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女性影展的閉幕片《借來的幸福（Es kommt der Tag/The Day Will Come）》是一部會讓人眉頭緊皺的電影。
爭議焦點在於片中對於職業女性的角色描寫。
德國女星Iris Berben飾演的茱迪絲剛出場時既是精明幹練的社會志工，她的慷慨陳詞，讓她成為報紙頭條的焦點人物，她和老公尚馬克（由Jacques Frantz飾演）協力經營的酒莊，雖然面臨債務壓力，卻也頗有規模，是老公最得力的助手。偏偏家裡突然闖來了一個陌生女子艾莉絲（由Katharina Schüttler飾演），揭開了她隱埋了三十年的往事。
卅年前的茱迪絲本名叫做茱達，因為醉心革命，決定打劫銀行，擔心被捕，所以遺棄了女兒，卻也在搶劫得手之際，遇上了一位緊張過度的路人，牽狗的繩索鬆了，狗兒朝她撲了過去，路人想要拉住狗兒，卻被茱達視為進攻威脅，所以開槍誤殺了路人。從此，她亡命天涯，從此，她隱姓埋名，從德國逃到了法國，嫁做人婦，也掙得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但是她從來沒有告訴丈夫自己的這段往事，後來生下的一子一女，更不知道母親的血淚往事。
《借來的幸福》是部算總賬的電影，過去欠下的，終究要還，過去隱藏的，終究要重見天日，借來的幸福時光，在謊言拆穿之後，還能維繫多久呢？
人都有秘密，《借來的幸福》的前提假設很有戲劇衝突性格，很能揪住觀眾的好奇心，但是為什麼革命女性，就註定是一位不負責任的母親？必定要為理念犧牲子女幸福？而且卅年後，始終不曾為內疚，不曾積極回頭尋訪女兒下落，彌補自己年少輕狂的無知悲劇？帶頭搞社會運動的女人，為什麼就不能兼顧家庭與志業？茱達的際遇，讓她後來三十年所奮鬥的成績（不管是妻子、母親或者運動領袖），都成為虛空的謊言，人格與信用剎那破產之餘，她的身份與成就不再受人同情，反而成為兒女都斥之為虛情假意的騙局。這款情節，是不是又落入了對社會運動領導人的偏見框加之中呢？
為了突顯戲劇衝突，為了突顯茱達面臨的道德與感性的困境，《借來的幸福》相當程度剝削了，也利用了茱達的成就，來譏諷她的謊言，以致於她所有的解釋，都不足以交代過去的閃失與疏忽，一切就像尚馬克為賢惠又能幹的老婆辯護時說出「我們法國人都主張要給人家第二個機會，重新証明自己」時，從小沒有母愛，從小在孤兒的世界裡長大的艾莉絲立刻搶白說：「那麼，我的童年可以重來嗎？」
一個不知如何對棄養卅年的女兒說抱歉的母親，得承受多少社會、道德與良心的指責呢？罪太重，罰太輕，可能是《借來的幸福》最大的矛盾所在。
面對艾莉絲的責難與質疑時，茱達欠缺了當下悔罪的心與贖罪的行動，以致於觀眾看到還是一位不太能夠面對丈夫與子女的矛盾女人，罪人若未悔罪，她所受的煎熬又能贏得多少同情？一位女強人的頑強，如果給人不能面對真相的逃避感覺，她的強人圖騰又能屹立多久？
對母親欠缺理解與同情，導演蘇珊．施奈德（Susanne Schneider）對於女兒艾莉絲的描寫手法也讓人悚然一驚。
艾莉絲初出場時，先和男友在車子上有激烈的雲雨之歡，可是毫無緣由地就把男友的衣物全都棄置地上，自己駕車跑了；面對酒館裡起鬨的男人，她會拿起酒瓶上前搭訕，發酒瘋似地周旋在男人之間，然後猛住抱住她解救脫困的男人就吻了起來，一旦對方還想繼續親熱時，她卻一把把對方給推開了……這些情節，確實讓人看見了艾莉絲的心性偏激，從小失去母愛的她，既強悍，又任性，不但自己解答了身世之謎，還會藉故搭訕報復，她自導自演的「基督山恩仇記」，固然盡寫出她受承受的悲憤，也因為她的動機與目的始終沒有明白交代，以致於只看到了她的尖銳與犀利，卻無從認同她最後的寬宥與原諒。
「罪」與「罰」，永遠是人生戲劇中最艱難回應的課題，《借來的幸福》指控了驚天大罪，卻迷失在「罰」與「懺」的深淵之中，給人一拳打在棉花枕頭上的錯覺，無法激生更大的共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