嘴，同時又口沫橫飛地高談闊論，導致食物碎絮四處散落，愛乾淨的金勤，因而就不停地擦拭著桌面和地板，一個噴，一個擦，絕對矛盾的動作，形成電影的另類諧趣。

「劇本原來沒有寫這麼多，」陳映蓉親口告訴我：「那是我們在拍片現場討論劇情與人物性格時，大家碰撞出來的火花。」拍電影要有劇本做藍圖，可是光靠劇本還不夠，現場隨機應變的火花非常重要。

拍片還要靠運氣，侯孝賢拍攝《悲情城市》時，只為了捕捉晨起的雲霧感覺，曾經連發了一個星期通告，只為了一朵雲，只為了山間嵐氣，等不到他要的場景，那就繼續等到氣氛對了再說。

楊德昌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為了重建民國四０年代的時代場景煞費苦心，台北找不到，一路找到了屏東，電影都已經開拍了，主景還是不能讓他滿意，直到有一天，司機迷了路，闖進了一條小巷子，楊德昌才發現尋尋覓覓不可得舊房舍場景就在那條巷弄中。

通常，如願以償的時候，就叫做天意，但是天意不見得天天碰得著，遇不上，碰不著，只好將就，電影就會有缺憾，只能期待下回他日會更好。

不過，楊德昌拍片往往是意念先行的。概念清楚，就知道如何構圖，如何調度場面，知道如何突顯重點。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男主角張震，電影剛開始沒多久，就覺得視力不清楚，可能是近視了。在光線不足，營養不良的年代中，四眼田雞的生理現象既平凡又普遍，然而，楊德昌卻能在這個小情節中，埋下了張震因為「近視」，「看不清」周遭環境，也「看不清」愛情的盲點，為後來的少年悲情，留下了很有說服力的伏筆。

同樣地，在《一一》中，楊德昌的鏡頭總是有意無意地會從公寓大廈和學校的監視器來見証生活實況，婷婷陪著奶奶回家時，我們從監視裡看到有個少年試圖闖門，他是誰？後來，才知道他是婷婷鄰居女孩的男友胖子。光看監視器，我們會誤以為他是小偷，後來才知道，他是懷春的少男。

同樣地，小男生洋洋的氣球被女同學和老師誤會成保險套，清楚刻畫出他老是含冤莫白的客觀環境，於是他先是努力地去拍攝蚊子的蚊子照片，只有拍到了蚊子，大人才會相信他的話，這樣的一個相機，最後卻發展成他專拍拍下凡夫俗子所看不見的後腦勺，這樣的動作其實是告訴你，人們通常以為自己看到了全部的真相，卻看不到真實背後的另一半。楊德昌很明白地告訴大家：「偏偏，那個看不見的一半，卻是人們創造力的源頭。」

傑出的電影就會在意念和意像的層層累積下，營釀出動人的世界，最重要的是導演有話要說，意圖鮮明，因而勾繪出的世界就寬廣，否則硬要在剪接檯上做文章，灑狗血，終究是吃力而不討好的。

作品有風格，就有型，就讓人看得舒服。創作者打造作品的風格，可以是信手捻來的成績，也可以是精心淬煉的力作；可能是才氣，也可能是匠氣。

喬治．克隆尼是當前好萊塢一線演員中最有才氣的創作者，從一鳴驚人的《神經殺手》到《晚安，祝你好 運》，我們除了看到他的誠意，勇氣，也看到他開發另類題材的眼界與豪情。

《晚安，祝你好運》的美學風格從一開場就漂亮地展現出來，故事以1950年代美國電視媒體的新聞工作人員挑戰麥卡錫參議員的往事為重點，時間悠久，加上又是黑白電視的年代，於是喬治選擇了用黑白影像來顯示那個久遠的年代。

黑白的影像就讓觀眾有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歷史滄桑，接下來，喬治選用了作曲大師Victor Young的「When I Fall In Love」名曲演奏版來襯底，古老的年代，老式的衣著，斑駁的古意，聽不見人聲對談內容的餐廳，只有名曲在空間迴蕩…喬治什麼都不用說，就讓觀眾看見，聞見1950年代的韻味。

