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女時代:青春祭

商業電影的必要前提包含了:了解市場特性,設定觀眾族群,創造共鳴。陳玉珊主導的《我的少女時代》,在創意設定上,除了微醺的90年代鄉愁,更多的是對校園電影的致敬與顛覆,也因為她在戲劇重點的拿捏上,精準掌握住幾個必要元素,節奏處理又有行雲流水的快意,娛樂性極濃。

首先,醜的必要。

主角林真心(宋芸樺)是一個平凡至極的高中女生。不,不只是平凡,很多時候是蓬頭垢面的邋遢,直接明白地說:她不是校花,而是壁花。校花,高高在上,走過,必然吸睛;壁花,則是隨處可見,走過,渾然不覺。選擇壁花做主角,未必是冒險,反而可以創造更多「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的迴響。畢竟,校花只有一人,壁花到處皆是,因此,對號入座的空間大了,感同身受的共鳴就更容易積累了。

裝美,不難,都是長髮飄飄,都要柔焦特寫,還要脫塵不俗,同質性太高,新鮮度太低;扮醜,要有勇氣(克服明星障礙),還要有力氣(不再拘泥偶像包袱,因而得能生龍活虎),宋芸樺得到這個劇本,算是她福氣,但是她的豪邁演出,也說明了她的星光燦爛,一點都不是運氣。

畢竟,周星馳的美女搞怪,只想搏君一粲,《我的少女時代》的林真心從掃把頭、眼睛鼻子和嘴吧都揪在一起的醜臉、外八字的誇張肢體,到不時滑落的大框眼鏡,這種從造型到的糗與拙,原本就具備了討喜能量,關鍵在於演員能夠放得多開,宋芸樺的豪放表演,讓她得以耍脫偶像的花瓶框架,掙得一位演員的尊嚴。

至於林真心第一次約會時的「熟女」裝扮,「俗」到極點(讓人爆笑),卻也「真」到極點(讓人同情),編導的策略,成功將全片基調,從校園的青春鬧劇,轉換到赤子情深的青春祈願了。

其次,改造的必要。

王大陸飾演的徐太宇是耍酷小霸王,逞兇鬥狠,讓他耀武揚威做糾察隊長,確有顛覆體制的「幽默」,也提供了「教育目的」的省思空間,最重要的是讓不愛讀書的人都能重拾書本,甚至拚進前十名,壞小子的蛻變,固然是老梗了,卻始終符合人心期待,能夠有效產生感動能量,但是《我的少女時代》不忘再安排兩段向下沉淪的扯力:幫派尋仇是他難以迴避的宿命,卻因沾上愛情的香氣,得著了反彈的動力;訓導主任的偏見與挑釁,同樣也要得力於友情的背書,才有了一吐冤屈的活力。

徐太宇的改造與蛻變是個「神話」,只因裹著厚厚糖衣,入口即可甜味。

第三,偶像的必要。

陳玉珊的偶像計畫,兵分兩路,一則紅塵,一則天際,都有精算。

紅塵偶像泛指的就是校園中的風雲人物,男的歐陽非凡(李玉璽飾演)與女的陶敏敏(簡廷芮飾演),其實都是刻板印象的複製重生,缺一就沒趣,但是他們的關鍵功能卻在於提供一個夢幻煙霧,那是人云亦云的青春衝動,當下或許有血衝腦門的囈語,卻未必是內心的真正吶喊。陳玉珊只給了他們流言飛絮的幻影,沒有多往內心深處挖掘,因為唯有如此,才真的能夠帶出兩位魯蛇主角「愛在心裡口難說」的曖昧心情。

天際偶像,交給劉德華,但是也少不了「劉的華」,劉德華代表「mission  impossible」,劉的華代表kuso,兩人皆是台灣孩子1990年代的共同記憶。陳玉珊最犀利的一著當然就是真的請出了劉德華客串。就算只有一場戲,只要真的現身了,「mission  completed」,格局和意義截然不同。製片人能夠把這個遠在天涯的夢想拉回到咫尺人間,就為電影強化了超級震波。

第四,trivia的必要。

Trivia tiny little things指的就是雞毛蒜皮小事,青春男女誰不是終日糾纏著一堆碎碎閒事?因此大驚小怪,因此大呼小叫,來得快,卻也去得快。陳玉珊揀拾了多數人都曾遇過的「幸運信」(沒能在限期內把幸運信轉寄出去,就會有噩運降臨)經歷,發展成牽動劇情的紅線:你選中的人,就是你想報復的人,因此會有情緒反應,卻也因此可以窺見人心貴賤,更可以落實相關角色的德性嘴臉。

小小一封信就這樣拉拉雜雜扯出無窮盡的是非恩怨,這說明了陳玉珊很會掰,天下的說書人,都要有口沫橫飛,小題大作的本事,乍看老梗的「幸運信」,能夠舞得如此虎虎生風,坦白說,真是本事了。

蟻人:拚成量子無故人

面對漫威影業(Marvel Studios)的電影,可以先讓邏輯思考休假兩小時,快樂享受畫面刺激就好,Peyton Reed 執導的《蟻人(Ant-Man)》同樣是視覺華麗,新意有限的動作電影,精準實現了漫威公式。

《蟻人》的主要噱頭在於人可以「縮小」千倍,變成像螞蟻一般大。這是新噱頭嗎?老影迷都知道那不是,只是一套20多年來已經不再是視覺主流的特效把戲罷了。

早期,最知名的「縮小」電影首推1957年的《聯合縮小軍(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an)》,把縮小的團隊送進了人體後,開始跟紅白血球和病菌對抗,很有寓教於樂的效果;1987年的《驚異大奇航(Innerspace)》的情境大致相同,只是美術科技精進了不少,刺激指數因而倍增。

第二種縮小電影則是1989年的《親愛的,我把孩子縮小了(Honey, I Shrunk the Kids)》,以及1992年,概念相同,卻反其道而行的《親愛的我把孩子放大了(Honey, I Blew Up the Kid)》,透過身體變大變小後必定發生的視角與視野變化,來檢視現代居家文明的趣明,同樣有冒險趣味,目的卻是博君一粲的情境喜劇而已。

