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 2012 年 8 月

美國音樂史上只有兩位作曲家曾經完成大滿貫，一個人包辦了奧斯卡獎、葛萊美獎、艾美獎、東尼獎和普立茲獎的五獎得獎紀錄，一位是《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國王與我（The King and I）》和《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的作曲家Richard Rodgers,另一位則是美國時間八月六日過世的馬文．漢立許（Marvin Hamlisch）。

 

美國時間八月八日晚上八點鐘，美國紐約曼哈頓四十家的百老匯劇場，全部熄燈一分鐘，向馬文致哀與致敬，這是百老匯的傳統儀式，只要對劇場有貢獻的人物過世，都會用這種方式致意。

 

有關馬文的生平與貢獻，請大家參閱「馬文漢立許：往日情懷（http://4bluestones.biz/mtblog/2009/09/post-1733.html）」的部落格舊文，那是我在2009年慶祝他獲頒比利時根特影展的世界電影音樂獎終身成就獎而寫的文字，他的人生成就與重點大致都已包含其中。

 

只是文章漏了他的傳奇童年，馬文出生自猶太家庭，父親是手風琴高手，也是樂隊領班，一直鼓勵馬文朝音樂發展，馬文在1992年出版自傳「往日吾懷（The Way I Was）」 中就以開玩笑式的筆法形容父親的期許壓力：「我常可以想見父親在天之靈釘著我看說：『你怎麼回事？怎麼一首協奏曲都寫不出來？蓋西文（George Gershwin ）在你這個年紀早都死了，人家好歹也寫了協奏曲，你呢？」

 

其實，馬文從小就有音樂神童美名，父親早早就買了鋼琴要子女都要學琴，馬文在五歲時，只要聽過姐姐的鋼琴課，就可以精準模彷姐姐彈琴，而且他還有過耳不忘的本事，只要聽過流行的音樂，就有本事能夠重彈出來，所以六歲年紀時他就得以參考茱莉亞音樂學院（Juiliard School of Music）的入學甄試，隨手把同一旋律變換各種音調混彈而出，讓音樂教授都為之動容，同意發給他獎學金，也使得他成茱莉亞音樂學院校史上最年輕的學生。

 

但是他在茱莉亞音樂學院混了兩年後，就已經發現自己對古典音樂完全無感，也做不成父親期許的大鋼琴家霍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原因是貝多芬或莫札特的音樂並不能激動他的心靈，反而是Richard Rodgers與蓋西文的音樂能讓他發狂，所以他一心一意只想朝百老匯去發展，卻也因父親堅持古典音樂的教育訓練才是最紮實的基礎工程，還是乖乖唸完學業後才去就業。

 

後來的發展果然証實，強摘的果子不會甜，順著自己的心意去找，才能找到自己的樂園。寫不出協奏曲的他，卻寫過很多動人情歌，在另一個音樂世界中完成自己的夢想。

 

馬文一輩子最感念的影人當屬女星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因為他離開學校時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參加《妙女郎（Funny Girl）》，擔任排練時的鋼琴伴奏家，後來兩人又合作了《往日情懷（The Way We Were）》和《越愛越美麗（The Mirror Has Two Faces）》等片，光是那首「The Way We Were」的情歌就足以讓他躋身音樂名人堂了（不過，他亦曾經透露的靈感其實來自「My Funny Valentine 」的啟發，有興趣的朋友不妨拿來比較比較）。

 

後來他替史翠珊的電視特別節目「Barbra Streisand: The Concert」擔任音樂總監，又贏得兩座艾美獎,。史翠珊每回的公開表演都有馬文壓陣督導，所以都以兄弟好友稱呼他，並且在他過世後發表悼文，推崇他「反應快又機智，人慷慨又幽默，相處好愉快」，人生能得此好友，能有如此美麗遇合，也算不枉此生了。

