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2010 年 9 月 15 日

再忙碌的女人，事業有成的女人，回到家裡，難免要面對先生或者女子或者自己的腸胃，主中饋的角色，歷來都與女人緊密相連。

 

《借來的幸福（Es kommt der Tag）》女主角Iris Berben飾演的茱迪絲，一開始就是能夠在極短時間變出豐盛晚宴的能幹女性，偏偏Sophie-Charlotte Kaissling-Dopff飾演的女兒法蘭辛正值叛逆期，愛吃不吃，愛理不理，大熱天也要戴著毛線帽出入，茱迪絲管不住女兒，代溝的問題，她亦無法超越。

 

卅年前被她棄養的女兒艾莉絲（由Katharina Schüttler飾演）來到她家時，茱迪絲確實心慌意亂，但她試圖擺出一桌大菜，聊表歡迎之意，也試圖營造一家和樂的氣氛，希望能讓艾莉絲目擊到她一手打造的幸福，面對著同母異父的弟妹，能多一點同情，不再追究她過去的失職，當然，她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

 

就在茱迪絲進退失據之際，她的公公婆婆前來探視子孫，亂了分寸的茱迪絲那有閒情意致下廚待客？她急著找艾莉絲攤牌，卻又還得避開不知情的公婆，以免毀了自己過去累積的完美形象。婆婆似乎完全不能體會她的心緒，看著她無心廚藝，立刻就揮手教她別管了，「我還行！」一句話，一揮手，她就接管了廚房。

 

這場戲其實是《借來的幸福》最重要的一場象徵戲，失去了熟悉的舞台，失去了過去安慰家人腸胃與心靈的舞台，茱迪絲必需回到自己以前還叫做茱達的慘綠時光，必需去縫補自己的過錯，但是她始終說不出一句道歉，始終沒有辦法化解艾莉絲的憤恨與不平，理應美滿幸福的那頓樹下午宴，竟然成了女子與母親畫清界限的攤牌戲，沒有辦法對公婆自告招認的茱迪絲，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公婆帶著滿心的問號與惆悵離開她們的家。

 

茱迪絲失去的何只是廚房的空間？她失去的幾乎是家族的信任了。

 

然而，就在茱迪絲終於願意說明自己的往事時，導演蘇珊．施奈德（Susanne Schneider）同樣把場景拉回了廚房與餐廳。歷經了法蘭辛幾乎失溫的宿醉與迷途後，丈夫與三位子女終於都齊聚到了廚房，茱迪絲走回了她最熟悉的廚房位置，問一聲：「要吃早餐嗎？」大家都點了頭，就在她主導的飯局上，想問的，能答的，全都在餐桌上有了家族首度坦誠面對的高潮時刻。

 

說出真相，並不代表原諒，更不意味著洗滌與贖清，但是唯有坦誠，才能讓家族得著了共同面對與承擔的真相焦點，唯有真是從地板下挖出陳年的檔案或影片，才算是願意面對昔日的醜陋與自私，雖然還是難免有激情的耳光與嘶吼，卻也讓觀眾得以在茱迪絲的餐廚王國中，看見了她如何脫下偽裝，面對昔日傷口，至於是要怪罪？或者責難？或者原諒？那都是下一回合的事，非得攀過這個山頂，才能見著人間新風景，選在女王的國度裡，看到女王的認罪告白，毋寧也是極有戲劇性的權力移轉了。

 

今年女性影展的閉幕片《借來的幸福（Es kommt der Tag/The Day Will Come）》是一部會讓人眉頭緊皺的電影。

 

爭議焦點在於片中對於職業女性的角色描寫。

 

德國女星Iris Berben飾演的茱迪絲剛出場時既是精明幹練的社會志工，她的慷慨陳詞，讓她成為報紙頭條的焦點人物，她和老公尚馬克（由Jacques Frantz飾演）協力經營的酒莊，雖然面臨債務壓力，卻也頗有規模，是老公最得力的助手。偏偏家裡突然闖來了一個陌生女子艾莉絲（由Katharina Schüttler飾演），揭開了她隱埋了三十年的往事。