《蟻人》的核心在於一位瘋狂科學家,發明了先進的「制服」,可以耐得住改變分子距離的科技壓力,只要控制得宜,穿戴者的形體就可以隨心所欲快速收放,但是戰鬥能量毫沒有因此減弱,仍然有技擊武士的神威,可以「小兵立大功」,因此成為武器行家的眼紅目標。

這一點恰巧可以跟《侏儸紀世界》對照來看,《侏》片的野心家要的是大隻佬,《蟻人》要的則是小小兵,大小雖有別,取得祕密武器就能為所欲為的貪婪心,真的是科幻電影的反派角色最愛套用的萬靈公式啊。

《蟻人》的趣味之一在於用「制服」解決輻射「掃瞄」的傳統思維,第一代蟻人Michael Douglas 飾演的Dr. Hank Pym,所有的魔法都歸諸「制服」,何其省力(不用解釋那是什麼纖維材料?亦不用解釋變大變小的科學依據),不像他的孽徒Darren Cross(由Corey Stoll 飾演)一直在鑽如何縮小生物,卻始終只換來一攤血。正因為如此,Pym急於搶回那套黃金盔甲,也就合情入理了。

《蟻人》的趣味之二在於造型雖然很像假面超人,但是至少Paul Rudd飾演的男主角 Scott Lang不時還會摘下頭罩,向女兒展示既驕傲又溫柔的父親形象。整部電影的兩代蟻人其實心有千千結,念茲在茲的都是「家」(包含心愛的妻子和女兒),以及永遠找不到合適方法表達心意的父親情意結,但也都因為有著更大的愛,才能衝破自然法則,救苦救難。

《蟻人》的趣味之三在於出任務前的練功,以及出任務的艱難。練功時的災難,全都來自小小浴缸中的放水驚魂記,那是「縮小」電影屢試不爽的「奇觀」絕招,至於能踢能打的Evangeline Lilly,不但是要為不打不相識的情緣預伏線索,女強人的形象更在片尾預告著第二集的指日可待,也算是布局縝密的系列化商品生產線的運作心思。

至於出任務時,何以「蟻人」能夠「號召」螞蟻大軍全力以赴?發之以誠的心靈電波,坦白說,人蟻溝通是有可能啦,但要螞蟻大軍拚將頭髗酬知已,卻又違背生物求生的本能,姑妄言之,就姑妄聽之吧。更別說,既然size改變了,男主角豈不是要氣喘吁吁才能跑到目的地?雖然,這即是飛蟻和水流的存在意義及功能性任務了。

Paul Rudd很帥,身手亦俐落,人窮志短的挫敗,亦能讓人同情,反而是Evangeline Lilly的假髮造型,讓人感覺不到她的真心,只能靠練功時的「對白」,直接透露她的愛慕心思,削弱了他們來電的可信度。

至於Michael Douglas在開場時的「年輕」模樣,展現了數位時代的「修圖」功力 ,確實挺唬人的,只可惜,Michael Douglas 的角色與戲路都陷在「刻板」印象中,不夠狂亦不夠癡,老薑不辣,有些浪費了。還好有Michael Peña飾演的Luis負責插科打諢,效果不錯,讓 《蟻人》的喜感全都能浮現,增加了不少趣味。

畫世紀:科技對話美術

人與畫家的對話,往往透過畫作導電,畫家電影無可避免要提供說畫與解畫的能量,要說多少,才清楚?才不膩?在在考驗著導演。

科技影響人生,眾所週知,科技影響繪畫,則是《畫世紀─透納先生(Turner)》導演Mike Leigh匠心獨具的名畫解讀策略了。

Turner享年七十六歲(1775至1851年),跨越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剛好遇見了蒸汽機(1769年)和照相機(1839年)的兩個重要科技文明,《畫世紀》也至少安排了至少各兩場戲,讓大家看見了科技對Turner畫風的影響。

先談照相機。

替達官貴人或紳士淑女畫肖像是古代畫家的重要謀生財路,透過肖像畫留傳自身影像,也記憶著當代文明的流行符號(從衣著到穿戴),更成為家族香火與文化傳承的重要佐證。相機的發明與攝影沖洗技術的精進和方便,直接就衝擊與威脅著畫家的生計。

但照相技術對Turner的影響,或許是讓他更堅絕地從寫真進化到了寫意。

頭一回,他呆呆地面對著那台機器,挺直背脊,半天不能動,才能顯像在底片上。坐在那兒發呆的他,豈不像極了畫家的模待兒?顯現在照片上的「肖像」或許盡是他不適應新科技的矬樣,他越是驚慌失措,卻也更凸顯了人物重現的真實程度。所有的矬笨顯影,都讓Turner直擊了機器文明的巧度與力度,刺激,也鞭策著他要突破傳統肖象畫的寫真格局。

一次不夠,Mike Leigh第二次則是讓Timothy Spall飾演的Turner帶著愛人Booth再去合影一回。結果其實是相近的,照相一如鏡子,能夠如此真實又犀利地捕到你的神采時,任何一位畫家都會去思考再花那麼大的氣力去創作肖像畫的意義了?機器文明都已步步進逼時,創作者誰不想突圍?《畫世紀》中的科技對話,在在反應著縈繞在Turner心頭的創作心緒。

其次則是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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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力度與承載運送能量正是火車啟動工業革命的關鍵能力。時下的高鐵競逐高速,透過時間與空間的對話,書寫文明的進程,但是十八世紀的火車還算是原初型的火車,滾滾生煙的蒸氣車頭,以及嗚嗚的汽笛聲,在視覺與聽覺上都締創了生猛有力的工業文明情貌。

Turner畫不出聲音,但是白煙嬝嬝的蒸氣卻構成了極有力的視覺啟示錄。這一回,Mike Leigh用了最淺白的對位法,先讓大家看見了「still walking」的Turner走過林間山邊時,不時就看見冒著白煙的蒸氣車頭緩緩駛來,是的,有蒸氣擾動,影像不再清晰,若隱若現,從焦距到光度都起了變化,這些撞入眼簾的真實場景,當然也餵養著Turner的創作靈光。

