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鯊蠢動:電影的未來

好看的電影似乎越來越少了……會賺錢的電影似乎越來越少了……電影走過了一百年,未來還會有一百年的好風景嗎?這些都是好萊塢電影市場上最近經常出現的討論議題。

法國大導演高達也曾在《十分鐘後》提出他對這個問題的省思:一塊銀幕在風雨中飄奔搖幌,你幾乎可以預言它已經撐不住太久了。

夏天都快要過去了,今夏好萊塢真正賣座的電影只有盧卡斯的《星際大戰三部曲》和史匹柏的《世界大戰》,一個賣出三億七千八百萬美金,一個賣出二億二千八百萬美金,其他的《蝙蝠俠:開戰時刻》、《王者天下》和《機戰未來》都賠得鼻青臉腫。

電影不景氣的原因很多,史匹柏的解讀很有趣:「我還記得第一架747波音巨無霸客機首航洛杉磯機場時,人心多雀躍興奮啊,大家都盼望著翱翔天際的浪漫情懷,可是,如今還有幾個人會多看波音747兩眼嗎?」

史匹柏說:「如果三年才出現一部你非看不可的電影,大家一定興高采烈地搶著看,如今我們卻是每三個月就得出現一部超級大製作不可,每家電影公司都拚命製造幻景,誇稱說他們的電影有多好看,觀眾接受業者的行銷概念,抱著可以見到前所未見場景心的態走進電影院時,最後卻只有幻滅感覺時,就會抱怨自己錢丟到水裡去了。」

說不出好故事,大概就是電影事業最大的危機。

義大利新寫實電影誕生時,製片環境惡劣,拍攝器材粗糙,但是至少他們有一個曲折又感人的故事,所以時隔六十年之後,你還是會覺得《單車失竊記》溫馨感人;當年,我們以同樣的心情接納台灣新電影的樸拙與誠懇,包容了導演往往說不清,也說不好一個故事的缺失,可是,一旦觀眾無法在戲院裡找到讓他歡喜,讓他流淚,讓他思考的元素時,他就不想再玩了。

娛樂不是胡鬧,娛樂就是讓人開心,讓人窩心,只要你的心房有觸電的感覺,這部電影你就不會忘記它了,我看過好幾千部的電影,可是能夠如數家珍的電影不到十分之一,快速看過,然後就快速遺忘,留下的作品通常就是個人記憶資料庫裡的經典。

史匹柏的《大白鯊》和《侏儸紀公園》的創作主軸很近似:人與自然巨獸的抗爭。他知道怎麼來嚇觀眾,大白鯊是突如其來地從海底咬噬泳客,大恐龍則是猛然一口就把你吞進肚中,人獸對抗的傳奇其實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讓你在戲院裡驚聲尖叫,你叫得越大聲,越能和杜比音效抗衡,你就越覺得電影票錢花得一點都不冤枉。

正因為深諳觀眾心理學,史匹柏認為電影不會滅亡的,「因為人們都渴望娛樂,只要人們想要娛樂,電影就不會滅亡,就像文明再怎麼發達演進,劇場和家庭娛樂都同樣存在。」他甚至樂觀地預見在三十年之內,科技會有驚人的大躍進,會發生類似「喬治歐威爾式(『1984』和『動物農莊』的作者)」的大突破:「將來將會一種技術直接把故事和表演,透過影像結合的方式直接輸入到你的小腦中,帶給你一種完全新穎的感官經驗。」

史匹柏的預言真確嗎?只有時間才能回答這個問題,虛擬實境的科技確實改變了電影的敘事邏輯和表現形式,就像互動式電視可能改寫每一部電影的結局與綜合印像,但是前提還是在除了新式科技外,還有什麼可以讓你動心的元素?不能動心,一切只是華麗的噱頭,不能動心,就像鏡花水月,畢竟總成空。

蝴蝶:導演畫海報

今天的電郵信箱收到了一張海報,那是張作驥導演的新作品《蝴蝶》海報,宣傳人員特別強調那是出自張作驥的手筆。

《蝴蝶》以南方澳為背景,張作驥的海報就以漁港和人物的影像為主題,層層疊疊,或低首或揚眉,譜成了一個想像的世界。

張作驥的影像很有魅力,他的海報和一般人所想像的『畫作』不太一樣,還記得快二十年前,我頭一回到《青梅竹馬》的拍片現場去探班,女主角蔡琴一看到我,就熱情地拿出導演的分鏡表,得意地秀給我看:「你瞧,」她一頁一頁地翻著,語氣是羨慕又崇拜,「所有的劇情,他都已經全部畫完了。」後來,我才知道,楊德昌的才情與認真悄悄感動了她,愛情的迷藥早就在他們的心田裡蕩漾了開來。

楊德昌很會畫漫畫,如今去籌拍動畫片,也是其來有自,把分鏡表先畫出來,其實是很重要的功課之一,看著分鏡表,工作人員會看清楚鏡頭、人物和場景的互動關係,讓電影拍攝有跡可循,而非現場捉瞎。多少導演都是在電影正式開拍前,就已經在心裡和筆下,一格一格畫出自己的夢想。

真正會畫圖的是黑澤明,從《亂》到《夢》,每回新片上映前,出版社就會爭著出版他的分鏡圖和美術設計專刊,因為從小就愛畫畫的黑澤明,一直迷戀塞尚和梵谷的畫作,他最想做的是畫家而非電影導演,十八歲那年還曾經入選日本全國美展,只是後來在報考藝術學校時被刷了下來,加上當時物價飛漲,畫材昂貴,不是他能夠負擔得起,才轉向文學和電影的世界裡。

黑澤明對藝術的講究是鉅細靡遺的,每次拍片,都會先花上好多力氣來經營視覺,於是每個角色該穿什麼顏色的衣服,所有的款式和佩件,人物的表情和動作,他都會拿彩筆一一畫下,不是他有太強烈的發表欲,而是很多美術的事物很難用言語來形容,既然說不清楚,就畫給工作夥伴知道好了。於是,他每個人物都畫,每個場景都畫,小時候的畫家夢想,就這麼自然轉進到他的人物造型和分鏡表中了。而且,正因為畫作量太多了,出版社就想到出書,也才能在大師去世後,留下一頁精彩的人生給後人景仰。

有一回到東京影展採訪,那時候,最大的盛事不是參賽的各國佳片,而是專為國際媒體舉辦的黑澤明記者會,有一回,胡金銓導演也和一起擠在旁聽席上,我忙著記錄大師金言,他則是在一旁畫著黑澤明的肖像素描,等到散場後,胡金銓還拿起畫作調皮地向黑澤明秀了一下,留下滿座笑聲。

