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電影夢

 看見《刺蝟與女王》的女主角卡蘿（由Anna Franziska Jaeger飾演）時，我腦海中不時想起了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對白流蘇的描寫。

張愛玲的文字這樣寫著：「…她那一類的嬌小的身軀是最不顯老的一種，永遠是纖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臉，從前是白得像瓷，現在由瓷變為玉—-半透明的輕青的玉。…」許鞍華的電影版本裡，清瘦的繆騫人成了鮮活的樣本。

我的想像，我的連結來自於「孩子似的萌芽的乳」這八個字，也因為在《刺蝟與女王》直接撞見了「孩子似的萌芽的乳」，有了無從閃躲的震撼。

Anna在演出《刺蝟與女王》時，大約十二三歲，正是發育中的少女，電影描寫她追隨嬉皮雙親在1974年的生活與抗爭，自由解放是他們的共同信仰，解除身體與性愛的禁忌，更是全片重要的嬉皮論述之一，於是有了男男女女同睡一張大圓床的同居歲月，有著午夜時分，不同伴侶在各自的角落裡魚水交歡的場景；即使是在海邊做日光浴，自在展示自己的身體或慾望，也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生活型態，卡蘿從小在這種百無禁忌，坦然擁抱人生的嬉皮生活圈裡長大，雖然她只是冷眼旁觀，但是活躍在眼前的肉體景像，對多數觀眾而言卻都有著相當「扎眼」的刺激。

發育前的少男或少女，其實沒有太強烈的性徵顯示，但是《刺蝟與女王》中的卡蘿，年紀大約十歲而已，對世事其實還在一知半解，心理上還是在懞懂中摸索前進的階段，生理上卻已然有了「孩子似的萌芽的乳」。父母親既然認為身體不是禁忌，在客廳裡擺個浴缸，放進熱水，要卡蘿當眾寬衣洗浴，根本無需大驚小怪，但是轉換進電影膠捲，青春正要萌牙的卡蘿身軀卻不時在挑戰著觀眾的神經。

青春芳美，《刺蝟與女王》中的卡蘿，以最無邪的身體綻放出最迷人的魅力，只要觀眾心中無邪念，感受到的就是青春讚美詩，我相信這也是比利時女導演朵西．芳．丹．柏荷（Dorothée Van Den Berghe）的創作始意，Anna的演出也顯得格外清麗自然，確實掌握住自然美的神采。

只不過，俗世男女對身體都格外敏感與眷戀。面對卡蘿的青春胴體，油生諸如希臘羅馬雕像般那般青春永恆，肌肉勻稱，線條華美的讚歎與眷戀，其實非常自然，然而看著卡蘿親近異父異母的「哥哥」，戴起印第安的羽冠，在帳篷中裸裎共眠，甚至不經意地磨磳肌膚取暖時的場景，還是會有些敏感的欲望神經被輕輕地挑動了起來。

《刺蝟與女王》對於許多人間感情，都保持著一個旁觀距離，就像老是坐在牆角邊把玩玩具，總是盪著鞦韆，以不同的速度和角度看著人間浮世繪在眼前上演的卡蘿一般，似懂非懂之間，心中的影像卻也慢慢從模糊中顯影聚焦了，但是朵西．芳．丹．柏荷採取的距離哲學，卻也讓全片不致於因為急著鑽探而迷航了，在一知半解的模彷與複製中，「不知愛滋味」的少男少女似乎也觸到了人生的情愛門廊，在欲望還沒有龐大擴張之際，初初萌芽的身體與無邪的碰觸，就此交織出一闕青春前奏曲。

嬉皮、佔屋、愛情與青春，是比利時女導演朵西．芳．丹．柏荷（Dorothée Van Den Berghe）在電影《刺蝟與女王（My Queen Karo）》中傳達出的四則訊息。

時間在1974年，地點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刺蝟與女王》散發著濃烈的懷舊情緒，以幾位嬉皮（Hippie）角色身體力行的理想主義做主軸，以嬉皮主義激發的生命浪花來論辯，隱藏在電影故事背後的生命態度，在在吸引著觀眾深思咀嚼。