血債不能血還，那一位受害者的家屬，嚥得下這口氣？改編自日本推理作家東野圭吾長篇小說的電影《徬徨之刃》，卻更想問觀眾：「血還，就真的償了債？了結了恨嗎？」

 

保護人民，追緝兇手，是警察的天職，一旦你得去保護兇手，免遭受害家屬報復，這還算是正義嗎？又是那門子的正義？《徬徨之刃》直接問觀眾：「法律是要保護弱者？還是成為冷血狡詐者的護身符？警察真的要保護這款人嗎？法律不忘給予兇手改過自新的機會，誰又來替受害者伸張權益？ 」

 

寺尾聰和竹野內豐是吸引我注意《徬徨之刃》的主因，但是作家出身的導演益子昌一顯然找不著核心重點，明明就是正義不能平息私憤，司法卻又不縱容私刑的簡單議題，卻翻來滾去，無法深入，導致《徬徨之刃》的節奏有些拖泥帶水，想要營釀外弛內張的氣氛，卻因冗長又蕪雜，且痕跡太露，使得《徬徨之刃》張力盡失，殊為可惜。

 

《徬徨之刃》的劇情描寫少女繪摩在回家路上遭惡少強行架上汽車，並予姦殺，警方遲未破案，讓悲傷的少女父親長峰重樹（寺尾聰飾演）更覺人生無力，但他卻意外接到一通告密電話，知道了兩位凶手的名字及住所，於是決心自力救濟，大膽闖入其中一位的住家後，赫然發現了女兒生前遭凌辱的錄影帶畫面，憤怒髮指的長峰重樹於是決定血債血還，因為司法既然認定兩位惡少都未成年，理應感化，不能以命償命（對青少年犯罪的主題思考大致與《告白》非常相近），誰來安慰這位受創的父親呢？原本應該保護善良公民，追拿惡少的警方，此時又得去制伏悲憤的父親，而且還認定這位父親比惡少更「危險」。

 

電影開場的平行剪輯手法已然說明了導演益子昌一的能力局限，先是繪摩和女同學走在街頭的場景，繼而是三位惡少開車前行的喧囂畫面，看似不相干的兩條劇情線，交錯進行後，就已暗示了他們終究糾纏在一起的宿命，此時，川井憲次的音樂又以節節高增，層層進逼的旋律「暗示」即將有事發生，所以，當繪摩打手機告訴父親：「我快到家了。」長峰重樹也滿面欣喜自在地開始熱菜盛飯，準備迎接女兒回家時，那種悲劇即將發生的正面對撞，已然難以迴避。但是這麼清楚明白的雕刻刀痕，還能有什麼意外張力呢？

 

一如預期，沒有意外，其實正是《徬徨之刃》的致命傷之一，竹野內豐和伊東四朗飾演的刑警，一少一老的搭配，一位熱情，一位沈穩的個性鋪排，一如過去的警察電影，都是老規格的趣味，推理並無過人之處，歷練亦無驚人之舉，就算兩人以速食麵佐餐的場景，也都只是平鋪直述地緩慢推進，平淡而不動人，亦乏生命火花，年輕人總想追求正義，寧走偏鋒，老夥計則堅持司法底線，不肯放水，所以最後誰會開槍？一點都不意外。少了懸疑，歎息的力道就弱了。

 

同樣地，山谷初男與酒井美紀飾演的民宿父女明明識破了長峰重樹的真實身份與企圖，先是同情，所以願意協力，但是後來再報警的心理轉折，就顯得不近情理（酒井美紀如果相信自己勸退復仇意願甚強的長峰重樹，後來又何以主動報警？），良知與行為之間的不對等關係，更讓劇情的逆轉，喪失了說服人心的內在邏輯了。

 

步調遲緩，則是《徬徨之刃》的致命傷之二。自力救濟的長峰重樹何以得能一路搶在警方之前行動？有人告密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警方的辦事不力，才是長峰得能一馬當先的原因（長峰明明都已成了殺人犯，行蹤亦不難預料，而且唯一的扮裝，也只是多了一副眼鏡而已），業餘殺手都能自由來去，鬆散的辦案能力，就更使得全片的節奏變得慵懶乏力了。