胡金銓拍戲的講究層度不遜黑澤明,王童導演跟隨胡金銓拍《天下第一》時就經常半夜接到胡金銓的電話:「還沒睡吧?來我這邊一下,耽擱半小時就可以了。」不管睡了沒有,接到導演的電話如果還千推萬拖的,就不夠格做跟班了,只能咬著牙到導演跟前報到,當然,一待就是大半夜,天都亮了,導演還是興致勃勃地畫著圖,根據古畫裡的裝束來製帽,做衣服,畫布景,有一回,王童陪著胡金銓挑燈夜戰,親手縫製薄紗衣冠,從黑夜做到天明,樣子有點像,可是怎麼看都是歪的,「一定要戰到筋疲力盡,別無可能了,導演才會放棄!」可是在所有堅持奮戰的過程中,工作人員看到的是專業品質的堅持,因為胡金銓和黑澤明都相信:「演員如果拉開一個櫃子是隨便糊製的,他就會有逢場做戲的感覺,一旦木頭從材質到重量都是極其精緻厚重的,他就會如臨現場,很容易就進入了角色。」

看到《蝴蝶》的海報,我聞嗅到張作驥正要破繭而出的氣息了,沈潛了五年,該要開始拍片了吧?還記得五年前在中影文化城第一次看《美麗時光》的試片時,被如魔似幻的劇情所誘,被熱情又溫婉的吉他樂聲所惑,眼睛悄悄熱紅出汗的感覺。蝴蝶在幻化為蝴蝶之前,就是不惹人喜憐的毛毛蟲,一旦飛舞,就是另外的局面了,我期待著一隻蝴蝶翩翩而來。

窗邊一盆花:911事件簿

過去一年中,我大約都是晚上十點半左右下班返家,可以安靜地看看電視、電影,喝口茶,聽聽音樂,寫意過人生。過去兩天來,因為工作調整了,每天都是清晨兩點才離開報社,踏著腳踏車在略帶涼意的夜色中回家。

角度變了,人生就變了,這是我今夜踩著微風回家的心情。

這樣的心情讓我想起了西恩潘執導的短片:《11’09"01》。

那是十一位全球知名導演在九一一事件後所拍的十一部短片集,每一片段都是十一分鐘長,每一段都是美國雙子星大樓攻擊事件的良心沈思與迴想,有的人批判美國,有的人檢討人性,你會因自己的人格特質和品味而決定自己喜愛的片段。

西恩潘執導的這一段是由金像獎影帝歐尼斯.鮑寧飾演一位獨居老人,妻子早已逝世,但是他仍然會每天拿出妻子的衣裳,整齊地攤在床上,對著空氣,對著妻子的往昔身影說話Ψ……對多數人而言,他是看不到日出的糟老頭子,他是沒有明天的過氣老人,獨自走在紐約街上,沒人理他,獨自關在暗無天的小房間裡沒人聞問,他的生命就像他擺在窗台邊的那盤盆景,枯萎,凋零,無人理睬。

那天早上,他被天搖天動給震醒了,暗黑的房間突然就有了光,屋外的陽光神奇的破窗而入,牆上出現的大廈陰影,慢慢地往下滑落崩塌……真相很簡單,資本主義的社會讓左鄰右舍都蓋起了大樓,卑微的人們只能窩居在富商的陰影下,空有窗子也瞧不見陽光,那是多強烈的控訴與象徵啊!

可是,高樓終於垮了,陽光終於進來了,他不敢置信地揉著自己的眼睛,寧可目盲,他也要直視著許久不見的陽光,更神奇的事也發生了,那盆枯萎的盆景竟然也回春滋潤了起來,就算他已經是風燭殘年的老先生了,也依然像個小孩子一般,迎接著那久違的空間與空氣。

名利讓我們窒息,空間的崩毀,才有新空氣的流通,不管時間有多短,不管代價有多高,旁人錐心刺骨的痛,也可能是自己渴盼終身的和風,人生事物不只兩面,一切就看你如何面對,如何解讀。

晚風吹在我的臉上,我心頭浮現了歐尼斯.鮑寧的笑容,想起了美國是多麼開放而又多元的社會,才會在舉國哀傷的時刻,依然有西恩.潘這樣的創意人才,願意換個角度來思量大樓的崩毀所帶動的新角度與新空間。

我們多數都像是窩居在小世界的歐尼斯.鮑寧,重複著單調枯燥的人生,直到某一天,也許樓塌了,也許陽光重新在生命的縫隙中鑽了進來,美麗才又在心頭開花了…

章小蕙:眺望銀河路

你真正在意的是明星的光亮熱度?或是演員的實力內涵?心態不保証成功,卻關係著後人對你的評價。

茱莉安.摩爾是我很敬佩的演員,她絕對不算明亮豔星,卻努力做好演什麼就像什麼的基本工程,所以年紀雖然不小了,才在《人魔》裡大展胴體,才在《愛情的盡頭》中飾演被愛情的罪與罰所煎熬折磨的女人,才在《時時刻刻》飾演一位厭倦責任和壓力的女人……她的每一次演出,都讓我動容,因為她走進了角色的心靈角落,而且又從容走了出來,讓大家撞見一個真實的吶喊!

有一回她應邀去一戲劇學院演講,學生沒問她演技,只忙著問她說:「妳是怎麼成為名女星的?做了明星之後,妳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一般人只要想起明星,心中浮現的標準答案其實相當直接而且定型:「可以穿著大膽衣裳參加首映禮;有本事把自己的私生活創造成一齣大家關心的大戲;嫁給電影大亨,坐擁名利;替浮華世界雜誌拍攝孕婦裸照,創造話題;不必擔心自己的才華─你可能根本用不到才華這東西。」

但是茱莉安.摩爾的答案卻出乎大家意料:「如果你們問我表演的事,我會盡我所能來回答,但是如果你們要問的只是虛榮名利,我就幫不上忙了,因為『人氣』根本沒有內涵;沒有價值;毫無意義;它根本不是個事,它根本不真實!」

什麼叫做人氣?這是個好問題,媒體的密集報導就叫做人氣嗎?人氣是最醉人的毒藥,它看似風光明亮,往往一戳就破,一破就毒汁四射,傷不了別人,卻讓你肝膽欲裂。

章小蕙算是香港最有人氣的女名流了,之前,她和明星丈夫阿B的離婚恩怨,活像一部豪門血淚;她在服飾行的工作和品味,被人形容成是追逐名牌的拜金女郎。以前,對她的認識全來自香港報紙,事不關己地翻閱著她的八卦傳聞,很多事情,無從查証,媒體寫什麼,大家就相信什麼,很少去計較真相,也不可能知道真相。

演過一部《桃色》電影後,章小蕙的身份和心態起了大變化,柏林影展的榮光讓她首度有了可以和專業人士切磋表演的機會,讓她可以不再被人氣束手縛腳,競相追逐媒體版面的虛榮,有沒有機會在四十歲之後改寫自己的下半生呢?我想,她有著充份的自覺與期待。

為了《桃色》在《聲影紀事》影展的開幕首映,章小蕙在台北待了三天,頭一回見到她時,我還抱著看熱鬧看明星的心情,遠遠旁觀,很少近距離對談,可是,怎麼看怎麼聽,都覺得和我以前所累積的印像相差甚遠。

