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吧，這個世界上沒有完全客觀這件事。選擇一個題材，說一個故事，動心起念之始，就已有了主觀情感。
承認吧，知道有人用攝影機在拍攝，你的行為舉止就不復原本那般無牽無掛。
承認吧，一段側錄影帶，透過不同的嘴來解讀，就會產生不同的意義。
承認吧，一旦面對採訪的筆，或者攝影機，你我的價值判斷就起了微妙的變化。事件有時龐大，記錄者只能尾隨？記錄者有時張狂，反而導引了事件，其間的界線分別在那裡？誰能有標準答案？
記錄片要先紀錄實況，其次則是詮釋這個實況，記錄就有觀點，詮釋更有觀點，刻意迴避觀點是自律？還是做作？很難遽論。不迴避作者立場，坦白暴露作者的位置，紀錄的事件會更接近真實？還是更接近導引出來的結果？同樣，很難遽斷。
楊力州的紀錄片《拔一條河》選擇了不迴避的直接書寫手法，攝影機在那裡，他就在那裡，攝影機面對的是人與事件，但是攝影機後的他不但直接提問，逼問他想要的答案；更會鏡頭一偏，歪向一旁拍下禁不住美食誘惑，已然快樂嘗鮮的燈光助理；更艱難的挑戰則在於他們要參與一件原本不在生命劇本中的事件。
與其扭扭捏捏，故示中立，不如坦然面對紀錄片的拍攝觀點，讓創作者的觀察與訊息都能精準呈現，相信正是楊力州拍攝《拔一條河》時就已清楚執行的態度，他不會卡掉自己的問題，只剪用受訪者的回應，隨意拼貼接黏，導演不時提問，受訪者逐一回應，不同層次的聲音效果（有的面對麥克風，有的背對）反應了拍攝現場實況，也少了斷章取義的剪裁爭議。
《拔一條河》片中的一大笑點就是甲仙孩子分不清「馬英九」與「119」的差別，但是觀眾在大笑之餘，或許會更好奇：楊力州何以要在此時問到小朋友，馬英九有沒有幫助這些外籍媽媽的家庭？他保留這段畫面是為了觀賞效果？還是滲透進他的政治評論？
因為出動了攝影機，因為認真關切被攝者的生命故事，原本不確定自己生命重量的受訪者，發現自己的小故事小人生，竟然有了他人想要拍成電影的價值，是否因此就更添了信心？原本隨意去做的事，在攝影機的跟隨下，是否突然就變得沈重了些（不論是質感或壓力）？
《拔一條河》最不凡的情節在於那些原本只屬於社會邊緣的外籍配偶（甲仙已是台灣一隅偏鄉，她們豈不更是偏鄉的邊緣人），她們的聲音曾有多少人願意駐足聆聽？她們的心緒又有多少人關切？她們當然不甘心只做生產工具（不論是血緣傳宗或者家務勞動），但在攝影機的尾隨下，在一次又一次的跟拍下，她們逐步解放了自己，開啟了心靈，更加輕鬆自在地面對攝影機，那是更加自然？還是有意無意之間成了另類的表演？但是真實人生中，面對陌生人原本就拘謹，熟稔了就會放鬆，就會自在，拍攝者與被拍者的互信與互動，不都是這樣建立出來的嗎？
不過，《拔一條河》刻意為這群外籍新娘設計了一場特別的婚紗記。五位當初匆匆嫁來台灣，不曾披過白紗，未曾享受白紗的美麗期約，只能在心中編織想像的五位外籍新娘，就在地方有心人的贊助與規畫下，進行了一場生命劇本外的婚紗之旅，有伴的，補足了空白；沒伴的，則在生活中履行了自己的夢。這是一場非常動人的戲劇高潮，但是紀錄片團隊，究竟純粹只是紀錄者？還是推波者？或是知情者？或是參與者？
當淚水在我們的眼眶中打轉時，紀錄片導演的位置，是否也跟著模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