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2009 年 3 月 5 日

很多文章，寫過就寫過了，沒有想到隔了十六年之後，還有重見天日的機會，人生機緣真是奇妙，不是因為片商重新發行了《烈火情人》，我幾乎也忘了自己曾在十六年前採訪過路易．馬盧（Louis Malle）這位法國新浪潮電影的火苗點燃者。

1993年4月2日清晨，在《烈火情人》台灣發行商的安排下，路易．馬廬以電話聊天的方式接受我的採訪，進行的方式是他從洛杉磯的辦公室裡打電話到我家，接受電話採訪，我主要的問題無非就是他將出任1993年坎城影展評審團主席，以及他對評選影片的看法和取捨標準，對於積極進軍坎城影展的我國影人也提出了建議；至於他的《烈火情人》因為裸露鏡頭遭到新聞局噴霧處理才准上映，他則理性地說可以理解，但是還是心痛。

路易．馬廬的太太就是主演電視影集《風雲女郎（Murphy Brown）》成為電視界首席紅牌的女星甘蒂絲．柏根（Candice Bergen），他們在1980年結婚，育有一女克蘿伊，原本是影壇人人豔羡的標準夫妻，但是過去一年來，卻有各種流言傳出，說他們情海生變，美景不再。

流言的起因主要是路易．馬廬十多年前確實是世界頂尖的導演，那時的甘蒂絲．柏根名氣遠不如他，但是從988年起，甘蒂絲．柏根的聲名鵲起，主演的電視影集不但主導流行風潮，還一度帶起政治話題，相對之下，路易的聲勢就被老婆給壓了下去，所以不少好事之徒就認定妻比夫貴，肯定婚姻不能長久，但都找不出介入其中的第三者。

「我們之間唯一的問題就是聚少離多。」路易．馬盧身處耳語風暴中心，很清楚流言起因，在越洋電話中以爽朗的笑聲暢談他的婚姻，「我不是在法國，就是到英國拍片，拍完片還要到世界各地去做宣傳！甘蒂絲則是一直在洛杉磯拍她的電視影集，我們因為工作的關係常常得分隔五千哩，而且經常見不到面，彼此都是以單身模樣亮相，難怪有人要說話！」

以下就是電話採訪的問答記要。

問：外電說你將出任1993年坎城影展的評審團主席，確實嗎？

答：是的，我最近就要和影展主席商議可能的其他評審名單，原則上希望能網羅和電影有關的製片、演員和幕後工作人士，當然我可能會特別強調導演人選，因為導演要過問所有的電影細節，所以導演絕對比其他人更適合當電影評審。

問：什麼樣的電影比較容易獲得坎城影展的青睞呢？

答：世界上什麼樣的電影都有，本來也沒有什麼好電影或壞電影之分，我只能說坎城是比較嚴肅的影展，它要求的都是比較精緻有內含的作品，不想特別來取悅觀眾，所以各地有名、有文化企圖的導演也會樂意拿作品到坎城來參加評比。

問：既然是評審長，你會用什麼樣的標準來分影片高下？

答：最重要的就是看影片品質。

問：「品質」一詞太含糊也太抽象了，是否可以明確說明你對「品質」的定義？

答：像我所有拍過的電影都是高品質的作品(哈哈大笑！)。我想我個人最滿意的作品就是《童年再見》，它把我對電影、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都有了完整的表達，當然《烈火情人》也是一部嘔心瀝血的作品，如果你能對照看這兩部作品，就可以明白我對品質的看法。

不過，我想你問的問題是到時候我會根據什麼樣的標準來投票，選擇最佳影片或其他獎項，我的答案是：導演風格、影片的電影感、演技的純度、劇情的張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是看影片的原創性。