 

益子昌一導演其實浪費了寺尾聰和竹野內豐兩位演員，光以最後一幕的街頭交付現金陷阱來說好了，兩位涉世未深的年輕人竟然能夠輕易耍脫跟蹤的天羅地網？竹野內豐更像是迷路的獵犬，看是若有所感，卻是最後才到達現場，就算他能挺身而出，要求不要開槍，但是導演刻意隱去他所知道的真相與懺悔，就太過一廂情願了（既然竹野內豐早就能夠打手機給寺尾聰交談也交心，何需繞這麼一大圈，何不直接螳螂捕蟬？固然那可以用他刻意放水，以成全被害人父親的心意來做解釋，卻是破綻連連，要想解釋或彌補，都益顯左支右絀了）。

 

殺掉兇手不能洩憤，嚇壞兇手又能出多少氣呢？或者達到多少預期的效果呢？《徬徨之刃》提出的是司法亦未能解答的問題，電影選擇了遺憾做為終場，勉強可以解釋讓受苦的人不再受苦，也是一種解脫；讓還沒有受苦的人，能有生死一瞬間的恐懼，也是一種懲罰！但在司法天秤上，這兩個砝碼一點都不等值，失衡效應下，就讓觀影人的更加失落了。

 

沒有砂田知昭這種父親，應該就養不出砂田麻美這種女兒，沒有他們兩人，就成就不了《多桑的待辦事項》這部真情紀錄片。

 

砂田知昭是日本最典型的生意人，一生奉獻給公司，退休前夕，得知罹患胃癌末期，他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始製作「終活筆記」；得知父親罹癌，一輩子都奉獻給電影工作的女兒砂田麻美，則是拿起攝影機，紀錄父親的最後時光。在死亡的陰影前，誰能如此從容？在死亡的無邊暴力前，誰能如此鎮靜？

 

紀錄片《多桑的待辦事項》之所以動人，絕大部分的原因來自砂田父女的生命特質：砂田知昭有日本中產階級一絲不苟，事必躬親，按部就班的仔細性格，工作筆記與生命筆記，其實差別不大；愛電影的女兒麻美，應該早就習慣用攝影機拍攝家人的生活點滴，家人亦都習慣這位電影女兒以鏡代筆的生活紀錄方式，專業技術搭配不設訪的心態，成就了她最貼身也貼心的拍攝工程。

 

但是不管多麼熟悉攝影機跟隨的模式，死亡這場大戲，終究不能重來，不能補拍，不知何時是終點，不知明天會如何的電影工程，對很多人而言或許是種煎熬，砂田家族卻能轉化成為陪伴與慰藉，反而因此得到重生與祝福。

 

去日無多之時，善用餘生，預立遺囑，或者先行舉辦告別式，都需要莫大的智慧與勇氣，類似的題材曾經在《一路玩到掛（The Bucket List）》和《非誠勿擾2 》出現，但是那些都是劇情片，是虛擬的人生，主角換個面具，換套戲服，會繼續在其他作品出現，碰觸的議題就算深刻，多少帶點諧趣的影子，《多桑的待辦事項》卻是砂田知昭活生生的告別，死亡假不了，亦不可能重來，絕對的真實，不能閃躲的真情，就構成了絕對的震撼。

 

真實人生中，坦然面對死亡，寫下「終活筆記」之人，性格多半龜毛，不願假手他人，亦不願麻煩他人，遺言或者身後事，只要交代清楚，條理分明，人我兩安，《多桑的待辦事項》選擇了一個「後設主義」的錯覺做開場，明明都已經是砂田知昭的喪禮了，他卻能侃侃而談，如同在訴說別人的事，明明砂田知昭是男生，說話的卻是女生，死者還能談自己的生前事，標榜的就是「後設」趣味；陽身卻由陰聲來註解，父親的話語卻由女兒來代唸，卻也能產生疏離劇場的距離美學與錯亂趣味，如此奇特的敘事風格，就已經旗幟鮮明地標舉出 《多桑的待辦事項》的迷人特質。

