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電影夢

先把「惡人」（不一定是兇手，可能只是個性孤僻怪異的怪人）打造成十惡不赦模樣，讓人看了就生畏或憎厭，繼而再峰迴路轉，有「奇蹟」發生，惡人不再惡，或是亦有可憐可憫之情，暗黑人性開始有了幽微光芒浮現，觀眾開始釋懷，就會展現笑顏，這種創作公式其實是好萊塢深信不疑的賣座公式之一，尤其是惡人加上小孩，對白更強大更是萬靈丹，從《強盜保鑣》到《女煞葛洛莉》屢試不爽，連北野武尚且試驗過《菊次郎的夏天》的東瀛版，《神偷奶爸（Despicable Me）》則是動畫版的再次明証。

Pierre Coffin和Chris Renaud執導的《神偷奶爸》，讓神偷Gru的出場就是標準的討厭鬼模樣，先是在路旁鬧小孩，以嚇人為樂事，上速食店買東西吃，一看到人山人海，懶得排隊的他，立刻擊發冷凍槍，讓排在前面的人動彈不得，他就可以搶先看到食物；想要路邊停車，才不管空間多小，前推後擠，愛車就是硬行卡位，擠了進去，至於其他車輛被擦撞成什麼模樣？對不起，他不但不管，連看都不看一眼…看到這樣的開場素描，舉凡「自私」、「野蠻」、「暴力」和「過份」等負面形容詞大概都適用在Gru身上了。

開場公式齊備之後，第二道方程式：「惡人自有惡人磨。」緊接著就要登場，差別在於這個磨人的「惡人」，越是平凡平淡，震撼力就越大。

《神偷奶爸》登場的三個「小惡人」，其實是三位楚楚可憐的小孤兒Margo, Edith 和Agnes，院方推動慈善愛心募款，就要她們挨家挨戶去推銷，走啊走的就來到了Gru住家，第一神偷正為了有人搶先偷走了金字塔而煩心，為了保住「第一神偷」的美名，他只能去偷更大也更遠更不可能的「月亮」，平常就懶得搭理小孩的他，對於豋門按鈴募款的三位孩子自然更是不會好臉色對待，但是童心邏輯和童語反應就是與成人不同，所以態度粗暴的Gru一時還不知如何因應，險些語塞詞窮。後來卻因Gru必需擁有縮小機才能「縮月盗月」，偏偏縮小機落在新生代小壞蛋Vector手中，Vector的私人城堡又固若金湯，連Gru也難以越雷池一步，於是才有以收養三位孤兒，藉募款之名，讓Vector開門迎客，他才有機可乘。

愛心只是藉口，私心才是目的，大壞蛋要細聲嗲氣地扮演大善人，確實既尷尬又不自然，無忌童言經常讓愛狡辯的他也啞口無言，只能努力調整自己身段，他是委屈求全，孩子則是理直氣壯，強弱易位之後，趣味好戲就此滋生。

虛與委蛇，通常代表應付，少人真心，少了溫度；一夕之間就蛻變，則太戲劇化，也太不真實。《神偷奶爸》的高明之處在於讓Gru一點一滴鬆動自己的心防，不知不覺中起了改變，例如他原本心不甘情不願地帶著三個小孩去遊樂場玩耍，年紀最小的Agnes好想擁有一只獨角獸玩具，偏偏射擊遊戲卻是怎麼也打不中，既不耐又火大的Gru靠著自己最擅長的霸道本事，一槍轟掉所有障礙，獨角獸就順利到了小女孩的懷裡，Gru才開始明白帶給別人歡樂是多麼開心的一件事。

然後，從來沒坐過雲霄飛車的Gru（是不敢？還是不想？）被迫也得陪著孩子共乘（孩子年紀太小，沒有大人陪伴，不得成行），就在垂直急降，高度和速度都極其刺激的叫喊聲中，嘗到了自己心靈解放的快樂…是的，所有的這些與孩子同樂的生活細節，都在鋪陳著Gru鐵石心腸正在鬆動，等到他看見自己在雲霄飛車上留下的快照寫真（那是他少見的驚恐快樂表情），等到最恨講床邊故事的他，也開始講起床邊故事之際，Gru和觀眾的唇角其實都已悄悄上揚，戲劇魅力早已滲透蔓延進大家的心田中了。