嬉皮（Hippie）精神之一就是重新定義現實，自由則是他們中心思想，做著想要做的事，穿上想穿的衣服，回歸共產共生的群體生活，一直都是嬉皮團體最鮮明的符號，只不過，《刺蝟與女王》選擇了「佔屋行動」做出發點，以挑戰世俗邏輯和價值觀的議題，取得了不凡的置高點。

住者有其屋，是政治家的美麗夢想，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底下，要住屋就要付出代價，從地價、房價到水電費都是不可迴避的議題，《刺蝟與女王》的這群比利時嬉皮們卻悍然打開了阿姆斯特丹的空屋大門，堂堂進駐，他們主張資本家霸著空屋不住，卻讓社會大眾流落街頭，有違社會正義，基於財產重新分配的信念，他們的佔屋行動，活化了空屋，善用了空屋，毋寧是社會資源的再利用。

都市化社會，難免都會遇上高地價和高房價的困擾，台北的無殼蝸牛運動吵了二十年，完全無法改變房價節節高的現實，《刺蝟與女王》所宣揚的佔屋運動理念自然輕易就吸聚普羅大眾的目光，差別在於嬉皮們的堂堂進駐，正確嗎？嬉皮們拒付房租，對嗎？一旦房東停水，嬉皮們又要如何對抗呢？

《刺蝟與女王》最有趣的切入點在於嬉皮只是背景，嬉皮的女兒卡蘿（由Anna Franziska Jaeger飾演）究竟怎麼看待嬉皮父母親的追逐與矛盾，才是全片關鍵。卡蘿相信，也接受父親Raven（由Matthias Schoenaerts飾演）標榜的無政府主義、也能把愛與和平信念掛在嘴上，但是她也親眼看見父親在街頭遇見嬉皮運動的演說家愛麗絲（由Maria Kraakman飾演），就動了心，就吻了起來，就帶回他們的小巢同居了起來。愛麗絲佔據了父親的心房，挑戰了母親Dalia（由Déborah François飾演）的尊嚴和地位，嬉皮信仰的自由人生不是包括了愛情自由和性愛自由？嬉皮父親的一席話讓嬉皮母親啞口無言，止不住的淚水，訴說著平凡婦人心如刀割的破碎心情，她要怎麼面對美麗口號與殘酷人生的矛盾對撞呢？

弱小的卡蘿面對多情的父親，冷落母親的父親，只能握拳捶打父親的臀與背，但是眼不見為淨的母親卻選擇在房間裡用木板搭起了隔間，「妳為什麼要把自己關起來？」父親的狂吼，有如理想主義旗幟的張狂飛舞，母親的築牆，卻也是平凡人生的療傷自衛，嬉皮的革命信念就在人間現實上往覆拔河。《刺蝟與女王》沒有選邊，只是呈現，透過卡蘿的眼睛，檢視著高揚的理想主義如何抗拒著強要把夢幻拉回現實的地心引力。

父親Raven和母親Dalia的戰爭不只在於愛情，同時也在生活。Raven拒付房租，相信只要堅持下去，悍然斷水的房東必定妥協；但是Dalia看到了生活的艱難，看到了女兒卡蘿教育發展的必要，她相信青春有限，不能再逐空屋而居，帶著女兒四處流浪，所以她私下付了房租，房東恢復供水的那天，不食人間煙火的Raven還自豪於抗戰必勝，卡蘿卻從Dalia的眼神中看到了承擔與緘默。

《刺蝟與女王》最動人的描述在於從十歲小女孩卡蘿的目光看人生，她看見了美麗，也明白了醜陋；她遇見了成功，也目擊了失敗，成人的章節終究是要過去了，就在嬉皮們被逐出佔屋的那一天，從游泳課上找到自信的卡蘿選擇了成人都做不來的跳水與潛水，找到了自己的生命節奏，一切就如《Suneise sunset》那首歌曲所吟唱的「One season following another」，江山輕易就換了一代，即使人生依舊「Laden　with　happiness　and　tears.（有喜有悲）」，且看今朝的發言權已然悄悄交棒了。

《刺蝟與女王》記錄了那個曾經華麗，但已然失落的嬉皮年代。

小說、戲劇或電影創作，都不脫模彷人生的本質，生活的滋味餵養了創作者的靈感，因而得能提煉出動人的力量。

世人都曾遇過親人死別的喪痛，以喪葬為主題的創作中，最艱難的挑戰就在於能否從單一事件中找出普世認同的通性，在極為私密的敘事中，讓旁觀者亦能得到共鳴，亦能擁有對號入座的空間。

