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美學風格，都是一種姿態，背後都有特別思想在建構這種美學，面對視覺美學的衝擊時，如果能夠更深一層挖掘，就會有更寬闊的視野。
麥可．漢內克（Michael Haneke）執導的《白色緞帶（Das weisse Band – Eine deutsche Kindergeschichte）》選擇的美學姿態是「距離」，他的手法有二，一是黑白影像，一是敘事聲調。
麥可．漢內克在接受美國Film Comment雜誌採訪時坦承他在書寫劇本時即已確定要用黑白視覺呈現所有畫面，原因有二：首先是時代變了，建築物的色彩也都變了，以歷史時空做背景的電影，無論花了多大力量去做史實重建，都會面臨色彩不對的困境，改用黑白處理，就避開了歷史色彩正確與否的爭辯或懊惱；其次，黑色影像塑造了不盡事實的距離，讓觀眾不必太過投入劇中人物的情緒與遭遇，保持冷靜地觀察著銀幕傳奇。
麥可的理念，說起來非常湊巧，恰與萬里之外的台灣電影工作者戴立忍若合符節，還記得戴立忍自己曾經說過：「希望觀眾不會被五彩繽紛的世界打擾，而更能專注去感受這個故事，進入這對父女小小的世界。」例如父女倆居住的小破屋如果是用彩色攝影，觀眾難免就會被「殘破、髒亂」的現實簡陋給分神了，反而難以專注於他們在陋室中甘之如頣的安貧幸福，也更難體會在一盞小燈底下所散發出的溫度。
但是黑白攝影比彩色攝影更花錢，主要是軟片膠捲公司已經不太生產黑白底片了，要，就得多花錢，所以慣用的作法就是用彩色先拍，再利用數位技術轉換成為黑色影像（至於李屏賓替侯孝賢的電影所創造的彩色黑白片手法，則是另外一種攝影美學了）；不過，黑白片的燈光打法比彩色片更繁複，更需要精準技術，才能創造傑出視效，這亦是為什麼麥可很感謝攝影師Christian Berger與後製技師的協助，因為只要看過《白色緞帶》的影像，不論是春耕、夏熱、秋收和冬藏的季節變化或者服裝亮度與質，黑白影像所打造出來的美麗震撼，除了讚歎，別無他詞可以形容了。
黑白影像創造了一種「有隔」的非寫實距離美感，但是敘事者的聲音卻另有著時空距離的追憶感情。
《白色緞帶》的主角Christian Friedel是來到北德一座小農鎮教書的老師，觀眾在畫面上看到的是Christian Friedel卅歲的青春模樣，但是敘事的聲音卻是由七十六歲的Ernst Jacobi幕後代言，人物影像是青春正好的，聲音卻是蒼老風霜的，這種「聲不如其人」的聽覺刺激，其實是不懂德語的人亦能夠清楚分辨的，這種歲月風霜的「聲影」落差，更是全片最重要的距離美學。
當年，這位教師來到這座怪事頻傳的北德農鎮，他清楚看見他們的務農勤奮與宗教虔誠，但是也察知了隱身在日常生活中的暴怒情緒，無所不在的父權，暗自抗衡的母權，潰堤反撲的子女、匪夷所思的家教暴力，不平不安的階級對立，都是他一一目擊的生命滋味，但是，當時的他只是一位旁觀目擊者，做為傳道授業的老師，他沒有對所有的怪現象採取代何干涉的行動，當然也沒有發揮解惑的力量。面對擔憂自己又再度「夢見」暴力的女生，他採取的報警行為反而是讓女學生陷入了警方威逼力嚇下的困境；他想要向牧師報告觀察心得時，甚至被列為不受歡迎的外人。
是的，他一直是外人，電影中的最後一句旁白是他在追述自己的旅居歲月後，感歎地說出：「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們了。」是的，他是外人，他是不曾再見過這些人，但是這些人卻一直活在他的心裡，他的老年回顧，就有著特別的距離感，得以比當時更客觀冷靜地分析所有事件所遮掩的事實，這份生命距離在聲音與影像特別建構出來的美學框架中，讓真相得以浮現出更開闊的焦點；這份冷卻的距離視野，也形成《白色緞帶》最秀異的美學姿態。
問題在於他對檢警人員的殺戮報復。導演蓋瑞．葛雷展現的「懸疑」與「驚奇」魅力在於克萊德明明不在場，命案卻能接連發生，這種「故布疑陣」的怪事結構，淡化了克萊德「為什麼這麼做」的心理煎熬，卻導引了觀眾去追究「他是怎麼做到的」線索解謎，「為什麼這麼做」才是好戲所在，「怎麼做到的」不但讓電影的格局回到了福爾摩斯辦案的框架中，也模糊了公務員「輕縱人犯」的主軸，你再也看不到有虧職守的檢查官的內心檢討，只看到了他還是能夠參與女兒音樂會的如釋重袱心情（更何況，克萊德「怎麼做到的」手法已經神奇到匪夷所思的離奇化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