來台灣參加《聲影紀事》影展,主辦單位只能負責台北到香港的商務艙機票,只能安排在影展會場旁的商務飯店,只有一點點的零用金,沒有其他的費用,甚至上電視節目也只有一般來賓的一千多元費用,「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剝削妳?」台北的朋友聽說她的待遇遠不如其他影展,電視節目出席費又不像別的電視台那麼優厚時,都連聲罵她呆笨被騙了。「沒關係的!」章小蕙一點都不在意,在離開台北前她特別告訴我:「以前我上電視,人家會出頭等機票請我來台北,住五星級飯店,節目通告費也是以萬元為單位的。可是我喜歡台北人這麼認真地看電影、討論電影,辦影展活動……」

她在台北期間唯一的抱怨是:為什麼有的媒體記者說話不算話,明明答應不寫的東西最後還是寫的;她唯一在意的是有的媒體還是把它和其他香港脫星視為同一種人,隨意消遣,「我真的不願意看到台北的媒體會變得像香港那樣,粗魯,又粗暴……」

離開台北的那天早上,她先和楊凡導演到了誠品書店買了林語堂的「紅牡丹」,只因為她聽說這個故事非常適合她的閱歷和美貌,那天下午,接受完所有的訪問,她又在光點台北的誠品書店繼續找著她想看的光碟和電影書,一站就是一個小時,人來人往的小店鋪裡,沒有太多人認出她來,她也不想吸引遊人注意,她的心思全在電影和小說上,因為她急於能夠在表演事業上有所突破,美國和中國都有《賽金花》的影視企畫案,她也在極力爭取。「你一定要告訴我還有什麼好小說,好故事。真的好,我就會想辦法買下版權來拍成影視作品。」這是她離開台北前,最後叮嚀我的話。

她只是個剛進入影藝圈的新人,對於夢想的世界藍圖也許太過樂觀了些,但是她對電影的熱情和嚮往,卻是以前我曾經在張盈真、張艾嘉和陸小芬的眼神中曾經見過的火焰,她們的才情和際遇或許各不相同,但是有過的火焰,對我而言都是彌足珍貴的印像與記憶!

李行:回首導演路

回首過去,人們難免以選擇性的記憶,隱惡揚善,能夠在公眾場合坦然回憶過去的不足與生嫩,不但要有勇氣,更要有智慧。

光點台北在十四日下午二點舉行了一場李行導演與作曲家翁清溪的座談會,活動名稱叫做「從周藍萍到翁清溪」,原本帶著家人到中國大陸旅遊的李行導演,十三日專程搭機趕回台北,卻又遇上海棠颱風,班機一延再延,回到台北已經是十四日的凌晨一時了。

李導演的熱情一向影壇聞名,承諾要做的事也從不變更妥協,然而台灣的觀眾與媒體卻是相對冷漠的,一開始,這場座談會上只零零落落地坐了十多人,媒體也只有民生報一家派了記者來採訪,李導演幽幽地說了句:「滿合理的。」我卻是由衷地為宣傳不力而汗顏。

李行和翁清溪是台灣電影的巨人,只因為都已經年逾七十,大家就沒興趣來聽他們的演講嗎?就以為只有老舊的影史回憶錄嗎?答案是錯的。充當座談主持人的我,其實最是幸福,因為聽李導演細說重頭,我可是收獲一籮筐的。

座談的一開場就先放映了李行導演執導的第一部作品《王哥柳哥遊台灣》,那部電影不但紀錄了台灣在1950年代的南北城市風貌,也透過李冠章和矮仔財的胖瘦身材打造了台灣版的《勞萊與哈台》喜劇情貌,這部電影的配樂家更是以「綠島小夜曲」聞名的周藍萍先生。

那時候,李行導演剛從演員晉昇做導演,製片老闆不放心,還指派了田豐和張方霞兩位演員協助執導,李行負責執行,形成一部電影卻有三位導演掛名的現象。「第一次當導演其實是什麼都不懂的,」李行導演坦率地說:「攝影師問鏡位怎麼擺?根本說不出口。至於我要求音樂家給個什麼樣子的音樂,其實也說不上來,只能告訴周藍萍說外國喜劇電影總是能夠用音樂來襯托動作,你就用音樂來襯托動作吧!」人生的第一次總是舉步維艱,就算是知名大導演,也不是平步青雲的,他的摸索跌撞,更可以提供大家參考。

李行導演記憶力超強,歌喉也好,現場就唱起了周藍萍先生替電影《馬車伕之戀》創作的主題歌曲,周藍萍對台灣電影的初期發展有相當貢獻,一路從劇務幹起,才慢慢了有了音樂發揮的空間,替不少電影創作了音樂和歌曲,只因當時台灣政經情勢不穩,電影拍片量不多,他到了香港發展,才以《梁山伯與祝英台》的黃梅調樂章打下江山。

李行導演因為《王哥柳哥遊台灣》一片而紅後,投資老闆有了信心,不再派其他導演協助,他就接連拍了《豬八戒與孫悟空》和《豬八戒招親》等片,和周藍萍也對音樂表現的手法起了爭執,他先是在錄音間裡指責周藍萍音樂下錯了點,用錯了音樂,因而說了一句:「不用音樂才是對的。」等到下一部電影進入配音室時,周藍萍就投桃報李,幾乎不加音樂,理由是:「你不是不喜歡音樂嗎?」諸如此類的錄音室裡小磨擦,其實經常發生,半世紀之後再重新回想,甜多過苦,卻也讓我窺見了那個年代的音樂製作環境。

吵歸吵,那是工作理念的交換,藝術創作上對於美麗事物總是熱愛不捨的,李行導演後來的《街頭巷尾》就採用了周藍萍的「綠島小夜曲」音樂做主軸,替電影烙上了清楚的時代印痕(這首台灣最知名的情歌後來又在《監獄風雲》和《月光下,我記得》多次出現,卻不知李行導演才是最懂得周藍萍歌曲魅力的人)!