這就是風格美學的力量。

選對了影像與聲音的對話風格，你就會對半世紀前的人間風情產生一種「遙遠又陌生」的視覺認同，但是熟得不能再熟的音樂，卻又另外帶給你一股「遙遠卻又親切」的依靠與感動。

就在那個年代中，有人堅持自己的信念，追求人間的公義與真理，搭配這麼有質感的復古韻味，所有的形容詞和副詞都是多餘的。

接下來，在這樣靜謐的形式美學下，喬治帶出了《晚安，祝你好運》的男主角大衛‧史崔森飾演的CBS新聞節目主播艾德華‧蒙洛（Edward R. Murrow）。

喬治的第一個美學選擇是一陣噴煙。那是媒體界向蒙洛致敬的典禮上，蒙洛站後台走上講壇，又發表得獎感言時的第一個動作。

1950年代的人們不懂得「拒抽二手菸」的健康道理，不管男男女女都是以叼菸或拿菸的帥勁做為自己的註冊商標，多少的親熱戲都是一口菸接一口熱吻，完全沒有清爽口氣的基本禮儀，艾德華‧蒙洛當然更誇張，他不但在頒獎典禮上當著眾人面噴煙，主持節目時更是菸不離手，還擺出各種帥姿來唬人。他用老菸槍的老練與沈穩來打造自己的風格，喬治重現50年代的風情，沒有誇張，然而光是這個菸槍場景的重現，就已經看得喬治在追求寫實與形式主義風格下的基本心態。

接下來，就是蒙洛主持節目的冷酷與雋智。

新聞通常報導事實，但是新聞節目，除了深度，更要有解讀新聞的觀點論述，要以理服人，就不能氣急敗壞，就要舒緩有致，就要字字珠璣，就要鞭辟入理，直中人心。外型是理智的，措辭是文雅的，觀點是犀利的，結論是明確的，大衛‧史崔森採取了一種高度內歛的表演方式，大勝，沒有狂喜，遇挫，沒有怒眉，面對老友的求援，他也是斬釘截鐵地不讓人家有任何不確定的連想。

《晚安，祝你好運》似乎有意要將蒙洛打造成一位新聞聖人，他每回在要唸出最後一句結語的「晚安，祝你好運！」之前，聽他用最精煉的修詞，雄辯滔滔為新聞事件下結論時，那真的是集理性與感性於一爐的知性享受，特別是當他不看提詞版，恍如從心靈深處唸出這段：「我們不該混淆異議與不忠，我們應該時時牢記，指控並非証據，要定人罪，一定要有証據，而且走完司法程序，我們不該在恐懼中前進，不要因為恐懼而走進非理性的時代，只要回溯歷史與信念，我們應當就會記得自己並非心懷恐懼之人的後代，不會因為那些短期內看來不受歡迎的信念，就不敢去寫，去說，去參與，去辯護（We must not confuse dissent from disloyalty. We must remember always, that accusation is not proof, and that conviction depends upon evidence and due process of law. We will not walk in fear, one of another, we will not be driven by fear into an age of unreason. If we dig deep into our history and our doctrine, we will remember we are not descendant from fearful men. Not from men who dared to write, to speak, to associate, and to defend causes that were for the moment unpopular.）。」

黑白的畫面，少了彩色的繽紛，反而讓堅持信念的人生有了純淨的質感，再打造「不動如山」的主播風骨，擲地有聲的讜論，以及黛安‧瑞芙(Dianne Reeves)迴盪在煙霧繞遼的空間中的爵士歌聲，喬治．克隆尼的電影美學就這樣建構完成了。

看電影，竅門多，有時候看熱鬧，有時看症候群，當紅電影往往是最好的社會學範本，可以讓人看見社會百態。

1996年，我在中影公司工作，曾經和一群電影工作者在新聞局開國片發展會議，結果一位片商公會代表直接點名罵我，說我支持蔡明亮、易智言等導演拍「同性戀」電影，難怪台灣電影沒人看；批評我認為好看的電影都不賣錢……。

