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清晨從美國回抵台灣，手機中響起的第一通電話就是祁台生先生親自打來的訃聞通告：「張雨田先生過世了！」10月1日上午10時將在台北市懷恩堂舉行告別式。
接到這通電話時，我木然了好一會兒，思緒立刻回到1984年的初冬，那時候，我己經在聯合報做了半年的電影記者，我的主管唐經瀾主任有一天突然問我說：「你跑了半年電影了，有沒有採訪過張雨田？」答案當然是沒有，入行很晚的我不知該如何回應，只能呆呆地搖頭，他沒罵我，也沒多囉嗦，隨手抄了個電話給我，要我自行聯絡。
回到座位上，我隨即打了電話給張先生希望登門拜訪。完全沒有料到這一通電話，大幅改變了我的採訪人生。
很多電影發行商都是精於算計的生意人，嗓門和動作一樣粗魯誇張，但是張雨田先生卻是溫文儒雅的書生典範，他的電影公司取名為「中國育樂公司」，就可知其器宇、見識與政治風向的掌握（命名典故來自蔣介石補充孫文民生主義的「民生主義的育樂兩遍補述」育即教育；樂是健康娛樂）。至於談吐的文雅風趣，更是充滿見聞廣博的知性涵養與感性溫潤，拜會相談，如沐春風，從此我就以張先生之名相稱，成為我尊敬的長者之一。
張雨田先是青島人，嫻熟日文，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從事電影工作達半世紀以上，曾任邵氏公司駐日本代表，對日本電影的了解之深與人脈之廣，台灣少有其匹。
1984年，台灣政府在禁演日片十二年之後（1972年台日斷交的文化報復），決定採專案方式開放日本電影進口映演，先在金馬獎國際影展上做觀摩放映的《望鄉》、《砂之器》、《老師的成績單》和《203高地》等片，幾乎擠爆了放映的台北市新聲戲院（如今已拆除了），《望鄉》更在1984年9月獲准在台灣做商業映演，女主角栗原小卷來台隨片宣傳，同樣造成轟動。台灣既然重啟了日本電影的映演商機，日本人也投桃報李，特地在1985年的2月23日和3月8日於東京和大阪兩地舉行了中華民國台灣電影展活動，一口氣向日本影迷推介了《油麻菜籽》、《小逃犯》、《玉卿嫂》、《看海的日子》、《老莫的第二個春天》和《小畢的故事》等六部台灣電影，六部電影的導演和主要演員都隨行赴日，幕後居間協調，打開禁閉大門的主力推手就是張先生。
當時，我亦隨團到東京和大阪採訪，一路上聽著張先生訴說他的從影往事（一般人都只知道他是日本通，卻不知道他就是當年引進《荒野大鏢客》的片商，更不知道他也曾是李行導演作品《貞節牌坊》的製片，更是後來李行監製，張毅執導的《玉卿嫂》的出資老闆之一），同時也看著他以流利日語向台灣影人介紹日本東映公司老闆岡田茂、東寶老闆松崗功，東映國際部長福中修，東寶國際部長菊池雅樹等人的神采，至於專程來捧場的大明星三船敏郎，更是張先生的多年故交，看著他們言笑宴宴的模樣，就可知道日本人對張先生的敬重與禮遇了。
後來張先生以2280萬的驚人天價，標到了日片第二次專案進口的兩部配額時，曾經苦笑對我說：「日本片身價這麼高，日本人賺到了面子，台灣政府則是賺到了裡子，卻苦了我。」但是他更清楚，他的投資策略未必會賠，卻可以讓日本友人和台灣政府對他更加信任，所續的配合互動自然也就更加熱情了。
張先生面對記者的態度一向是有問必答，言無不盡，關鍵在於你知不知道該問一些什麼？例如，他標得了《新里見八犬傳》的日片配額時，多數記者只問了他何時進口。只有我私下多問了句：「真田廣之和藥師丸博子來不來？」於是就搶到了當紅女星藥師丸博子訪台行程的獨家新聞，見報後很多同業找他抗議，他也只是笑笑說：「不是我主動說的，是藍先生問了，我才說的。」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日本大導演今村昌平要來台灣拍攝《村岡伊平治傳》（後來更名為《女衒》），即透過張先生向中影接洽，偏偏那天他去拜會中影總經理林登飛時，卻在電梯間巧遇到我，張先生其實守口如瓶，對外不曾透露半字，因為他若主動發布新聞是對日本人不敬，好像趁機替自己造勢，即使看到小老弟的我，也只是笑笑，不肯多說，但是我一看到他在中影出現，直覺有事，多方查証之後，最後一通電話才打給他，把我採訪到的訊息一一分享後，電話那頭的張先生才歎了口氣，把進一步的細節都告訴了我，可想而知，第二天張先生又要承受多少採訪同業的抗議電話了。