李行導演後來以「健康寫實」的電影聞名,對於這個當年非常轟動,如今卻備受批評的名詞,他倒是有非常貼切的反省,「當時我拍的《蚵女》和《養鴨人家》都是漁村和農村的生活,真正的台灣化、本土化的創作取材,只是受限於當年政府的推行國語政策,不能講大家平常說的台灣話,一定要改配成國語,除了語言不寫實之外,其他都是寫實的。」

李行導演台灣本土化的創作除了素材選擇之外,音樂也是重要手段,駱明道替《蚵女》所配的音樂就以「思想枝」做主題,《養鴨人家》則是「望春風」……藝術創作不是喊口號,實際行動所產生的感動才是長遠的,回頭看看如今高喊本土化的人,又有多少人真的懂得在作品裡表現本土的美麗呢?會場上,我另外播放了翁清溪和白景瑞與李行導演合作的《喜怒哀樂》中的《喜》與《怒》兩段戲的精彩音樂片段,那是台灣早期的實驗電影,四大導演同片飆戲,作曲家也得能在完全沒有對白的作品中,用音樂來傳達話白和情境,說起當年的實驗和革命情感,我看到了依舊活躍在他們眉宇間的火焰熱情。

至於李行和翁清溪合作的《小城故事》音樂更是膾炙人口,在那之前,不愛與人爭的翁清溪一直是配樂界的最佳捕手,別的作曲家只是掛個名,主要的音樂都由他完成,李行要求《小城故事》的主題曲無非就是人與人之間「和樂相處」的感覺,莊奴填的詞,翁清溪的曲就給人一種山河歲月悠悠走過的今生今世情感,李行導演一聽完音樂,滿意極了,就對翁清溪說:「以後我的作品音樂,都交給你了。」

二十六年後,李行導演成立工作室再度拍攝《小城故事》電視劇,依然是翁清溪來作曲,故事則從苗栗山城換成了大陸的廈門和惠安,雖然鄧麗君已然辭世,但是翁清溪到福建採集音樂靈感的時候,到處都還是聽到「小城故事」的樂聲,因而才了集合南管與「小城故事」原曲精神融合為新主題的概念。如今,《小城故事》電視劇已經進入後製剪接階段,合作了三十年的李行和翁清溪也持續交出他們的新作品,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人間友情和熱情,那真是美麗。

約翰辛格頓:電影陰陽論

「電影票房和電影議題就像『陰』與『陽』,必需相生相成,缺一不可!」曾經以《鄰家少年殺人事件Boyz n the Hood》獲得奧斯卡獎最佳導演提名的黑人導演約翰.辛格頓(John Singleton)語重心長地透露了他在好萊塢的生存哲學。

1991年約翰.辛格頓執導處女作《鄰家少年殺人事件》嶄露頭角,贏得了奧斯卡獎最佳原著劇本獎以及導演獎提名,成為影史上第一位獲得奧斯卡重視及肯定的黑人導演,那時他才二十二歲。

「從此,我給人的感覺就是一位試圖在影片中傳達嚴肅訊息的導演,我以也此為榮。」約翰.辛格頓接下來所拍的電影,不論是珍娜.傑克森主演的《馬路羅曼史 (Poetic Justice)》、勞倫斯.費許朋及珍妮佛.康納莉主演的《校園大衝突(Higher Learning)》、強.沃特主演的《黑色大風暴(Rosewood)》都有強烈的黑人民權意識,標榜黑人心靈的覺醒主題,議題或許是深遠的,但是太嚴肅的表現方式使得他根本沒機會拍攝好萊塢的主流電影。「每個人都把我當成嚴肅議題的導演,其實,我更想做一位拍電影給受吃爆米花,專到戲院裡去找樂子的年輕世代看的娛樂電影導演。」

「電影有千萬種拍法,你可以為特定小眾拍片,搏得藝術導演或良心導演的好名聲,但是你也可以替普羅大眾拍電影,拍出一部大家都在討論的電影,那會帶給你不同的成就感。」約翰.辛格頓在調整身段的過程中並不是很順利,山繆.傑克森主演的《殺戮戰警(Shaft)》就顯得頭重腳輕,毫無警匪片的光彩,泰瑞斯和史奴比狗狗主演的《寶貝男孩(Baby Boy)》略有起色,一直要到2003年的《玩命關頭2飆風再起(2 Fast 2 Furious)》才扭轉了過去的嚴肅形象,讓他成為票房導演。

「你愛發表議論,但是不會賺錢,基本上好萊塢不會理你的。」約翰.辛格頓說,「一旦你會賺錢,你才有機會去發表議論,實踐更多的夢想。」改拍爆米花類型電影後,約翰.辛格頓賺了不少錢,但是他不是自私自利的享樂一族,他會把錢拿出來支持有創意的年輕人,新生代電影愛好者Craig Brewer當初拿著自己編劇的《Hustle & Flow》到好萊塢尋找贊助,根本沒人理他,約翰親自出面代他奔跑也沒有用,最後只得由他自掏腰包280萬美金拍成了這部電影,結果呢,這部描寫街頭拉皮條的三七仔奮鬥成為饒舌歌手的電影,不但在日舞影展獲得了好評,上映會,更創下了一千四百萬票房,不但幫助新人出頭,他也圓了自己的電影義行夢想,「幫助一位導演竄紅,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電影議題。」約翰很得意地說:「我會繼續實踐這個夢想。」

約翰最近推出了四位黑人和白人兄弟協力來為養母復仇的電影《四兄弟(Four Brothers)》,面對媒體採訪時,特地標舉了他研讀易經的成果:「有陰就有陽,相倚相生,缺一則不可。」是啊,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陰陽就是太極兩儀,陰陽合則滋生萬物,但是大道理講得太玄沒人聽得懂,不如就說白話文:「電影要有票房,才有實力好在電影中講道理……。」

讀完這則外電,我心頭想起了兩位導演,一位叫張毅,一位叫侯孝賢。

張毅當年拍完了票房和藝術都奏凱歌的《我這樣過了一生》後,轉頭就開拍了一部小品電影《我兒漢生》,到現場探班時我特地問他說:「別人得了金馬獎大獎後都乘勝追擊,拍攝規模更大的大片,你為什麼回頭拍小片呢?」張毅笑著回答說:「以前,不會有人肯出錢拍《我兒漢生》,如今,好不容易有個機會可以選擇自己想拍的題材時,我當然要把一直窩藏在心頭角落的夢想拿出來做,這是我唯一的機會,以後不知道,當下不做,我會遺憾的。」

《我兒漢生》由江霞主演,張毅在電影中挖掘了兩位新人:李興文和方岑,電影是小品,票房也一般,後來,張毅再接著拍《我的愛》,就爆發了婚變消息,退出了影壇,人生命運真的很難說,但我一直沒有忘記那天他在描述自己心頭夢想的那股眼神。

侯孝賢呢?最近的DVD市場先後推出了他早期和鳳飛飛的《就是溜溜的她》和《風兒踢踏踩》等片,當年,這兩部電影都是春節檔的賣座電影,電影雖然以父女逼婚的愛情矛盾為主軸,還加進了城鄉對立的趣味,也把故事場景從當時最時興的三廳電影的城市裝潢搬到了苗栗鄉下,而且山河景觀及田舍老屋的場景還都真是拍得美麗動人,然而故事基本架構還是承續了台灣三廳電影的男女愛戀及歌唱特質,配合鳳飛飛的當紅歌星魅力,硬加了無數電影歌曲。