《父後七日》描寫一位在商場打拚有成的職業婦女阿梅（由王莉雯飾演）因逢父喪，回到了台灣中部的農村料理父親喪式，故舊重逢之外，面對的是全然陌生的傳統葬儀，第一次認真面對各種迷信風俗，因為這一回，她不再是旁觀者，而是實際的參與者、見証者，甚至是演出者了。

生命如謎，死亡如謎，因為不懂，因為無知，更因為人生可能就這麼一回，聽從道士的安排，接受傳統儀式的規矩，幾乎是心亂如麻的為人子女，面對千頭萬緒，不知如何下手的喪式時，只好乖乖從命的事。主要是喪禮有急迫的時間壓力，死者有遺體保存或落土火化的生理現實；生者則是另外面臨了工作、學業或家庭生活的不同人間現實。

《父後七日》先行選擇了萬式花筒的拼盤結構做開場，再用顯微鏡式的內心觀照做終結，前者讓人眼花撩亂，後者讓人揪心捶胸，兼具了娛樂花色與人性沈澱的雙重特質，不會只陷於刻意譁眾的表面喧囂，反而多了耐人咀嚼的深層意義了。

因為有萬花筒式的結構，《父後七日》從救護車的「有醫」、「無醫」的鳴笛聲開啟了全片的黑色喜趣結構，散文原著中只問到女兒阿梅，你們家是拈香拜佛嗎？隨即在救護車的音響中放進「阿彌陀佛」的頌經卡帶，護送遺體返家；電影中，問句依樣，但是司機卻把卡帶放錯了面，播出的基督教的合唱樂聲，「歹勢！」司機慌了手腳，趕緊抽出卡帶，換回「阿彌陀佛」，原本哀淒肅穆的場合，頓時有了讓人哭笑不得的尷尬（不，更準確的說法是，原本的哀淒，在這款專業突槌的境遇中，有了人間荒謬劇的溫度），電影「重鹹加料」的處理方式，其實已經透露出導演以「黑色喜劇」手法取悅觀眾的企圖心。

隨後而來的孝女、誦經團、折蓮花、香爐裡以菸代香、何時不能哭與何時得大聲哭，何時不能落淚？何時得落淚？阿梅不論手上正在忙什麼，是在刷牙、洗臉或者吃飯，時辰到了，賓客來了，就得連爬帶跪上前行禮或陪祭，《父後七日》的結構律動，在萬花筒論述的前三分之二戲份中，一如導演偏愛的希伯萊民謠「Hava Nageela」旋律，音樂帶著人旋轉，越轉越快，情緒似乎就要脫軌騰空了。

然而，《父後七日》的散文是女兒的思親之作，《父後七日》的電影同樣以父女情深做主軸，散文的意識流結構，提供了導演穿插往日父女情的互動元素，先有父親載著身穿高中綠色制服的女兒共騎機車的天倫時光，風吹過髮梢，父女親密對話的場景，一定要再配上女兒騎著機車背負父親遺照返家的深情對比，手法雖然不新，卻已夠動人了。可惜的是女主角王莉雯有職場婦女的秀麗與幹練，但每回和父親在夜市攤位上合唱卡呼ＯＫ時（竟然沒有人群互動，捉襟見肘的預算，使得原本可以煽動人心的戲份，就這樣顯得單薄與貧弱了），在親友只講國台語的靈前接獲客戶電話，立即要以流利英語應答的城鄉文化對比（我不是不相信這種情境，只是硬要配上表弟驚歎豔羨的表情，以及脫口而出的註解時），都屬於太過「目的論」的刻意經營了。

萬花筒是吸引觀眾共鳴的重要元素，顯微鏡才是最勾動人心的生命細節。原著中阿梅停留在機場過境吸菸室的那一幕，確實有著畫龍點睛的力量，葬禮原本是是要安頓死者的，最後卻是成了讓生者安心的治療儀式（所有的華麗周到，死者已經全然管不著，也感受不到了；所有的富麗場面，竟然是要慰安親友賓客的孝親行動？），真正的喪禮其實是重新憶想死者風采和整理死者生命印痕的契機，真正的私密話語，其實是不足與，亦無需與外人道，散文選擇女兒的思念淚水，做為心情降落的終點，電影亦以困在吸菸室的一角悵然痛哭的情節做終，自然是最忠實與動人的翻譯，菸霧遼繞中，父親和女兒的血脈相通，成就了最深情的頌歌，那才是眼淚開始流下的時刻。

