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方城市:眾生偏見

精彩電影往往是從第一個畫面開始就緊緊捉住觀眾的心,《動物方城市(Zootopia)》深諳其中之妙,關鍵在於錯覺,奧妙在於那是核心。

錯覺來自於破題。你會先聽見有人侃侃而談,動物生活的關係簡單來講就是獵食者與獵物之間的關係,有人追,有人躲,追殺的是求生存,閃躲的何嘗不是?偏偏就在於你以為迪士尼怎麼開倒車,講起大道理之際,鏡頭拉了開來,那是一場小學遊藝會的表演,兔子茱蒂正在大顯才藝,當然,她也就此不經意說出自己的童年夢:我要做兔子警察。

明明是開宗明義的大道理,如此輕易就轉換進一場戲,偏偏這場戲並非博君一粲的開場白,隨後的電影情節真的就是茱蒂當上了警察,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她竟然撩動了獵食者與獵物之間的族群矛盾。看似假戲,實則千真萬確,虛實之間卻能轉換得如此自然,兼任編劇的《魔髮奇緣(Tangled)》導演Byron Howard,居功厥偉。

《動物方城市》的核心在於挑戰世人成見與偏見。兔子茱蒂為什麼不適合當警察?個頭太小、力氣太小,她是女的,以前從來沒有兔子警察……任何人隨便都可以舉出很多理由,甚至她的爸媽也主張還是乖乖種紅蘿蔔就好了,平平安安過一生。

但是她有警察夢,就努力去追夢,電影的趣味先是讓弱不禁風的她,吃盡苦頭,卻能靠聰明過關,第一名畢業,就在觀眾以為從此一帆風順時,她面對的偏見,就從世俗的成見轉進了職場的岐視,同樣那也是來自體型、體力和性別的岐視。就在水牛警長派她去跑交通,負責開罰單時,就連兔子茱蒂自己也無可避免地陷進了「職業偏見」的迷思之中:「交通警察怎麼算是警察?」但是從她的父母如釋重祔,到狐狸尼克都要嘲笑她只會開罰單時,連哄帶騙把她騙得團團轉,那還真是充滿挫敗感的菜鳥人生。

夢與現實的距離究竟多遠?要花多少血汗才能逐夢成功?《動物方城市》用最輕快的節奏與明亮的色彩說故事,然而說的故事卻是極其殘酷,也極其無情的人間真實。因為真,所以不俗;因為真,所以,重量厚甸。

《動物方城市》的英文片名叫做《Zootopia》,典故來自烏托邦Utopia是一個標榜「anyone can be anything」的理想國,此時,導演讓我們看見了許多幽默的生命趣味,Zootopia的火車有三個門,適合不同體型的動物上下;城市亦有類似大人國或者小人國的不同設計,所以一個大人國的甜圈圈,就可能是小人國的奪命摩天輪。致於賣飲料給長頸鹿喝的通天管,都夠讓人看得樂不可支。

不過,偏見主題從來不曾停歇。即使Zootopia已是動物的大熔爐,但是偏見無所不在,賣冰淇淋的店家就是有權選擇客戶,拒賣看不順眼的族群(適合套用美國的黑白矛盾,或者是有色人種的悲歌),甚至長官就一定會對屬下頣指氣使,長相兇惡的一定是壞蛋,溫馴的就有善心,不會騙,不會偷的那夠格叫狐狸?甚至當「獵食者」與「獵物」的天性被刑事案件給引爆出來時,大熔爐的族群神話瞬間幻滅……這些情節在在能讓想起當下社會的血淋淋真實:我們不是最會以貌取人?不是最會拿成見來替別人戴帽子?

幽默,則是《動物方城市》另一個犀利武器。

例如,這個城市最厲害的黑道是一隻老鼠,茱蒂兔子在他女兒婚禮那天找他求救,讓他無從拒絕的劇情,根本就是《教父》的翻版,甚至連鼠老大的講話腔調,都是Marlon Brando的複刻版。

例如,《動物方城市》養了一群公務員,大家都是樹懶,講話慢半拍,做事慢半拍,這種意在言外的政治嘲諷,還需要多做解釋嗎?

 例如,人紅了,被媒體一包圍,頭就暈了,就會講出完全不合宜的話,只會暴露你的淺薄與無知,放眼當代人生,這種鬧劇,不是天天在上演著嗎?

主題看似嚴肅,調性卻極其輕快,信手拈來皆是趣味,最重要的是《動物方城市》播下的種子,能讓更多的孩子以更開闊的視野看人生,這才是功力。

謊言迷宮:誰不是罪人

德國電影《謊言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的珍貴在於面對歷史和真相的態度,在人人皆鴕鳥的情境下,想要大鳴大放,你得先想好:一旦遇上滔天濁浪,你要如何存活?