侯孝賢在台灣電影的框架中累積了經驗、名聲和財富,投資人相信他會賺錢,才願意投資,讓他逐步從娛樂風貌中摸索出自己的影像風格。

票房和藝術的議論是電影百年史中從來沒有間斷的話題,也不會有最後結論的話題,對照辛格頓的陰陽論,對照侯孝賢和張毅走過的電影路,相信,每個人的體會也不盡相同的。

愛無止盡:莫讓愛溜走

愛情最神奇的地方就在於你永遠不知道它會從何時開始。

《愛無止盡Gegen die Wand》的電影開始時,妻子過世的男主角卡伊(Cahit)很頹廢地在餐廳廚房拾荒做遊民,他會一言不合就把酒吧裡的客人打倒在地上,他也會開車開著就往牆壁上撞去,他的生活早已沒有意義,隨時都可以揮手告別人間。

但是邱比特在醫院裡開了他一個玩笑。

就在卡伊等待醫生診斷的時候,有一位自殺未遂的第二代土耳其移民姑娘西碧兒(Sibel)一直對著他笑,確定卡伊同樣也是土耳其移民後,就開門見山請求卡伊與她假結婚,以便離開她的父母。如果卡伊不答應,她就會繼續割腕自殺……\n卡伊能夠不答應嗎?一旦答應,這會是什麼樣子的婚姻?

西碧兒清秀又有韻味,不怕找不到男人,她要的只是可以脫離家庭的假結婚,什麼都可以,就是不必做愛,男方不必付生活費,她會來養男人。卡伊除了幫女孩的忙,也沒有啥理由可以拒絕的。

本來只是應酬性的假結婚,本來是充滿性格矛盾、年歲差距(男的比女的歲數大一倍)和價值觀差異的一對男女,卻因距離的改變,產生的愛情的質變。

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的卡伊逐漸發現了西碧兒的美與好,可是西碧兒有自己的夢想與自由,她接著不同的男人,享受著露水姻緣的歡愉,然而她也會把把卡伊的家整理得乾乾淨淨漂漂亮亮的,甚至還會做美食給卡伊吃,可是她堅持的是絕對不和卡伊做愛,緊要關頭她會踩剎車,理由是:「那我們就真的是結婚了!」苦悶的卡伊只能在蜜友身上找溫暖。

他們名義上是結婚了,實質上,卡伊卻只是空殼,佔有與妒忌像醋瓶打翻了,洋溢在他的生活空間中,目睹西碧兒幾近人盡可夫的濫情,他嫉妒得快發狂,而且在西碧兒也逐漸厭倦濫情人生,決定回返家庭的那一個晚上,卡伊失手打死了被西碧兒拋棄而口出讕言的男朋友。

分離,讓西碧兒翩然悔悟,她被篤信伊斯蘭教的父親攆出家門,但是她到監獄裡告訴卡伊,她會等他出獄,然而真的投靠土耳其的表姐,想要洗心革面重新開始人生,可是殘酷的命運之神再度開了她另一個玩笑。

多年後,出獄的伊卡追蹤到了土耳其,他只想告訴西碧兒因為那一份一直沒說出口的愛情,他才能撐過苦牢,才能重新開始人生;已經另外嫁了人,也生了女兒的西碧兒不是不念舊情,可是她會為了舊愛,毀掉她好不容易建立的幸福家庭嗎?

初看《愛無止盡》,你會誤以為那是個移民社會的邊緣人生,你會誤以為那是通俗劇裡的亂愛男女,然而一路看下去,你看到了才三十二歲的年輕導演Fatih Akin以非常冷靜的態度描繪著一個絕望的愛情,一個不被人看好,卻有深沈暗流在翻滾的愛情故事,《愛無止盡》能得到2004年柏林影展金熊獎,然後又摘下2004歐洲電影獎最佳影片是實至名歸的。

《愛無止盡》的成功除了愛情的基調旖妮多變之外,男女主角的表現更是精彩而且說服力十足。卡伊從遊民變癡情的轉變,讓人動容,愛你在心口難開的苦楚,讓人心疼,歷經劫難終不悔的一往情深,讓人歎息;西碧兒玩世不恭的青春任性讓人驚豔,跌落紅塵的掙扎沈淪,讓人痛惜,洗盡鉛華的一往情深,讓人心醉,邱比特只給了他們一次機會,錯過了,糟踏了,幸福就此擦肩而過,雙方再怎麼努力也挽回不了的。

被愛情喚醒的他們,生活還是要繼續,即使只能分道揚鏢,各行其是,愛情的記憶,早已銘刻在他們的心中,曾經愛過,就算只有短暫的一天、一刻,也夠一生回味的。

七夕情人節看完這部電影,你會更疼枕邊人,心上人嗎?不要讓幸福隨便溜走吧!

聲影紀事作曲家:簽名送桃色

八月十二日晚上五點五十分左右,楊凡導演將和《桃色》女主角章小蕙一起舉行《桃色》原聲帶的簽名會,前十位來賓可以免費得到cd哦!

電影映後座談會有五場:

八月12日1930《桃色》楊凡、章小蕙

八月13日1430《遊園驚夢》楊凡

八月13日1930《鳳冠情事》楊凡

八月19日1930《絕地反擊》史擷詠

八月20日1930《藍月》柯一正

另外,八月十四日下午兩點,李行導演將舉行座談會,談合作的配樂家故事「從周藍萍到翁清溪」。

八月二十日下午兩點:杜篤之先生談電影配樂實務:從《愛神》到《微笑的魚》。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兩點:史擷詠先生談電影配樂實務:從《絕地反擊》到《魔法阿媽》。

售票資訊

光點電影院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十八號
銷售時間:7/18(一)~8/26(五)

光點台北會員票價:NT$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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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影紀事作曲家:魔法史擷詠

A、小傳:

一九五八年台北出生的新生代作曲家。父親是台灣著名民族樂派作曲家史惟亮先生。小學二年紀開始學鋼琴,後來進了光仁中學又學了長笛,考上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作曲科之後更修習理論作曲,接受了完整的音樂養成教育。

當兵時,他分發進了陸光藝工隊,每天要忙好多的競賽表演事宜,雖然忙得都不是傳統的正統音樂,而是流行音樂的編排創作,但是卻讓卻很務實地學到了很多音樂理論的實際應用。

退伍之後,進入愛波唱片,做製作人,也接了下了不少廣告音樂創作,最重要的機緣卻是認識了陳耀圻導演,當時陳導演是永昇電影公司的老闆兼導演,很願意給新人機會,於是急著想入行的史擷詠就應陳耀圻之導,一口氣在短短的一兩年之內,接連寫了八部電影音樂,其中陳耀圻導演有六部,其餘還有《女計程司機》和《好好帶我回家》等片,主要都是一些社會寫實電影,就這樣一頭捲進電影音樂和廣告音樂的創作世界線。

電影配樂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充分溝通,表達導演的創作精神和影像之外的深層含意。他認為中外導演不外兩種,一種是主觀,一種是客觀。

