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車日記:走過幽谷

 

你敢不敢接觸痲瘋病人?
通常,答案是否定的。

你會不會去替痲瘋病人拍照?
答案通常也是否定的。

你會不會去買痲瘋病人的攝影集?
答案更是否定的。

你一定是瘋了才會做這種事。
是的,台灣就是有幾位癡瘋的人才會替被人遺忘的角落留下了歷史的記錄。
這位攝影師的名字叫做周慶輝,
這位出版家的名字叫做陳明達,

陳明達在2004年替周慶輝出版了一本名叫「行過幽谷」的攝影集,內容全部是周慶輝先後花了十二年的時間在樂山教養院裡所拍攝的痲瘋病人實錄,本身就是知 名攝影記者的周慶輝,拍過許多立法院的打架事件,以及街頭抗議事件,也曾經在娛樂新聞的場合捕捉過許多虛幻的青春影像,他形容自己是在:「高速反覆的新聞 勞作之外,希望能夠找獨處獨白之地」因而開始了樂生教養院裡的痲瘋病人主題拍攝。

是的,樂生療養院,一個不是因為新莊捷運線的施工而面臨拆除命運,而不會成為新聞焦點的歷史建築,一個陌生的名字,裡面寄居了無數的痲瘋病患者,他們因為 這個病痛而遠離塵囂,在僻靜的角落裡接受治療,或者等待無情命運的最後降臨。「行過幽谷的」書名出自基督教的聖經詩篇第二十三篇:「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 谷,也不怕遭害。」書裡有一句發人深省的話語:「真正的恐怖不是痲瘋本身,而是人們對疾病的想像。」

痲瘋病是由痲瘋桿菌的病菌所引起的,患者通常會有:「皮膚病灶的特徵:如紅色斑疹、丘疹、斑塊、結節或瀰漫 性浸潤。」的現象,顏面或肢體外觀的明顯變醜與病變現象,甚至還有肢體殘缺的結果,在在讓人心生畏懼,隔離,成為世人閃躲痲瘋病的自然反應。以前的人相信一旦得痲瘋終生有痲瘋〞,所以恐懼莫名,如今卻已有藥物可以治療,大部份患者可經由六個月固定的複方用藥療法,比較嚴重的多菌型痲瘋患者雖然療期較長, 至少得兩年,但在複方用藥治療數天或數週後,即失去傳染力。

肯接觸痲瘋病的人通常不是醫生就是宗教家,描寫耶穌基督生平的電影都少不了他以悲憫襟懷撫慰痲瘋病人的傳奇,在醫藥不發達的年代裡真正會花心力照顧痲瘋病的也是以修女和傳教士為多,醫生則是在淑世濟人和醫學研究的雙重心理下來照顧痲瘋病人。不管動機為何,都讓人由衷敬佩。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裡的男主角切.葛瓦拉在還沒有獻身革命之前,就想做醫生,他的南美洲之旅的日記裡,就有一大段描寫他和聖帕伯羅痲瘋病人村的患者 互動的描寫:「我們並未穿罩衫或戴手套,我們和他們像正常人一樣握手,跟他們一起坐下來,聊這聊那,還跟他們玩足球,這聽來也許像是沒必要的魯莽,但這樣 做對這些可憐的人有著莫大心理助益,他們通常被當作畜牲對待,如今我們視他們如常人,而危險性其實非常之低。」這段時期的真誠互動,切和痲瘋病 患們建立了深厚友誼,所以在告別前夕,「病人村一群病人特別前來為我們獻樂道別,一名雙眼失明的男子唱著當地歌謠『為兩位醫師歡呼三聲!』……病人乘船 回去,船離岸漸遠,歌聲悠揚,燈籠的微弱光芒讓整個場面有些詭譎之感……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所勾畫出來的浪漫心靈是我們心嚮往之,卻往往身臨其境也做到的人格情操,然而,《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在處理這段感人的告別場面時,卻另外設計了切.葛瓦拉橫渡亞馬遜河要去和對岸的痲瘋病患共度最後一夜的浪漫情節。

 