乍聽這種讕言，當然很氣。台灣商業電影崩盤，與蔡明亮一點關係都沒有，支持藝術電影，並非就不肯定商業電影；評論一部電影的好壞，與電影的賣座更沒有直接關係…面對這種非理性的二分法評論，我選擇一笑置之。

當年，李安的《喜宴》獲得金馬獎最佳影片時，有讀者打電話到報社抗議，認為我們都被李安騙了，他的電影是包藏禍心的，我請他舉例，他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同志題材的電影確實會衝撞很多人的道德理念和情欲認知，激生很多人的情緒性反應，一點也不意外的。

比較欣喜的是，台灣社會一直開明而且包容，對同志議題的討論也是溫和地慢慢開展，從《河流》、《春光乍洩》、《藍宇》、《不散》、《孽子》、《面子》到《斷背山》，以往聞同志則怒的情緒反應也慢慢地調整了銳氣火芒，而能朝人性和藝術的層次上來看待、討論電影；反而是美國保守派人士對於《斷背山》的抗議批判，讓我們看到了同志議題的脆弱與敏感。

社會進步，也讓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去面對電影行銷。例如電影《天魔》的一大噱頭就是英國外交官之子是魔鬼化身，身上有666的魔鬼印記，如今新版電影要在2006年的6月6日推出，於是就有人結合了06／6／6的數字趣味，成就了魔鬼再世的宣傳花招，大家一笑置之就好，不必太認真。

趁著書市熱潮搶拍完成的《達文西密碼》，大概是行銷密度和熱度最高的作品，今天在坎城上映時，有的人說太忠於原著了，有的人則是電影避開了耶穌生子的議題，躲掉了宗教風潮…這些評論只能參考，一切還是要等看了電影才知真假，面對著排出倒海的《達文西密碼》造勢風潮中，最吸引我的卻是時代周刊上一篇「破解《達文西密碼》的六個方法」的小文章。

這篇文章其實是個社會現象的調查報告，列舉了你如果不喜歡《達文西密碼》這本書，以及改編拍成的電影，你可以：

01禁演。

對，不准演，就可以控制損害，就可以避免「毒素」四散。

02絕食。

這是一種抗爭的姿態。為了一部電影而去絕食抗議，一定是因為你有滿腔怒火，願意為信念獻身，據說印度就有天主教徒揚言如果政府不禁演該片，就要絕食至死。

03控告。

這是必要的法律行動，有的罪犯，明明做錯了事，卻死鴨子嘴硬，不肯認錯，一狀告進法庭，尋求司法仲裁和司法救濟，其實是文明人的理性行為。

04嘲弄。

有的人一受激，就會暴跳如雷，這種人最容易上當，卻未必能夠解決問題。面對別人的惡意挑釁或污蔑，不要隨之起舞，是很重要的應對之道，揶揄《達文西密碼》，說它不成氣候，影響有限，其實也是一種消毒策略。

05傳教。

正面迎戰「邪說」，以傳教、開課、舉辦研討會等訴諸理性的辯論與對話，讓信徒更加定信念，也許還會增加更多信徒呢！

06反制。

澳洲人的態度比較有趣，雪棃教會研判當地會有250家戲院映演《達文西密碼》的預告片，於是他們也跟著製作了一部反制短片，駁斥《達》片的論述，讓影迷知所比較，找到生命中的真理。

這篇短文的六個小標譯自本期的《時代周刊》，其他的分析，有的是我的理解與註解，有的則是全文照譯。其實，在閱讀這篇文章時，我可以清楚感受到《時代周刊》消遣達文西現象的幽默，不過，這篇短文列舉的六個破解密碼之道，卻很具體反應出21世紀人類

社會面對「不同意見」的處理方式，看電影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背後的社會和人生。

電影創作神秘又有趣，有時候是意念先行，一切都已篤定在心，拍攝和剪接都只是意念的完成；有時候則是意念恍惚，一切都好像只有個綱要，拍攝和剪接時都還在無盡的成長與茁壯。