Gru另外有個科學工廠，養著一群機器小矮人，他們的功能很像「笑傲江湖」裡的桃谷七仙，七嘴八舌，總能搞得天下大亂，他們和三個可愛小女孩的搭配，讓冰冷無情的Gru終於享受了「奶爸」的苦與樂，《神偷奶爸》的「神偷戲」只是訴諸冒險刺激，「奶爸戲」才是動人的溫情好戲，兩相搭配，讓《神偷奶爸》成為年節期間最適合闔家觀賞的動人動畫作品。

法國導演米榭．岡粹（Michel Gondry）執導的《青蜂俠（The Green Hornet）》，其實就是一部以逗樂年輕觀眾為目的的娛樂電影，沒有什麼微言大義，也沒有什麼創見，不必大費力氣來討論，倒是可以和台灣的媒體生態來做些橫向並陳。

今年初，台灣媒體經營最大的議題無非就是政府的置入性行銷，關鍵就在政府拿人民的錢來買新聞，頌揚政績，唬弄人民，這和《青蜂俠》中的檢察官史卡隆（由David Harbour飾演）試圖掌控「哨兵日報（Daily Sentinel）」，要求隱惡揚善，替他做公關，一旦大老闆詹姆斯（由 Tom Wilkinson飾演）不聽掌控，就乾脆殺掉老闆，讓只會吃喝玩樂的兒子布瑞特（由塞斯．羅根（Seth Rogen）飾演）接棒，日後再施以威脅利誘，必能乖乖聽話，為他服務。

這種政客收買媒體，火大就把你幹掉或關掉的傳奇，台灣在戒嚴時代時有所聞，如今少用暴力或關門威嚇，卻換成直接用錢收買，讓面臨業績與生存壓力的媒體趨炎附勢，反而成了最省力，卻也最有效的攏絡策略。

如果《青蜂俠》的媒體議題這麼「寫實」，其實無啥「樂趣」可言，因為媒體批判的社會文化指涉，不但太沈重，也太嚴肅，新意更乏善可陳，還好，《青蜂俠》的議題多了一點變數，才使得一部改編自美國1930年代知名廣播劇的動作電影，不至於那麼簡單與膚淺。

關鍵在於《青蜂俠》真正的置入性行銷來自於報老闆布瑞特，史卡隆的新聞干預與媒體掌控讓他很火大，檢察官要他隱惡揚善，他反而要報導社會黑暗面，青蜂俠的所做所為，正好是社會亂像的最佳明証，不但可以打檢察官一巴掌，形成政績危機，同時還可以「煽色腥」的報導刺激報紙銷路，何樂不為？

布瑞特雖是花天酒地的花心大少，但是經營媒體卻也眼光犀利，出手精準（台灣過去五十年來主流媒體的崛起，不也都和社會或黃色新聞有密不可分的發跡連結），問題在於他就是「青蜂俠」，自家的「哨兵日報」每天以青蜂俠的消息上頭版，不但真正做到了「行動與編採」合一，更是不露痕跡的自吹自擂，大做廣告，打著社會公器的「名號」，行的卻是「行銷」自我的本質，難以分辨真相的閱聽大眾，除了接受報導洗腦，信以為真之外，又如何洞悉媒體大亨別有居心的操控手段呢？

《青蜂俠》其實沒有抱持太強烈的批判態度，電影對於媒體的「批判」其實遠不如「利用」，而且大玩「喜劇」趣味。例如大反派克里斯多夫．華茲（Christoph Waltz）飾演的黑道大哥最受不了的就是媒體不再報導他的惡行了，「青蜂俠」的頭版報導，不但威脅了檢察官，同時也讓他如坐針氈，渾身難過，因為「首惡」地位竟然被一位默默無聞的「後進」取代了，做不了老大，上不了頭版的他，怎能坐視身價跌停板？怎能不反撲？正因為《青蜂俠》的思考邏輯大不同於常情，才能讓人捧腹，橫添了不少趣味。

當然，「哨兵日報」總社被黑道登門大鬧，既衝撞又爆破，甚至還放毒氣的誇張傳奇，都只能以胡鬧逗趣視之，沒有人會認真的，真正的趣味在於雨過天青後，布瑞特還得安排周杰倫飾演的加藤來記者會上開槍鬧場，讓他先能義正詞嚴地宣示要對抗黑道，既而又能以肩部中槍，遮掩「青蜂俠」受了槍傷的真相。「青蜂俠」白晝公然開槍的行徑，當然是又成了「哨兵日報」報紙頭條，問題是，這則新聞看似報導了「槍擊案」的表相，實質上卻絕對挖不出「青蜂俠」槍傷「青蜂俠」的實情，同樣是報老闆中槍的訊息，只報導表面假相，不就假新聞了嗎？布瑞特不也是在操縱自家媒體來遂行自己的「私心」（雖然那也是「公義」）嗎？