問：你看過華人電影嗎？聽過台灣的侯孝賢或大陸的陳凱歌的名字？

答：有，但是不多，也不太說得出華人導演的名字。我聽說今年會有一兩部中國電影入圍（註：1993年的坎城影展就有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和侯孝賢的《戲夢人生》兩片參賽），這是好現象，下周我和影展主席會面時，我會提醒他多邀優秀的中國導演作品參賽。

問：很多人從大明星演出的大膽性愛場景，認為你的《烈火情人》很像貝托魯齊的《巴黎最後探戈》，你覺得呢？

答：我想這其間有些誤會。馬龍．白蘭度在《巴》片中一出場就是人生已破碎的虛無人物，我的傑瑞米．艾倫斯則是位前途無限的政壇人物，但是他們都同樣會為了一分無可名狀的激情付出一切，可能就因為結果的相近，產生了這種聯想，但我認為那是兩部完全不同的電影。

問：可是你在影壇的地位有如一代宗師，背負如此盛名來拍這麼引人爭議的電影，你到底想表現什麼呢？

答：我認為當代人可憐，都在嚴格的社會制度下掙扎過日子，但是我們心中潛伏的欲望本性到了一定的情況時，就會做出讓人意想不到的反射，譬如暴力殺人，或是像我的男主角一樣為了莫名其妙的激情，付出了一切代價，這種反抗社會的愛情，常被我們刻意壓抑，所以我提出來討論，由觀眾自己做決定。

問：片中男主角戀情敗洩，全裸下樓追探墜樓兒子的戲，因為看得到男主角的下體，所以被新聞局噴霧處理，你心疼嗎？

答：有一點，因為每一位導演都不願自己認可的底片被修改，即使只是短短的一秒鐘。但是我也知道各地民情不同，不能要求各地政府完全通融，我想說的只是其實電影中的裸露很自然，要拿放大鏡一格一格看，才看得清怎麼回事，對於一閃而過的畫面，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好計較的。

那一年的坎城影展上，華人電影大放光芒，《霸王別姬》與《鋼琴師和她的情人》並列最佳影片獎，《戲夢人生》則獲得評審獎。

頒完獎之後，我混進了影展當局為評審與得獎者所辦的慶祝餐會，再度與路易．馬盧見到了面，完全沒想到他還記得不久之前才和我在電話中聊過天，談過電影（我只是天涯小島上的一位小記者而已啊！），因而有了第二度的採訪（順帶也採訪了另一位明星評審蓋瑞．歐曼（Gary Oldman）），話題則是以得獎結果為重點嘍。

問：怎麼會有兩片並列金棕櫚獎的結果呢？

路易答：那是我的建議和決定，因為多數評審雖然都很喜歡《鋼琴師與她的情人》，但是每說到一次該片的好，就有人又提到不可忽視另外一部同樣精彩的作品《霸王別姬》，幾乎每一次討論時，都有這樣的結果，就像手背手心都是肉，實在難以割捨，怎麼投票都沒過半數。

所以我想了一下，既然大家都不願割愛，只好做出並列金棕櫚獎的決定。現在我回想起來，還是覺得是最理想的安排。

蓋瑞歐曼：這兩部影片都是非常傑出的作品，但是風格根本不同，不可能分出誰比誰好，我想並列大獎，讓好片都出頭，是使我們不覺遺憾的完美決定。

問：《鋼琴師和她的情人》的荷莉．韓特（Holly Hunter）得了女演員獎，可是《霸王別姬》的張國榮卻未得獎，為什麼？

蓋瑞．歐曼：你千萬不能以輸贏論英雄！張國榮並沒有輸，事實上我是投他為最佳男主角，因為他的乾旦表演，我只能以《PHENOMENON》(特殊奇觀)來形容，因為實在是太特殊，太搶眼了。他與英國影帝大衛朱利士是不同的表演風格，只能說有一些評審將票投給了大衛，而沒有給張國榮。不過，最珍貴的是在選女主角時，一票一票開出來時，都是荷莉韓特的票，可是最後竟然有一張票是給張國榮的，是義大利豔星克勞黛卡汀娜投的，因為她認為張國榮比女人更能演活女性角色。