客觀型的導演,給作曲家的空間大,通常只是給一些提示之後,就讓作曲家朝電影的框架中放東西,做調整。工作久了,彼此信任,也了解了,不必說太多話就可以傳達彼此的理念,當然,有時候對於音樂感情會有不同的認知和感受,討論和辯論都難免,但也因為有默契,所以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至於主觀型的導演,就是要作曲家全力配合,從樂曲的結構到演奏的形式,都要照導演的意思去執行。像李行導演拍《唐山過台灣》時,他本來就是一位絕對權威的導演,氣勢有如電影國王,又是父親的朋友,在他面前,史擷詠是絕對的晚輩,不多嘍嗦,去執行李行的要求就對了。當年,台灣音樂界有一股中國熱,流行中國風的音樂處理,加上唐山過台灣又是清代背景,先民來自大陸,歷經千辛萬苦最後落腳宜蘭,史擷詠刻意地放進胡琴、嗩吶和揚琴等傳統樂器,它們音色鮮明,很容易在西洋管絃樂的氛圍中跳出來,成就一股清新的中國新古典主義的演奏模式。

多年來史擷詠一直給人彬彬君子模樣,笑容可掬,他的普飛錄音室也大量生產著各式的廣告和影視音樂作品。作為一個音樂工作者,他一直努力拓展音樂的可能性,不論是大中國的主題寫作與傳統器樂的配曲,或者是將本土戲曲音樂加以現代化的處理,或者是兼具前衛與實驗特質的主題動機創作。不同的題材,就有不同的切入與表現手法,他的積極求變,其實就是配樂家開發藝術世界的必要路徑。

B、訪談:

問:根據張愛玲與胡蘭成亂世愛情的《滾滾紅塵》是你獲得第二座金馬獎的作品,風格也接近《唐山過台灣》講究氣勢經營的作風,很能突顯動亂時代的浪漫情懷,是不是刻意模彷好萊塢的電影配樂風格?

答:嚴浩導演的《滾滾紅塵》難度很高,因為情節變化非常多,張愛玲的文采,家世淵源,以及她和背負漢奷的罪名的胡蘭成要在民族血淚的中日戰爭期間,進行一段單純的情愛故事,恩怨情仇的矛盾太多了,加上電影又是在當時台灣電影很少去的大陸場景拍攝,遼闊的東北草原及雪景都讓人眼界一開,也就刺激了我對音樂的創作企圖心。

除了用柔情旋律描寫紅塵男女的的情愛之外,也很努力經營壯闊的史詩場面,從戰爭到逃難,亂世紛擾其實提供 了音樂創作非常開闊的空間,我一直很慶幸自己能搶時風氣之先,做了這樣一部電影音樂。

早年的國片配樂環境很簡單,midi電子合成器非常熱門,為了省錢,都用電子樂器做音樂,我則堅持用真正的管絃樂團來做,編制不大,也玩了一些技巧,讓它感覺比較多樣,也混合了一些midi,目的只是讓聲音要更多樣,技術上,我希望呈現出來的音樂要能顯現生命力。

問:你怎麼王獻箎導演合作《阿爸的情人》?

答:王獻箎拍戲很有計畫,一切細節他都有安排,也都有想法,《阿爸的情人》」音樂處理上,我特地用了雙簧管當主奏樂器,因為雙簧管很哀傷,最能點出電影的悲傷和灰澀的感覺,當然,小提琴的獨奏也不可少,小提琴的獨奏同樣給人傷感的律動,不過,每個樂器代表不同人的個性,例如雙簧管就代表女主角范瑞君,她的悲喜之情,都用雙簧管來表現,至於李立群的公公角色,就以小提琴來引領。至於劇情詭異的地方,例如李立群和范瑞君的亂倫戲,場面和主題都很詭異,導演也大膽地使用了很藍、很藍的顏色,詭譎又奇特,給人一種很電子的前衛刺激,所以我就用電子樂器產生了很多奇特音響。

最大膽的是其中一段李立群幻想自己成了布袋戲人物,成為雲州大儒俠,我就刻意放進一個類似中國戲曲,不過卻是用人聲演唱搭配中國打擊樂器,再加上電子合成器的音響,混在一起,就產生了極其詭異的效果,像夢,又像戲曲,

還有人聲迴盪,對我而言,真是非常抽象的新嚐試。

問:符昌鋒導演的《絕地反擊》就讓你充分發揮了音樂創作的空間?

答:我必需承認「絕地反擊」是一次很愉快的合作經驗。關鍵就在於空間特大。

符昌鋒對於音樂是很有想法的人,而且他很早就開始規畫電影的細節,我們在電影還沒有開拍之前,就開始去討論音樂的表現細節,研究出方向後,就先創作了好幾首很有意思,很有個人創作風格的的音樂,再透過音樂的感覺來帶出相關的影像畫面,所以這部電影和音樂產生了很奇妙的關係,幾乎是完全不能分開的。

最後,他還會拿著音樂去修剪畫面,不像很多的電影作品,都是要音樂去配合影像,他肯讓影像配合音樂做調整,光是這一點彈性,就讓做音樂的人獲得極大的成就感。

問:《絕地反擊》是一部意念構想非常清楚的作品,不論是戲中戲的結構到最後虛實合一,真假難辨的發展,都處理得非常精細,你的音樂也很適度地反應出不同戲劇情味的內涵。

答:基本上,創作「絕地反擊」好像是去寫兩部電影的音樂,電影有戲中戲的結構,劇情描寫一群人想要去拍可以超越好萊塢的電影,我要描寫這群熱情工作者的音樂,就是把握相當泠酷的個人色彩,另外呢,他們拍出的電影部分則是有很濃厚好萊塢風格的黑色喜劇,我就用很好萊塢,很放大很誇張的音樂形式。

這兩種音樂風格,反差很大,觀眾一聽就可以分辨出來究竟劇情走到那一個部分,等到最後劇情混合交流,你已經分不出來是在拍戲,還是真實的工作人生時,音樂也結合了泠酷的個人色彩和華麗誇張的音樂感覺。這是一部很有實驗風格的作品,符昌鋒的合作經驗讓我體認到導演的導向是可能激發出音樂的潛能。

問:符昌鋒是廣告片的好手,他在廣告片累積了不少經驗後,才自費來拍電影,你自已也花了很多時間在廣告音樂上面,廣告音樂帶給你的影響在那裡?