因此,接下來,導演就直接跳到Turner完成他那幅「Rain, Steam and Speed – 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的火車油彩畫了,他不用工筆畫出車廂實景,而是在氤氳的水汽與光影中,見證到Turner已然告別「形似」的工匠境界,直接躍進了「神在」或「神似」的意境。

《畫世紀》的重建工程,其實有些刻意要讓觀眾看見,但是Mike Leigh最高明的拿捏在於看見就好,不用旁白註解,不用戲劇提示,從看見到想見,那就夠讓豁然開悟的觀眾雀躍莫名了。

愛琳娜:火雞叫滄海笑

疏忽了火雞叫聲,你就錯過了《愛琳娜》最深情的台灣聲音記憶;聽懂了火雞叫聲,你就明白了《愛琳娜》最深情的台灣書寫了,

傑出的電影,往往從第一個聲音開始就已經在說故事了,林靖傑導演的《愛琳娜》選擇從火雞切入,從聲音到意像,都是他從創作核心精煉而出的神韻了。

火雞曾經是台灣農村的常見禽鳥,「咕嚕咕嚕嚕」的叫聲更是台灣農村常聞的雞鳴聲,《愛琳娜》的火雞叫聲從破題開始,就已標誌著厚實的在地感情,是的,陳愛琳這一家人在南台灣生活,在多數人大步邁向城市化的腳步聲中,唯獨他們繼續保持舊日的步調,在城鄉的邊緣夾縫著,在舊式庭院中過著平凡生活。

如果火雞只是如此環境聲響,林靖傑就忒淺了。不是的,火雞的功能不只如此,看見戴立忍飾演的大哥,你就彷彿看見了火雞。

火雞是喳呼的,是一呼百諾的。你用聲音撩撥火雞,它一定高聲相應和,只因為你的聲音干擾了它,你入侵了它的領空,但是它除了「咕嚕咕嚕嚕」的喳呼回應之外,百無一用,它只會叫嚷,張開翅膀,唬得周遭人一楞一楞的,究其實,卻也只是虛張聲勢,成事不足。

這位大哥會當街打警察,只因為對方想找妹子陳愛琳上賓館;這位大哥會當眾嗆打醫生,只因為一時說不清父親病情;這位大哥愛跟黑道老大攀親帶故的,真要打電話連繫,頓時就消風斂氣……他習慣對朋友大小聲,對家人亦然,「咕嚕咕嚕嚕」的火雞叫聲,精準呼應著他容易衝冠一怒,終究還是色厲內荏的德性。特別是在家人受創受欺的時刻。

同時,火雞叫就算註定徒勞無功,但不叫不喊就不是火雞了,父親病倒了,三哥為了籌醫藥費,典當了鐵工廠,那是他最卑微的啼叫了;建商要強拆陳家古厝,原來只把小提琴當成提昇社交地位工具,只想讓自己變得更有氣質,能嫁個好郎君的陳愛琳,也願意放下癡夢,開始用蒙面女俠的身份聲援都更抗爭,她的「咕嚕咕嚕嚕」因此多添了幾分浪漫色彩。

有的火雞則不必出聲音,就已得其神髓。龍劭華飾演的老爸就像是在自家庭園中,昂首闊步,怡然自得的老火雞,他的書畫技藝夠讓他關門自雄,只因為往來皆白丁,能畫就算偶像高手了。直到昔日戀人現身,以畢卡索相期,他急急索來畢卡索畫冊一看,才知自己是井底之蛙,他做不成驕恣的孔雀了,充其量只是「咕嚕咕嚕嚕」叫給自己爽的土火雞,不過,畢竟他還有自知之明,黯然卻又毅然收掉所有作品,反而成了一隻教人懷念的火雞了。

林靖傑對聲音的敏感,在台灣電影中少有其匹,你只要看過《最遙遠的距離》,就能明白他是如何用聲音書寫著他的台灣戀歌;他的《台北幾米》記錄著台北101大樓的興建工程,光是風聲與陽春電梯聲,就已精準點出了工程的艱難與風險;至於《背海的人》中作家王文興書房中的紙筆「敲打」聲,更是文字工作者最不平凡的心血印痕了。這些聲音感性在《愛琳娜》中,得著了更多元的注視與延展。

例如,讓龍劭華講古說書,讓廖添丁傳奇得能在計程車的播音系統中再度甦活開來,毋寧就是那個「說書講古」的記憶重現,最重要的是他還有個知音:莊凱勛飾演的計程車司機。他不但懂得欣賞講古之樂,更樂於透過車上無線電,扮起都市遊俠,用聲音「轉播」眼前見聞,他就像一座橋,承接了台灣勞工階程樂天知命的聲音傳統(在工地裡,在工廠中,多少穿著汗衫就上工的勞工們都習慣把收音機開得超大聲,讓工作空間不再空乏與清冷,讓工作場域還能兼及聲音之娛,不管那是人聲或者樂聲),而且更與時俱進,開拓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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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讓「聲音工程」得能編織夢幻(配合夜半光影,訴說著紅酒名車的奢華夢),或者是從事見義勇為的冒險(在都市叢林中搶救松鼠)……每一回在南台灣坐計程車,總會在和司機的對話中,看見林靖傑所雕刻的運將浮雕(前兩天,一位司機就對我侃侃而談說著他的兩個唸小學的小孩,想讀書的,老是考不好,不愛讀書的隨便混混都拿頂尖高分……),信手拈來皆風景,這就是我在《愛琳娜》中一再見證到的台灣草根味。

 

至於電影中的小提琴聲音,就是一個希望,一個只要用心與用力就能夠掌控的聲音,能不能上國家音樂廳,不重要,讓每一個聽見你琴聲的人都能被音樂感動,才是對演奏者最甜美的回饋了,包括捷運車廂中的吵鬧孩子,包括快閃驚豔的有緣人,包括悲情抗爭等待聲援的弱勢勞工,《愛琳娜》的後半段從寫實進化到一個祈願的殿堂,為未來編織,也期約著一個可能,原本不會拉琴的陳怡蓉都能讓林靖傑徹底改造,《愛琳娜》的聲音與人物傳奇,則是他傳布給每位台灣愛人的深情福音了。

格雷的陰影:如此蒼白

你可以說Grey夠坦率,夠直接,夠狠,也夠小人。然而,關鍵不在他說了什麼?而在他做了什麼?