張先生曾經送過我三本書，兩本是黑澤明的傳記《蝦蟆的油》，另外一本則是他自己寫的《中國電影事業論》。
張先生最初送我的《蝦蟆的油》是英文版本，黑澤明出版自傳書當然是影壇大事，聯合報的萬象主編獲悉後，立即要我摘譯成「大師開講」的系列報導（當時著作權法尚未立法，只要能先取得書，有能力看懂，就能搶先刊載），不過，我心中可是暗自叫了一聲慘，因為我的電影史知識太過膚淺，坊間日本電影參考書不多，許多日本片名和人名不知從何查考比對，於是趕緊再向張先生求援，張先生除了有問必答之外，更立刻再送我一本日文版的《蝦蟆的油》，英日文兩種版本兩相比對後，人名和片名就大致不差了。
於是我花了十天時間，看完《蝦蟆的油》，也趕譯出了長達萬字的十篇文章，讓不少讀者還真以為我是黑澤明通，孰不知，在那之前，我看過的黑澤明電影不過《大鏢客》、《蜘蛛巢城》、《七武士》和《亂》等區區幾部而已（其他的都是後來才逐部補看的），全靠張先生的暗中加持，才能矇混過關。
至於《中國電影事業論》則是張先生一生用心、用情與用力都最深的力作，一般片商只顧做生意，誰肯去花時間研究各國電影制度，從電影檢查、製片到發行的細節環節都一一鑽研？甚至寫成文字，期許台灣電影亦能有「事業」規模，而非只是娛樂雜技而已。雖然該書的寫作背景是在1968年，但是他所開出的「台灣影業的苦衷」診斷書中提到的：稅捐太重、晚會太多、電視威脅、義務負擔過重、政府欠缺輔導等五項，等於是把民國卅九年到五十七年間的台灣電影生態留下了極其詳盡的紀錄。
至於「理想的中國電影政策」中提到的十點意見，同樣擲地有聲，有些已經現在理所當然的政策，有些則是因為政府的忽略，導致了電影生態傾斜的發展，書生報國全靠文字，如今再看張先生所寫的這十點條目，歷來的電影官員還真的愧對張先生的遠見與卓見：
一，從速創立中國電影法
二，輔導和管理雙軌並進
三，電影院的管理
四，培養電影專業人才
五，獎勵投資製片事業
六，改善管制外片政策
七，管制美商發行機構的參考
八，籌措國片輔導金
九，改善檢查制度
十，輔導香港自由影人。
不過，讓我感念在心的卻是張先生居間牽線，化解我和李行導演誤會的那件往事。
我是在《玉卿嫂》的華國片廠中第一次見到李行導演，他是仰之彌高的電影界大老，我是個菜鳥，那敢隨意近身聊天？即使後來有機會採訪《唐山過台灣》的拍片過程，也不曾好好聊過，1986年，《唐山過台灣》殺青完成，評論意見臧否互見否，英國影評人艾德里（Derek Alley）來台看片後，隨即在「國際電影指南（International Film Guide）」上撰寫了一篇批評文字，我則是將其摘譯成新聞報導，結果大大刺痛了李行。
新聞見報後的第二天晚上，我在報社接到李導演的來電，把我臭罵了一頓，當時，正與李導演共餐的張先生，深知李導演的火爆性格，沒有多做勸解，但亦深知我被長輩臭罵一頓，心情必不好過，半小時之後，他才又單獨打了電話給我，約我在街頭相見，多方勸解，還促成我與李導演握手言歡，沒想到我就此與李導演結成忘年交，連兒子都尊稱李行為李爺爺呢。
張先生是在中秋節辭世，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李行導演的八十大壽壽宴上，臉色有點蒼白，但他來去匆匆，簡單寒喧幾句，沒有多談，就告別了。通報訃聞的祁台生先生告訴我，是李行導演交代一定要通知到我，當年往事，昔日因緣，點滴在心頭，謹以此文紀思。
可惜，頂上功夫與辦案功夫不成正比，各種帽飾除了讓人看得眼花撩亂，分神亂想之外，別無其他加分做用，「刑事辦案」仰靠的是抽絲剝繭的細節推論，「赤焰金龜」的毒性固然有趣，但是交由元兇提供線索，指點迷津的安排卻顯得太過刻意要去誤導了（改從鬼市神醫嘴上指引或許更宜）…總之，神探辦案要有神，不能只玩花俏，衣帽上的喧賓奪主，讓劉德華只能停在明星層次，也是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