 

卅年前的茱迪絲本名叫做茱達，因為醉心革命，決定打劫銀行，擔心被捕，所以遺棄了女兒，卻也在搶劫得手之際，遇上了一位緊張過度的路人，牽狗的繩索鬆了，狗兒朝她撲了過去，路人想要拉住狗兒，卻被茱達視為進攻威脅，所以開槍誤殺了路人。從此，她亡命天涯，從此，她隱姓埋名，從德國逃到了法國，嫁做人婦，也掙得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但是她從來沒有告訴丈夫自己的這段往事，後來生下的一子一女，更不知道母親的血淚往事。

 

《借來的幸福》是部算總賬的電影，過去欠下的，終究要還，過去隱藏的，終究要重見天日，借來的幸福時光，在謊言拆穿之後，還能維繫多久呢？

 

人都有秘密，《借來的幸福》的前提假設很有戲劇衝突性格，很能揪住觀眾的好奇心，但是為什麼革命女性，就註定是一位不負責任的母親？必定要為理念犧牲子女幸福？而且卅年後，始終不曾為內疚，不曾積極回頭尋訪女兒下落，彌補自己年少輕狂的無知悲劇？帶頭搞社會運動的女人，為什麼就不能兼顧家庭與志業？茱達的際遇，讓她後來三十年所奮鬥的成績（不管是妻子、母親或者運動領袖），都成為虛空的謊言，人格與信用剎那破產之餘，她的身份與成就不再受人同情，反而成為兒女都斥之為虛情假意的騙局。這款情節，是不是又落入了對社會運動領導人的偏見框加之中呢？

 

為了突顯戲劇衝突，為了突顯茱達面臨的道德與感性的困境，《借來的幸福》相當程度剝削了，也利用了茱達的成就，來譏諷她的謊言，以致於她所有的解釋，都不足以交代過去的閃失與疏忽，一切就像尚馬克為賢惠又能幹的老婆辯護時說出「我們法國人都主張要給人家第二個機會，重新証明自己」時，從小沒有母愛，從小在孤兒的世界裡長大的艾莉絲立刻搶白說：「那麼，我的童年可以重來嗎？」

 

一個不知如何對棄養卅年的女兒說抱歉的母親，得承受多少社會、道德與良心的指責呢？罪太重，罰太輕，可能是《借來的幸福》最大的矛盾所在。

 

面對艾莉絲的責難與質疑時，茱達欠缺了當下悔罪的心與贖罪的行動，以致於觀眾看到還是一位不太能夠面對丈夫與子女的矛盾女人，罪人若未悔罪，她所受的煎熬又能贏得多少同情？一位女強人的頑強，如果給人不能面對真相的逃避感覺，她的強人圖騰又能屹立多久？

 

對母親欠缺理解與同情，導演蘇珊．施奈德（Susanne Schneider）對於女兒艾莉絲的描寫手法也讓人悚然一驚。

 

艾莉絲初出場時，先和男友在車子上有激烈的雲雨之歡，可是毫無緣由地就把男友的衣物全都棄置地上，自己駕車跑了；面對酒館裡起鬨的男人，她會拿起酒瓶上前搭訕，發酒瘋似地周旋在男人之間，然後猛住抱住她解救脫困的男人就吻了起來，一旦對方還想繼續親熱時，她卻一把把對方給推開了……這些情節，確實讓人看見了艾莉絲的心性偏激，從小失去母愛的她，既強悍，又任性，不但自己解答了身世之謎，還會藉故搭訕報復，她自導自演的「基督山恩仇記」，固然盡寫出她受承受的悲憤，也因為她的動機與目的始終沒有明白交代，以致於只看到了她的尖銳與犀利，卻無從認同她最後的寬宥與原諒。

 

「罪」與「罰」，永遠是人生戲劇中最艱難回應的課題，《借來的幸福》指控了驚天大罪，卻迷失在「罰」與「懺」的深淵之中，給人一拳打在棉花枕頭上的錯覺，無法激生更大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