觀看《格雷的五十道陰影》時,心中對號入座的第一個印象是Adrian Lyne 在1986年的作品《愛你九週半(9½ Weeks)》,那是Kim Basinger芳華正美的豔情之作,胴體和欲望是唯一的論述,Mickey Rourke的輕邪眼神,也有著讓人難忘的神采。

當然,Grey 在Anastasia身上親吻磨蹭的畫面,也神似《第六感追緝令(Basic Instinct)》中的Michael Douglas與Sharon Stone。差別在於這兩部電影除了情色、慾望之外,都有殺機,提供了暴力與血腥蠢動的空間,《格雷》的神秘巢穴應該是那間紅房間了,是啊,滿室道具,各種虐待情欲,會要如何上演呢?

導演Sam Taylor-Johnson選擇「點到為止」的節制手法,坦白說,有點出乎預期,畢竟在閱讀E. L. James的原著時,臉紅指數遠高過看電影時的悸動(不,應該說是麻庳又無感,以致於老和瞌睡蟲打架),光從這一點來審視比較,《格雷》的情色空間,顯然電影遠不如小說。

主要在於電影讓我們看到格雷的急色,而非他堅持的那種支配者vs.臣服者關係,所有的規矩都是他訂定的,但是最先把持不住的亦是他,從電梯間的強吻,到從不與女人睡在同一張床上,破壞規矩的目的是想形塑Anastasia太迷人,強勢如Grey亦為之神魂顛倒,意亂神迷;問題之一,從電梯到房間,每回有人打開房門,率先抽身的必定是Grey,是的,他是受驚嚇的小男生,少了豪情與霸氣,他還是涉世未深的小情人。既然如此,又如何讓Anastasia心旌動搖,沉醉神往,強要他來「啟蒙」呢?

問題之二,Grey最愛打人屁股,Anastasia表現稍不如他意,巴掌總會黏上臀部,但也僅是如此了,論激狂不夠激狂,論變態亦不夠變態,鞭子也好,領帶或皮繩也好,停留在Anastasia身上的時間也沒超過五秒鐘,理應由這位支配者主宰的性愛場景,理應要有「Something Wild」(容我借用女主角Dakota Johnson的明星媽媽Melanie Griffith當年主演的豔情名片《散彈露露》,來做一語雙關的指涉),結果撞入眼簾的卻是Nothing Particular,那位只要Fuck,不要make love粗野男人,最後變成了溫柔情人,沒了雄姿英發,更沒梟雄野性,除了歎息,還能如何?

誰不想問,究竟是導演Sam Taylor-Johnson無能,不知如何繼續?還是她不想步前人後塵,耽溺在這些過去的情色電影都不願錯過的肢體接觸戲?
例如,兩人共浴時,背對胸了,理應要調情了,鏡頭卻是一閃就結束了;
例如,坐上直昇機時,唯一的調情戲,就只是繫上安全帶,「你動不了了!」
是的,來不及一一詳述的這些盲點與弱點,正在格雷的陰影,既然如此,Anastasia甘做性奴的動念,不就少了說服力?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的核心問題在於男女主角Jamie Dornan和Dakota Johnson之間欠缺化學效應,Jamie Dornan初亮相的神采,並不足以說明他的身家與魅力,Dakota Johnson固然演出了大學女生的悸動與茫亂,問非所問,卻因為她所面對的Jamie Dornan太過輕浮,也太過蒼白,你只看見了陰影,卻少了魅力,前提既然徹底潰敗,結果就不用多說了。

地圖結束的地方:聖戰

電影的第一個畫面是一隻羚羊正疾跑前行,隨後有一群戰士開車急追,持續有人開槍,羚羊持續奔跑……電影的最後兩分鐘,這隻羚羊才又出現,但是戰士追逐的並不是它,而是一位穿著綠衫的摩托車騎士,另外還有跑得氣喘吁吁的兩個孩子……

這是非洲裔法國導演Abderrahmane Sissako採用的象徵手法,羚羊在電影中並沒有任何的情節指涉,但是「見首又見尾」的安排,就會帶動你去思考:羚羊象徵什麼?電影結尾出現的三個人影,呼應了電影中的主題描述,得著了鮮明的意像連結,但是這場「羚羊與追逐者」的戲,另有更寬廣的文化論述:入侵者的追逐與獵殺,逼使不甘就擒的羚羊(無辜者)拚命快跑,不管能否槍下偷生,奔跑,其實是唯一的選擇……

Timbuktu(廷巴克圖)原本是馬利共和國一個城市,不少居民靠著放牧為生,逐水草而居,從十七世紀開始就是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中心,典藏有五千多卷伊斯蘭教經典手稿,但是2012年4月伊斯蘭武裝組織佔領了這座城市,佔領軍就右手拿槍,左手拿著大聲公,告誡所有的居民:「女性一定得藏頭包面,手足臉蛋都不得外露,不准吸菸,不准唱歌,也不准踢足球…」看到這場戲,不管你是否知道佔領軍以阿拉精神為命進行掠奪,甚至曾經縱火燒掉藏經閣,差點毀掉歷史文物,羚羊的指涉象徵就再清楚不過了。

《在地圖結束的地方》完全沒有浪費篇幅,凡是透過大聲公所揭櫫的新統治者理念,很快就有民眾回應:赤手捉魚賣魚的女魚販理直氣壯地對著新統治者大喊:「你要我包著手怎麼來賣魚?」同樣地,不准吸菸的禁令依然有人偷偷逾越,而且還是特權高官;同樣地,軍士私下討論的還是世界最偉大的足球員究竟是席丹或梅西?但是他們卻也得追查究竟誰才是街上那顆足球的主人?然後眼睜睜地看著足球隊員上演一場沒有足球的足球大賽,明明就是違犯禁令在球場上踢球,可是沒了球,罪名就難以成立,有罪的只是那顆不會說話的球嗎?

