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是口號，而是生活的具體實踐，唬弄不來，張揚不來，觀看法國紀錄片《音躍巴黎（La maison de la radio）》就可以明白一個文化強國如何對待自己的生活與文化。
法國紀錄片導演Nicolas Philibert執導的《音躍巴黎》堪稱是獻給全天下廣播工作者的一部聖經紀錄片，因為它清楚紀錄了法國人如何對待廣播這個媒體，參與的員工又如何從聲音發想，透過聲音記錄當代的文化。
《音躍巴黎》的法文原名為《La maison de la radio》，指的是法國從1963年就開始營運的廣播大樓（1975年時，更升格為法國國家電台），那是建築師Henry Bernard花了十年時間才打造成的廣播總部，建築位在塞納河畔的第十六區，建築寬達
這棟廣播大樓落成時，只能聽不能看的廣播早已過了黃金時光，有聲有影的電視已然接手，躍居主流媒體，但是當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和文化部長安德烈．馬浩（André Malraux）依舊決定以國家力量支持這個國家電台的成立，歷經半世紀，這個電台提供的各式節目，依舊透過聲波傳送，提供了法國人「聆聽」與「思想」的文化能源。
Nicolas Philibert花了半年時間，每天泡在這幢廣播大樓裡，呼吸著電台節目的製作氣息，感受著法國人如何透過聲音的傳遞與想像來完成新聞、評論、音樂、廣播劇、機智問答和運動轉播的各式節目，他的臨場紀錄不但讓我們窺見了法國廣播人如何經營與製作節目，也看見了法國人的文化深度。
台灣廣播的黃金年代大約是從1950年到1980年，當時的我們曾經守在廣播前面聽著播報員實況轉播台灣少棒隊拿下世界少棒賽冠軍的實況（更別說數不完的籃球與棒球實況轉播了），曾經聽著崔小萍和白銀等名嘴替我們製作一齣又一齣的廣播劇，用戲劇感情的聲音和音效，把想像力推展到了極致；我們亦曾聽著播音員一個名字接一個名字地播報出中學和大學聯考的放榜名單；那時候的我們聽著余光、陶曉清和羅小雲為我們介紹一首又一首的中外新歌，聽著羅蘭與趙琴介紹古典音樂曲目；那時候的電台可以養一個樂團，創造藝術歌曲之夜的文化饗宴，讓林聲翕和黃友棣等大師作品得到強力迴響，那時候的電台亦可以開風氣之先，打造出一把吉他就可以創造歷史的民歌風潮……
如今呢？還有多少廣播節目對於聲音世界懷抱著文化使命？有聲無影的媒體局限，讓廣播電台放棄了體育現場的製作企圖；廣播劇只剩政令宣達用的一分鐘短劇了，多少電台只成了音樂放送器或者打歌擂台，叮嚀著節目主持人，觀眾不想聽「廢話」，只顧放音樂就好了，多少電台直接把音樂存進了電腦主機，隨手一叫就有曲目出現，主持人和唱片間的關係（不管是黑膠或者CD），淡薄到只剩利用和填塞關係，還有多少人能從唱片上的文字與印刷吸取出版時的創意與心血？《音躍巴黎》中有位主持人就有堆積如山的CD，每天徜徉其中，只剩一個頭在CD中穿梭來去（其實，我相信多數廣播人都有如此癖好，亦有這等庫藏），分享動聽的音樂，或者在必要時機播出最恰如其份的音樂，其實都是廣播最動人的火花，關鍵在人，在品味，在選擇，那是多深情的人間互動？
在2013年的台灣觀看《音躍巴黎》，其實有如一齣廣播啟示錄，台灣已經消失的文化景觀，人家還繼續在做，而且還做得有聲有色：為了拉好一首「鱒魚」，樂團可以在錄音室裡反覆演練，只求現場播出時能盡善盡美，是的，這是笨蛋才會做的事，在錄音技術這麼進步的今天，播出CD就可以放出完美的錄音，那需要帶團進棚現場演出？棚要多大？麥克風和音源線要有多少？架設角度要怎麼安排，收音才能完美？在講究成本效益的年代裡，一人搞定的節目製播方式已成主流，勞師動眾作節目，不是傻瓜是什麼？
紀錄片《音躍巴黎》帶動的第二個思考是廣播能做出什麼樣的節目？介紹一本新書？訪問一位名人？時事辯論？這些形式在今日台灣廣播仍不時可聞，差別在於聽眾能否有所得？在宣傳思維掛帥的今曰，浮光掠影似地讓書名、電影片名、專輯名稱，活動名稱能夠曝光露出就夠了，還能留下多少值得記憶及回味的語絲，訊息或思想？
民營電台要有廣告收入才能存活，難免就被商業市場與思維給宰制了，台灣的公營電台給人的感覺是保守老舊，《音躍巴黎》至少讓世人看見了有一群廣播人在國家的支持下，做出了生趣盎然的文化論壇，做出了童書廣播劇（那是廣播和孩童的親密連接），做到了環法自由車的現場直播（記者可是一路跟著採訪，那不也是台灣消失許久的賽事直播？），一樣可以邀觀眾來上現機智問答節目，一樣可以有音樂會的現場演出…聽到這樣的廣播，我看見了法國廣播人的尊嚴與自信，也同樣看見了法國聽眾的福氣，公共的電波資源有著知識和新聞，同樣亦有娛樂與歡笑，看不見的文化就這樣落實在法蘭西的天空下，看不見的幸福，就這樣任人擷取。
台灣人做不出好看的公共節目（文化部長一度揚言要消滅公共電視），台灣國家廣播電台卻只顧著對海外播音，做一些本國人聽不見的節目（我指的是中央廣播電台），看著《音躍巴黎》，誰不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