《蜘蛛人》和《超人》的相似點在於男主角都在報社工作，超人的問題在於如何讓女友記者女友完成「獨家」專訪；做攝影記者的蜘蛛人則是如何「自拍」，滿足總編輯需求，保住自己飯碗？他們偶而放水，還不算脫離「事實」，但是《青蜂俠》卻是變本加厲，把媒體當成私器了。新意不多的《青蜂俠》正因為加油添醋玩了不少媒體話題，反而呼應了台灣在地的話題，也算是意想不到的收獲了。

自卑之人，刻意藏拙的方式就是突顯已能，誇大自己的所有，《青蜂俠（The Green Hornet）》裡的大反派克里斯多夫．華茲（Christoph Waltz）掏出手槍，竟然比別人多了一根槍管，誇張，卻又逗趣的設計，十足說明了他的自卑心理。

法國導演米榭．岡粹（Michel Gondry）刻意替《青蜂俠》的反派穿上了小丑戲服，他們能力或許不夠潑辣，真要耍狠還是足夠壞事，只是岡粹另外設計的「格調障礙」，才讓全片的喜劇氛圍得到了爆笑能量。

華茲第一回出場時就出現了三層的「格調障礙」：身份、姓名和穿著。

他的第一場戲就是向洛杉磯新開幕的夜店索取保護費，要求入股分紅，理由是對方未向他報備，就私自開店，等於是強龍壓了地頭蛇。問題是這種談判小事，需要老大親自出馬嗎？需要用汽車炸彈來威脅嗎？老大出招，而且來勢洶洶，卻就只為了這種蠅頭小利，未免殺雞用牛刀了吧？難怪對方錯愕之餘，會看扁他，認定他虛張聲勢。

華茲飾演的反派老大是俄羅斯移民，名叫Chudnofsky，一般人唸不來，不管是叫查洛夫斯基，邱洛夫書雞，光是自報山門，道出姓名時，無法氣壯山河地高分貝嗆聲，反而得大費唇舌教會對方正確拼音。對方的錯唸，不管是無心或者有意調侃，其實都已經讓老大的氣勢矮了一截。

第三則是穿著。夜店的黑幫勢力同樣大有來頭，從老大到手下，個個都穿著名牌，雄壯威武，反觀Chudnofsky的手下，個個穿著窮酸，講得更直接明白一點就是：「土！」兩軍對決，勝負還未知，陣頭氣勢已然輸上一截，豈不惱人？更重要的是，「土」壞人，似乎就不夠兇狠，不夠嚇人，

這三層「格調障礙」其實目的只在利用「白種人的優越」來戲弄大反派，利用傳統的偏見來顛覆巨型動作電影的「反派」傳統。從《蜘蛛人》、《蝙蝠俠》到《超人》，電影英雄所要對抗的對手，就算出身未必相當，能力卻是相近的，亦即在競賽的天平上，佔有勢均力敵的砝碼重量，才能營造對抗拔河的緊張力度。但是這種劇情設計，不管激盪擦撞起多少火花，最後還是得落入「英雄得勝，惡人落敗」的既定公式之中，既然結局已定，讓對抗過程多一些想像與意外，應該就是老愛玩顛覆遊戲的米榭．岡粹必定會做出的選擇了。

這亦是為何嘴吧上吵不過對方，乾脆拿出他的雙管手槍，一槍兩彈，對手背後人再多，兩三下也就掃射殆斃了。但是行頭太遜，穿著不夠體面的對話，卻也形成《青蜂俠》中最有趣的黑道心理學，當青蜂俠和加藤開車闖進愛德華．福隆（Edward Furlong，還記得他嗎？《魔鬼終結者２（TERMINATOR 2）》中人類救世主康諾的少年角色，當年何等清秀，如今卻已臃腫發福，只能客串演一個邋遢癟三了）的毒品工廠，逼他把「青蜂俠」的名片遞交給老大Chudnofsky，愛德華不經意說出：「頭上戴面罩的人，就是比穿西裝的歹徒更嚇人。」的真心話時，會惹惱Chudnofsky，他的雙管手槍再度擊發，昔日紅星的戲份就在兩分鐘不到內，草草落幕了。

