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影視話題

教父殺手：黑手黨演員

我其實不記得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曾是職業摔角手，更不知道他退休後混過黑幫，擔任Colombo 家族的保鑣。

我只記得他在《教父（The Godfather)》中飾演的那位黑手黨殺手Luca ，記得他在教父嫁女兒的婚宴上，緊張兮兮反覆唸著要對Marlon Brando說的詞。

今天才知道他的藝名叫做Lenny Montana，《教父》是他第一次演電影。緊張，其實是本色，死命記台詞，也是本色寫真，真情流露，所以非常傳神。

關鍵之一是Colombo 家族原本強烈反對《教父》，認為污衊了義大利移民，經過溝通，《教父》同意不再使用「黑手黨（Mafia）」字眼。

關鍵之二是談判過程中，導演柯波拉見到體型壯碩的Lenny Montana，認定他非常適合詮釋黑幫角色，又聽他說起以前黑幫「趣聞」：在老鼠尾巴綁上沾過煤油的衛生棉，然後點火引燃，老鼠死命逃竄，就會導致他要修理的對手人家，「莫名其妙」發生火災。

記牢台詞，已經夠折磨Lenny Montana了，要和天王巨星Marlon Brando演對手戲，更讓他手腳發麻，偏偏這麼一來完全符合劇情需要。

正因為是菜鳥，什麼都不懂，所以他最感謝的是Marlon Brando循循善誘，多方包容，才能讓他透過這部經典，留名影史。

人皆有命，後來他又演出多部電影，但都乏善可陳，一部即是永恆。Lenny Montana的摔角人生、黑幫人生，就這樣被銀河人生給遮蓋過去，墓誌銘上的演員這個詞，讓他永遠被影迷記憶。

2024世界電影音樂獎：得主

英國新秀作曲家Jerskin Fendrix 在2024世界電影音樂獎上摘下年度電影作曲家和最佳新秀家兩項大獎。

三點可喜可賀：

第一，世界電影音樂獎終於不是奧斯卡跟屁蟲，沒讓Ludwig Göransson 再以《奧本海默（Oppenheimer）》包辦桂冠，畢竟《奧》片音效勝過音樂。

雖然怪奇比莉（Billie Eilish）作曲主唱的那首 “What Was I Made For?” 《芭比（Barbie）》 依舊橫掃千軍，東征西討，從奧斯卡贏到世界電影音樂獎，無往不利。

因為歌真的好聽，又貼合電影主題，絕對夠格列名百大電影主題曲。世界電影音樂獎如此選擇，我沒意見。

第二，《Poor Things（可憐的東西）》是Jerskin Fendrix 第一次從事電影配樂，初試啼聲，就震驚樂壇。新人大獎全包辦，真是江山代有新人出。

第三，希臘導演Yorgos Lanthimos風格古怪，Jerskin Fendrix 也不遑多讓，怪才遇鬼才，有如七爺配八爺，高低凹凸怎麼配怎麼搭。所以一路又合作了《善良的種類（Kinds of Kindness）》和明年才要推出的《Bugonia》，一家大公司的CEO被當成要來毀滅地球外星人給綁架了，荒誕的劇情，可想而知，音樂又可以大玩特玩了。