多數觀眾都不知道創作的艱辛，多數的觀眾都是以成敗論英雄，不論孕育的過程有多艱難，只要成果感人，就備加推崇，一旦索然乏味，心血氣力花再多，也換不來好臉色與響亮掌聲的。

台灣新生代導演陳映蓉的《國士無雙》中，有兩位詐騙集團份子，一位是領班頭頭鄧安寧，一位是行騙高手金勤，電影中，鄧安寧很髒，不停地吃零嘴，同時又口沫橫飛地高談闊論，導致食物碎絮四處散落，愛乾淨的金勤，因而就不停地擦拭著桌面和地板，一個噴，一個擦，絕對矛盾的動作，形成電影的另類諧趣。

「劇本原來沒有寫這麼多，」陳映蓉親口告訴我：「那是我們在拍片現場討論劇情與人物性格時，大家碰撞出來的火花。」拍電影要有劇本做藍圖，可是光靠劇本還不夠，現場隨機應變的火花非常重要。

拍片還要靠運氣，侯孝賢拍攝《悲情城市》時，只為了捕捉晨起的雲霧感覺，曾經連發了一個星期通告，只為了一朵雲，只為了山間嵐氣，等不到他要的場景，那就繼續等到氣氛對了再說。

楊德昌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為了重建民國四０年代的時代場景煞費苦心，台北找不到，一路找到了屏東，電影都已經開拍了，主景還是不能讓他滿意，直到有一天，司機迷了路，闖進了一條小巷子，楊德昌才發現尋尋覓覓不可得舊房舍場景就在那條巷弄中。

通常，如願以償的時候，就叫做天意，但是天意不見得天天碰得著，遇不上，碰不著，只好將就，電影就會有缺憾，只能期待下回他日會更好。

不過，楊德昌拍片往往是意念先行的。概念清楚，就知道如何構圖，如何調度場面，知道如何突顯重點。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男主角張震，電影剛開始沒多久，就覺得視力不清楚，可能是近視了。在光線不足，營養不良的年代中，四眼田雞的生理現象既平凡又普遍，然而，楊德昌卻能在這個小情節中，埋下了張震因為「近視」，「看不清」周遭環境，也「看不清」愛情的盲點，為後來的少年悲情，留下了很有說服力的伏筆。

同樣地，在《一一》中，楊德昌的鏡頭總是有意無意地會從公寓大廈和學校的監視器來見証生活實況，婷婷陪著奶奶回家時，我們從監視裡看到有個少年試圖闖門，他是誰？後來，才知道他是婷婷鄰居女孩的男友胖子。光看監視器，我們會誤以為他是小偷，後來才知道，他是懷春的少男。

同樣地，小男生洋洋的氣球被女同學和老師誤會成保險套，清楚刻畫出他老是含冤莫白的客觀環境，於是他先是努力地去拍攝蚊子的蚊子照片，只有拍到了蚊子，大人才會相信他的話，這樣的一個相機，最後卻發展成他專拍拍下凡夫俗子所看不見的後腦勺，這樣的動作其實是告訴你，人們通常以為自己看到了全部的真相，卻看不到真實背後的另一半。楊德昌很明白地告訴大家：「偏偏，那個看不見的一半，卻是人們創造力的源頭。」

傑出的電影就會在意念和意像的層層累積下，營釀出動人的世界，最重要的是導演有話要說，意圖鮮明，因而勾繪出的世界就寬廣，否則硬要在剪接檯上做文章，灑狗血，終究是吃力而不討好的。

我很喜歡看知名導演的第一部作品，聽聽他初試啼聲的吶喊，看看他展現企圖的姿態，對比他從青澀到熟黃的蛻變。

最近重看了王家衛1987年第一部執導的作品《旺角卡門（台灣當時改名叫做《熱血男兒》）》，既陌生又熟悉的技法就那樣排山倒海地從銀幕直奔眼前。

王家衛愛用音樂，而且音樂用得極妙，大家都知道，《旺角卡門》用了兩款音樂，一款是泰迪羅賓和Ting Yat Chung一起打造的電音搖滾；一款則是《捍衛戰士》中由Giorgio Moroder作曲的"Take My Breath Away"。