電影的開場，其實有點匪夷所思的浪漫氛圍，身體還算硬朗的砂田知昭還沒有與癌細胞到達近身肉搏的體力消耗戰，意志亦未被死神的暴風所摧折，因此才能一步步按照清單完成自己想做的事，他的生命選擇在女兒的巧手剪接對比下，具現了日本傳統歐吉桑的文化表徵：五分大男人（要不要背叛自民黨？從未對妻子說過我愛你？身後事的安排全都得聽他的，不能妄改）、三分赤子心（陪老母親再出遊一次，陪孫女再過一次耶誕節，再吃一次鮑魚餐）、兩分機會主義（臨終受洗的機關盤算），再加上他不想在死神前面屈膝哭嚎，他的迂迴承受與自作主張，反而有點近似真實人生的黑色喜劇。

 

但是，罹癌是真，砂田知昭快速在鏡頭前老去，人瘦了（15公斤），髮白了，氣虛了，唯一沒變的是他說話的語氣始終平淡自如，很少看到他的慌亂、氣憤與沮喪，但他也總是心平氣和，卻也毫不退縮地逼問醫生：治療是否失敗？死期還有多遠？訊息不確定，他如何即時完成自己的「終活」規畫？（本片的英文片名叫做《Ending Note (Death of a Japanese Salesman)／一位日本推銷員之死》，固然是搭《推銷員之死》的便車，尋求一種文化共鳴，其實卻亦有著向日本歐吉桑致敬的深情）。

 

正因為砂田知昭的心理如此強軔，他的最後身影才能如此堅強與動人，正因為他告訴自己的待辦事項，都經過深思熟慮，也都是他最由衷的體諒與告白，所以當觀眾看見他再陪九十四歲的母親出遊一次，向母親告白說我們要能一起走有多好，甚至到了臨終之際，還有氣力再和母親通一次電話，道歉告別……死神雖然巨大，但是砂田昭知卻能憑細心周到，得能敗部逆轉勝，讓所有的目擊者都豔羨起他的幸福與幸運（特別是孫女到病榻前淚眼相送的真情對話，隔了一天他又還能勉強撐起身子，聽著孫女描繪死亡的意義……）。

 

砂田昭知的公司曾經握有八釐米電影膠捲的材料，他最挫折的商場經驗就是未能爭取到Sony的採購契約，但是這段生命往事，卻也精簡交代出砂田家族與家庭影像的密切關係，砂田麻美用影像紀錄，陪著父親走完生命的最後時光，但是家族過去留下的影像紀錄，同樣也讓這部紀錄片有著更多可以參照對比的元素（包括失智的祖父、父親的退休場合，還有不時浮現的照片與影像片段），一輩子的青春，一輩子的影像才能提煉出如此作品，足夠的影像材料，當然有其魅力。

 

只不過，最重要的關鍵在於你如何來解讀這些看似私密，其實瑣碎，看似個人，其實又能激發共鳴的素材？電影課堂上，老師經常告誡學生不要只會拿攝影機拍家人的故事，不要耽溺難家族相簿的迷思上，其實，那往往是因為思想不夠深刻，體會不夠周密，才會不知所云，只好無病呻吟，砂田麻美卻用《多桑的待辦事項》告訴大家：人只能死一回，只因為他們家多桑有此胸襟，願意如此面對，所以他全力留住多桑的真，最透過自己的巧思與慧心，讓多桑的往生變成一則美麗傳奇，日後若感動有緣善男好善女子，不也是人生的善事一椿嗎？

 

沒有砂田知昭這種父親，應該就養不出砂田麻美這種女兒，沒有他們兩人，就成就不了《多桑的待辦事項》這部真情紀錄片。這是我的開場白，亦是我的結論。

 