原著中沒有這一場戲,電影的安排,有人解讀為刻意灑狗血,太過突顯切.葛瓦拉的浪漫性格,但是電影並非歷史再現,更不是人物傳記的忠實記錄,而是部份情懷的重點突破,電影英雄做到了我們平常生活中做不到的事,無非就是夢幻的人生實踐,因而讓我們唏噓,讓我們在掩卷歎息之餘,還是慶幸世上有此英雄,讓我們的膽怯與懦弱,不致於那麼地蒼白。

 

電影政策:人去政就息

二十五日中午一點半左右,我要到電影資料館還書,走經喜來登酒店的外廊,遇見了游惠貞、馮賢賢、張惠美和葉如芬四位小姐,她們剛和新聞局長林佳龍餐敘出來,異口同聲地告訴我:「我們畢業了!」

半年多前,她們應林佳龍之邀共同組成了一個諮詢小組,成員還包括吳米森和林文琪等人,為國片的興革發展提供建言並規畫藍圖,他們真的很熱情,規畫了好多想 法。 有一回遇上吳米森,我還質疑他說新聞局的傳統是大小會開個不完,但是開會有用嗎?他意氣風發地告訴我:「希望能為國片規畫出一條新路!」

然而,如今一句畢業了,是什麼意思呢?「林佳龍落跑了,不幹新聞局長了,」一位參與者帶點悲憤的語氣說:「太不夠意思了!」我嘿嘿地笑著,想起半年前自己的感觸,不知道該再如何回應了。

新聞局是電影事業的主管官署,過去二十年來,想做事或不想做事的新聞局長,上任伊始都會想到找新銳導演、製片或電影業者進行茶敘,聽取大家對電影的製作環 境、電影政策的方向與願景的建言,作為新聞局電影政策改革方向之參考,而且都一定會發表重大輔導目標與措施,就電影發展的願景勾畫著一些不著邊際的承諾。

我看到的林佳龍是很積極,很想做事的官員,他很有魄力,也很敢做事,所以很多年輕朋友願意相信他,願意花時間和力氣來幫忙,林佳龍也很會編織天邊的 彩虹,他的支票就是一句:「今年將是台灣電影起飛的一年。」還精心編印了一本名為「打造影音產業101」的特刊,為台灣的影視文化勾畫美麗遠景,其中對於 電影文化的主要內容包括:
1.
今年國片票房朝票房破億目標前進。

2.
電影處設立「國片安娜」專線(02-3356835433567862)。

3.
建立電影投資及融資機制:新聞局將與經濟部、行政院開發基金合作,成立「電影創投基金」,並爭取30億經費及尋求種子銀行,並建立電影創意產業「育成中心」的運作機制。

4.
成立「電影行銷中心」:協助國片業者規劃行銷策略、提供國片行銷及映演補助及戲院放映、結合電視頻道與公益廣告時段。

5.
成立「電影育成中心」:提供人才、資金、技術及市場等資源互通共享知場域,並與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學院合作,首季辦理「國際製片人才班」及「電影編劇班」。

6.
擴大國片觀影人口及提昇多元觀影環境: 辦理種子教師研習以及與公共電視合作,開辦介紹國片之節目,以培養青少年國片觀影人口。

如今,國片還沒有起飛,各個中心也都還沒有成立,這位局長就要辭官去選台中市長了,那些支票,那些承諾,後繼的官員還會繼續執行嗎?還是就此人去政息?

答案其實相當明顯。

文建會還在陳毓秀當家時期,有個國民戲院的構想,致力讓台灣電影能有個長期的映演場所,讓各地民眾能在國民戲院中看到高品味的電影,培養寬廣的電影美學與 知識,如今呢,陳毓秀去職,陳其南接棒,文建會對於電影業務的興趣銳減,對於國民戲院的方案也意興闌珊,新年度的執行企畫遲遲不願審議……前人種的樹,後人不但乘不到涼,甚至連樹也都要砍了。

人在政在,人去政息,就是台灣的官場文化。沒有繼承,沒有累積,只有一再地重新開始。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局長從宋楚瑜到胡志強都很懂得利用電影的文與熱累積政績和人望,胡志強甚至發明了「電影年」的口號,要來替電影做紮根的實質基礎工程,但是電影年一過,一切船過水無痕,局長升官了,政策沒人管了,老闆換人,一切重來。