電音搖滾，節拍取勝，對照在旺角鬼混的調景嶺青年，那種不配知道明天是什麼滋味，只能虛擲青春的絕望翻騰，只能勉強算是意思到了，事實上，王家衛早期作品 中使用了大量的電音搖滾，都是替電影上色塗抹胭脂，少了真實動人的氣質。反而是後來的華爾滋與探戈樂章，雖然拼貼為多，原創為少，卻都有準確的對位效果。

至於煽情的"Take My Breath Away"，其實應該是香港人在著作權概念還不是那麼鮮明時的產物，在1987年直接套用了1986年的賣座電影《捍衛戰士》主題曲，搭賣座電影的熱潮順 風車是很明顯的製片企圖，然而"Take My Breath Away"的音樂用在劉德華終於回到大嶼山去探望表妹張曼玉，想要告訴表妹，他找到了表妹替他收藏的那只杯子的青春衝動，卻遇見了表妹和醫生男友一起外出 遊玩回來的場景，興奮對照惆悵的滋味，配合起"Take My Breath Away"的旋律和歌詞，其實還是別有魅力的。特別是劉德華和張曼玉終於在渡輪碼頭相會，一把就把她拉進電話亭熱吻，音量也調到最高潮，觀眾還真的有點 「喘不過氣」，「不能呼吸」的「Take My Breath Away」熱吻症候群呢。

《旺角卡門》用了「Take My Breath Away」，這和《重慶森林》用了「California Dreaming」，以及《春光乍洩》用了「Happy Together」等歌的手法如出一轍，差別只在於王家衛對於選曲的範圍越來用寬廣而多元，更能從名歌中提煉出催情要素。

處女作也還可以看出導演的偏好。諸如杯子、罐頭、挖個洞埋藏心思的神話，一直是王家衛電影中愛玩的密碼遊戲，物件或許不同，對象或許身份有別，但在最平常的物件中深埋情話密碼，則是他樂此不疲的手法了。

初試啼聲的王家衛在《旺角卡門》中，也明顯地玩了些「對比」設計，劉德華愛上了舞女，搞大了人家肚子，卻不負責任，對方被迫去墮胎了，他只能生悶氣砸東 西；幾個月後，兩人在下雨的走廊下相會，對方大了肚子，孩子卻不是他的，不能生氣，只能含笑祝福，一個江湖小太保的愛情重傷，讓雨和淚再也難分。

最後，劉德華選定了張曼玉，卻又為了救張學友飾演的烏蠅，所以告別愛人，跑回香港搶救人質，他承諾天黑時一定回來，然而，張曼玉枯守碼頭，等到了最後船 班，等到了鐵欄柵門都已經落了下來，劉德華還是沒出現，張曼玉焦急又碎心地才要起步，鐵欄柵門卻停止了下降，渾身是傷的劉德華跌跌撞撞地滑下樓梯，那是美 麗的愛情誓言；然而，接下來，張學友決心拿高額安家費去做刺殺污點証人，劉德華再度出馬攔阻，同樣地，他承諾會再回來，張曼玉也依舊癡癡地守候在碼頭上… 刻意鋪排的情境對比，因而匯聚成了催淚力量。

《旺角卡門》中，劉偉強的攝影成績，同樣也讓我們看到了用招牌和霓虹燈影所呈現的香港街景，處女作，真的好像就是人類DNA的排序展演，魅力風情，早就定了性，萬變不離其宗了。

卡通電影都很喜歡正邪鬥法，不管惡魔一開始有多囂張，最後一定邪不勝正，尼克．帕克執導的《酷狗寶貝之魔兔詛咒（Wallace & Gromit: The Curse of the Were-Rabbit）》也套用了這套公式，差別在於劇情就算陰森難測，從頭到尾都是喜趣形式來表現，踩在驚悚和喜趣交織的鋼索上。