 

喀爾巴阡山脈（Carpathian Mountains）是中學地理課上讀到的名詞，大華中學教地理的施平老師每堂課開場，都會先在黑板畫上地圖，一邊畫就一邊悠悠地數說起每一座山脈、河川與人文的故事，在那個圖像資訊極其缺乏的1960年代，地理課非常不真實（郵票或明信片都比課本的圖像更迷人），只能看著粉筆在黑板上的勾勒痕跡，想像遙遠的世界風情。

 

英國導演Peter Strickland拍攝的《卡塔琳的秘密（Katalin Varga）》，是我第一次在銀幕上清楚看見喀爾巴阡山脈的風情，如此山河，如此歲月，如此人生，美麗與絕情可以如此並存共生，正是這部電影帶給我的震動。

 

《卡塔琳的秘密》是一部女性復仇電影，卡塔琳生活中遇到的男性都對她有過不程度同的暴力，有人性侵她（身體的暴力）；有人不甘子嗣血統不純，把她逐出家門（心理的暴力）；無辜的孩子則是不時揭穿她怕孩子受傷，刻意編織的謊言（稚氣的暴力）。

 

父權社會中，多數女性受了委屈，只能隱忍在心，卡塔琳一開始遭到性侵時，確實只能低調，但是她與女性友人分享了生命秘密後，卻立時成為街頭巷議的醜聞，不見容於鄉里，夫婿亦不堪外人指點，斥她沒有講真話，亦不相信兒子的血緣，以跡近逐出家門的方式憤而休妻。

 

面子比恩情重要，是丈夫對卡塔琳無情的一擊，但她必需堅強，丈夫既然現實無情，駕著馬車，帶著兒子出走，不啻亦是一種不靠男人，亦能活下去的生命態度。但是找到當初凌辱她，奪走她幸福的兩個男人，以眼還眼，更是她浪跡天涯時，念茲在茲的復仇心願。

 

凌辱她的第一個男人，其實已經不記得卡塔琳是誰了，但是卡塔琳能夠很快找上對方，既說明了男人踐踏女性的粗疏大意，亦說明了她的恨究竟有多深。她先是虛與委蛇，然後再致命一擊，亦展現了血債血還的復仇力度。

 

但是殺人就能消恨嗎？《卡塔琳的秘密》這時進入了復仇的第二個層次：斬立決，比較快意？還是千刀萬剮慢慢消磨，才能消痛？

 

第二個男人是顧家的男人，過去犯的錯，或許已經深埋心底，不想再去觸碰，卡塔琳先是搭上線，然後安排了與男人和妻子一起划船的機會，就在湖心水面上，就在大家只能面對面懇談，不能閃躲的狹窄空間裡，她說起了自己遭人強暴，生下一子的悲慘往事。

 

知情的男人，面色慘白，因為無所遁逃於天地，過去不經心的罪過，必需以餘生來補憾，他受到的罰或許比死亡更痛更難熬；不知情的妻子，先是有了物傷其類，悲憫同情的心，既而又在丈夫的臉色中，似乎感知了些許的不安。

 

但是，《卡塔琳的秘密》又安排另一個無解的痛，第二個男人膝下無子，一直引以為憾，卡塔琳帶來的男孩，是他的種嗎？如果是，他要如何向兒子告白？如果不是，他是否也看見了自己所造的孽？他要如何向無辜的孩子解釋？祈求寬宥呢？

 

卡塔琳的復仇旅程，是一段又一段的山河跋涉，喀爾巴阡山的靜與美，悄悄映照著卡塔琳的背影，讓人看見了她的瘦與勁，也瞧見了她的火與勇，如此山河？如此人生！越是山水如畫，就越讓人對卡塔琳的際遇備感疼憐，聰明的導演Peter Strickland把一切沒有說出來的聲音，全部交給大自然，細心的人自會找到連結。

 