本屆世界音樂獎的年度電視作曲家是Natalie Holt ，作品是《洛基（Loki S02）》，還來不及朝聖，日後再補寫了。

觀眾票選獎則是由義大利作曲家Umberto Scipione 獲得，得獎作品是：《爺爺外公搶孫記（La Guerra dei Nonni）》。

巴黎德州：經典修復論

經典電影修復該採什麼標準？

修舊如舊？

修舊如新？

修舊如初？

修舊如舊，把電影當文物。成品就是文物，最終長成什麼樣，都得尊重。要修復，就只能恢復那幅舊時模樣。不能增添，不能改動。因為修復不是新創。

修舊如新，相信電影是文化商品。既然勞師動眾，出錢又出力，就要煥然一新，接軌當代風潮，還要增益添補，不容瑕疵，以最完美情貌亮相。

修舊如初，則是穿越歷史迷霧，回歸創作當下。創作初衷不敢忘，境界追求不曾忘，技術缺憾無從怨，但求洗盡鉛華還素顏，女媧補天問初心。

不同的修復主張，不一的修復倫理。沒有標準答案。

但是，可以問問你的眼睛，問問你的心。

以《巴黎德州（Paris Texas ）》為例：

圖一：當年膠卷沖洗技術有限，戲院設備不及格，暗處朦朧，沒有層次。

圖二：調光可以改變亮度，同樣減損層次。看到以前沒看到的細節，缺少了詩情。

圖三：4k修復，老友重逢，舊夢得圓。明暗有序、穠纖合度，如詩如夢，不僅看到了幽微，也看到了原初詩情。

材料保存夠好，科技重現舊夢，原創監修背書，三者都不缺，修復如初我最愛。

喋血雙雄：吳宇森挑戰

雖然片名《The Killer》=《喋血雙雄》，吳宇森執導的2024年版《The Killer》沒能超越他1989年版的《喋血雙雄》。

一方面是因為《喋血雙雄》雄霸暴力經典，極難超越；另一方面則是劇本改動失準，加上選角失當。

1989年的《喋血雙雄》強調殺手與警察惺惺相惜的情誼，周潤發與李修賢擺盪在正義與罪惡間的對峙與理解，油生出相知相惜的曖昧情義；2024年版的《The Killer》，男男情懷不見了，換成女男對話，周潤發角色換成了Nathalie Emmanuel飾演的Zee，李修賢則由黑人影星Omar Sy 取代。

性別變了，膚色變了，曖昧變了，趣味也變了。Nathalie Emmanuel和Omar Sy 彼此並不投契，幾番對話，未起化學效應，曖昧不見了，互動不來電，茫茫人海中的兩個絕緣體，要怎麼相知相惜？勉強湊做堆，怎一個「尷尬」了得？

同志換異性，不是不可能說出好故事，吃虧在Nathalie Emmanuel和Omar Sy 都不是靠眼神演戲的硬裡子演員，論戲份，Nathalie Emmanuel又比Omar Sy 佔比更多，她撐不起全片，電影就吃力了。

Nathalie Emmanuel身手矯健，演出武打戲，縱身旋轉踢打，無不有模有樣（替身功不可沒），然而文戲就尷尬了，對Omar Sy 有如陌生人，對刺客頭頭Sam Worthington也像路人，談不上推心置腹，也就少了背叛受騙的怒與恨。

甚至對槍戰受創的「盲女」Diana Silvers也說不出究竟怎麼個憐惜不捨（建議比對《霹靂煞（Nikita）》中的安娜.芭麗瑤（Anne Parillaud））…….魅力不夠，說服力就弱了。

我相信吳宇森想把《The Killer》拍得華麗熱鬧，從金碧輝煌的酒店裝潢有如象徵主義派畫家Gustav Klimt畫作，到武打動作的翻滾又翻滾，旋轉又旋轉，動作設計信守的標的就像子彈不用錢、血漿不用錢、玻璃也不要錢的爆破、砍殺場面一般，揮霍再揮霍，燦爛再燦爛，炫惑是炫惑了，但又到處似曾相識，力氣和預算沒少花，不新鮮，也就不刺激了。

吳宇森想用行動回應：「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他確實完成了一部串流平台上的動作片，完成了昔日經典的部分復刻，也讓happy ending 取代了原先的宿命悲歌。「曾經滄海難為水」的老影迷應該很難滿意，然而無從看見《喋血雙雄》的新生代影迷，從《The Killer》回頭尋訪A Better Yesterday，倒也不失為不錯的墊腳石（吳宇森的《英雄本色》英文片名叫做《A Better Tomorrow》）。

布魯斯威利：上億片酬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這句話對好萊塢巨星布魯斯.威利（Bruce Willis）而言，既真實，又嘲諷。

年近七十的他，在紐澤西州的勞工家庭中長大，從未料過老來會有兩億五千萬美元身家。

1988年他主演《終極警探（Die Hard〉》時，片酬500萬美元。結果他演活了這位最倒楣的警探John McClane ，（耶誕節探親，一定會遇上歹徒），最後營收達1.4億美元。

接下來，1990年的續集《終極警探2》，他的片酬漲了五成，拿了750萬美元，電影收入2.5億。

1995年第三集《終極警探3》開拍，他的片酬漲了一倍變成1500萬美元，票房依舊海收3.6億美元。

一億、兩億、三億，他成為好萊塢的搖錢樹，躋身動作片天王，片酬輕輕鬆鬆就跨過2000萬門檻，有錢還未必請得到他。後來2007年的《終極警探4.0》和2013年的《終極警探：跨國救援》據說各拿2500萬美元。