從大聲的抗爭到無聲的默劇,導演Abderrahmane Sissako用了既簡單又明白的對比手法表達「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抗爭意念。

統治者總愛炫耀當政優勢,都要將他們信奉的理念與生活方式「強加」於庶民身上,渾然不顧他們習以為常的傳統模式,導演Abderrahmane Sissako選擇用音樂來做最犀利的切入,首先是戰士聞樂追人,追到屋外,卻也不得不請示長官:他們在唱讚美詩,真要取締嗎?」宗教與音樂真的能夠一刀切分嗎?歌頌真主的音樂也不見容於他們嗎?是聖戰士可笑?還是人民可惡?

其次則是饒舌歌手在槍口下被迫錄下悔罪告白,可是心不甘,情不願的他,面對攝影機,就是百般不自在,言不由衷,表情必異,這種嘲諷手法,並不算新,真正犀利的是負責取供的聖戰士明白告訴他:「音樂有罪,你們這種靠音樂維生的人,就是浸泡在罪惡中的罪人。」正因為設定了「音樂有罪」的前提,所以戰士的邏輯看似合情入理,差別在於:這個前提是否讓人覺得驚心動魄?

導演Abderrahmane Sissako對音樂是情有獨鐘的,電影中的兩種音樂演出戲都是甜蜜動人的,一場是遊牧民族一家三口在帳篷中彈琴自娛,一場是迷你樂團在室內練唱,慵懶的女聲吟唱,同樣訴說著幸福美夢……不過,黑夜中另有蠢動的勢力,有的要來緝拿違禁人士,有的要來狙殺幸福家庭,掠奪人家嬌妻。不可思議的罪狀,難以置信的黑暗人心就這樣在圖謀著異己。

Timbuktu的居民原本過著單純歲月(雖然也會因為牲畜之爭,犯下殺人戒條),但是多數人最大的疑惑在於面對新統治者的暴力(偏偏,那是新統治者相信的幸福;偏偏,他們不透過情理與人民溝通,而是強迫他們在槍桿子底下低頭接受;偏偏,別有居心的陰謀家,就可以見縫插針,順水推舟,伺機掠奪),在鞭刑威脅下,他們過去的生活習慣必須斷絕,必須重新來過,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的當權者,誰不是用這種方式在遂行他們的「新」思維?

《在地圖結束的地方》開場三分鐘時就有一場戰士拿著木雕作品當靶子練習射擊的戲,每件木雕都有擬人化造型,槍痕過處,傷痕累累,指涉非常清楚。電影中不必直接稱呼聖戰士的組織名字,但是你自然就會與伊斯蘭國戰士(那可能代表著我們接受了歐美國家的觀點)做連結,其實,那亦適用於美國帝國主義(那可能意味著我們認同了中東反抗團體的觀點)的文化清洗,本片發想來自伊斯蘭聖戰士對於Timbuktu(廷巴克圖)的掠奪與破壞,如果只做表相指控,也只是史實重現的格局,但《在地圖結束的地方》卻讓觀眾擴大思考到所有「入侵者」都以相同邏輯做同樣的事,因此高度更高,視野也就更寬廣了。

美國作家Paul Auster曾在2003年曾出版了一本小說《Timbuktu》,中譯書名就叫做《在地圖結束的地方》,既然同樣都叫做《Timbuktu》,或許這也是電影取名為《在地圖結束的地方》的靈感,小說和電影幾乎無關,唯一的交集是,Timbuktu是小說主角想像的死後天堂。《在地圖結束的地方》看似一個有些古怪的片名,卻因為導演帶領我們到非洲的沙漠邊緣,目擊了那麼美麗的山河中一場正方興未艾的伊斯蘭暴力,對於伊斯蘭完全陌生的我們,Timbuktu其實既遙遠又陌生,以「在地圖結束的地方」名之,其實也另有詩意了。

革命進行式:夜半歌聲

陳麗貴執導的紀錄片《革命進行式》用「血漬」和「眼神」,見證了台獨老將史明的一生傳奇。

血漬,其實出現兩次,但是書房床鋪的那一幕,比較讓人心驚。

史明的書房大約只有五坪大小,書籍和文稿堆滿一地,幾乎沒有迴旋空間,多數時刻他都是盤腿坐在床上,稿紙枕著木盤,拿起筆就以盤坐之姿,一字一筆地寫下文章。床單上留著幾滴鮮紅血漬,史明只簡單以「痔瘡傷口破裂」做為交代,但是床上的血漬,對照手稿上各種粗細紅筆字跡,同樣都「紅」得刺眼。

導演陳麗貴沒有在血漬和紅字上做文章,她只是提著攝影機走進史明的書房,用一屋子零亂和散落的血漬等實地實景,見證著一位「老革命」用生命拚搏志業的血痕。

這位參加過中國共產黨抗日陣營的左翼先鋒,卻因看透中共的鬥爭手段與本質,從而堅定台灣民族主義的信念,只要有機會面對年輕人,他一定熱情鼓吹著台灣意識,《革命進行式》捕捉到他即使撞到了臉,滿面烏紫瘀青,血漬餘跡,讓他活像個「黑張飛」,即使這麼不堪,他卻絕不方放過與年輕人懇談的機會,就帶著那張烏紫的臉出席,讓人驚愕的造型,精準透露著他的頑強意志。

正因為面對的是這麼一位剽悍的強者,眼神,隨之就出現在每一場史明與年輕人聚會的場合中。是的,都九十七歲的人,依然熱情洋溢,依然以重振台灣意識為已任,只要肯去聽講的年輕人,眼神都非常專注,一方面是傾心聆聽,另一方面則是思考啟蒙,炯炯有神的一雙雙眼睛,有如他的思想火苗正在燃點。