《謊言迷宮》的核心問題在於為什「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裡的惡人可以在終戰後逍遙法外?無人追究刑責?但是導演Giulio Ricciarelli採取的策略卻是透過一位記者直接問檢察官老爺們:「你們知道奧斯維辛是什麼嗎?」知道的人,不想理他,不知道的人,則是在眾人離去後,才從字紙簍裡撿起了陳情書。

戰敗國的人,不想提當年恥,這是人情之常。集體罪行,就集體遺忘,想要揭露瘡疤的人不但自討無趣,更容易成為全民公敵。德國近代史不會忘記檢察總長Fritz Bauer(由Gert Voss飾演)勇於揭露歷史真相的勇氣,但是你同樣很難忘記他的名言:「每天我只要離開辦公室,我就走進了敵人的陣營之中。」他的所做所為其實是在挑戰執政者,挑戰國家和人民,然而,他有良心和真相做盾牌,他理直氣壯。不過,少了花下無數氣力與時間,從堆積如山的檔案裡逐一篩檢出歷史共犯的年輕檢查官Johann Radmann(由Alexander Fehling飾演),他亦是孤掌難鳴,《謊言迷宮》從檢察總長的謹慎,就可以讓人看到「歷史共犯」是多龐大的一個隱形組織。

是的,要成就大事,一定要有人動腦,還要有人跑腿,有人衝鋒陷陣,還有人出面力挺。要成就大事就得遇上一位鐵面無私,依法論法的癡人才有可能鑽入遺忘的宮殿,找出事實鐵證。於是導演Giulio Ricciarelli就把檢查官Johann Radmann塑造成一位相信法律不可打折,寧可替付不齊罰款的女人補足罰金,也不容法官法內施恩,便宜行事,是的,他有顆死腦袋,但若不是他對小事如此一絲不苟,日後也難頂住大事帶來的滔天巨浪。

《謊言迷宮》的時間座標設定在1958年,二戰後的13年,檯面上該負責的戰犯都已經在紐倫堡大審中定了罪,但是,若無其他共犯,二戰悲劇不會如此悲慘,只是有多少能夠抗拒在大時代的洪流,有勇氣或者有膽識拒絕隨波逐流呢?就算你不曾開槍,亦不曾動手,只要旁觀,只要坐視,就算程度有別,不也都是共犯嗎?正因為都是共犯,既已事過境遷,又何苦一路追查到底呢?既已事過境遷,又何必再昭告年輕德國人,你的父執輩曾經在奧斯維辛中濫殺無辜,那位如今和譪可親的麵包師傅,也曾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如果不是大家都避而不談,否則年輕的檢察官怎麼可能不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血淚往事?一旦年輕的檢察官聽見了倖存者一則又一則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又如何不血脈賁張地要去伸張正義嗎?

罪與罰,既有共生結構,又有矛盾對立,《謊言迷宮》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先剝開了國家的迷思外衣:「這會是史上頭一次,一個國家指控自己士兵的戰時行為,你是要所有年輕人都去質疑,自己父親是否曾是個謀殺者嗎?」是的,奉命作戰與屠殺婦孺,同樣沾上血腥,在道德層次上卻截然不同,但是若不逐一面對,如何做出區別,此時Radmann才有機會傲然回應:「是的,我正是這麼想,我要讓一切謊言和所有沉默…到此為止。

不過,《謊言迷宮》更犀利之處則在於這座迷宮中真是巨大,走過那個世代的德國人,其實都被納粹狂流襲捲,有人選擇隱瞞,有人純粹無知,有人刻意遺忘,只要謊言逐一爆裂開來,每個人都要去面對別人的目光。

罪,不是自己說了算;罰,也同樣不是自已以為沒事就夠了。所以,Radmann一定要先迷航,發覺自己投靠的世俗現況與自己鄙夷的噁心嘴臉竟然如此相近時,他才看清了罪惡用了多少的糖衣來麻庳當事人,不經如此寒徹骨,當然就不會有後來的歷史真相。

從聯軍觀點來看,納粹確是罪大惡極,但從德國人觀點來看,如果也都能認同受害人的血淚中,確認納粹罪無可赦,歷史才不會在交戰國的各說各話中,混沌一片。那忘了那位自責的父親,永遠無法原諒自己對把雙胞胎女孩交到白袍醫生手中,卻被醫生取出器官,縫成連體嬰的悲傷住事;更別忘了,那位醫生的家族企業供養了多少同胞的就業機會,導致沒有人願意供出他的下落。戰時的無奈與戰後的現實,其實有如一體兩面,盲從的人們,殺紅眼的人們,不都是人性的真相嗎?