有了顯微鏡的深情對話，萬花筒式的荒誕人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有了顯微鏡的內心獨白，萬花筒式的花花人生，就成了美麗的點綴了。

把小說改編電影，究竟是長篇合宜？還是短篇有力？難有定論。

基本上，長篇小說素材多，取兩三瓢飲，即已足夠，卻又難免掛一漏萬，不能盡如人意；短篇小說內容精練，得在字裡行間，另闢蹊徑，再添人物和材薪，火勢才能燒得雄旺。

把散文拍成電影，挑戰更勝改編短篇小說，因為素材更單，情節更薄，但是動人的散文主題，就有如提供了精緻鋼架的結構，等待著建築師填裝壁瓦牆窗，以成新宅，改編自「林榮三文學獎」2006年散文首獎的《父後七日》，成功找出了兩個畫龍點睛的關鍵點：道士阿義和表弟小莊。

《父後七日》有一半的趣味在於突顯台灣喪葬的誇張與繁複，主持法事的道士無疑就是關鍵人物，他發號施令，從原本的陌生人角色可以直喚死者名姓，替代親屬唸出「今嘛你的身軀攏總好了 無傷無痕，無病無煞，親像少年時欲去打拚」的祈福祝頌話語，然後指揮著茫亂無頭緒的子女逐步行完人生大禮。

沒有一位老師教過學生要如何面對死亡（或許因為老師們亦不知死亡的意義），多數人都是轟然一聲就直接面對了殯葬大事，一生都專精於送往安頓的禮儀師或者法師，因而成為人們不得不信靠，卻又巴不得早點離脫的對象，這種既黏（因為凡事問，怕出錯）又想離（喪親至痛如何與外人分享）的矛盾情緒，正就提供了《父後七日》悲中帶笑的基本情調。

電影從吳朋奉飾演的道士阿義正在哈利‧貝拉方提（Harry Belafonte）演唱的希伯萊民謠「Hava Nageela（Let’s rejoice）」樂聲中作法起舞展開，上一回聽見這首旋律是在將近四十年前的電影《屋頂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中了，原曲的始意是用於歡唱行吟的婚慶場合，錯置在喪葬法事上，當然就有了既荒謬又怪誕的時空錯亂感覺，然而「Hava Nageela」的旋律雄渾有力，節拍鮮明，卻也能帶領主角和觀眾進入「頭七」人生的倉皇無著世界之中。

原著中，道士無名無姓，只是禮儀法號的誦念者，冷眼旁觀又無情無血色，讓道士阿義添加名姓血肉，扮演著主要角色其實是原著劉梓潔和導演王育麟的重要決定，先讓阿義也和死者（太保飾演）有遠親關係，就讓他的全程陪伴有了宗法血緣的合理性，也才得以巨細靡遺地帶出繁複的喪葬儀式。

但是劉梓潔和王育麟更大的企圖卻是從阿義身上帶出台灣殯葬業的真相浮雕，於是擅長哭墓和殯葬儀隊的「道士女友阿琴（張詩盈飾演）」就得著現身機緣，她那種說哭就哭，聲音高亢悲淒，淚水卻不會糊了妝容的「專業」技藝，更讓「皮哭肉不哭」的表面儀式有了更荒誕的基調，至於阿琴遊走於婚喪喜慶場合，四處張羅花圈花籃罐頭塔的四海個性，也悄悄帶出了台灣基層政客的人際關係經營網絡。當然，更重要的是從阿義癡戀舊情人美鳳的青春往事（重現了1970代台灣三廳電影的純情風貌），帶出了失意男兒窩居鄉下的心理創傷，卻也相當程度地解釋了台灣鄉間的經濟活動實況。

道士阿義是主軸之外的橫向平行線，與陳家祥飾演的「大志」與王莉雯飾演的「阿梅」這對兄妹產生的共振與對話關係，至於原著中無影無蹤的表弟「小莊」（陳泰樺飾演）則是另一下往下挖掘的深向垂直線。

