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試圖紀錄歷史，但是紀錄片未必是在書寫歷史，毋寧是在保存歷史。
例如，以詩人鄭愁予為中心的紀錄片《如霧起時》中，我們看見了拍攝之後即告凋零的詩人商禽和楚戈最後的身影，即使只是音容一瞥；即使手已抖顫；即使已言語不便，無法想見當年意興雄飛，寫下「以腳思想」和「再生的火鳥」等詩文的青春模樣；即使只剩黃昏時期的蒼老背影……好歹並不留白。
紀錄片有時會撞見意外的火花，即興演出的即時捕捉，永遠比順著既定腳本拍攝的設定更動人。
例如，以詩人余光中為主體的《逍遙遊》，就拍到了詩人親臨高雄市三民國小，聆聽小學生用整齊合一的語調，高聲朗讀起他的詩作「車過枋寮」，聽著赤子清亮嗓音來誦念起：
「…雨落在屏東的香蕉田裡，
甜甜的香蕉甜甜的雨，
肥肥的香蕉肥肥的田，
雨落在屏東肥肥的田裡。
雨是一首溼溼的牧歌，
路是一把瘦瘦的牧笛，
吹十里五里的阡阡陌陌。
雨落在屏東的香蕉田裡，
胖胖的香蕉肥肥的雨，
長途車駛不出牧神的轄區，
路是一把長長的牧笛…」
詩文有人誦讀，原本是賞心樂事，只是赤子無邪，對詩的理解或許還在單純的字義層次，少了彎轉，少了細雕，以致於朗朗讀書聲成了有如閱兵行列的齊一步伐，陽剛直爽地一味向前，詩人終於忍不住，等到話音一落，教起小朋友該用什麼樣的抑揚頓挫的腔調來朗誦這首詩，詩人或許不是焦慮，卻有些心癢，於是就在他即席頌念的現場拍攝中，攝影機留住了白髮詩人面對青青學子的真性情。這種充滿生命能量的紀錄與記載，對於所有的紀錄片都極其珍貴。
以人物為主的紀錄片徜若少了主角，確實做來辛苦，例如以作家林海音為主的《兩地》，就因為主角已然辭世，只能以家庭錄影帶的往昔身影搭配作家女兒夏祖麗再走一趟北京西城南柳巷的舊胡同，從還保存至今的四合院床板下搬出「晉江會館」的橫匾，對照電影《城南舊事》中的英子
（童星沈潔飾演）身影，作家難忘的北京往事，以及已經投影成為中國人對小說記憶的影像，交疊作用下，亦能細緻有力地勾勒出作家的背影。
林海音的文學身份除了作者本色之外，她還是位推手，黃春明和林懷民都在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副刊上發表了他們的第一篇小說，《兩地》找到了兩位藝術家憶述曾和林海音交往的那段青澀時光，特別是林懷民提到他用第一篇小說的稿費去學舞時的往事，台灣文學與舞蹈交會的剎那火花，就有了格外動人的溫度了。
但是，要拍攝這幾位文壇巨擘的紀錄片卻也不只是陪他們再走一趟生命落腳處，重新體會舊時代風情，即能讓人滿足的，文學家的紀錄片當然不必像文學史，要巨細靡遺地交代余光中與洛夫的現代詩論戰究竟在爭辯些什麼，但是《逍遙遊》點到為止的處理，其實是讓對台灣現代詩發展史欠缺認知的年輕人，更加摸不著頭緒；《逍遙遊》完全廻避了余光中在1977年發表「狼來了」一文所引發的鄉土文學論戰，更是讓人有憾。
同樣地，鄭愁予經歷過「藍星」與「創世紀」草創的艱困時代，不管是紀弦與覃子豪的主張，或者詩人對保釣運動的解讀，甚至在台灣戒嚴晚期進入中國，為文藝請命的心路歷程…《如霧起時》都只有輕輕點到，輕沾即起，著墨甚淺，想要聆聽詩人如何為往日身形下個註解的詩迷或觀眾，怎能無憾？
同樣地，台灣詩人王鳳池在1963年以「風遲」筆名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一首題為《故事》的短詩，導致他背上匪諜之名坐了三年牢，以及林海音被迫離開聯副主編的政治風波，導演楊力州找出了刊登《故事》版面，讓觀眾重讀了引發政治迫害的詩作面貌
「從前有一個愚昧的船長
因為他的無知以致於迷航海上
船隻飄流到一個孤獨的小島
歲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時光
他在島上邂逅了一位美麗的富孀
由於她的狐媚和謊言致使他迷惘…」
我們無法知道林海音當初決定刊發此詩時，心裡究竟想些什麼，詩裡的「愚昧的船長」，顯然是影射蔣介石；「飄流到一個孤獨的小島」，無疑是指台灣；「美麗的富孀」暗喻美國，這首詩其實白話得可以，根本沒有曲筆，所有的政治嘲諷，都是麼直接敲打著執政者，就連小學生亦應能夠明白……導演楊力州直接拿1968年柏楊翻譯的大力水手漫畫事件（描寫卜派父子流落到一座荒島上，卻想要競選總統）做比方，柏楊因此坐了九年牢，林海音卻倖免牢獄之災，電影給的說法是只因為柏楊是外省人，而林海音則是台灣人。
主編失去了副刊舞台，確實是一大損失，但是「風遲事件」與「大力手水」事件真的可以簡化成為因為省籍有別，所以命運不同嗎？《兩地》的處理方式並不能回答我心中的問號，只能期待來年有人再以「政治陰影下的台灣文人」為主題，更深入地追蹤那段時期的政治角力印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