迷宮中的真相,往往讓人難以承受,《謊言迷宮》帶領觀眾走出迷宮時,同樣讓人痛,卻有一種如釋重袱的昇華,就算同是罪人,面對了,承擔了,才有救贖,《謊言迷宮》的珍貴就在於電影標示出一種艱難的生命態度。

新天堂樂園:聲音印記

新生代影迷,能夠在大銀幕上跟進經典,當然是種福氣。老影迷呢?除了重溫舊夢,或許還能找到一些新觀點,那就是經典的深厚與魅力。

周格泰導演的《五月一號》中,有一幕男女主角騎車經過一面牆,上面就掛著《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巨大海報,在那個沒有錄影帶或者DVD的年代,要想重溫這部1939年的經典,就只能期待二輪戲院的不定期重映。《亂世佳人》就是重映比率最高的經典,幾乎是每四年就來一次,每次都還能吸引眾多影迷(我就是東南亞戲院看到這部經典的),很難忘懷費雯麗的細腰,還有火燒亞特蘭大的滿天紅光,說也奇怪,後來手邊有了DVD,卻很少再想重看了。

那是適合大銀幕重溫的電影。Giuseppe Tornatore執導的《新天堂樂園(Nuovo Cinema Paradiso )》,對我而言,亦是只適合重回大銀幕去回味的電影。

《新天堂樂園》的魅力在於消逝與重建,屬於電影的美麗記憶,很多都像電影底片一般酸化或者硝化了,影像如此,聲音亦如此,Giuseppe Tornatore眷戀攘昔,也知道潮流難擋,但是透過他的重建,過去的美麗,多少還可以換個形式保存下來,包括聲音,包括氣味,還有那份心動的往事。

《新天堂樂園》最鮮明的聲音記憶,無非就是電影放映機的齒輪轉動後,帶動底片的聲響,放映有聲,倒轉有聲,那是直接闖入數位年代的孩子們幾乎無緣得見的聲音。但那卻是電影黃金年代最鮮明的聲音符號。

其次,賣座電影都有黃牛出沒,「幾張?要幾張?」經常是買不到票的我們不想聽見,卻又不得不去面對的聲音,黃牛手上總有一疊票,就是比售票口貴個幾十元,要嘛,不看,要看,就得破財。

電影業者其實默許黃牛存在,那是產業景氣的一環,黃牛都不屑一顧,票房肯定不佳,黃牛出沒,更添人氣。

《新天堂樂園》中有兜售食物的小販在叫賣著食物,那是庶民娛樂的重要一環,吃吃喝喝看熱鬧,不就是繁華盛世的浮光流影嗎?台灣則是有一擔加接一擔的流動攤販,賣著各式食物(從玉米、田螺到滷味,都是台式小吃,絕對沒有有爆米花和可樂)即使因此戲院裡總是滿地垃圾,地板溼溼粘粘的,不時還有老鼠跑過,卻都是慘綠少年的昨日記憶。

《新天堂樂園》中不曾出現手機鈴聲,當然也就沒有人大剌剌看著電影講電話的雜音,然而往昔的戲院中,雜音何曾少過?有人打呼(真的很多),有人則是直接講解、分析或討論劇情。

《新天堂樂園》則是添加了更多觀眾對著電影反派咆哮,對著悲劇主角流淚痛哭,或者像小男孩Toto那樣,模仿西部電影中的印第安人「哦哦哦」的出擊吼叫聲,那是西部電影中採用白人觀點,醜化印第安人的年代,大白人思想下完成的《西部開拓史》,不就是直接寫著《How the West Was Won》?佔人土地,掠人家產的掠奪者是這樣大剌剌地標榜著自己的戰功?如今,西部電影再也不敢用這種觀點來挖原住民的傷疤了,但在那個無知的年代中,「哦哦哦」的出擊吼叫聲,不也註記著一個時代的偏見與傲慢?

《新天堂樂園》的核心則在於神父的搖鈴聲。那是電檢年代的特有聲響,那是有地位的人決定你能看什麼,或者不能看什麼的威權時代。如果你是電影創作者,聞見鈴聲,肯定有如奪魂鈴,至於每到緊要關頭,卻嘠然而止,什麼都看不見的抱撼聲,亦是那個保守年代才有的獨特現場音了。

我透過聲音回味了那個年代,你呢?