民進黨執政後,剛巧《臥虎藏龍》揚威國際,新上任的蘇正平局長禮貌性地請我和小野吃飯,提到一些電影政策的想法,第二天就成為他面見陳總統時的政策意見,然而陳總統有關電影政策的各種政策宣示,包括成立電影學院的說法根本沒有人去執行,蘇正平很快就去職,一切歸零。

電影業務主管官員任職不長久,有如走馬燈頻頻換人的現實情勢,對台灣電影政策當然是有影響的,我寧願相信官員都想做事,可是等到他們真的了解問題,掌握形勢後,升官的升官,去職的去職,土地依舊荒蕪,換再多園丁都一樣。

電影如果重要,就應該有專人專司其事,官員可以有如走馬燈,可是電影中心應該有如常設機關,以五到七年為一任期,委託適任人才去做,才有可能累積,才有可能看到成績。

林佳龍不是第一位落跑的新聞局長,也不是第一位想做事卻做不久的新聞局長,問題是,如果都是由五日京兆來領導電影,台灣電影形勢不可能好轉,電影人永遠要不停地開會,好像得到了一個不可能有效的結論,然後,繼續等待下一個會議…

黃羊川:不說話的美學

台北電影節的官網上,用了四十七個字紀錄了評審們對於劉嵩執導的《黃羊川》獲得最佳紀錄片的得獎理由:「這是一部電影美學構圖而整體製作完整的優質紀錄片,導演以一個外來者的角度,紀錄黃羊川的農村生活。」我明白前二十四字的意思(雖然有一點似有漏字,語焉不詳的感覺),卻無法體會後面二十二字的指涉為何。

 

基本上,《黃羊川》是一部構圖極其用心,敘事結構也大膽破除傳統框架的紀錄片,「畫中有詩」是導演劉嵩追求的第一境界,避開語言的形容詞魔障,努力實踐莊子齊物論中「大辯不言」的境界,也成就了電影畫面最成功的魅力所在。

 

用鏡頭創造想像,用鏡頭回答疑問,是劉嵩「不講話,觀眾就能明白」的第一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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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羊川》從盲人樂師陳開友的背影展開,從整裝、束琴到調弦,你只看得到陳開友的背影,卻看不到他的臉,他的人,為什麼要這樣拍?觀眾的心中才浮起了問號,劉嵩的鏡頭就已經悄悄轉到了陳開友的側面,觀眾看見了他的目盲,問號得到了紓解,再看著他坐在山頭彈著三弦琴,聆聽著他用音樂訴說起他對土地的感情時,琴聲雖然依舊單調黯啞,卻少了悲涼,映照高度美化的畫面,回歸到盲人音樂家從悸動出發的創作動力,以及渴盼共鳴的心靈世界。

 

累積,則是紀錄片最大的能量來源。

 

《黃羊川》中有一條小河,前後出現了三回。河面雖不寬,河水亦不湍急,但是依舊得搭橋才好行走過河,於是先有工人把石板與木條扛在肩上,涉水搭橋的「施工」見証;既而又有牧羊人驅趕著羊群過河,羊頭原本有些遲疑卻步,但是羊族已簇擁而上,它也只能咬牙向前,羊兒就是這樣順著人類的文明前行;當然,文明圖利的還是凡夫俗子,最後一回的場景則是一群學生穿起母親親手紮針縫製的棉鞋上學去,穿過原野,度過河床,有橋就不再涉水,就不怕浸濕了織錦棉布鞋……在第三回的過橋場景前,劉嵩花了一小段篇幅呈現了女性紮針穿線縫布鞋的場景,然後才是過橋,最後才又回到教室牆外,女同學們一字排開,各自展示著鞋子花色的場景,工程文明讓人類的愛心有了更清楚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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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羊川位於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原上,多數人其實很難清楚指認出其地理座標位置,聆聽陝北方言也極其吃力,但是劉嵩從電影一開始就以滿山盡是羊吃草,羊兒依序過河床,白羊、黃土、青山與藍天的顏色與圖案對比,都在訴說人羊一家親的「放牧人生」,羊是人類的衣食父母,羊卻也靠著人的引領逐水草而居,彼此的依存關係相當清楚,然而,《黃羊川》不是只會寫優美的山水詩,一旦碰觸到現實利益糾葛時,也同時忠實呈現出牧人取羊毛的蠻橫與無情,牧人取羊毛,一點都不溫柔,不是像刮鬍子的男人那樣,拿起鬍刀,燙點熱水,輕潑羊身,優雅而溫柔地從羊背上刮取羊毛,而是猛捉羊毛,硬扯硬割,只會嘜嘜叫的羊兒,無從抗爭,只能閃躲,但是每一回的拔毛,都讓你明白了它身上的痛,最後,你還看到一隻隻身上羊毛七零八落,硬被剝成癩痢頭似的斑斑點點半裸羊,驚魂初定地回到草地上繼續低頭吃草,千百年來,它們的基因早已書寫進所有諸如逆來順受,甘之如飴的符碼,它們早已習慣沈默默承受,羊都不說話了,人世間其他的形容詞又如何表達它們剛剛死裡逃生的血脈賁張呢?