《革命進行式》還收錄了史明清唱「夜半歌聲」的神采,「空庭飛著流螢,高臺走著狸狌. 人兒伴著孤燈. 梆兒敲著三更…」那是一首電影主題曲,描寫著「我只要一息尚存,誓和那封建的魔王鬥爭」的革命情懷,只可惜導演沒讓歐吉桑唱完後續的「在這漫漫的黑夜裏,誰同我等待著天明」的歌詞,否則他的孤獨形象會更巨大,因為他比唐吉訶德更癡情,更勇敢地去挑戰風車。

「夜半歌聲」由冼星海作曲(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家),田漢作詞,是馬徐維邦執導的電影《夜半歌聲》的主題曲,電影在1937年問世後,主題曲轟傳一時,那個年代的熱血青年,誰人不知?誰人不唱?「夜半歌聲」的重要性與特殊性就在於歌曲見證著那個年代左翼青年挑戰封建舊勢力,九死不悔的豪情與壯志。史明就在那個年代,那樣的氛圍下前往北京與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對日作戰的地下工作,如果不懂得這首歌的流行與勵志意義,就無法理解他的熱情源頭。

史明的傳記資料中曾經提過那段時光也是他最揮霍青春的時刻,縱情男女關係,又怕後患,所以早早做了結紮手術,《革命進行式》對於革命老將的輕狂歲月,其實只含蓄地點到為止,但是只要你熟悉「夜半歌聲」,你就知道歌曲的後半段,是對仗那麼工整,敘情那麼委婉的情詩,1930年代有多少年輕人曾經在這款歌聲中,書寫著生命的熱情與憧憬:

我並不確知陳麗貴是否明白「夜半歌聲」的時代重量,更不確定,陳麗貴是否明白史明為何要對著鏡頭清唱起這首歌,雖然電影只有驚鴻一瞥輕輕帶過,更多時候是反覆採用馬勒的「巨人」交響樂,來註記那個時代,來雕刻這麼一位行者,那也是一種意在言外的致敬了!

史料不足,讓陳麗貴採用了大量的圖片與動畫來補強,只可惜風格並不一致,最大的缺憾是《革命進行式》只看到了史明的「果」,對史明獻身台獨的「因」缺乏更深入的觀察,與更有力的論述,或許真如陳麗貴在旁白中所提到的:史明歐吉桑的這一生太豐富太精彩,每十年都可以拍成一部電影,《革命進行式》只拍出了「進行式」,對「革命」的著墨仍嫌蒼白,這是創作者必需突破的繭,目前,只像是一根火柴,點亮了一個鮮有人前往的暗黑角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請繼續努力。

金牌特務:爆笑進行曲

「現在的間諜電影都太嚴肅了!」電影《金牌特務(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的導演Matthew Vaughn如是說。

Matthew Vaughn迷戀經典007系列電影,也喜愛《虎膽妙算(Mission Impossible)》和《復仇者(Avenger)》等電視影集那種既有奇情佈局,機關道具,還有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飛灰煙滅的輕鬆寫意。只不過,如今的《Mission Impossible》改名叫《不可能的任務》了,忙著刺激演員的腎上腺素,忙著把主角送上生死邊緣,逼他肉身涉險,寫實比浪漫更重要的流行趨勢,就讓電影變得嚴肅且沉重了。

為了恢復古早間諜電影的那份浪漫喜悅,Matthew Vaughn採用兩個策略:重建經典與顛復經典。前者在於談吐、服裝和武器;後者則是音樂。

007是領有殺人執照的特務,衣冠楚楚,風度翩翩,平時縱情聲色犬馬,卻也能夠瞬間變身,面不改色取人首級,《金牌特務》中的男主角Colin Firth就奉命重建此一傳統,他手上的雨傘可以防彈,還可以開槍,噱頭十足,尤其還喜歡在文謅謅地唸完:「Manners maketh man(彬彬有禮才是男子漢)」的話白,就開始關門「打狗」,更是英式幽默的經典;至於小帥哥Taron Egerton 的鞋尖小刀,要在決戰時刻力拚刀鋒戰士,更是復古暗器的絕妙奇招了。

不過,重建經典,就得參考經典,新意與自由度都有限,顛覆經典,才有野性,才讓人驚豔。

Matthew Vaughn選擇的樂曲是英國大作曲家艾爾加(Edward Elgar)的《威風凜凜進行曲(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es)D大調第一進行曲》。這首曲子氣勢磅礡,有王者之風,意像如此光明,能量如此豐沛,不但適用英王登基加冕,更是美國大學樂於在畢業典禮上用來祝福畢業生雄姿英發,大步邁前的樂章。

順勢而為,讓快板音樂搭配快速動作,其實只能算是最基礎也最膚淺的配樂手法,Matthew Vaughn聽見了旋律,也迷上了旋律,卻做出全然逆向的對位處理。

《金牌特務》的大反派是由Samuel Jackson飾演的Valentine(以情聖為名,何等嘲諷),他主張人類是拖累地球的病毒,唯有悉數毀滅,才可能改造重生,於是他發動了衛星滅絕計畫,就在關鍵時刻,《威風凜凜進行曲》開始浮現。

計畫成功,那就是Valentine時代的來臨,Valentine以帝王之姿,君臨大地,搭配如此樂章,誰曰不宜?人類歷史不是成王敗寇嗎?