本片的趣味其實一開始就顯現在片名的「Were-Rabbit」上，這個字，其實和「狼人（Were-Wolf）」如出一轍，「Were-Rabbit」如果不譯做「魔兔」，而是「兔人」，會不會更貼切？會不會嚇走了原來愛看卡通的小朋友？卻吸引了另一批迷戀驚慄片的年輕人？

尼克．帕克坦承「Were-Rabbit」的概念就脫胎自《狼人》類型的恐怖電影，差別在於狼人電影有血有肉還有人命，血漿用得不計其數，但是《魔兔》不灑狗血，偶而緊張到直冒冷汗，但是關鍵時刻絕對不致於血肉橫飛，因為這是一部「蔬菜」電影。（如果改稱「素食」電影，是不是也是更豐富，也更岐異的解釋角度？）

做為一部卡通電影，《魔兔》選擇了超大蔬菜競賽做故事背景，搭配野兔肆虐農莊的田園趣味，其實就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英國風味了，種菜人不殺生，即使野兔為 患，只要捉下來養著，不讓肆虐就可以了，這種溫柔敦厚的個性，配合女主角的惻隱之心，幾乎就已經判定那位迷信槍桿暴力的獵戶情郎鐵定出局的命運了。

然而，不殺生的主觀條件，也使得男主角華萊士選出了洗腦改造計畫，認為一旦改造了野兔食菜基因，就可確保菜圃無事了。這種「科學萬能」論，正好就陷進了科幻驚悚電影的標準格式，《科學怪人》、《變蠅人》不都是在同樣的邏輯下，導致了萬劫不復的悲劇嗎？然而，尼克雖然在劇本創作過程時，看遍了好萊塢的驚悚片，《魔兔》走的卻是諧趣路線，劇情懸疑，只是必備元素，只是要讓人譁然，只是為了添增趣味，絕對不會走火出岔，回歸的是正宗卡通電影的夢幻本質。

以前的《酷狗寶貝》系列影片都是短片，《魔兔》則是試圖擴大《酷狗寶貝》的短片格局，以蔬菜大賽出現了魔兔的危機主軸，帶出科技危害、情人鬥法，人兔矛盾的趣味，其實都証明了尼克．帕克編導技術的大躍進。再加上尼克．帕克的老搭檔Julian Nott（他在尼克交出大學畢業作品時，就已經負責替他的電影配樂了）所打造的音樂，華麗又燦爛，趣味十足，建構了別具魅力的長片風味。

然而，《魔兔》的真正魅力還是在泥塑卡通上。光是男主角華萊士的嘴型就有二十種，配合台詞就要捏出不同發音的嘴型，因而逼真，因而有趣。同時，泥塑卡通的難度在於所有的動作都得一氣呵成，不能一格一格修，真實的程度就像一般演員在演戲，一旦有錯，就得重來，因而精細的排演與計算，也使得影片的連貫性更加鮮明。

對我而言，觀賞完全陌生的媒體創作，既新奇又好玩，這也是看電影除了劇情之外，還有科技新知的鑽研趣味呢。

昨天上午到愛樂電台錄音，信箱裡擺著一封ｃｄ大小的小包，打開一看，封面是橙黃色的底，映照著籬笆上的五個彩繪字：Ginga，副標上則寫著：「巴西足球 靈魂（The Soul of Brasilian Football）」。「哦，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又快到了，音樂也出爐了…」我在心頭告訴自己。

半夜回到家，拆開這封小包，才發覺這不是唱片，這是一部七小段的足球紀錄片，七個巴西的足球故事，由《無法無天（City of God.）》和《疑雲殺機（Constant Gardner）》的巴西導演Fernando Mereilles帶領三位新生代導演一起完成的巴西足球故事。

曾經走過七０年代的朋友，應當都記得當年台灣電視公司曾在星期六下午播出「足球大賽」的體育節目，內容只是一場又一場的英國足球比賽，從兵工廠隊到利物浦 隊，從球員的拚勁到球迷的吶喊，那是我們青春歲月很重要的運動視野，所以我們才私下也組織了一隻足球隊，胡踢亂竄，在殘草雜石地下消枆著青春的元氣。