《青蜂俠》從頭到尾只是動作喜劇，《惡棍特工》讓人不寒而慄的蓋世太保角色，讓克里斯多夫．華茲奪下了奧斯卡小金人，如果他再重複同樣戲路，其實全無新意，於是從被人挑剔西裝不體面之後，他會在乎片語隻字，他會急著要換上各種不同色調的紅外套，甚至在攻進「哨兵日報」總部時，他還會「身先士卒」戴上防毒面具去衝鋒陷陣，壞人有很多種，《青蜂俠》的Chudnofsky改走喜丑路線，每回出場都想要搏觀眾一笑，也算是華茲超越自己的一種努力了。

有錢，才會去競逐金錢遊戲；有閒，才會讓金錢去砸藝術品，法國導演珍妮‧拉布蓉（Jeanne Labrune）執導的《特別服務（Special Treatment ／Sans Queue Ni Tete）》中對於藝術品的標售與歸屬，有特別的視野。

人生器皿的創作原是為了生活便利，有了氣力與閒暇才會想到如何精進，因為追求精緻，所以就出現了精品藝術，但是一旦成為藝術品，陳列與觀賞的功能取代了原本的實用性，審美距離拉開了人與藝術的互動關係，人間氣味頓時褪色，器皿的原始性格蕩然無存，就像進了動物園中的珍禽異獸一般，只能遠觀驚歎，再也不能恢復本色了。

《特別服務》的開場戲就是飾演妓女愛麗絲的伊莎貝．雨蓓（Isabelle Huppert）正在採購一只名貴水果盤，藝術精品讓人驚豔，而且所費不貲，但是一旦放回家中桌上，你捨得放水果上去嗎？不會磨損精雕細琢的藝術作品嗎？除了陳列展示，水果盤的原始功能立遭強力限縮，一旦沾上了藝術之名，更加突顯了天生麗質，卻也更遠離了人間煙火，物皿是升格了？還是蒙塵了呢？

生活藝術品的矛盾論述，其實可以參考另一位法國導演阿薩亞斯（Olivier Assayas）所拍的《夏日時光（L’Heure d’été）》，阿薩亞斯追本溯源地把名家器皿走完人間行腳後，因為主人的老逝凋零，最後落足在博物館的歷程做了形移勢改的時空對比，那是實用論領先觀賞論的邏輯；《特別服務》則是從觀賞點切入，水果盤如果擺在陳列架上當藝術品，叫什麼名字已經無啥差別了，一旦愛麗絲買了水果盤回家，擺在茶几上變成生活中可乘載物件的容器，或許才又恢復了本色溫度。

《特別服務》的第二個趣味則在於討論藝品的知音。

電影中的兩位男主角夏維爾（由Bouli Lanners飾演）與皮耶（由Richard Debuisne飾演），都是知名的心理醫生，工作壓力雖然大，但是醫生收入也豐厚了他們的物質人生，兩人在藝品拍賣會上是不打不相識，爭相出高價標天使雕像與燭台，出價時，兩人互不相讓，比財力，亦比決心，但是爭了半天，兩人走出拍賣場時，卻渾然忘了剛才的搏鬥，皮耶順手就把自己剛標來的天使雕像給了夏維爾。為什麼？重點不在結果，而在過程，他享受那種競逐的樂趣，而非是真的對藝術品有什麼迷戀或偏好，亦即藝術品只是一種情緒出口。

皮耶瘋了嗎？皮耶錢太多嗎？《特別服務》的這場拍賣戲超越了世俗人的經驗法則，卻成功讓人看見了兩位布爾喬亞階級的空虛與茫然，他們的職業雖然都是醫生，但是相當程度上，他們病得都不輕，才會有了同病相憐的惺惺相惜。

那尊天使神像基本是全片的象徵神祉，《特別服務》的醫生與妓女相當程度上都有著濟世淑人的功能，異曲但同功，所以，拿到天使的夏維爾願意把它轉贈給愛麗絲，感謝她救苦救難的努力（至少，讓他確認了自己暴燥不耐的問題不在冷感或無能，而是少了人生的愛與關懷）；多次凝視著天使憐憫俯首神情的愛麗絲亦豁達於自己的中年倦怠與職業疲乏，因為相較於療養院中的弱勢人兒，她確實萬幸太多，這亦是她終於還是把天使神像捧到療養院的心情，紅粉配佳人，寶劍贈英雄，美好物件只有安放在最合宜的人間位置才鮮活，才能得著活力與永生，也因為一切都從混亂中重新歸位，所有的迷惘與失落，才得著了真正的救贖。

《特別服務》的主題沈重，主角心病都很重，但因相關意像清楚鮮明，解讀起來並不艱難，反而有著苦盡甘來的解脫，亦算是對觀眾完成了一次心理治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