 

ysr.jpg食物鏈是生命現象之一,生死取用,都是帶動生命流轉的一種律動,是非對錯,很難有標準答案,批判或歎息,都難免矯情,從看見,再呈現,創作者的感觸與論述,其實都已盡入影像框格之中,明白的人一看就懂,無需再用話白補強了。

 

A picture says a thousand words,犀利的影像絕對可以取代所有的形容詞與名詞,一旦擁有了強飽滿也夠震撼的影像,你就不會想要再借用低沈的嗓音,煽情的言詞或音樂來做註解或點題說明了,《黃羊川》先拍到了足夠的影像,因而才得以讓創意與美學有了可以交叉實踐的空間,我相信那是拍攝者先有了心靈的悸動,才進而從技術面上找到了落實悸動的手法,從《黃羊川》的圖像上,你看到了用技術雕琢美學的功力。

摩托車日記:悠悠天意

小朋友寫書法,通常從「描紅」開始,在既定的藝術框架裡臨摹揣摩,開發日後個人性格特質。

年輕人對於拍電影都充滿浪漫憧憬,追求無中生有的夢幻再現,殊不知,在集體創作的藝術世界裡,藍圖和範本都很重要,有了藍圖,框架才清楚,有了範本,大家才知所依循,「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然而規矩是工匠不可或缺的道具,方圓卻是藝術家腦海裡無法用規矩丈量的世界。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的巴西導演華特.沙勒斯(Walter Salles)很喜歡引用一位素人雕刻家的傳奇來解說拍電影的奧秘,這位雕刻家不識字,最神奇的是他經常可以雕刻出非巴西本土的大象和長頸鹿等動物雕像,問他如何無中生有?他的答案是:「我只是去挑木頭,管他是什麼長相,總之我就是從它身上把這隻大象或長頸鹿取出來而已。」能在朽木中看出天意,再用巧手雕出天意,這就是藝術家的本能和才情。

沙勒斯認為拍電影的工程就和這位雕刻家的歷程相似,導演憑著直覺就要決定電影中要有啥,不要什麼,只要先有個始意概念,因材適性,順勢而為,藝術成品才會在完全自由的優裕空間裡伸展手腳。

好萊塢一直要求導演要根據定稿劇本拍攝,不可更動,也不可增刪,一切按圖施工,成品才有保障,時間金錢才能經濟有效,但是沙勒斯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種概念,相反地,他認為電影是需要即早籌備,作品概念也是越早成型越好,但是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沒可不可增刪的事,不盡完美的工作條件或許更是拍好電影的必要條件,因為越不盡完美,才越有即興創作的可能。

侯孝賢的《咖啡時光》拍出了多數日本人都不曾見過的東京鐵道風采,一方面是靠侯孝賢的慧眼,一方面則是他和攝影師李屏賓長期守候及一再嘗試後才捕捉到悠閒神采。他聽不懂日本話,不能清楚掌握日本演員的身心反應,於是除了劇本之外,他給了演員更大的空間,把演員丟進一個情境中,讓他們自然油生劇本之外的人生對話。

