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黃文英:從舊時切入

黑衣刺客內心糾結如網 只有窗簾布最貼切

答:《聶隱娘》的劇本對聶隱娘的衣著只有一句話,就是她穿著一身黑,對我的考驗就在於黑要怎麼表現?要怎麼透過布料來呈現聶隱娘的個性呢?其實,黑色有很多層次,而且有的布料會有不同的肌理和線條,我就想到如果在黑色布料上加上網狀的圖案,就可以凸顯她綿密的心思。

為了找到合適聶隱娘的布,我曾走訪日本、印度、烏茲別克,都不滿意,後來卻無意在IKEA找到一塊適合的窗簾布,於是用了這塊帶有網狀紋路的布料壓在日本織錦上,並在滾邊時滾上細微的紅色,像是血性,也是血光,製成了聶隱娘披上的長坎肩,這些服裝的細節,得要很近的特寫鏡頭才看得出來,但是這種錙銖必較的細節講究,就是一位美術設計最基本的要求。我認為美術設計的關鍵就在於細節,所有的細節都照顧到了,角色可以「跳」了出來,甚至可以說是失之毫釐,就會差之千里。

另外,我也認為做電影美術,大量閱讀是非常需要的,侯導籌備《刺客聶隱娘》長達十多年,我大概也做了十多年的功課,不停找書看書,甚至連唐朝的家具史研究都不放過。其實,不管是哪部片,就該是盡全力找到相關資料,能找到的都不應該放過,這些資料都會內化成屆時設計場景的知識,這些資料也會擴大設計時的想像空間,讓幻中有實,實中有幻。

答:我想我最大的貢獻就是找到了對的場景,也找到了對的執行團隊,王誌成是侯孝賢的老班底了,他很願意提攜新人,這次美術團隊成員有一些是建築科系畢業,我們一路從《沉默》做到《范保德》,有現場實做的機會遠勝讀一肚子理論教材,在他們的協力下,我熟悉也擅長的舊台灣風情才都能夠投射在銀幕上。

一開始我讀到的劇本,不管是醫院、五金行及旅館等,全都設定在彰化田尾的一條街上,因為導演蕭雅全出生於彰化,就憑著記憶中的印象寫劇本,到了實際勘景時,才發現無法在同一條街上找到劇本設定的場景,與腦海中想像的舊日情貌不同,鄰近的雲林也變化巨大,但是劇本帶給我的畫面,卻像極了我從小長大的嘉義街景,因為我祖父又開了嘉義的第一間旅館,童年時就跟著爺爺在這些場域上進進出出,我便建議導演把拍攝地移到嘉義。因為我有把握找到劇本中的場景,重現他要的時代氛圍,不管是前後兩進的長形老建築,前半營業用,後半自己度日,中間還有個天井隔開的那種老屋,至於電影中的五金行或洗衣店裡,美術團隊有的時候臨時找不到生活用的道具,也會從我老家旅館地下室的倉庫去尋寶,光看到那些物件就有了舊時代的滄桑質感。

回到嘉義故鄉拍戲,不但容易找到資源,而且還有人和之便,原本老媽只是我的私人諮詢顧問,純粹就是很喜歡製作團隊,尤其喜歡蕭雅全的親切,所以也乾脆撩落去,協調了很多拍攝的場景,一度有店家抗議,也都是我媽賣老面子出面解決,所以,導演才會在片尾特別感謝我母親。

空間對氣氛就對 范保德活化80年代

答:簡單來說,范保德就是位「大隱隱於市」的人,這種人你經常可以在大稻埕、迪化街看到,人看起來閒閒廢廢,手卻極巧,還有點特殊品味,例如會告訴你羅大佑的那首「未來的主人翁」中究竟唱了多少回「就這樣飄來飄去」。我最大的挑戰就是一方面要懷舊,但是不能一路老到底,而是要一種不落俗套的舊,既要有點台,又要有點洋,要調和Local和Global兩種特質。

《范保德》的企圖心很大,原本想拍成兩部看似互不相關,但是劇中主角配角又可以交替出現的時代大戲,時間跨幅大約是從一九八五至二○一五年,後來濃縮成一部,但是細節堅持就更明顯,我的原則就是五金行和旅館的空間感覺對了,戲就對了。