但是Valentine不可能成功,歷來的間諜特務電影都強調主角終能在最後剎那逆轉勝,過程越是艱辛,成果越是甜美。《金牌特務》的大反撲就在《威風凜凜進行曲》中進入最高潮,每一聲高音,每一回鑼響鈸響,Valentine掌控世人的秘密武器就如煙火般,有如核彈的蕈狀雲爆裂竄閃,而且主題樂音反覆再反覆,讓煙火爆裂有如連珠砲,唱出了燈火輝煌的詠歎調。

是的,象徵光明、希望與榮耀的《威風凜凜進行曲》最終還是一闕勝利凱歌,卻在讓人捏了一把冷汗之際,還給觀眾最開懷的救贖喜悅。千迴百轉,萬變不離其宗,只因為懂得轉個彎,一首名曲就這樣讓人看到笑呵呵。

《金牌特務》不想讓觀眾沉重看電影,玩了不少顛覆把戲,例如片中有一隻狗名叫「JB.」的狗,「JB」指的是什麼?是James Bond(007)?還是Jason Bourne(Matt Damon演活的《神鬼認證》系列男主角)?答案是Jack Bauer(Kiefer Sutherland演活的電視影集《24小時反恐任務》男主角。

光是一隻狗的名字都可以如此遊戲人間,大玩噱頭,讓《威風凜凜進行曲》玩起變奏遊戲,正是《金牌特務》不想讓電影太嚴肅的牛刀小試了。

陳可辛導演目前已有能力號召中國一線演員合演新片,他的2014年作品《親愛的》,演員陣容堅強,都有稱職表演,但是真應肯定的其實是劇本,那是一個「迴紋針」式的劇本,劇作家張冀用了先勾再迴的筆法,詮釋出相關當事人的心境,面向之寬,挖掘之深,都讓《親愛的》成就了不俗的力作。

《親愛的》故事大綱,總而言之一句話:黃渤與郝蕾這一對離婚夫婦鍥而不捨,終於追回了被人拐走的小孩。但是這麼簡略的敘述其實完全辜負了電影的創作誠意與深度,唯有隨著陳可辛的鏡頭一路走下去,才可以明白他是多深情地關注著電影中的每位角色。

《親愛的》初開場就有一個經典畫面,黃渤飾演的網咖商人田文軍正在比蜘蛛網更複雜的線網上尋找他的線路,那是個有線電視與網路世界線路交錯的特殊時代,商人自接牽接的線網成就了各自的生機,但是那個畫面也預告了電影世界中的人物關係是如此盤根錯節,這個畫面即已預告著日後傷心世界的眾生相。

不過,電影上半段的結構新意有限,從獨生子遭人拐走做開場,無非就是因為父母有愛,所以拚死要找回愛子;因為一無所獲,所以結識了同樣遭遇失子之痛的傷心人;因為絕不放棄,終於得到良心通報…這些都是通俗劇必然上演的情節,《親愛的》之所以不俗,是在你以為煽情催淚戲都已走完大半時,才出現了趙薇飾演的農婦角色。從此,峰迴路轉,從此,視野豁然開朗。

關鍵在於,有幾部電影的主角會在情節都演過一半之後才出場?而且一出場就快速接收所有光芒?關鍵在於,趙薇的角色魅力在於看似加害人,其實是另一個層次的受害人。

因,為走失的小孩是在她家找到的,但是,下手行綁的不是她;視子如親,不捨孩子離去的亦是她,黃渤與郝蕾拒絕失去親情,趙薇同樣也不願失去親情,一個是生育的血緣情深,一個是養育的日久生情。情之為物,真的能用斤兩秤量嗎?

生育與養育兩股勢力在此拉扯交錯,讓電影不再只是訴諸受害父母的情緒渲染,而是強迫觀眾去思考:人生記憶,要從幾歲起算,才是有效期?養育的法律地位完全不敵生育,但是養育的恩情能量,又豈是生育所能取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又會有多少變奏的形式?

《親愛的》前半段的戲強調「失去」的哀痛及「尋找」的焦急,黃渤用「癡」來雕刻思子之心,郝蕾用「茫」來書寫錐心之痛,情感拿捏都極精準,「癡」與「茫」幾番交疊後,又在詐騙集團圍堵搶錢的畫面最讓人心驚,那是「人吃人」的社會才會上演的狠心悲劇,偏偏,「人吃人」的黑心事件早已不是新聞。至於枕邊人有多少耐心去承接一個無血緣孩子的煎熬折磨?更是直接撕裂了婚姻關係的糖衣。

真正的好戲是從找到孩子的那一剎那開始的。陳可辛與張冀凸顯的焦點包括:

01.三年不見,曾經夜夜入夢的人兒,何以讓你不敢相認?

02.三年不見,昔日貼心黏纏的人兒,何以已成陌生路人?

03.孩子如果有自由意志,他會選擇誰?為什麼?

04.搶回自己的孩子與搶走人家的孩子,有何差別?

05.歷劫歸來,親友理應同歡,一家有慶,何以人家卻倍感失落?

06.曾經真心相待,所以不忍別離,不是真心付出,哪會害怕失去?

張冀的迴紋針此時就繞著趙薇、張譯與那對小兄妹三個軸轤,迂迴旋轉。 

趙薇接獲的指令是總其成。因為黃渤與郝蕾用「癡」與「茫」所雕刻出營的天下父母心,最後全都匯聚到趙薇身上。她的「癡」不輸黃渤,特別是她同樣為了爭回孩子,什麼尊嚴都以拋棄;她的「茫」更不輸郝蕾,一個農婦哪有上都市打官司的勇氣與膽識?九死不悔的那份決志,其實全靠母愛在背書。

張譯則是受害者互助會的發起人,他樂做先鋒,更願做後盾,卻又逃不過「人比人」的那份計較心。火熱時,讓人沸騰;黯淡時,讓人唏噓,特別是想再生一個孩子回來時,是否就意味已經放棄尋回孩子的初衷?他的痛,從來不用高聲喊出來,卻能讓觀眾感同身受,那是編劇已經看透角色內心,才能寫出來的生命劇本啊!