《點燃生命之海》的西班牙導演亞歷山卓.阿曼納巴〈ALEJANDRO AMENABAR〉認為電影的寫實感很重要,場景和環境的真實感不可少,手持攝影機的臨場感更不可少,然而演員從內心自然流瀉的真實感情才最可貴,他拍戲的時候,很少排練,也不要求演員熟記台詞,他偏好讓演員即興演出,只要覺得對白或動作生硬不自然,他都同意變動修改,他認為開放各種創作的可能性是導演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導演不是要演員將導演腦海中原本浮現或構思的影像如數搬演出來,而是要看演員能夠自然流洩出什麼東西。

阿曼納巴邀請男主角哈維.巴登(Javier Bardem)演出時,開宗明義把自己的要求說得非常清楚,主人翁勒蒙.桑貝多是全身癱瘓二十七年的男人,除了頭臉眼口,其他的肢體不但不能動彈,而且沒有任何反應,這樣的角色對任何一位演員都是艱難的挑戰,然而阿曼納巴的要求更驚人,他說:「我不求演員像張複寫紙一樣來臨摹主角人物,但是要看到一個具體可信,讓人一看就知道他已經全身癱瘓的五十歲男人!」

這話說來容易,演來卻有點困難。巴登每天要花上五個小時化妝,先求形似,然後再要放空自己,忘記四肢健全的人理所當的手足生理反應,要讓人撞見他的形體就像一攤死肉,只靠桀傲不馴的靈魂撐持著殘廢的肉身,問題是凡夫俗子的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其實都是非理性的自然反射,你很少去分析自己悲喜交集時的肢體反應,肉身早就悄悄運作了,然而,巴登如今不但要用極大的意志下令肉身:「不許動!」還要下令自己的頸部以上器官能夠自然反射七情六欲,多重矛盾的生理指令就在他的腦部和肉身中奔波來去,最是為難。

寫文章也是一樣,常常只有一個念頭,就信手寫去,左彎右拐後,始意依舊在,面目卻已全非,最後再根據文章全貌下一個題吧。這算不算天意?

霍普金斯:人魔會作曲

他很愛聽古典樂,拉威爾和艾爾加爵士的音樂作品都是他偏愛聆聽的作品。

但是,他不會讀豆芽菜。卻可以摸著琴鍵,就彈出一手好鋼琴。

而且,他沒有學過作曲。卻憑著直覺,替電影寫出了主題音樂。

他原本只是演技高手,在「沈默的羔羊」中的吃人魔角色,曾讓很多人半夜驚醒,也因為這部電影,他成為奧斯卡影帝,成為英國女王策封的爵士。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安東尼.霍普金斯。一九九六年,他嘗試去當導演,卻陰錯陽差也嘗到了作曲家的滋味。很多演員都實現演而優則導的夢想,但進一步做作曲家,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因為音樂很專業,因為隔行如隔山。

安東尼執導的「八月」改編自俄國文豪契訶夫的「凡雅叔叔」,他想要在電影裡營建鄉村牧野風情,卻不知道該怎麼轉化成音符,於是,他請寫過「甘地傳」、「永遠愛你」和「幻影大地」等知名電影主題音樂的喬治.芬頓譜曲,可是芬頓排不出時間,知道他會彈琴,所以鼓勵他自己來。安東尼心虛,不肯,理由是看不懂五線譜的人,怎麼可能替電影作曲?

喬治安慰他說:沒關係,大作曲家艾文柏林和大名鼎鼎的披頭四,也都不會讀五線譜,還不是一首接一首世界名曲從腦子,從手上彈射出來?

打鴨子上架的安東尼第一次當導演,非常仔細,也非常用心,每個場景都先畫好了分鏡表,一步步照計畫來拍,至於音樂呢,早就在他腦子裡一點一滴累積,隨著畫面的完成,音樂也渾然成章,然後,就在鋼琴上彈出他構想了好久的主題音樂,喬治芬頓靜靜坐在一旁聽完,佩服地豎起大拇指說:「導演最清楚自己要什麼音樂,你這位導演,當之無愧。」

電影上映後,沒有人挑剔電影,更沒有人挑剔音樂,安心的安東尼霍普金斯開始去學讀五線譜,同時還買了一台電子合成器勤練,因為音樂正在向他招手。

一九三七年出生的安東尼,演技已達巔峰,音樂人生也許只是有如曇花一現,卻是最甜美的回憶。

他是不是天才?不重要,他是不是大器晚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認為人生的路無限寬廣,攀過一座山峰,還有更高峰,只要肯試,就有機會,只要嘗試,就有可能。