不過，《卡塔琳的秘密》的結尾則是另一筆更教人不忍卒視的無情，卡塔琳才剛明白以眼還眼未必是最佳的報復，仇家卻也找上門來，別人的罪，得到了應有的罰，而她的罪呢？她得到的罰是公平的嗎？還是無可奈何的生命弱勢？人道不全，天道不公，弱肉強食的人生是更真實，也無情的人生吧？喀爾巴阡山看遍了多少紅塵擾嚷？它撫慰不了傷心的靈魂，也懲罰不了犯錯的人們，它選擇旁觀，它選擇沈默，宇宙還有太多俗人難解的天意，《卡塔琳的秘密》帶給世人的就是長長的一聲歎息。

 

張孝全真的要是同志嗎？楊雅喆導演在寫下《女朋友。男朋友》的劇本時，或許有過猶疑與掙扎……但是，只要確有必要，為什麼不呢？為什麼要迴避呢？不但張孝全是同志，連張書豪也是，楊雅喆的選擇與堅持，在電影中有了美麗的句點。

 

楊雅喆導演在《女朋友。男朋友》中對男同志给了隱性與顯性兩種刻畫，張孝全是悶騷的隱性，張書豪則是奔放的顯性。顯性同志直接衝撞體制，直接挑戰威權，旗幟鮮明地獲得楊雅喆的正面禮讚；隱性同志則是一路走來躲躲藏藏，備極辛苦，但也因為忍辱，所以得能負重，在紛亂的異性戀社會中，反而成了最可靠的信託者。

 

2012年7月31日辭世的美國作家Gore Vidal（曾經寫過知名歷史電影《賓漢（Ben Hur）》和《卡里古拉（Caligula）》等片劇本，紐約時報在他的訃聞上直接以elegant writer／高雅文人來形容他），生前曾經寫下過一句名言：「There are no homosexual people, only homosexual acts.／世上沒有同性戀者，只有同性戀行為。」我無法替他這句話的精確意涵做出註解或辯論，但是這句話卻可以用來詮釋《女朋友。男朋友》的角色心境。

 

台灣電影創作者確實偏愛同志元素，也勇於討論同志議題，台灣影迷對於同志電影的接納與包容，亦是極其開放的，只不過，電影中採用同志元素的頻率，往往高到有些讓人皺眉，是否確有其必要？因此成了檢驗戲劇創意與誠意的準則之一。

 

張書豪在片中飾演中正高中（楊雅喆連學校校名都不忘夾帶進政治和歷史的嘲諷）的校刊編輯許神龍（這又是多曖昧與岐義的姓名），纖細、敏銳的陰性特質一如他理起小平頭時所顯露的美人尖，一如他懂得寫藏頭詩，一如他敢於安排校園裸奔，甚至公然抗命，不顧教官禁令，在校刊上登出所有的禁忌文章與圖片，他的血性與骨氣，早已超越約定俗成的偏見，而是以勇於面對的方式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正因為楊雅喆給予許神龍是如此大膽、開放且進步的角色雕像，有了那樣的校園前衛精神，成年之後繼續做一個開風氣之先的風潮人物，敢於率先公開自己性向，舉辦同志婚禮，也不忘揶揄昔日同學的瑟縮、矝持與曖昧，其實是脈絡鮮明，一以貫之的角色設計，張書豪極其入戲的豪邁揮灑，自然也就使得許神龍成為全片最活跳的人物，也成為三位主角一路迂迴走來的岐路人生中，最無法直視與面對的鏡子。

 

對極力脫胎換骨的演員而言，一次全新的嘗試，讓銀幕上的你，不再是舊日的你，不再是原來的你，就是表演實力的莫大肯定了，張書豪在《女朋友。男朋友》中展示的演技寬幅，讓人無法再與《1895》和《有一天》再做任何連結，為他的演藝路途做了強力背書。

 

不過，張書豪的演技突破還算小事，更重要的是，他的角色塑造，充份說明了同志不再是禁忌，同志不需要再掩藏，這正是台灣社會民主自由與開放後最清楚鮮明的里程碑，許神龍所得到的陽光與祝福，其實是楊雅喆刻意書寫的手痕。