但是，他的最高片酬卻是1999年的《靈異第六感（The Sixth Sense）》，編導是當年沒沒無聞的印度裔導演奈.沙馬蘭（M. Night Shyamalan ），他喜歡這個題材，也欣賞這位年輕15歲的新導演，所以同意降價演出：1400萬（全片預算只有4000萬美元，他拿掉三分之一）。外帶17.5%的票房分紅，以及17.5%的錄影帶/DVD分潤。

《靈異第六感》的關鍵字是：「I see dead people.」結局大逆轉，合情入理，讓人膽戰心驚又催淚，結果電影總收入達6億7千萬美元，他最後分紅一億，拿到的最終片酬高達1億1400萬美元，換算今日幣值約為1億9400萬美元，戰績如此輝煌，後來只有Tom Cruise可以相抗衡。

不過，賺錢靠本事，花錢看福氣。再會賺錢，能花會花享受花，才是真正有福之人。

本該高枕無憂，享受富豪人生的Bruce Willie，2022年患上失語症，隔年又診斷出額顳葉失智症，他的身家可以支持他進行昂貴醫療，缺無法扭轉病情。富貴如夢，天意難料，只能祝福，也祈願，他安靜度完餘生。

蝴蝶夢：譯名學問大

沒有蝴蝶的《蝴蝶夢》

從小說到電影，《Rebecca》都譯成《蝴蝶夢》，可是書中和電影都沒有蝴蝶，也沒有標本。Rebecca是男主角的前妻，也是陰魂不散的魅影，怎麼會扯上蝴蝶？

電影改編自Daphne Du Maurier小說。小說的中文譯者楊普稀在1940年就定名為《蝴蝶夢》（感謝賴慈芸老師考證解說）。1941年電影上映，沒敢逾越，依舊採用《蝴蝶夢》之名，也是呼應小說一開始說的：「Last night I dreamt of Manderlay again.」美麗有之，神秘有之，80多年來蝴蝶一直隨著飛絮飄揚。

前輩譯者滿腹經綸，書名或電影片名翻譯常有神來之筆，例如：《魂斷藍橋（Waterloo Bridge）》明明是滑鐵盧橋，來到華文世界硬生生變成藍橋。

藍橋是唐朝驛站，秀才裴航在驛站遇見少女雲英，一見鍾情，靠著毅力，杵藥百日，終於取得美嬌娘，成了神仙眷屬。

裴航幸運在藍橋圓夢，《Waterloo Bridge》的Robert Taylor也在滑鐵盧橋車站巧遇芭蕾舞者Vivian Leigh，在Auld Lang Syne樂音中 一曲定情，卻遭命運之神戲弄，魂斷輪下。

把滑鐵盧橋車站轉譯成藍橋驛站，典雅有之，夢幻有之，淒清有之，卻容易讓欠學之人，困陷迷霧，參不透文字玄機。

至於《一樹梨花壓海棠（Lolita）》也只有1960年代愛掉書袋的鬻文碩彥，才能從劇情「戀童意象」連結到「十八新娘八十郎，蒼蒼白髮對紅妝。 鴛鴦被裡成雙夜，一樹梨花壓海棠」的古詩。

《一樹梨花壓海棠》導演Stanley Kubrick據說後來對中文片名該怎麼翻譯，都要干預（《大開眼戒（Eyes Wide Shot)》的台灣譯名，據說就諮詢過楊德昌導演），不知是否也是不懂《一樹梨花壓海棠》的典故。

Adrian Lyne導演1997年重拍《Lolita》時，台灣片商譯名沒再朝古詩詞裡死鑽，也沒陷入「蘿莉控」的戀童迷宮，直接音譯Vladimir Nabokov的書名，就叫《羅莉塔》。

時代不同，品味不同，譯法不同，看經典舊片不時要考考古文知識，那也是老電影附贈的咬文嚼字趣味了。

流浪吉普賽：骨肉悲歌

好電影總能讓人增廣見聞長知識。義大利導演Giorgio Diritti執導的《流浪吉普賽（Lubo )》讓我含淚讀歷史。


強行拉伕當兵，不是國共內戰紅藍兩軍的專利，1939年二戰前夕，瑞士也會這樣硬幹，誰教你是吉普賽男人！


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擺明就是要你的命，那是死別；瑞士人迫害吉普賽人，同樣基於種族優化心態，硬要拆散人家骨肉，飄零各地，老死不再相見，那是生離。