很多人都喜歡年輕范保德(莊凱勛飾演)站在旅館樓梯上與旅館老闆温貞菱調情的戲,我們先找出了舊旅社上世紀八○年代的氛圍,但是莊凱勛與温貞菱的調情戲,就像極了西部電影中帥氣牛仔的浪漫青春(水電工的工作腰帶在電影中像極了牛仔槍帶),這就是Local和Global的複合體。至於莊凱勛喜獲麟兒,觀眾看到他抱著兒子從樓下走到樓上,一路碎碎叨叨的得意模樣,美術組就透過這場戲讓大家看見了八○年代很多水泥樓板的舊式建築模樣,看見了,你就相信了,這是美術能夠替電影加分的所在了。

答:一九九四年初,我還在美國工作,寫了一封信給侯導希望能在他旗下工作,自我介紹說我看過侯導所有的電影,甚至他擔任編劇的《桃花女鬥周公》也看過,還清楚記得當時他也客串一角,頭上還梳著雙髻。當初只是姑且一試,沒想到就收到侯導回信,那年七月返台見到侯導,就先邀我看《戲夢人生》的試片,看完之後,侯導問我感想,我這個人實在太誠實,就直接說我看到睡著,但我即時又加了一句,我認為最好的戲,就是能讓人半夢半醒,醒了後還能接上劇情,如同日本的能劇。

侯導又問我最愛的導演與最喜歡的片子是什麼,我說是德國導演荷索的《陸上行舟》,侯導也覺得這部片不錯,沒想到就這樣面試過關。

侯導對美術的真實很講究,記得拍《海上花》時,為了要重現清朝末年上海十里洋場中的妓院生活,就需要很多舊時骨董,也還要混搭一些西洋玩意,為了重建時代氛圍,還真的是花了好大力氣到中國各地找來的,要求所有的細節都要細緻講究,片中長三書寓裡的幾百片雕花木櫺也是一片片仔細雕刻出的。

電影美術的關鍵在於只要空間對了,一切就對了,大半的工作也就都搞定了。

不過跟侯導拍片,永遠不知道他的鏡頭要擺在哪裡,所以很難只陳設一個角落,你必須先去推想好幾個演員可能進出的動線,也要盡量去揣摩侯導究竟會從哪個方位進來,盡量讓同一個空間可以有不同的層次與角度,不過侯導的調度還是都很即興,常常嫌說這樣不對,場景要更大,那就得更動整個工程。

即使如此,侯導待人接物的方式永遠會讓一起工作的人想跟隨他來追夢,他待人好的程度,會讓一起拍片的人都有一種幸福感。

專訪黃文英:從沉默切入

答:我很同意你的說法,侯孝賢導演曾說電影最重要的就是回歸人跟生活本身。我曾問過侯導,他覺得自己電影的特色是什麼?侯導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沒有選一般人都以為的長鏡頭,反而強調他的特色就是完全寫實,即使是拍《刺客聶隱娘》也一樣,也許他會運用長鏡頭,就是因為可以捕捉到真實。

做美術這一行的人,需要蒐集各種資料做為參考,像是會看各種擺拍的照片,觀察時會發現如果擺弄得過於over,反而會失去真實感,但是如果缺少細節,又好像少了一些什麼,所以美術的分寸拿捏在於必須避免過於over,不然就會有點虛,好像都是為了陳設而陳設。

另外,傑出的美術設計師應該要弄清楚劇中角色的個性,而且挖得越深越好,當腳本裡面的角色個性愈清楚,相關的陳設場景,就有更多的線索可以發揮,不至於讓場景太過。當初設計舒淇的「聶隱娘」服裝時,坦白說,很多都是靠直覺決定,前提是我一定會熟讀劇本,讀通透了,就順著直覺走。 

最初讀劇本時,想到聶隱娘小時候就被帶走,她應該是很孤獨的,加上她接受暗殺的訓練,她習慣穿著的服裝不應該是飄逸的長袍,而是精練的短衣襟,有武術底子、寫過《一代宗師》劇本的導演徐皓峰就曾跟我說,武學中人只要看到對方穿著心裡就有了譜,看到來人穿的是短衣襟,就得特別小心,因為這麼穿就意味他擅長打鬥,至於穿上全副武裝的人,往往是虛張聲勢,中看不中用。