路易．馬盧：張國榮是讓人難忘的好演員，可是投票是眾人的事，不是一二個人的意見可以扭轉的。

問：你們怎麼看待侯孝賢的《戲夢人生》呢？

路易．馬盧：很美麗的作品，是值得肯定與得獎的。

多年前在元智教過的學生俊亦寄給我一本名為「閃亮光芒（Shining Lights）」的小書，裡頭是澳洲郵政總局發行的四位巨星郵票，以及四篇介紹明星生平的趣味文字。

 

澳洲郵政總局從1997年開始推動「澳洲傳奇」的名人郵票活動，2009年的焦點就是四位透過好萊塢作品名揚全球的明星，分別是：妮可．基嫚（Nicole Kidman）、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傑佛瑞．洛許（Geoffrey Rush）和羅素．克洛（Russell Crowe）。

 

澳洲總理Kevin Rudd還特別為郵政小書寫序，盛讚他們是世界舞台上最為世人熟知的澳洲人，理所當然夠稱之為澳洲傳奇。至於澳洲郵政總局則把這些「澳洲傳奇」視為文化大使。

 

在電子郵件當道的今日，出版郵票其實算是相當古典，還帶一些浪漫的行為，即使面對的只是小眾市場和少數民眾，但是持續做一些想做或者該做的事，那種堅持就是一種古典的浪漫。

 

不管是澳洲大使或者澳洲傳奇，我看到的是澳洲用國家之力來行銷他們的文化傳統，他們或許生在澳洲或成長在澳洲（有些紐西蘭人就不太滿意澳洲把羅素．克洛當成澳洲人，強調他生在紐西蘭的威靈頓，也在奧克蘭唸過書，後來只是因為父母親移居澳洲雪黎開酒吧，才轉往澳洲發展，並且在2006年成為澳洲公民，儘管如此，也不能改變他生為紐西蘭人的事實。但是這樣的爭吵，其實很無聊，羅素．克洛選擇歸化澳洲，做澳洲公民，與他是否飲水思源，根本是兩回事，無需夾纏的），他們廣為世人所知，主要還是參與了好萊塢生產體系，演活了行銷全球的賣座電影角色，與澳洲電影產業的關連並不多，但是借力使力本來就是當代文化行銷的一種策略概念，魚幫水，水幫魚，明星國家兩相得利，有何不可？

 

小時候，集過郵，也喜歡從父親旅居世界地的朋友來信中剪下各種珍奇郵票，認識世界，認識不同文化傳奇，後來年歲漸長，疏於寫信，對郵票的感情也就淡了，除非郵票與電影有關，似乎都懶得多看兩眼了，直到2006年，中國替李行導演出了紀念郵票，才明白電影文化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被人們珍藏與記憶。

 

這本「閃亮光芒」的小冊子除了替四位澳洲巨星的生平做了介紹（有關他們的一些生命小故事，我還是第一次得見，讀來趣味橫生）外，還悄悄滲透了兩項訊息，一是過去十二年來的一些澳洲傳奇人物的郵票檔案，那是澳洲文化的種籽，感興趣的人或許就會再往下挖掘鑽研；二是順便介紹一些澳洲電影的發展簡史，有的人看明星傳奇，有的人看影史傳奇，文化是可以如此相互參考的。

 

闔上「閃亮光芒」，我心裡想著，那一天，如果台灣的郵政總局也能刊行「台灣之光」紀念郵票，會有那幾位明星入選呢？或者，會有那幾位導演入選呢？選了某人，不選某人，或許會有點小爭議，但是只有先做了，才算邁開腳步，才有後續可能，不是嗎？不做，永遠只是癡人囈語。

