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2011 年 4 月 25 日

人生遇上暴力，該忍氣吞聲？還是以暴制暴？丹麥女導演蘇珊娜．畢爾（Susanne Bier）在《更好的世界（Hævnen／In a Better World）》提出了耐人深思的問題，她相信暴力可以逞一時之快，卻也相信暴力會帶來更多傷害。沒有標準答案的答案，反而打造了一個更寬闊的天地，任人翔遊思索了。

《更好的世界》兩位主角是同為七月七日出生的丹麥中學生Elias（由Markus Rygaard飾演） 和Christian（由William Jøhnk Nielsen飾演）。Elias的父親Anton（由Mikael Persbrandt飾演）在非洲行醫，照顧難民，母親（由曲娜．蒂虹／Trine Dyrholm飾演）則與父親失和分居，他自己則不時在校園受到身材高壯的同學霸凌，新近才因母親罹癌去世，從倫敦轉學回到丹麥的Christian看不過去，直接拿單車打氣筒和小刀就打倒了霸凌同學，從此免除了校園滋擾，驗証了「以暴制暴」確實是避免爭端的有效方法，Elias和Christian也因此結為好友，不時出遊。

但是Elias的父親Anton卻因為在公園裡排除小男孩的爭執，意外遭到對方家長的耳光羞辱，追求和平，不相信暴力的Anton不願與對方一般計較，吞下所有委屈，但是Elias和Christian卻忍不下這口氣，決定要用他們相信的有效方式制裁粗暴野人，愛打電動玩具的Christian參考了網路資訊和倉庫的煙火材料，研製成了土製炸彈，要來懲罰惡人。

編劇Anders Thomas Jensen選用了兩組平行線來訴說人生的暴力現像，一組是孩子與父親面對暴力人生的血性與理性反應；一組則是丹麥和非洲兩地各以不同情貌上演的人生暴力情貌，人種有別，文明有別，暴力卻相似。

劇情的矛盾焦點在於隻身前往非洲照顧戰難災民的Anton，銳利的焦點更如雙刃在他們的工作和家庭場域上考驗著他的信念與毅力。

電影的第一個畫面就是Anton坐著敞蓬貨車駛進難民營，成群的非洲孩子跟在車後高喊著：「How Are You? How Are You?」Anton則拋下一顆足球讓孩子們逐球戲耍，他無法改變非洲軍閥的殘殺暴行，只能默默行醫助人，只是一旦軍閥都登門求診，他該醫或不醫呢？他的病人質疑他普度眾生，不辨善惡的盲愛，他的醫療團隊亦不願伸手協助殺人惡魔，但是Anton的眼中只看見了瘸腿病人，全然不顧他的身份，該醫就要醫，他的做為基本上就是醫聖希波格拉底斯（Hippocrates）誓詞的人間實踐：「無論到了什麼地方，也無論需診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對他們我一視同仁，為他們謀幸福是我惟一的目的。」

只是，醫生也是人，一但軍閥傷好了，能站起身來了，卻又出言不馴，羞辱一位亡故女性時，Anton也會暴怒，也會驅趕他的病人，任由憤怒的民眾把怒氣發洩在體力依舊孱弱的軍閥身上。一位希望在戰場中散布愛與和平的醫生，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暴力事件在眼前上演。

更不堪的是，他在丹麥家鄉面對惡人時的說理態度與不抵抗主義，因為惡人依舊囂張，依舊耀武揚威，他不與豎子計較的信念並不足以說服孩子，反而刺激了心有不平的孩子去製作土製炸彈，尋求自力救濟的暴力洩憤管道（編導此時亦很委婉地暗示了電動遊戲暗含的暴力殺伐元素，以及網路上隨手可得的暴力資訊）。人性是如此脆弱，神出鬼沒的魔鬼不時就會出面邀你共舞，不但困惑著Anton，也質問著觀眾：換成是你，會如何因應呢？

暴力是股怒氣，有時讓人出氣，有時則會累積鬱氣，《更好的世界》完成的暴力解剖，面向相當多元，在在發人深省。例如，Christian是因為病魔以暴力奪走了母親，他只能在母親的葬禮上朗誦著以往是母親哄他入睡的安徒生童話「夜鶯」片段，心中怨怪著父親不曾盡力救助母親，母親亡逝的痛就鬱積成為地雷，一旦遇見有人恃強凌人，隨時就一觸即發。至於他偏愛走上工廠頂樓陽台邊緣，體會天堂和地獄只有一腳之隔的危險心靈，更充份解釋了少男對生命徬徨與失落情懷。

至於丹麥當家花旦曲娜．蒂虹則是從另外的人性角度來討論與情緒與暴力的流轉效應，面對兒子重傷，她把怒氣全出在同學身上，渾然不知自己的語言暴力會對幼小心靈造成多少傷害？事後得花多少力氣才能彌補（甚至可能來不及搶救）？暴力就是魔鬼的試驗，能過關者幾希？

《更好的世界》耐人咀嚼的韻味就在於每一位角色面對暴力（或者使用暴力）的方式，各不相同，電影只能提醒，至於觀眾體會，真的只能各憑機緣與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