答:黑澤明是大導演,他講的一定是真的。

我參與史柯西斯來台灣拍攝的《沉默》時,經常要試戲,那一天要拍男主角安德魯.加菲爾德穿過蘆葦小徑,他演的是耶穌會神父要肩負側背包,背包裡會裝著宣教使用的聖杯與聖經,手上則拿著十字架,因為鏡頭只取安德魯的背影,根本拍不到包包裡的東西,因為只是試拍,我們還來不及準備好劇本中提到的所有物品,沒想到安德魯很堅持,一再問包包裡面裝什麼?要求該有什麼就得有什麼,就是為了追求那份真實感,好不容易搞定了包包內容,安德魯又隨口問了句:「我手中拿的木製十字架是正式開拍的那一只嗎?」一聽說不是,他就拒絕試戲,非要換上真的才肯。

還記得那時是清晨四點,為了趕上第一道光線,也只能趕快打電話請道具師傅找到原件,再飛車從台北趕到金瓜石,連試拍都不肯將就,大家就這樣領教到好萊塢演員的專業堅持。

答:這一點我也是完全相信的,我們所有的細節不管一般人看不看得到,就是不想馬虎應付,看到我們的認真,也會影響演員的。

但要這麼堅持並不容易,前提是得遇到好導演與好製片,有他們的支持才做得到,很多電影往往受限於預算,往往在籌備後期才讓美術與服裝組人員進駐,一旦大牌演員的薪資吃掉了大筆電影預算,製片就會朝技術部門這邊砍價,其實,一部電影成功是集體製作的成績,不是光看演員的演技,顧此失彼就可惜了。

答:他們強調的精準,讓我印象深刻。

《沉默》團隊為了重現十七世紀日本長崎村,不惜花三千多萬台幣的預算,用實木搭建德川幕府時代的審問所,甚至覆蓋在屋頂的鬼瓦都是從日本訂製,片中出現的日式花園裡的松樹,每一株都是要價二十幾萬的造型松樹,片中的十幾艘漁船也是委託訂製,甚至場中的辦公大桌,因為台灣找不到合適的木桌,美術總監丹特.法拉提就從他的故鄉義大利運來,當然這需要另一筆預算,但丹特理直氣壯向製片爭取,也讓我知道原來美術可以是這麼強悍。

更犀利的是花費這麼多的場景與道具,他們堅持電影拍完就要全數拆掉或燒毀,還派有專人監督,一點不留,自己用完了,也就不再給別人用,為的就是追求作品的獨一無二。

此外,他們也很重視拍片安全。例如,《沉默》在台灣重現澳門大三巴牌坊,史柯西斯要求以一比一的比例重建大三巴,場景相當巨大,考量過台灣風雨的特殊情況,團隊就會另外調動許多石塊與鋼索固定牌坊,就是怕發生意外。

前面提到要在金瓜石捕捉第一道天光的夜戲場景,電工竟然沿路拉了電線裝上燈泡,就是要確保攝影組、收音組和演員在暗夜行進中不要出意外。

美方還有專職的技術勘景,台灣大多就是導演、美術、攝影負責複景,在正式拍攝前,技術勘景會協調各組人員,討論好機器究竟要如何擺,會架在哪裡,確保拍攝的動線,如果有不同意見,攝影師與美術監督都要現場提出,也就是在拍攝前一天所有情況都處理好了,一切井然有序。

另外有個細節則是台灣人容易疏忽的,正式團隊進駐前,前期製片就已經先把候選的台北旅館都住過一遍,會在考量預算與舒適度的前提下,滿足工作人員的住與吃,因為外景製片最常接到的抱怨不是住,就是吃,事先把這些都搞定了,抱怨就會少很多。至於拍片現場永遠都會有咖啡與點心可以享用,都反映了團隊尊重專業的態度,受到團隊這款禮遇,工作人員一定也會以專業表現來回報。

答:合作機緣都靠侯孝賢啦。當初馬丁團隊來看景的時候,一度鎖定北投的舊中製廠,但是周遭環境並不理想,後來到了中影文化城,看到我們搭的《聶隱娘》場景,讚不絕口,因為馬丁看過侯導所有的作品,加上中影文化城裡有些舊建築,稍加整理就接近電影時代的建築,於是就進一步談合作。