小莊表弟是突然就在靈前下跪的家族成員。他的功能之一是讓台灣人複雜的家族親屬關係得著既混亂又諧趣的稱呼（龐大的家族，搞不清長相，釐不清關係，叫不出名字；功能之二，則是讓新科技與舊儀俗起了混血效應（包括拍攝紀錄片，做為學校的畢業製作；包括運用電腦修圖，讓死者遺照有了新風貌）；功能之三，則是透過無厘頭的直接問話，點出了當代商場和傳統喪祭的萬端經緯。

看完電影《父後七日》，再去讀散文原著的《父後七日》，剛巧是一堂有趣的散文改編課。

有些電影，看過即忘，不曾在心頭投下任何陰影；有些電影，卻讓人一見鍾情，終身難忘。

每個人心中都有幾部經典電影，不時就會湧現心頭，大導演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台灣人以前譯作約翰．赫斯頓）執導的《大戰巴墟卡（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即是我心目中最浪漫的冒險經典。

我是在大學二年級時看見了這部1975年拍攝完成的《大戰巴墟卡》，感動莫名，從此不曾湏臾或忘，每回只要有人問我心目中最愛的經典電影片單時，它都在我的前十名片單之中。

前兩天，蘇格蘭愛丁堡電影節（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中重新放映了這部作品，為男主角史恩．康納萊（Sean Connery）歡慶八十大壽，在片中飾演忠僕Gurkha Billy Fish的八十一歲印度男星薩伊德．傑福瑞（Saeed Jaffrey）也在助理扶持下，上台與史恩．康納萊相會。他幽默地指出：「導演約翰．休斯頓早在1956年時就想要拍攝該片了，還好，他沒拍成，否則依照當時的作業模式習慣，他只能找好萊塢男星克拉克．蓋博（Clark Gable）和亨弗萊．鮑嘉（Humphrey Bogart）來飾演英國軍人，再隨便找個墨西哥人演出印度人，還好，約翰．休斯頓他晚了十九年才拍成這部電影，也才有了正宗的英國影星史恩．康納萊和米高．肯恩（Michael Caine）來演英國佬，還有正宗的印度人，我，來飾演這位小兵。」 《大戰巴墟卡》有幾個面向相當有趣，首先，電影脫胎自印度孟買出生的英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吉卜齡（Rudyard Kipling）的短篇小說「The he Man Who Would Be King」，但是片中還特別請到影星克里斯多佛．普拉瑪(Christopher Plummer)來飾演吉卜齡，藉由他親自聽聞從雪山餘生的英國士兵敘述的真人實事，帶出這則浪漫傳奇，頗有點夫子自道的「後設小說」小趣味。 其次，《大戰巴墟卡》讓我們看到帝國主義下的白人傲慢與封建主義下的城邦古國，兩位男主角卡馬罕（由米高．肯恩飾演）和達列佛（史恩．康納萊）原本只是混跡印度殖民地的兩位英國小兵，只因相信「富貴險中求」，於是籌畫了生命中最華麗的一場冒險，試圖從印度北上阿富汗探險，靠著先進的槍枝武器，果然順利征服了無數的山區城邦（小國君王畫地為王，享盡榮華，剎那間頭顱就成為馬球的強烈嘲諷），加上他們總有幸運之神加持，演出飛箭不入的傳奇，被愚民崇若天神，再加上達列佛胸前佩戴的同濟會徽章，更被地位神聖的僧侶祭司認定為亞歷山大大帝的天神傳人，兩個英國痞子小兵，不但就此「可以為王」，而是直接就被認定為王，接管了亞歷山大大帝遺留下來的財富與宮殿。

我們常用「沐猴而冠」比喻浪得虛名的小人，戴上皇冠，接受百姓膜拜的達列佛，很快就感染上君王大頭症，嘗到頤指氣使的權力滋味後，早已樂不思蜀，忘記自己的真實身份，最清楚他底細的卡馬罕則力勸不可，希望他收刮完財富之後趕快下山，偏偏達列佛不但不想煞車，更想娶后納妃，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何況他們連英雄都稱不上，當然更要顛仆在美人關前了，達列佛刀槍不入的肉身神話就在婚禮當天，被精神狀態陷入癲癇異狀的皇后給戳破了。