同樣是七０年代，電視台除了阿姆斯壯登陸月球外，幾乎很少做實況轉播，世足賽不論多瘋狂，我們只能在報章或新聞報導上，看著不同步的後續報導，也正是這樣 資訊牛步的時空下，所以才有「世界盃足球賽」的紀錄長片可以在台北上映，正在唸國中的我們，誰不想去電影院看上一個半小時的世足賽「精彩好球」的精華重 播？台灣當年的節奏與呼吸，比起世界流行風潮，至少慢了半年。

後來，世足賽開始有了同步轉播，卻總因時差關係，只能在半夜時段播出，不因工作關係，很難準時收看（只有狂熱的年輕人做到準時收看，做不到，就意謂著我們 的年紀已經慢慢衰老，體力和熱能已經逐步消退了…），一直到四年前的日韓世足賽，少了時差的困擾，才又撿回來了不少青春的記憶。

連夜看著這隻《Ginga》電影，直接撞入眼簾的當然就是巴西人的足球夢與足球心靈，台灣人雖然迷棒球，卻不是人人會打，多數人只是說得一口好球，然而巴 西人對足球可是心口如一，身體力行的，Ginga這個名詞原本是用來形容非洲的卡波耶拉舞，象徵著華麗又熱情的舞姿，它既神秘又曖昧，既是生命律動，又是 靈魂節，巴西人相信他們就在這樣的精神下行走、談吐、跳舞以及迎接生命的每一天。

眼前的西巴是貧窮的第三世界，他們最認真的就是踢好足球，會踢球的孩子，就一定能改善家庭環境，然而，踢出好球所帶來的心身愉悅和虛榮狂喜，才是最實際的 成就感，第一段的小羅馬李奧，就讓我們看到出身寒微的他，念茲在茲地要把他出神入化的球技展示給職業隊的教練看，球在他腳下自由來去，讓外人分不清球與腳 的境界，簡直就是華人武術世界底下「迷蹤腳」或「無影腳」的具體表現了，更重要的是你看到破落戶青年，篤信明天會更好的志氣昂揚的夢想。

第二段的舍其歐則是另類的觀點，不再是黑人球員，不再是窮苦小孩，舍其歐是白皮膚，舍其歐家境富裕，這些原本要和奢靡、墮落畫上等號的字眼，全都用不到他 的身上，「上了球場，就要憑真功夫。」這是舍其歐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的，身份膚色一點都不重要，踢得好才是真的，足球的美麗就在於人球合一的境界， 《Ginga》這部電影其實鼓吹的一個概念就是Joga Bonito（踢場好球）！只有不分階級與身份的人都能踢出好球，那才是全民運動，那才是貧苦人家最引以自豪的原始才情。

這七段短片的主角都是十三歲到二十歲的青年人，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用腳控球，甚到後頸、胸膛也都可以停球、帶球及運球，然而就在第六段中，已經踢進職 業隊的羅比尼奧去拜訪小學球隊的教練，重溫他當年的比賽錄影帶時，大家才赫然發現，早在小學踢五人制足球賽時，羅比尼奧早就已經人球合一，穿梭在球場上的 唯一目的就是盤過對手，直奔對方球門，他的扭動、韻律，就像跳舞，這時你就會明白巴西球星雷納多（Ronaldo）所說的那句名言：「那早就存在我們的血 液中，那是上帝特別賜給巴西人的禮物，巴西人從孩提時代就學會踢足球和跳舞，巴西人從出生的那一刻就傳承了ginga精神，而且持續發揚（I think it’s in our blood, it’s a gift given by God especially to Brazilians who play football and learn to dance from an early age. I think Brazilians are given ginga when they’re born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it through childhood.）」。

這隻只有四十四分鐘長的《Ginga》短片是由Nike贊助拍攝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http: //nikefootball.nike.com.tw/的網頁上去瀏覽這部七段短片，感受一下巴西人的驕傲，同時也見証到跨國體育用品器材公司如何經營 炒做知名國際賽事的狂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