馬丁的美術要求很「立體」,他不要看平面設計圖,他要求每個場景都先做好模型,透過立體透視,就更能拿捏鏡位與動線。

此外,馬丁的作業習慣很少臨時起意,大致都會依照劇本拍攝,所以他要求拍攝前三天,場景一定就要先搭建好,他有個習慣,拍攝的前一天他會自己一個人進到場景裡靜靜地待著想著,就他一個人,而且馬丁工作時,不希望現場太多人,一定都會要求清場,甚至連開美術與服裝會議,也同樣要求清場,有點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

馬丁對工作人員也和侯孝賢一樣是客氣又友善,但對前置作業要求很高。還記得我們拿到劇本後,馬丁給團隊整整十週的設計期,也很信任我們這個全部都是台灣人的美術團隊,但是他對美術的要求則沒有任何打折的空間,電影中所有場景設計必須符合歷史的真實,《沉默》就請了五個歷史顧問,美術上遇到什麼問題,隨時都能得到解答,設計完成後,我們還得把模型運到紐約請馬丁與歷史顧問過目,而且把所有人物造型、道具和美術設計製作成一本鉅細靡遺的「聖經」,隨時可以翻考比對。

問:依妳的近身觀察,這位大導特別講究什麼原則?

答: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史柯西斯待人處事的細心與周到。《沉默》改編自遠藤周作的小說,但遠藤周作已在一九九六年過世,無緣看到馬丁的改編,等到影片要正式在台灣拍攝時,馬丁先行搭著私人飛機飛到東京,拿著我們的那本「美術聖經」,拜訪遠藤周作的家屬,讓他們看見他想要還原小說背景時代的努力,這種慎重其事的做法,今天已相當罕見了。

文夏:歌王比總統大尾

2018年四月在台北市中山堂採訪文夏,留下了這篇訪問。

下個月就九十歲了,但是耳聰目明,口齒伶俐,嗓音依舊洪亮,甚至捏著自己的臉皮說:「我沒有拉皮,鼻子是真的。」這時,他還調皮地扯著自己濃密的頭髮說:「你看,頭髮也是真的!」

採訪前,攝影記者請歌王擺pose、喬角度,當過電影導演的文夏二話不說,早就站好了姿勢,「你毋免講,啥米角度與光線我攏知啦!」

年輕時,談過幾次戀愛,最後各有婚配,「她們有緣認識我,卻無份嫁給我。」直到四十二歲那年才娶了小他二十五歲的學生文香,文夏到底有多愛文香?從他的簽名就可窺見,他總是在簽完文夏之後,又在最後一捺上再勾出文香之名,然後還不忘對你眨眨眼,夫唱婦隨就在他的簽名式中完成了。

歌王的字典裡沒有禁忌兩個字,別的歌手要護嗓總是戒辣忌酒,宣稱要活到百廿歲的文夏,卻是每天梅酒、大吟釀、威士忌怡情小酌,甚至大啖麻辣鍋後金嗓依然嘹亮,「每日禁忌這、禁忌那的人,(唱歌)都沒真正出師啦!」


答:我出生在台南的麻豆,那時住家附近就有傳統的宮廟,三、四歲細漢時就常聽廟口的走唱藝人拿著月琴念歌詩,那時念的歌詩大多是怨嘆人世間不公的哭調仔,這些哀傷的旋律讓我留下深刻印象。

另外,因為家族信奉基督教,童年時便加入教會的唱詩班,很會唱也很愛唱,有一次阿叔自日本返台,發現我有歌唱的天分,又喜歡彈奏樂器,便提議送我到日本讀書學音樂,我從小學畢業後便獨自赴日本讀中學,並拜在上野音樂學校任教的宮下常雄為師,他採用「一對一」的指導方式,讓我在鋼琴、吉他彈奏和聲樂發聲方法上進步神速。

中學畢業返台後,我在家裡每天至少都唱八小時,上午三小時、下午三小時,晚上則和台南高商的同學們在台南運河上一起划著小船再唱兩小時,也因為早期學習聲樂以及每天練唱的基礎,讓我往後一天連唱十八場也沒有問題。


記得以前當兵時,母親常常叮嚀我:「要回來,不能死在那裡。」相對之下,日本人就是比較傻、比較蠢,很多人願意為了國家當兵赴死。後來,國民政府也對很多台灣人說要「反攻大陸」,要為國犧牲,但這是很荒謬的,我們故鄉就在這裡(台灣),到底是要反攻到哪裡去呢?

