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做：「做該做的事？」
長官下達了這麼曖昧不明的命令，部屬該如何解讀？該如何執行？
《聽海湧》從壕溝裡的百人塚悲劇展開，戲劇焦點當然是找出元兇，繩之於法。
編導透過法庭論辯，層層剝開被遮蔽、迴避和閃躲的真相。檢辯攻防只是戲劇手法，編劇蔡雨氛最高明的書寫在於回歸每位角色的本位座標，從各自立場去解讀那個亂世。
馬場克樹飾演的日本辯護律師高橋不想面對真相，只想盡力帶回日本戰俘。戰爭的真相就是不擇手段追求勝利，所謂王者之師都是勝利者矯飾之詞，真相既然如此醜陋，轉身背對，只求保全倖存者成了他的唯一目標。
律師不是法官，正義對他太沉重，從真相的裂縫中找尋可能的天光，他的私與偏，看在受害人眼裡，既可恨又可恥，他的欺與瞞，只是損害管控的手段，至於他的抱歉與無奈，則完全無法平復受害人的創痛。但在那個時空下，他還有其他選項嗎？
塚原大助飾演的田中指揮官有他忠君愛國信念，更有執行/捍衛帝國利益的軍人本色。既然基地已遭空襲，補給全無，老弱戰俘只會拖累「轉進」，於是下令：「做該做的事！」
兵荒馬亂的當下，這個命令等同於殺戰俘；事後究責，卻可以解讀成我沒下令殺人的託詞。戰俘被坑殺是事實，下令的人無罪？執行的人有罪！日本律師只想救一個是一個，就讓不是日本人的臺籍戰俘監視員承擔一切吧。
蔡雨氛的劇本透過這一點，凸顯了台灣人的尷尬身分。好康，你沒分；出事，你承擔。
罪行是罪行，責任是責任，犯錯就應承擔。開槍的人，要面對殺人罪責；下達曖昧命令，並不能緩解罪行，卻可以撇清責任，甚至把戰爭責任推給歐美帝國。這當然是狡辯，卻也是當時深植日本人心中的信念，政客的洗腦，政客創造的氛圍，讓他們深信不疑。《聽海湧》無須控訴，只要說出他們的信念，或許貼近了被戰爭扭曲的人性。
只要呈現，把認知、批判與感傷交給觀眾，孫介珩導演與編劇蔡雨雰的拿捏與堅持，讓《聽海湧》取得了二戰題材影視作品的新高度。
新海三兄弟吳翰林、黃冠智和朱宥丞的表現亮眼，各個都有人格好戲。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的他們，註定只是假日本人，為日本盡心盡力，鞠躬盡瘁，換不來一顆真心。他們有思慕的人，有關照的人，還有努力跟上節奏，想要活下去的人，每個人心中的量秤都有足夠的篇幅來書寫，分配允當，就讓三兄弟都得著清楚面容。
至於命運之神許可誰回家？又讓誰回不了家？三兄弟其實都做不了主，不管回不回得了家，他們應該都忘不了在異域聆聽的海潮聲，以及迴盪在心田中的家鄉潮音。探尋台灣子弟那個沒人疼，沒人理的時代傷痛，《聽海湧》算是成功揭開了歷史帷幕。
吳瀚林最後那句「槍裡沒有子彈」的對話，以及掛在臉上的淺淺一笑，更是罪與罰的關鍵台詞。然而「有沒有」扣下扳機？又是另一個層次問題，答案全看午夜夢迴時是淚是汗？就算領事夫人最後說了聲：「感謝。」
我喜歡塚原大助的表演，他的狡猾、魯直與坦率，各自出現在情理之中，不卑不亢，信念與責任的拔河交次呈現，演出了劇本賦予的角色深度。
施名帥飾演的總領事要承擔國仇家恨，卻無力保衛家人，還要伺機反擊，思潮澎湃，全都只能放進心中，不與人知，角色很難寫，更難演。相信他已經盡了全力，尤其在接獲台灣人身分的電文時，於公於私，緊緊咬住罪與罰的責任分際，也讓這個議題的辯論更加引人深思。
周厚安則是演得太用力了，再鬆一點，再不演一些，他追尋的真相與正義，才會更有說服力。
什麼叫做：「做該做的事？」這句台詞的回音，穿越歷史長廊，依舊震耳欲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