至於朱子墨與李一情飾演的小兄妹,既有相依為命的兄妹情,還有念茲在茲的「媽媽」稱謂,他們的選擇與呼喊,其實都印證著趙薇曾經付出的愛,高明的劇本不必再用文字敘描交代,而是直接落實在他們的行動上,千言萬語不如一個眼神,一個擁抱,那其實是更高明的劇本寫作。《親愛的》有太多潛藏訊息,就夾藏在每個角色的互動縫隙中,就看你的心有多細,品出多少的韻味了。

纏繞之蛇:墜落的城邦

《纏繞之蛇(Leviathan /Левиафан)》 是一部非常無情的電影,故事發生在一座濱海小鎮Pribrezhny,海灘上不但有擱淺的鯨骨,還有多艘廢棄的船體,你或許可以從這些遺跡上想見昔日曾有鯨群在此出沒,應是人間福地;曾有貨船來來去去,應是繁忙港灣;如今成了無人收拾整理的沙灘,不也清楚標示著昔日繁華都已成了雲煙?而且明明都已殘破荒涼了,卻依舊是罪惡的淵藪。

《纏繞之蛇》從片名到劇情都與舊約聖經關係密切,片名所稱的「Leviathan」是《約伯記(The Book of Job)》中會噴火,還有利齒的海洋巨靈,威猛可比撒旦;電影中,鎮長Vadim強要修車工人Kolya的祖傳之地,不惜毀人毀家的行徑,則與《列王記(Books of Kings)》中,Samaria國王Ahab貪圖百姓Naboth的葡萄園,想要以園換園,遭Naboth拒絕後,Ahab於是在妻子獻策下,遂行王權,整死了Naboth,強行霸佔了Naboth的葡萄園,兩則故事如出一轍。但是懂不懂舊約,都無損於理解電影訊息:官府橫徵霸虐,人民被迫起而抵抗,結果卻是以卵擊石。

《纏繞之蛇》全片採用灰藍色調,陰霾天氣,讓人心情陰鬱,恰如Kolya一路碰壁的人生境遇,Kolya的住家可以看見港灣,何其溫馨蜜甜的小窩,牆上掛著的往日照片訴說著他們家族曾經在此安居立業,但是政府說要徵收就強行徵收,不顧土地情感,無視歷史記憶,以開發之名遂行毀家之實,何只在俄羅斯,全球各地都在上演著(台灣苗栗的張藥房抗爭差幾近似),《纏繞之蛇》的控訴呼應著弱者的卑微心聲,也讓電影的社會批判力量得更加鮮明。

只不過,《纏繞之蛇》崩毀的不只是官僚體制,就連人心亦然。

Alexey Serebryakov 飾演的男主角Kolya是在眾叛親離的情境下逐步走向家毀人囚的悲劇,先是他找來了莫斯科的昔日同袍Dmitriy(Vladimir Vdovichenkov)替他打官司,他們輸了司法,Dmitriy雖然握有鎮長Vadim(由Roman Madyanov飾演)的黑資料,看似挾住了鎮長咽喉,卻又與Kolya的妻子Lilya(由Elena Lyadova飾演)有了一夜情,結果Vadim與Kolya的憤怒反擊,讓所謂的正義、愛情與友情都成了泡影。更不堪的是,Kolya面對Vadim毀天滅地似的反擊,連他的「朋友」全都「出賣/背叛」了他,早已習慣藉酒澆愁的Kolya,也就寧願長醉不醒,坐監十五年去了。

Kolya身心俱創有四個層次:首先,他守不住家園,那是愧對祖先,也愧對孩子的挫敗;其次,他守不住愛情,他可以原諒出軌的妻子,畢竟他真心愛她,願意包容她的缺陷,但是他的愛卻也讓女人更加自責,終於走上毀滅;第三,兄弟背叛了他,踩著了「朋友妻不可戲」的紅線,正因為曾經是掏心挖肺,肝膽相照的兄弟,那份痛才更錐心;第四,大難來時,誰不落井下石?朋友的證辭對他不利,倒還是其次,白的說成了黑的,才更讓他心灰意冷(導演不用交代那是否是公權力威逼利誘之後的結果),Kolya不是巨人,亦不是強人,就算他經常血衝腦門,做事不經思考,但是面對這四張利刃的夾殺,他真的頂不住,所以只能問神父說:「上帝在哪裡?」神父的回答更無情了:「我的上帝在我的心中,你的,我就不知道了。」

是的,宗教救不了Kolya,就像Naboth也是賠上了老命,上帝才會嚴懲Ahab,你怎麼待人,你就會得相同報應。

Kolya更不知道的是神父其實是鎮長Vadim的心靈導師,平日一起吃香喝辣(那是導演對政教合謀的強力批判),還笑他太軟弱了,明明有公權力在手卻不做為,竟被小律師給勒索,鎮長的變狠變硬,其實都來自他的鞭策。更別說Kolya的舊居後來成了教堂,神父高聲開示著人間公平正義,但是在一個反抗聲音都已遭撲滅的國度裡,此言此行就算成為人間反諷,又有幾人在乎呢?

安德烈·薩金塞夫(Andrey Zvyagintsev)是很懂得用影像來說故事的導演,沙灘的鯨骨與廢船只是其中一例,Kolya與朋友一起去打獵時,所以的酒瓶都被機槍一股腦給掃光了,可是他們有備而來,在後車廂裡搬出歷來的俄共領導人肖像,就用子彈來羞辱這些曾經胡作非為的領導人吧,Kolya問:「那現任的普丁呢?」朋友笑著說:「且讓他暫時還掛在牆上吧!」是的,觀眾看見的就是鎮長Vadim的辦公室牆上正掛著普丁的肖像,Vadim就在普丁的凝視下收買人心,幹盡壞事,這種消遣政治圖騰的反諷手法,同樣走過威權洗腦那段歲月的台灣人,相信絕不陌生。

一位留學俄國的朋友告訴我,《纏繞之蛇》赤裸裸地揭露了俄國官商勾結的政治黑暗面:法院判決文的荒誕不經;公僕可以集體消失,迴避控訴鎮長不法的司法行動;警察可以半天不理你,只要你忍不住講話大聲一點,就直接把你關進監牢;鎮長可以直接指揮黑道來動粗……我理解這些針砭力量的可貴,但是這麼一部勇敢批判了俄國社會黑暗面的電影,還能獲得俄國文化部的資金贊助,甚至代表俄國去角逐奧斯卡獎外語片,那種胸襟、器宇與見識,不也同樣是大開大闔的北國性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