 

但是，楊雅喆並非一廂情願地盲目歌頌台灣的進步與開放，張孝全飾演的陳忠良（從命名取字上來看，就是穩健傳統的人生祈願）只能把千迴百轉的心緒盡皆埋藏在肌膚下的表演方式，不許爭鋒，避免露眼的藏匿個性，也正是多數只能暗夜行走的天涯孽子心聲，他不需回應鳳小岳想要追求桂綸鎂的照會與諮詢（本來就只是好友，而非戀人），反而得能以等邊三角形的關係，維繫著三人友情。楊雅喆以同一款球鞋，明白揭示了他的同志傾向，堪稱是最出人意料的高明設計：桂綸鎂想要買球鞋送給鳳小岳做生日禮物，一再徵詢張孝全的意見，但是張孝全只求迴避，不想做答，等到桂綸鎂從床底下找出另一雙同款球鞋時，才赫然明白，她倆其實是美學品味相同，對情人偏好理解一致的異性戀人，而且她們同樣愛上了個性粗枝大葉，只想歡情接納生命各種情緣，卻少了真心與真情對待的鳳小岳。

 

楊雅喆给了張孝全悶騷的戲路特質，先讓他面對同款球鞋禮物的私情敗洩，再讓他在酒會派對上，面對鳳小岳毫不避諱的同性接吻挑逗，壓逼到跡近臨界的爆裂；更讓得不到珍惜與尊重的張孝全，極其鬱悶地行走在紅色警戒的鐵絲網邊緣，在跡近鎮壓與驅離的壓力點上，大膽去碰觸與探索同志員警的眼神訊息，妖豔與詭異的紅燈為他見不得天日的禁忌愛情，得著了極其豔情的突破。革命的爆發與愛情的爆裂，何等近似，楊雅喆這場「愛在鐵網紅燈下」的同志愛情戲，把看不見的壓力，盡皆交付給紅光與鐵絲網，在最緊繃的關係下，找到驚爆突破點，堪稱是全片最華麗，最原初，亦最野性的書寫。

 

雖然都是同志，雖然也很難迴避面對真情與假意的宿命（張孝全必湏跟不負責的情人攤綿，也必湏把不負責的鳳小岳從桂綸鎂身邊推開），楊雅喆找到了陰陽兩刃的雕刻方式，用來刻畫一個時代，用來映照人生感情，一點都不勉強與突兀，兩位稱職的演員，賣力的詮釋，2012年的台北電影節給予明確的肯定，允為實至名歸。

用「彼得．潘（Peter Pan）」來形容一個男生，可能是讚美（有童心，很天真），亦可能是眨抑（長大不，不成熟）；用「彼得．潘症候群（Peter Pan syndrome）」來形容Seth MacFarlane編導的《熊麻吉（Ted）》，也兼具著這兩種意涵。

 

《熊麻吉》的開場很清楚告訴大家，男主角約翰小時候很沒人緣，左鄰右舍的男孩沒有人願意理他，八歲那年的耶誕節他收到一隻泰迪熊的絨毛玩具，於是就許願想要這隻名叫Ted 的泰迪熊真的應驗了耶誕節的神蹟，不但會開口說話，還有應有答，陪著約翰一起長大，兩人誓言要做生死不渝的好朋友（老天打雷也不分開），會說話的Ted確實也是約翰的死忠麻吉，一起長大，一起鬼混，而且Ted就像近墨者黑的孩子一般，在美國社會的染缸裡，不再是天真無邪的玩具，而是好的沒學到，壞到全會了的「壞」男孩」，滿嘴髒話，抽菸喝酒嗑藥，無所不能，明明就少了那「玩意兒」，卻也有本事能夠迷惑辣妹，讓女郎願意癡心相伴。狀況到了約翰卅五歲那年(由Mark Wahlberg飾演)起了變化，他交了女友Lori（由Mila Kunis飾演），愛情與友情之間起了無法和平共處的排擠效應。