死別，痛；生離，折磨煎熬更是一輩子啃噬的痛。去向不明的孩子，生死羞辱又有誰關心？


有，《流浪吉普賽》的男主角Lubo 關心。他拚命活了下來，立誓要找回失散的三個孩子。為了活下來，他犯了殺人死罪，可是害他家破人亡的政策、官僚與奸人，誰得到制裁與懲罰？


一切的一切，都因你是流浪的吉普賽人，文化不同，習俗不同，沒有國家，沒有武力，就只能任人宰割？


德國影星Franz Rogowski 飾演的Lubo 很有說服力，開場時扮女人，就預告著他的存活本事，變橘子、拉手風琴則是爸爸教他，他也想傳承給孩子的傳統技藝。他相信「愛」是最好的教育，然而，老天沒疼他，愛心結恨果，歷史的錯，沒人能還他公道。


《流浪吉普賽》的場景極美，演員稱職，音樂更有撕心裂魂的素淡張力，緊緊揪住你的心。


看完電影，我找了吉普賽史，還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猛解惑，感謝《流浪吉普賽》讓我更接近世界公民。

海史密斯：作家談電影

雖然她的小說很受電影導演青睞，但大作家Patricia Highsmith卻不在乎導演如何改編她的小說。

只要她簽了版權合約，小說就成了導演的孩子，「愛怎麼改就怎麼改！」

乍聽之下，好像她很愛錢，收到版權費就好，其實她還是在乎的。

法國導演René Clément找來大帥哥Alain Delon在《陽光普照（Plein Soleil）》詮釋她一手打造的Ripley，她就讚不絕口，但是電影結尾，Ripley被警方逮捕，她就會忍不住說：「那不是我的版本。」

她欣賞德國導演文．溫德斯（Wim Wnders）的才氣，對《美國朋友（The American Friend）》唯一的抱怨是溫德斯只買了一本小說「Ripley’s Game」的版權，卻偷偷溶入了另一本小說的內容。老太太對自家智慧財產權極為珍惜。

雖然Patricia Highsmith宣稱自己很少看電影，卻擔任過1978年第28屆柏林影展的評審團主席，帶領大導演塞吉奧李昂尼（Sergio Leone）和安哲羅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等國際知名影人，一口氣頒出三只金熊獎給三部西部牙電影，品味與決斷果然與眾不同。那年的開幕片是John Cassavetes執導的《開幕夜（Opening Night），導演愛妻兼女主角珍娜．羅蘭（Gena Rowlands）當選影后，閉幕片則是史匹柏的《第三類接觸（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

那一年的柏林影展首度從六月移往二月，成為每年率先登場的A級影展，Patricia Highsmith坦承自己不適合當評審團主席，既無法揮鞭決斷，更無法忍受評審團裡的政治角力，因為有一位來自第三世界的評審，一直替某部共產國家的電影護航要獎，「那部電影根本是垃圾！」Patricia Highsmith沒點名，究竟垃圾電影最後有沒有得獎，我無法瞎猜。那一年只有來自保加利亞的導演Georgi Djulgerov 因為《Advantage》拿下最佳導演獎。

Patricia Highsmith很會寫小說，也試過編劇，然而隔行如隔山，試過幾次都失敗後，就不再嘗試了。她寧願高價賣出小說版權，絕不試著自己改寫劇本。她對電影的態度就是各走各的獨木橋，她不想認識電影導演，「我不過問你們的作品，你們也別來干預我的作品。」

有人問Patricia Highsmith最喜歡哪一部電影？她的答案很有趣，不是大國民（Citizen Kane）》，也不是《北非諜影（Casablanca）》，真要選，她會選《亂世佳人（ Gone with the Wind）》。因為電影不錯，小說也不錯。

是吧，Patricia Highsmith就是Patricia Highsmith，獨一無二的Patricia Highsmith。

火車怪客：怪導怪小說

觀看希區考克電影的樂趣之一：享受驚嚇。樂趣之二：尋找他露臉的場景。

在自己的電影中客串路人甲，是希區考克愛玩的把戲，也是他的簽名。通常還很有喜趣效果。

例如：《火車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 ）》中的他，就飾演一位扛著低音大提琴要上火車的旅客，剛好和男主角擦肩而過。