24小時:時代的病毒

去年暑假,全家大小在四天之內,看完了「24-反恐任務」第二季;今年寒假適值春節,我們同樣花了四天時間,看完「24-反恐任務」第三季。最深的感慨不是傑克鮑爾又多神勇地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而是佩服人家從新聞事件上取材的快速反應。

2003年台港社會面臨SARS的慘痛教訓,台灣人很難忘記,不少人因此犧牲了寶貴生命,台灣的藝人曾經因此創作了《手牽手》這首歌,算是流行音樂反應時代脈博的代表作品,但是,除此之外,我們幾乎看不到其他以SARS作背景的影視創作。

為什麼?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或許是大家不想碰SARS這個敏感話題,或許是因為SARS沒有在後來的冬春之交繼續肆虐,很可能坐實了SARS的發生其實是場意外,其實是實驗室裡不慎外流的生化戰病毒疫苗的謠傳……但是,編導的創意視角有限,才學亦有限,可能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24-反恐任務」影集已經拍了三季,劇情都在描寫美國的反恐小組(CTU)對抗暴力恐怖份子的故事,第一季的焦點是暗殺美國總統參選人,第二季則是恐怖份子要在洛杉磯引爆核彈,第三季的焦點則是情報員叛變,要用病毒要脅美國政府,病毒就成了第三集最可怕的武器,然而更可怕的是影集劇情乾脆把SARS期間讓台灣人印像深刻的和平醫院封院危機情節都搬上了螢光幕,速度之快,處理之精細,讓人錯以為該影集的編劇小組當年是不是正在台灣?否則怎麼可能把病毒外洩後的人心恐慌,以及現場指揮官的舉措因變,以及周遭相關人士風聲鶴唳的張氣息,刻畫得那麼逼真,掌握得那麼緊湊?

這就是時事劇最重要的本事之一:你不一定要到現場,不一定要親臨其境,根據新聞報導,配合銳利的人性批判,再添加天馬行空的想像,一樣可以造就精彩的戲劇情節,一樣可以讓人四天四夜不想睡覺,捶心糾胸地盤問著:What’s next?

台灣的影視創作主力,基本上都是文人背景,大家的養成教育和視野相差無幾,關心的議題也大致相近,不同的地方在於感性纖細的層級而已,近親繁殖的現象不時發生,而且都是一窩蜂玩相互跟隨、模彷或抄襲的把戲,好不容易出現一部類好萊塢的「雙瞳」,摻雜了不少東西宗教中的神秘主義內涵,但是在關鍵的塵蟎殺人或修煉升天的犯案理論上,就是還欠臨門一腳,不能夠引經據典,煞有其事地蔚為討論風潮。

正因為欠缺理工背景的編劇人才,所以我們看不到網路科技的情節戲(例如《無間道》的密碼戰),連《電子情書》的浪漫趣味也掌握不了,就連最著名的網路小說《第一次親密接觸》,也因為編導完全無法掌握網路世界的癡迷真情,使得全片成為不倫不類的網路瓊瑤奇情戲。

至於病毒殺人的連環套,也因為生物科學的趣味太過陌生,再好的概想也難以為繼,小說家張大春的小說《病毒》就是虎頭蛇尾不所終的典型代表;好不容易激爆出一個遺傳科技的構想,也只能像《袋鼠男人》那樣,表面上讓男明星邱心志演出荷爾蒙激素改變,腹腔植入人造子宮,就能懷孕生子的生理奇觀,骨子裡卻還是古裝黃梅調電影最愛玩的男扮女裝的「性別變裝」倒錯趣味而已,沒有辦法刺激更多「男人到底能不能生孩子」的嚴肅討論。至於《天地英雄》那種靠佛骨舍利來殺敵降魔的一廂情願型古典科幻,簡直就是不值一提的笑話了。