我曾經用「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的古詩形容《大戰巴墟卡》的男兒心情，其實《大戰巴墟卡》內容非常豐富，帝國主義的掠奪本色，封建社會的愚昧剝削，古老神話的宗教威權、奇風異俗的文化景觀，沾惹貪嗔的人性災殃，沾惹女色的悲慘宿命，都值得大書特書，至於約翰．休斯頓深入摩洛哥山區所拍攝的古文明景觀，以後兩位男主角高唱聖歌，從山谷吊橋墜下的男兒豪情，都讓人動容。

我不確知台灣還有多少人記得《大戰巴墟卡》，我少年時期，曾看過這一部經典，而且深受感動，因此書寫下這段文字，期待有緣人能夠呼應，並傳承感動嘍。

人紅是非多，手握權力的人尤其要承受風雨。

俄國大導演尼基塔．米亥柯夫（Nikita Mikhalkov）現任莫斯科電影節主席，最近頻頻在媒體曝光，為俄國電影大勢宣傳，首先，他要選出十七部強片參與競賽角逐，讓莫斯科電影節的光芒，等同世界頂尖影展；其次，他安排了九十四部俄國電影在電影節上露臉，二十部劇情片、四十九部動畫片和二十部劇情片的陣容，盼能吸引國際影人和片商注意到俄國電影的新勢力，即使面對近日不時批評他的俄國名導演蘇古諾夫，他照樣安排了七部紀錄片的特別映演，同時還在《契訶夫主題（Tchekhov’s motives）》主題單元，整理出各國導演曾經以俄國文豪契科夫作品精神為主軸創作的電影，展現出對俄國電影負責的一種態度。

同時，他還要兼任文化大使，一方面向媒體和民眾推介他精心安排的《黑澤明精選展》，從《德蘇烏札拉（Dersu Uzala）》、《一代鮮師（Madadayo）》和《八月狂想曲（Rhapsody in August）》等片中認識這位大導演，另外一方面還以先知眼光告訴大家，在網路上看電影，取代不了電影院的放映感覺，因為聲光效果差太多了，但是線上看電影絕對是科技文化現象之一。

米亥柯夫其實是俄國當代最長袖善舞的電影導演，關鍵之一是他是蘇聯瓦解後，率先獲得國際影展肯定的俄國導演，一部《烈日灼身》不知感動了多少影迷；關鍵之二在於俄國前總統，現代總理普亭是他的好友，他拍攝《烈日灼身二：出走》時，普亭甚至還到現場探班，多所打氣，政治後台夠硬，使得他得能身兼俄羅斯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總統諮詢委員會委員、俄羅斯電影導演聯盟主席、國防部民間諮詢委員會委員，亦即電影、政治和軍事勢力，他都能參上一腳，擁有絕佳政經資源，他儼然成了電影教父，國家提供的拍片補助金，他自家的Trité公司就取得了八成的輔導金，讓同業既豔羨又眼光，批評他專斷獨大的聲音於是甚囂塵上。

手握資源，肯定遭妒，米亥柯夫對外界懷疑的回應是：「我的朋友普亭做了總統，難道我就得堅持自己的知識份子身段，斷絕朋友關係嗎？我不從政治現實利益交朋友的。」

導演結交政治權貴，難免會給人屈膝攀附的印像，只有持續創作，才是導演的根本大事，《烈日灼身二：出走》就是米亥柯夫展現自己導演高度的生命選擇之一，他不諱言這部從俄國人觀點拍攝的二次世界大戰電影，受到史匹柏的《搶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啟發，一方面是向昔日二戰的盟軍朋友致意，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好萊塢過去攘奪了太多二戰歷史的文化詮釋權，蘇聯戰線的事蹟刻意受到忽略，他想要喚醒世人對這場戰爭的另類記憶。

不過，米亥柯夫始料未及的是二次大戰的蘇聯領導演人正是大獨裁者史達林，《烈日灼身二：出走》中到處可見史達林的肖像圖騰，蘇聯軍隊的奮戰或者凱歌，史達林都是風光的受益人（古人不是早就說了「一將功成萬骨枯」？），正因為蘇聯解體後，俄國人經歷了國土分崩，藩屬獨立、經濟低迷的二十年混亂時光，渴望強人，渴望國家再度茁壯的潛意識心理，反映在很多人試圖平反史達林的行動之中，強權巨靈的魅影蠢蠢欲動，《烈日灼身二：出走》的史達林圖騰因而提供了一個最佳的文化聚焦點。