希區考克本來就很胖，低音大提琴更是巨大笨重，看到他上車的舉步維艱，觀眾得到了喘息空間。滿有效的心情調節轉換器。

看《火車怪客》時，我一直好奇原著作者Patricia Highsmith怎麼看待小說改編電影這回事？

查了一下2021年三月號的Sight and Sound雜誌專訪，才知道Patricia從來不保存任何一部改編她小說的電影光碟。她也不看電視，她的用語是：I hate it. 她認識世界的方法是每天半夜收聽BBC廣播，關著燈，躺在床上，一聽兩小時。

《火車怪客》是Patricia第一本小說，希區考克出價7500美元買斷所有版權，當年這是一筆大錢，經紀人喜出望外（可以抽一成750美元），畢竟Patricia初出茅蘆，知名度不高，Patricia嫌少的主因是寫作是她唯一會做的事，每天關在房裡寫作，能賣高價對作家才是保障。

後來聽說希區考克花了9000美元買下 Robert Bloch 的《驚魂記（Psycho）》，人比人，小說比小說，不會氣死人嗎？

Patricia看過電影，對於飾演怪客的Robert Walker頗為嘉許，有一種優雅與幽默，至於他和母親間的依戀情懷，也詮釋得很傳神。

她對希區考克最不滿的是把男主角Guy Haines的職業從建築師改成網球選手，他愛上參議員的女兒而且有意從政的轉折，對她而言是很荒唐的改編，他愛上的女人應該要更溫暖一些，而不是那般石頭美人。

Patricia 只和希區考克通過一次電話，人在紐約的Patricia 聽著遠在加州的希區考克向她抱怨改編進度。主因是《火車怪客》的劇本改編陷進死胡同，原來的兩位編劇都被希區考克開除了，最後找來犯罪小說高手 Raymond Chandler 才定稿。

Patricia從沒見過Raymond Chandler， 除了大師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之外，也沒興趣閱讀同輩作家的懸疑小說，理由很簡單，天下作家都想安安靜靜來寫作。

她偶而會和仰慕她的Graham Greene通信，雖然Graham Greene給了她電話號碼，但是兩人從沒通過電話。理由同樣是作家需要安靜。

人怪，才寫得出怪小說，同樣也才拍得出怪電影。

日舞：從勞勃瑞福說起

「我喜歡滑雪，我喜歡電影，如果能兼顧這兩者，那是多美好的事？」美國影星勞勃．瑞福（Robert Redford）回憶自己創辦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的初心時， 曾經如此祈願。45年後，他的美好心願不但成真，日舞影展更已成為獨立電影工作者的聖堂。

故事要從1950年代末期講起，才剛在紐約百老匯劇場初試啼聲的勞勃．瑞福第一次來到猶它州旅遊，穿過普洛佛峽谷（Provo Canyon）時立刻就被純淨扶疏林木與山河倒影給吸引，「哇！」是他當下對自然之美的驚歎與禮讚，如今他持續努力讓每位初訪日舞聚落的朋友們也都能感受到「哇！」的驚豔！

1961年，正在進軍電視的勞勃．瑞福有了點積蓄，先以500美元買了兩畝地，給家人安置一個小窩，讓大家都可以徜徉在大自然之間，閒暇時可以一起去鑽探自然之美，「我想的是保護它，而非開發它。」熱愛滑雪的他每年都不忘帶著家人去峽谷上的Timp Haven Ski Resort滑雪。

1969年他已經與珍．芳達（Jane Fonda）合演《裸足佳偶（Barefoot in the Park (1967)）》成為票房紅星，又與保羅紐曼（Paul Newman）合作《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1969)）》躍升天王巨星，更讓電影中這位「Sundance Kid（日舞小子）」與他連上等號。有名有錢但不忘初衷，這回斥資買下四千acre畝地，其中也包括了他喜愛的「Timp Haven滑雪勝地」改名成為「Sundance Resort」。

僅管他力求保持當地原貌，讓他和家人都可以徜徉山林之中，但要維持基本營運還是得大費周章，要「活化」又不要過度開發「Sundance Resort」，於是「我喜歡滑雪，我喜歡電影，如果能兼顧這兩者，那是多美好的事？」的念頭再次閃過心頭，想出舉辦日舞影展的點子。