答:我覺得做電影音樂是很理性的工作,因為多數都是在後製階段才開始工作,那時候,電影的剪接大致已經完成,所以音樂就要做到分秒計較的工作,我們要算清楚幾分幾秒進音樂?留多長的音樂?要有多少個情緒轉折?然後在幾分幾秒的時候出音樂,一切都要非常的精準。

拍廣告的時候計算的更是格外精準,在短短的三十秒鐘之內,要有多個轉折,還要有很完整,也很動聽的音樂旋律。更具體的說法是做廣告音樂和電影音樂也很多的相似地方,你不但要面對導演的要求,他的背後還有出錢的廣告客戶,你同樣要用很好聽的音樂,將原本抽象的產品形象轉化成為悅耳的具體形象。熟悉了廣告音樂的製作模式之後,你會發覺再去做電影,就像是把廣告音樂的做法放大去做而已。

事實上,每一支廣告,就是一部電影,雖然它非常短,但是音樂的鋪陳一點不能馬虎,都要有明顯的起承轉合,可能一支三十秒的廣告裡面,就會用上五、六個起承轉合點,跟電影的做法近似,只是把它濃縮處理而已,而且多做廣告,事實上就是創作練習,等到真的做電影時,就把技術放大。簡單地說,廣告音樂的操作就像是在彈奏練習曲,讓我一路向前,不能停止,而且還有收入可以維持生活,累積資源,成為繼續前進的原動力。

問:1998年你還替王小棣導演的《魔法阿媽》完成了電影配樂,卡通片的配樂是另外一個新的創作經驗吧?

答:王小棣是個超級阿莎力的導演,他一開始就先把他的需求和要求和你說清楚,然後就交給作曲家去發展。我自己給這部電影的定位是要落在「宮崎駿」和「迪士尼」之間。

台灣影迷對於宮崎駿的卡通都非常熟悉,不論他的電影主題是什麼,他的音樂性格都反應出素雅清淡和溫馨的人間感情,至於迪士尼的音樂則是非常的壯大,樂曲氣勢和樂隊規模又大又專業。

《魔法阿媽》剛好是兼具這兩類卡通的特質,又家庭溫情的一面,也有惡魔對抗的場面,在柔情的戲份上,我試著呈現宮崎駿的溫情水平;在喧鬧的鬥法場合,我則用了三十多人的樂團來表現音樂的氣勢。技巧性比以往的電影更複雜些,效果還不錯。

王獻箎導演談史擷詠

一九八九年,我從紐約學電影回來台北,帶著十二萬分的熱忱希望回來拍好國片,卻國片市場空前萎縮,只能投入相關的廣告行業,音樂是廣告很重要的一環,就在普飛錄音室裡認識了史擷詠,當時大家都很年輕,工作時都很不喜歡被人家打擾但是要我修正,就不能不說話,沒想到才開口,他就回頭瞄我兩眼,一副很不屑的樣子,意思是說我還沒做好,你不要吵,這就是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合作「阿爸的情人」時,我們完全丟掉了傳統的旋律包袱,只為這電影的精神去發展音樂,所以他把雙簧管和小提琴,甚至台灣的民間樂器都做了最大想像力的發揮,所以後來音樂完成後,人家都以為我是去那裡找來的歐洲音樂,完全沒有美國陰影,因為以前的台灣電影從來沒有聽過這種曲風的表現。其實他是很想寫出好萊塢主流電影的感覺,整體的音符旋律都跟著電影的情節起伏,timing 緊湊,人的情緒跟音樂完全結合在一起。

符昌鋒導演談史擷詠

史擷詠真的很用功,剛開始籌備時,我一直在講故事,那從第一次他聽不懂,可是他非常用功,我們第二次見面的時候,他已經連看了三次劇本,我嚇了一跳,比我看的還要多,你就會發現他已經開始進入故事裡面的那種感覺了,這種態度就讓我覺得找對人了,因為電影的概念已經開始擺在他的腦子裡面,甚至片子還沒開拍,他已經在運作把影像轉換成音樂的可能性,他雖然沒有看過最後拍下的畫面,但是他已經很清楚我要怎麼拍,所以最後影像和聲音一對一合,他的聲音裡面就已經包含了所有的感覺,那是音樂家獨具的想像力。

例如其中有一場戲,我要求他回歸電影初始時,最基本,也最嚴肅的光和影的互動關係,來傳達一種光陰的概念,只要有光和影子在跳躍的感覺就可以了,於是他寫下一段非常簡單的大提琴旋律,配合高亢的小提琴樂音,組合成時光流動的感覺,讓我非常訝異,非常佩服。

聲影紀事作曲家:紅燈趙季平

A、小傳:

趙季平一九四五年在大陸的甘肅出生,但是在西安成長,甘肅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從秦漢時期就是中原文化對外溝通的重要孔道,漢族文化從這裡向西輸出,但是西域文化也從這裡進入中原;西安更是歷史悠久的古都,觸目所擊,盡是歷史文物的繁華極盛,耳濡目染盡是山河歲月的人文風情。在甘肅和西安長大的趙季平,生命中就凝聚了既古典又新潮的獨特生命力。

趙季平從小就對音樂感興趣,西安醫院附中畢業後,就直接唸西安音樂學院學作曲,畢業後,更進入西安戲曲中心鑽研傳統戲曲,他所受的音樂教育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一手抓住西方精神,一手發揚中國國粹,融合成他的作品特質。他一方面採用西洋比較新,比較近代的音樂觀念來作曲,但是他又很遵行中國的五聲音階,打造出一種似中國,卻又非中國,似現代卻又非現代的音樂感覺,讓人乍聽之下,很有中國氣氛,但是細細品嘗,卻又覺得不是這麼單純古典,有點洋化的浪漫情感。

陳凱歌和張藝謀的《黃土地》和《紅高粱》向世界宣告了中國第五代導演的新浪潮,這時台灣的葉鴻偉導演也拍了一部以陝北傳奇為主題的《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這些電影中,趙季平都用典型的陝北小曲在電影中穿插浮現,非常濃厚的地方小調曲風,將民國初年的北方高原,地理環境和人物傳奇色彩等時空背景都直接表現了出來,不論是求雨歌或是轎夫抬轎曲,從曲調旋律到吟唱方式,中國風情的音樂感情,進佔了明確的地理座標,反映出強烈的民族音樂風格。

後來的《秋菊打官司》裡,雖然講方是現代農村的生活情貌,但是因為電影採取類紀錄片的紀實手法,趙季平更是全數搬用了陝北民間音樂主控電影的戲劇情感,寫實逼人的影像搭配活生生的音樂靈感,聞樂心動的觀眾幾乎就立刻都被張藝謀和趙季平給帶進了陝北農家。

隨後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及《心香》等片,則是趙季平嶄露了他從戲曲音樂取材的本事,不論是二黃、流水或西皮,凡是傳統戲曲音樂中比較容易討好,容易做戲劇情感表達的戲曲音樂,就成為趙季平改編取用的素材來源,特別是《大紅燈籠》中最讓京劇迷琅琅上口的流水調,配合瑣吶、胡琴和人聲吟唱,發展成為電影的主題旋律,最是迷人,對於外國人而言,這種音樂效果很中國,很傳統,符合中國封建社會的浪漫傳奇;對於中國人而言,戲曲音樂的基調很貼合銀幕上搬演的戲劇傳奇,但是改良後的西洋曲調結構,又多添了戲劇的新生命力道。