第一次見到李行導演，是在採訪《玉卿嫂》的拍片現場，當時他出任該片的監製，導演張毅算是他的徒弟之一了，對戲的要求，對品質的追求，兩個人都很堅持。

那一天，大家都很尊敬李行，不太敢上前去搭訕，畢竟他是台灣電影的前輩巨人，對於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他沒有多搭理，對於經常言不及義的電影記者，他也懶得多聊八卦，只聽他有若洪鐘的大嗓門，迴盪在華國片廠相當考究的《玉卿嫂》場棚中。

接下來，李導演獲得國民黨文工會的贊助，在台灣電影製片廠的協助下，開拍了《唐山過台灣》，大家都到了霧峰片廠去採訪開鏡典禮，李導演的企圖心很強，台影那時候也很想大幹一票，要和台北的中影文化城打對台，不但蓋起了清代民房宅院的街道實景，也引進了三百六十度的環形劇場，李導演不但要重現吳沙開台時的史詩場景，也要利用棚內特效，拍出先民跨越黑水溝來到台灣的颱風特效。對於年輕記者，導演沒空多做理睬。

《唐山過台灣》殺青映演後，票房不如預期，評論亦不肯定，讓李導演有些灰心，那時，英國知名影評人艾德禮（Derek Alley)每年年底都會來台灣看片，順便為英國的電影年鑑撰寫台灣電影發展章節，對於白景瑞導演拍出了《日內瓦的黃昏》、丁善壐的《八二三砲戰》和李行的《唐山過台灣》都有些批評意見，看到艾德禮的文章後，我摘議了部份內容在當時服務的聯合報上，當天晚上，我頭一回接到了李行導演的電話，但是他一開口就破口大罵，罵說電影沒拍好就算了，事情都過了一年了，何必再雪上加霜，加進外國人的批評文字。而且不等我辯解，他氣得就把電話給掛了。

年輕氣盛的我，當時亦時有滿腹委屈的，外國影人批評了台灣電影，記者可以報導，可以不報導，報導出來就供大家參考好了，不報導，並不代表事情就不存在。

 

當晚，李行導演的好友張雨田先生打電話給我，他也是《玉卿嫂》的投資人之一，知道李行光火的事，他居間做調人，代我約了李行，三人就見了面。李導演脾氣來得快，去得也快，對於我的報導他是有意見的，但是脾氣發完了，也就算了，反而是很少遇到雷公的我，面對轟隆隆的雷鳴，很不適應，還好，見面三分情，大家喝喝茶，說說談談，開罵掛電話的事情就這樣拋到腦後去了。 

吵過一架後，李導演卻和我結成了忘年交。

李導演看得出我對電影的熱情，也知道我的筆還算管用，所以他也就不客氣，先是要我在全國電影會議中，在兩個小時內幫著他寫出了電影人的結論心聲，雖然大家都知道那只是聊表心意，不可能有效變更台灣政府的電影政策；後來，李行導演出掌金馬獎執委會擔任主席，我更是默默地扮演獻策出力的工作，包括悄悄替他募到了百萬元的捐款，包括替他寫出了一篇又一篇的主席心情文章。

我們的合作是愉快的，而且我由衷敬佩他對電影獻身的熱情，所以多數時候都是來做義工的。他雖然對我知無不言，但在新聞分寸的拿捏上，也很堅持原則，該發通稿的，他絕不會發獨家給我，至於我是怎麼從他滴水不漏的天羅地網中跑出獨家新聞的？他也從不追究，還會替我打圓場說：「人家就是勤快嘍！」

認識李導演二十多來，蒙他一路提攜，去年的《華語電影一百年紀念音樂會》上，李導演熱心又熱情地提供了他所拍攝的電影片段，又親自聆賞，在謝幕時分，又堅拒上台，不願搶去音樂家的榮光，這些生活和工作上的細節，我都是點滴在心頭的，今天看著他送給我的這兩套紀念郵票，前塵往事全都上了心頭，謹以短文做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