1979年11月，勞勃．瑞福剛執導完自己的第一部導演作品《凡夫俗子（Ordinary People）》，完全不知道日後會贏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大獎，但對電影創作已經自有想法的他，邀集了一群電影界夥伴，來到Sundance Resort參加為期三天的電影工作會議，事先言明不穿禮服，沒有香檳紅酒，沒有影展的各種繁文褥節，他堅持自己不是「主辦」，只是拋磚引玉想聆聽大家對好萊塢現狀的意見。但是會議中大家都聽見了他對美國電影現況的把脈診斷：他看到很多有才氣的年輕人被大製片廠擋棄羞辱，女性和非白人工作者也很難有出頭天，他希望能夠幫助這些人的夢想能夠實踐，以「獨立」精神突破困境，讓不見容於主流產業的想法與方法都能在有心人的協力下完成，讓世界看見他們。他願意提供Sundance Resort部份場地協助年輕人，「希望這個場地能夠創造出一些新的可能性。」

說到做到的勞勃．瑞福第二年就成立了「日舞學社（The Sundance Institute）」，接著在1981的六月舉辦了日舞電影工作坊，而且把滑雪勝地的部份房舍整理改成可以開會、剪接和拍片的空間先是徵選了七個年輕創作者的劇本企畫案，透過自己的人脈他廣邀業界大老來到猶它就個案進行審視，為了說服這些朋友出席，他講出了一句最動人的台詞：「給我一點時間，給他們一點時間，讓他們做到沒想到能做成的事。」這些前輩只要聆聽，再從寫作、剪輯、編導和募資等各項實務操作提供專業建議，最後「創造一個可以讓年輕人發表自己作品的平台，讓他們的作品更成熟，技術更精進。」

日舞電影工作坊第一年只有四百人參加，打著勞勃．瑞福旗號，前輩專家給足面子慎重其事，年輕小夥子也能帶著腳本或毛片秀給大家看，接受批評與建議，你可以想見年輕人當年能與超級巨星如保羅．紐曼或華特．馬修（Walter Mathew）等巨星或者大導演薛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近距離喝著啤酒聊電影，聽他們從電影製作理念與實務指點迷津，甚至指導一二絕活時，現場會是多歡樂的爸氣氛。

勞勃．瑞福不是第一個關心獨立製片的電影人，早在1971年特立獨行的名導演Robert Altman與Alan Pakula等人也曾聲援剛創立的「美國影展（United States Film Festival）」希望能為非主流的獨立影人和製片略盡心力，可惜影展欠缺有力主導，策略方向又一變再變，深陷財務危機，「日舞學社」於是接下棒子。找專業人士規畫經營，更因多位年輕導演陸續從日舞影展打響名號，不但在坎城或奧斯卡獎大賽中拿下首獎，更在發行市場上大有斬獲，使得日舞影展規模從初期的六人小組一路發展到224位專職人員的大型影展，參展人數也從最初的400人增加到13萬8千人（另外還有28萬5人次的網路瀏覽），無數星探和發行商每年來此尋訪新秀，找尋可以一鳴驚人創下票房奇蹟的新電影，這些現象都使得日舞更已擠下柏林，成為排名僅次於坎城與威尼斯影展的第三大影展。

先有日舞小子的傳奇，才有了勞勃．瑞福。但也是因為勞勃．瑞福對日舞小子的詮釋深得人心，這個外號才一直跟隨著他，讓他功成名就，可以放手去追逐自己的夢想。飲水思源，他把日舞名號發揚光大，從滑雪勝地變成影展，變成年輕電影人的夢想搖籃。他知道自己的明星光環很耀眼，他更清楚日舞影展如影隨形，一輩子切割不了。

雖然一開始他就強調自己不是主辦人，也從不居功，而是充份授權專業菁英秉持獨立製片的精神，一路開發各項電影主題企畫，擴大影展分母，吸引百花齊放，甚至放眼亞洲。他更善用明星光環，樂於扮演日舞大使，拍攝各式宣導片，接受各個媒體訪問，細說他對猶它州的山水之愛，分享他醉心的電影夢想，他的側面迂迴策略以及無人能比的熱情，讓最初要打造一個「新」且「可能」的平台給年輕人的祈願，踏踏實實落腳在這塊人間淨土上。

「我來自一個說故事的家庭，我的工作和事業都和說故事相關，希望大家都能來日舞說出自己的故事。」勞勃．瑞福身體力行，花了四十五年時間在他的日舞家鄉拍出了一部「日舞傳奇」電影，那是平地起高樓的獨立製片故事，那也是他自己做了一個大夢，也如願圓夢的傳奇，他把掌聲與歡呼聲全部回向給那些透過日舞影展成名的創作者，「原初只是想創造一個我嚮往的願景，後來發現很多人也有相似願景，於是個人的vision轉成眾人的vision！」勞勃．瑞福謙虛說：「看見有人成功就是最好的回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