 

《熊麻吉》的「彼得．潘症候群」有兩個適用對象，一位是肉身（不，應該說毛身）永遠長不大的Ted，他的形體的確符合了「彼得．潘」的傳統定義，他能夠蠱惑有童心的孩子飛往Neverland，確實也吻合了男孩遊戲的同樂本質；另一位則是肉身明明已經成熟健壯，心智卻始終童稚，依舊會黏著絨毛玩具的約翰，就像每一位會對著心愛玩具喃喃自語的男孩一樣，他自得其樂，但是看在別人眼中，就像是位長不大的彼得．潘，除了搖頭，還是搖頭，而且一旦遇到了想要改變他的女人時，那個頭就搖得愈大了，如此一來，天下能不大亂？

 

《熊麻吉》的前四分之一，頗有寓言韻味，反正是耶誕奇蹟，姑妄言之，不必認真（雖然，他上電視接受名主持人Johnny Carson的脫口秀訪問的那一段，彼此的應答確實犀利有趣，Johnny Carson消遣他說：「我以為你會更高一點？」Ted亦幽他一默說：「我以為你會更有趣一點！」），但是也像其他告別童年的男孩一般，時光荏苒，Ted有如過氣明星，不再引人注目，亦只能隨波浮沈，這種不堪回首的人生境遇，直如《玩具總動員（Toy Story）》的胡迪警長等玩具一般，有著不勝唏噓的無奈歎息，卻也只能認命。

 

《熊麻吉》的真正火花在於女人和麻吉，你到底要選誰？這是一個非常男性思維的推論，卻也是全片炫耀與推銷男性意識的真正核心，導演試圖傳達「魚與熊掌，何以不能得兼」的請命訊息，所以Lori必定層層進逼，Ted雖然節節敗退（被趕出公寓，必需找工作另謀生計），但他卻還是有辦法讓約翰破戒，甚至結交了比以Lori更辣的女友，讓女人亦要醋海興波，言詞相駁，《熊麻吉》使用了大量的美國男孩青春期元素（包括《飛天大戰(Flash Gordon)》的電視影集及男主角Sam J. Jones的現身，呼應著年華老去的青春褪色主軸，包括在Nora Jones的演唱會上以荒腔走板的歌聲來向Lori示愛），來註解永遠無解的妻子與狐群狗黨的爭寵難題，但是幾句話就可講完的男孩青春期現象，編導卻用了一百多分鐘的篇幅，反覆在相似的主題上翻來滾去，就難免讓人開始焦燥與不耐。

 

《熊麻吉》的趣味之一是Ted明明少了那一物，只靠一張嘴就能唬弄約翰，而且就算頻頻失策闖禍，還是能夠振振有辭，自辯成理，當然是相當有力地消遣了只會搬弄嘴上功夫的中年男子，但是《熊麻吉》的失策之一則是硬要安排一個類似虎克船長的Donny（由Giovanni Ribisi飾演）角色，負責破壞這個童話世界，不但有飛車追逐，還有綁架威脅，甚至搞到Ted耳朵少了一隻，絨毛漫天飛舞，太多累贅多餘的過場戲，只有更顯示全片的「彼得．潘症候群」其實翻不出啥新意，以致次東扯西拉，反而濁亂了全片的喜趣風格。

 

《熊麻吉》的技術成就在於泰迪熊的擬人寫真是那麼純熟自如，他與Mark Wahlberg的互動人生，更是精準寫實，搭配起大男人才能百無禁忌的私密對話，確實頗能讓成年觀眾莞爾一笑，只可惜，導演對女性角色的刻畫太過刻板，有了一個不討人喜歡的Lori，Ted幾乎就能不戰而勝了，男人要靠這種方式，玩精神勝利的遊戲，也終究只能讓《熊麻吉》有如一齣成人版的家家酒遊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