比較特別的是一九九四年的《霸王別姬》,因為故事背景是以京劇戲班子的滄桑流變做歷史背景,京劇音樂這時候是絕對必要的環境音樂,趙季平無可避免地要大量使用京劇園子裡面的音樂元素,觀眾很難區分那些是舞台上的戲劇音樂,那些又是他用來詮釋劇情所特別譜寫作出來的音樂。趙季平的處理技巧非常高明,把環境音樂跟配樂結合在一起,因為戲曲音樂是重點靈魂,其他解釋性音樂又能貼合主題節奏去發展,就會產生一致性的聽覺美學,這種渾然一體的音樂美學使得電影的《戲劇人生》有更強烈,更一致性的和絃共鳴。

趙季平很習慣用標題音樂的方式來創作,每位人物,每位角色都配置了一定的樂器,透過樂器精神來反應角色性格,例如《霸王別姬》當中,他用《簫》來代表著男主角程蝶衣跟大師兄的兄弟之間的感情,然後用《京胡》代表末路戲班子藝人對京戲的執著,至於大時代的動盪的感覺則是透過管弦樂舖排的和弦來象徵。他計算得非常精確,所以音樂的性格就非常貼合角色和劇情,不多不少,點到為止,性格能夠浮現出來就夠了。

節制的美感是趙季平音樂作品的一貫特色,他不講究長篇大論的音樂表現形式,他深知音樂對電影只是一種搭配的功能,不能,也不必去搶戲。只要能夠發揮畫龍點睛的效果,點出戲劇人物的特性,讓音樂一旦飛揚,情緒也能浮動就夠了。就好像古典戲劇人物的出場總有定場詩,自道山門,你一聽就知道來者何人,接下來要辦什麼事,功能達成了,音樂就全身而退,留下讓人意猶未盡的感受,一切反而更美。

B、訪談:

問:有人說陳凱歌豪邁中見柔情,有人說張藝謀悲亢中有深情,你怎麼看這兩位導演?

答:每個導演有不同的個性,不同的文化背景,合作過程也就各不相同。例如張藝謀拍攝《大紅燈籠高高掛》,在前期結構劇本的時候,就多次和我討論了音樂形式,他希望用幾十把二胡表現出一種氣勢,後來我跟隨外景隊到山西喬家大院的拍片現場,天氣非常泠,不小心染了風寒,在床上躺了兩天,雖然一直發高燒,但是腦子裡想迴旋的都是西皮流水的音樂。

因為電影描寫幾個姨太太的悲慘命運,她們也是京劇的愛好者,用京劇音樂做背景,將西皮流水調成一個循環圈,就可以打造出一種好像命運輪迴的感情。我把這個來自夢中的靈感告訴了張藝謀,他沈默了半天,突然就說這個想法很好,我們就從這個取向去構思去錄音,鞏俐也特別興奮說:「這個感覺挺棒的!」

張藝謀特別的地方是他的悟性特別很高,他未必很懂音樂,但是因為有一種悟性,作曲家動腦筋想出好的東西來之後,他很快就會感受到藝術的創造力和感染力,比較強,而且他比較乾脆,藝術取向很快可以定位,從《紅高粱》一連合作了五部片子下來,他都是很快就進入了音樂情境。

凱歌就不同了。他在創作的時候,經常要問為什麼?不停地在否定自己。跟凱歌合作拍片要有心理準備,各個部門都必需有不斷地調整,重新來過的打算。跟這樣不斷質疑自己的人合做,當然是很累很辛苦的事。但是正因為凱歌不會在原地踏步,一路盤旋前進,一旦兩人靈感有了交集,碰撞出來的東西就會很有意思,很有深度。

我們合作「霸王別姬」時,第一稿完成,音樂也錄好了,凱歌又有了新的方案,但是又說不明白,只是很含糊曖昧地說要找尋一種讓廣大觀眾都能接受的音樂震撼,大家都急死了,我只能根據這樣一句話,用自己的方式去寫第二稿。凱歌始終在問為什麼?一直問到最後沒時間了,要交片了,才罷休,那種黏纏到最後的工作態度,讓人難忘。

問:《大紅燈籠高高掛》和《霸王別姬》同樣都是從京劇音樂發展衍伸出來,前者淒涼,後者悲壯,你如何細分其間的區別?

答:《大紅》裡我用的是女聲合唱隊和打擊樂,沒有再加其他東西,頂多底下加了一軌合成器的低音來襯底,手法非常單純,營造出一種西皮流水的感覺,用節奏的變化來渲染畫面和故事。一般情況下,四太太(鞏俐)的內心活動都是委婉的,但是一看到三太太被處死,面對冰天雪地的天地無情,西皮流水突然變得快速飛揚,緊張度勝過一個交響樂隊,它又是非常國粹的。

《霸王別姬》同樣是京劇的音樂,但卻是多種方位的處理。

首先,我用了一個大型的管弦樂隊,弦樂不斷地蠕動翻轉,扮演著一種時代的變遷角色。

其次,我另外還有一把京胡,這把京胡一直在拉一種板頭,不管底下如何變化,調性如何變化,板頭反不停地、執著地在拉,拉得很濁,這種感覺很像程蝶衣(張國榮),程蝶衣的角色是個戲癡,不管周圍發生什麼事情,京劇就是第一,他就是獻身京劇,因為他若不癡,整部電影的悲劇宿命就不成立了。同時影片中,還有一把簫,代表兄弟,代表程蝶衣和段小樓(張豐毅)之間的情誼。

最後,我又在弦樂隊的蠕動間,安排打擊樂的突然出現,打擊樂是急急風,風起樂昇,帶動的感覺是一種人性的回歸。交響樂隊和京胡之間多調性的碰撞,和逆向的蠕動,以及交響樂隊和京劇打擊樂的交錯,營造了一種《霸王別姬》特具的史詩性格,也就是音樂不但反應了時代背景、人物性格、又有兄弟情誼,又有一種人性的昇華,比《大紅》更豐富了。

問:台灣導演葉鴻偉的《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也是由你作曲,很多人推崇你所寫的陝北小曲,因為濃厚的中國地域風格,強烈的地方色彩,隨著音符就直接跳了出來,特別是男人獨唱,卻不要樂器伴奏,風格鮮明,卻又點出父權社會下,女人尋死反而才能解脫的主題。那次的合作經驗如何?

答:那是一次很讓人懷念的合作,葉鴻偉導演也是要求我要從一開始就參與製作,也帶我到外景地看當地的民情風俗,你講的那首主題歌就是在早晚溫差很大的陝北寧夏外景地寫的,曲式參考了寧夏青海高腔式的民謠曲風,歌詞是根據民歌的「想卿卿」改編的,用了一把尺八,再配上弦樂隊和男高音的清唱,高亢有力,非常成功。

音樂完成後,葉鴻偉聽了很受感動,他的音樂安排也很有力,我們的合作充滿了默契,不過,卻是糊裡糊塗地在就在法國南特影展得了音樂獎,那也是國際影展很少有的給獎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