雖說歷史就是歷史，蘇聯與二戰的關連，不可能塗掉史達林的貢獻（或者掠奪），但是史達林的魅影再度在俄國大銀幕上現身，就算是忠於史實，卻也集體潛意識的投射，就算是巧合，也難免給人攀附權貴，鼓吹集權的印像，看樣子，米亥柯夫即使大費唇舌為他的戰爭電影多做辯護，也很難杜悠悠之口了。

我清楚記得，1994的初冬，《終極追殺令（Léon）》，一位職場上的女同事看完電影後，連聲說：「叫我瑪蒂妲（Mathilda）。」

為什麼？因為《終極追殺令》中的瑪蒂妲太迷人了，當年才十一歲，第一次演戲就挑大梁的女星娜塔莉．波曼（Natalie Portman ），演活了那位見証自家滅門血案，又在殺手Léon（由Jean Reno飾演）的照顧與掩護下，勇敢活下去的堅強少女。

看完《終極追殺令》，你很難不迷戀瑪蒂妲，事實上，導演盧．貝松（Luc Besson）很懂得女性的美，他所創造的女性都有股迷人氣質，他的前兩任妻子都是他的電影中的女主角，從《霹靂煞（Nikita）》的安娜、芭麗瑤（Anne Parillaud ）到《第五元素（The Fifth Element）》的蜜拉．喬娃維奇（Milla Jovovic）都因為拍片而結下夫妻情緣。

至於盧．貝松如何發掘？又如何教會才十一歲的娜塔莉．波曼詮釋瑪蒂妲？很多拍片現場的秘密，其實只能以佛曰：「不可說！」來形容，因為一方面，娜塔莉的父母親不放心女兒演出這種暴力血腥電影，另一方面，娜塔莉本人對角色性格亦很有意見。說服娜塔莉超齡（心理年齡，而非生理年齡）演出，就是他的導演人生中最重要的技術手法了。

首先，古靈精怪的瑪蒂妲絕非一般乖乖牌，而是很有個性的前衛少女，盧．貝松設定的劇本中，她的角色特質之一就是會抽菸的少女，才十一歲的娜妲莉當然不會抽菸，更不想抽菸，不願讓觀眾從抽菸行為中認定她是個特立獨行愛搞怪的「壞女孩」。盧．貝松了解她的心思後，於是反其道而行，告訴她說：「抽菸不好，但是一開始，妳是抽菸的人，遇見了Léon，有了出生入死的患難與同之情，於是妳為了Léon，決定戒掉香菸，這樣好不好？」

肯於，而且懂得循循善誘的人，往往都能心想事成，瑪蒂妲從抽菸到戒菸的轉折，確實讓人看見了愛情的力量，兩人在小房間裡，一個反串扮起卓別林，一個擠眉弄眼裝可愛的患難情，亦極為迷人，當然，以盆栽為信物的生死相許之情，在槍林彈雨之中，不惜捨身護盆栽的「山盟海誓」，更都是癡情人一看就能懂的密碼，身外物全可拋，唯有盆栽不能丟的執著，成了全片最迷人的愛情論述了。

我常覺得小孩子拍電影很可憐，因為往往要面臨太多早熟意念的洗腦，以及超齡演出的挑戰，每回看到媒體又在大篇幅報導天才童星時，心中總覺不忍，趕緊就按下遙控機轉台不看了。

不久之前，看過女星芮妮．齊薇格（Renée Zellweger）在《39號特案（Case 39）》，被年僅十三歲的童星Jodelle Ferland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故事時，心頭頓時變得好沈重，一句影評文字也寫不出來，心中只念著編導何以要一位小童星飾演惡魔化身的女孩，強迫她說出一輩子都可能用不出口的最惡言語？用最猙獰的表情來刻畫人生心計呢？

最近重讀盧．貝松的訪問稿，看見他當年「說服」娜塔莉演出抽菸戲時的策略內幕，不禁又想起了這段觀看《39號特案》的噩夢經驗，心頭又多沈重了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