不存在的房間:眼神論

愛爾蘭導演Lenny Abrahamson執導的《不存在的房間(Room)》,是全靠演員撐場面的作品,女星Brie Larson與童星的對手飆戲,創造了動人親情,也讓人看到了受虐的身心症候群。

電影的前半段,所有的戲都在一間斗室裡,觀眾看到的是受困的母親如何教導孩子在夢幻與現實中變得堅強,後半段則是受創的母子如何適應外面的世界,逐步療癒。前半段的母子深情都在眼神和童聲童語中流動,後半段的母子深情則在孩子的摸索和堅定目光中找到救贖力量。 

但是,Jacob Tremblay的眼神才是全片最動人的深情雕刻,他的八個眼神,說明著他的身心進化歷程,更讓你看見了一個演員的精彩演出,儘管他只是童星。 

首先,眼神的亮,是喜悅,亦是啟蒙。

飾Jacob Tremblay演的小男生Jack在五歲生日之前,都還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頭,他認識的世界只有天窗外的藍天或白雲,以及電視機傳來的一些二度空間畫面,母親教會他做生日蛋糕時,他喜不自勝,可是缺了蠟燭的生日蛋糕,怎麼還會是生日蛋糕? 

那一天,老鼠也聞香而來,我們再度看見jack的眼神又亮了,那是他遇到的第一位立體「生物」,人生不再平板,所以才要餵食,才要結為好友。母親趕走了老鼠,他會尖叫,他會抗議,一切就和那個沒有蠟燭的生日蛋糕一樣,都是人生不滿足的意識啟蒙。

其次,衣櫥夾縫後的眼神,是好奇,亦是恐懼。 

所有的規矩都是Old Nick定下的,入夜之後Jack只能先睡衣櫥,Old Nick不想見到他,媽媽亦不准Old Nick碰到他,聽話,一切平安,不聽話,Old Nick就會捉狂。電影中就安排了Jack走出了一次衣櫥,隨之而來的狂風暴雨,讓他只能一直摸著媽媽脖子上的瘀青,承諾著:「下次,我不敢了。」

第三,就是Jack捲進地毯中的窺探眼神,那是忐忑,亦是無知。

因為他真的並不清楚,一旦被Old Nick發覺真相,那張地毯真的就是的墓衣了。裝死和真死,只有一線之隔。

第四,當他第一次看見雲在飛,風吹吹,樹葉在飄,還有車的滾動他的眼神是呆滯、錯愕、還有無法形容的震驚。 

因為那是他的紅塵初體驗,觸目所見都是新奇,亦是驚奇,強大的資訊排山倒海迎而襲來,他還要挑戰大惡人Old Nick,還要奔跑,還要求救,他以前哪裡見過柏油地、綠草地,甚至除了Old Nick之外的路人甲乙兩丁,還有那隻狗,小小Jack剎那之間要如何適應?又如何承受?

癱瘓和疲軟是他的肉身反應,驚嚇,則是他的眼神唯一能說的話了。

第五個眼神則是觀察,而且來自外公與外婆。 

外婆對他說的第一句是:「謝謝你救了我們的女兒。」外公則是從來沒有好好看他一眼。前者,有點見外,後者則是徹底排斥,把Jack當成孽種。

還好,外婆用耐心與守候,換來了Jack終於說了一句:「我愛妳。」外公的眼神則是讓Brie Larson直接翻臉走人以示抗議。Jack的冷眼觀察是他逐漸適應的身心調節器。 

第六個眼神是選擇不看。

先是自殺獲救的母親從醫院打電話回來,他生氣地講完他要講的話,就摔開了話筒,跑走了,隱藏的眼神,有一種被拋棄的憤怒;後來,低頭玩著樂高,聽著母親對他說抱歉,Jack先是低眉,隨即說了句:「下次別這樣了。」沒有了怨,也沒有了恨,同樣是低眉,說出了多少相依為命的緊緊依靠?

第七個眼神來自落髮的堅定。 

五歲的Jack說過參孫的神話故事,那不是隨便說的台詞,他留長髮,有不得已的苦衷,不願落髮,是不想喪失他的勇氣與神力(剃髮參孫的下場,Jack比誰都清楚),唯其如此,他要把長髮前送母親的眼神,夠催淚了。

聽見Jack逐一向椅子、馬桶和洗臉槽告別的清脆童音,你就會想起當我們第一天陪著他起床,逐一一向這些傢俱說早安的往事,能夠坦然,就再無掛念,他的告別,就是不再相見了。

我逐一細述這八個眼神,只想說Brie Larson確實演得不錯,但是一個巴掌拍不響,不是Jacob Tremblay這麼會用眼神演戲,《不存在的房間》的能量不會這麼強。Jacob Tremblay才是《不存在的房間》的真正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