SARS風暴曾經讓多少人暗夜哭泣?如今SARS風暴早已船過水無痕,我們看的電視劇還都是只能颳颳嘴皮子的龍捲風;今天京都議定書就要正式生效了,台灣有大學生全裸抗議政府做得太少,但是保守的輿論卻還在討論他們的全裸是不是違反了善良風俗,報章上甚至還出現了要八輕,要經濟發展,不必在意環保的保守理論,完全不知道《明天過後》的好萊塢電影早就利用了環保議題拍出了科幻商業鉅作……

看完「24-反恐任務」第三季,對照台灣人的保守創意,你不能不承認,我們在影視創作的敏感度上,還是屬於「未開發國家」。

約翰貝律:英國電影獎

二月十二日英國電影獎舉行了頒獎獎典禮,台灣媒體都報導了《神鬼玩家》大勝,《十面埋伏》全面摃龜的消息,但也都漏了一個終身成就獎的得獎消息。

英國電影獎每年都會頒發一位終身成就獎,去年得主是名導演約翰.褒曼,今年的得主是作曲家約翰.貝律(John Barry),他也是英國影史上第一位獲得這項殊榮的作曲家,會場上唸到他的名字時,現場觀眾全都起立致敬,他的得獎謝詞很有意思,他說:《我非常榮幸能夠世界頂尖的導演與製片人一起合作最精彩的電影,有這種機會,怎麼可能有閃失?》

約翰.貝律是誰?如果你不能立刻回答這個問題,你的電影史學分肯定要重修的。他曾經以《獅子與我》、《冬之獅》、《午夜牛郎》、《遠離非洲》和《與狼共舞》五部電影的配樂獲得五座奧斯卡金像獎。他最通俗也最有名的作品則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音樂作品則是《007》系列的電影旋律。

約翰.貝律獲頒終身成就獎是實在名歸的,但是他趁得獎之便對於當前電影配樂的諸多批判,才是我想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所在。

「現代的電影配樂根本不知所云,只是急得把電影的空白部分因音符來填滿而已。」貝律在接受英國「衛報」記者訪問時如是說:「作曲家根本沒有話要說,我走出電影院的時候經常一頭霧水,搞不懂為什麼現在的導演和製片人會讓大家聽到毫無意義也毫無內容的沒營養音樂!」

貝律的父親是開電影院的,在英格蘭的北部開了八家戲院,他的童年時光就是在戲院裡看著米老鼠的卡通片長大的,他最喜歡的電影是埃洛.弗林主演的「俠盜羅賓漢」,多數人都以為他一定是個愛動男孩,所以愛看俠義動作片,多年來,他重看「俠盗羅賓漢」時才發覺原來是音樂太迷人,他早就被音樂催眠了。

《第七號情報員(007)》的電影旋律讓他一舉成名,他和《007》的情感格外深濃,他認為要不是當年找到了史恩.康納萊創造了電影英雄,不可能有後來的《007》風潮,更重要的是早期的《007》電影不但劇情濃密,還有基本公式,只是如今早已黃鐘毀棄,不知所云了,撫今追昔,他和一般老先生一樣,都有不堪回首的感慨!

貝律崇拜的作曲家包括了Miklos Rozsa, Franz Waxman and Bernard Herrmann等人,早期看他們的電影,都像是上音樂課,收獲一籮筐,如今呢,他說自己走出電影院總覺得腦袋空空,學不到任何東西,「現在的電影大量使用了流行歌曲,這是行銷考量的結果,無可厚非,但是電影音樂只成了填空白的工具就太可悲了!」

貝律對電影現狀的批判基本上都是正確的,他成長發跡的年代裡,電影音樂的創作空間極大,作曲家因而都能在創新的理念下伸展手腳,即使只是採用什麼樣的古典音樂,都能夠發揮巧思,例如他在「遠離非洲」中用了莫札特音樂,在《似曾相識》用了拉赫曼尼諾夫的音樂,在《真愛一生》用了巴勃的「弦樂慢板」都是膾炙人口的精彩選擇更厲害的則是自己也配合古典大師的樂章,寫出了相對應的精彩樂章,相映成趣。

只是,那樣的年代已經遠颺,貝律也許久不曾再有精彩樂章問世了,新時代新歲月撲面而來,一代新人換得了舊人嗎?我想問的還是大師老矣,尚能作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