還好我有活到九十歲,糟蹋我的人都死了,我還好好活到現在,才可以親眼看到現時的囝仔攏會唱台灣歌,五月天、陳昇、董事長樂團不都是唱了台語歌才紅的嗎?我一直認為那個年代流行的國語歌曲比起日本歌謠、歐美歌謠等,可以說是世界最「低路」的,很多國語歌曲根本就是「偷」台語歌曲的旋律,例如《梅花》的旋律根本就是來自台語歌謠〈秋怨〉,還厚著臉皮說是原創,其實騙不了行家的。

別看我現在是笑笑地講這些往事,其實心內實在很不甘願,想起來就痛。

我的歌,每一首我都很喜歡,最愛的則是《悲戀》與《男性的命運》,因為旋律好聽極了,我也喜歡《大台灣進行曲》和《台灣魂》,因為這兩首歌傳達了:「打不死的台灣人,啥物攏毋驚,打不死的台灣人,勇敢活下去,為故鄉、為台灣大家來打拚,為父母、為朋友,死也是甘願。」

追思巴卡洛夫:伯樂情

知名電影音樂作曲家路易斯.巴卡洛夫(Luis Bacalov)就曾遇上兩位伯樂,一位叫尼諾.羅塔(Nino Rota),一位叫安尼歐.莫利柯奈(Ennio Morricone),在他們的賞識與推荐下,才華洋溢的他才有了後來的成就。

巴卡洛夫和莫利柯奈雖然有些瑜亮情節,但是彼此的交情還不差,不過,他最感念的前輩是尼諾.羅塔(Nino Rota)。在不得志的壯年歲月中,有一度,他和尼諾.羅塔共同在一家錄音室裡工作,羅塔那時候正在替費里尼製作《卡薩諾瓦(Il Casanov)》的音樂,在喝咖啡的休息時間中看到他從窗前走過,就招呼他進來認識費里尼,並且直接告訴費里尼:「這傢伙是好手!」

1979年,費里尼的《女人城(La citta’ delle donne)》才剛殺青,他最信賴的長期音樂夥伴尼諾.羅塔過世了,費里尼的製片助理打了一通長途電話給正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開音樂會的巴卡洛夫,告訴他費里尼想和他談談,請他接替尼諾遺作,完成《女人城》還沒有峻工的音樂工程,巴卡洛夫原本就承諾要替尼諾的《女人城》音樂負責彈奏鋼琴,一聽說尼諾過世後,就取消音樂會,六天後就兼程趕回到了義大利,費里尼才告訴他,當年那段喝咖啡的一面之緣讓他印像深刻:「因為尼諾.羅塔說過的每一句話,我都相信!」

在《女人城》中,巴卡洛夫並沒有做太前衛的嘗試,他一方面承繼尼諾.羅塔的風格,讓人一聽到音樂就有義大利風情的影像浮現,另一方面則是針對電影的超現實風格,將男人的幻想與狂想情懷用音樂來表現,表現得相當稱職。只不過,在電影原聲帶上他還是堅持要掛上尼洛.羅塔作曲字樣,自己只是一位鋼琴演奏家,以示他對知音伯樂的崇敬。

1999年,巴卡洛夫替香港導演陳可辛進軍好萊塢的作品《情有千千結(The Love Letter)》擔任配樂。巴卡洛夫特地用「幸福」來形容他和陳可辛的合作關係,他非常推崇陳可辛的音樂感性,認為陳可辛幫助他了解了電影音樂的「色彩」功能;也佩服陳可辛詮釋愛情故事的深厚功力(陳可辛的《甜蜜蜜》曾獲金馬獎最佳影片獎),當然最重要的是陳可辛選用了他最擅長的「探戈」旋律做為電影的主奏音樂。

《情有千千結》的劇情發生在美國大西洋旁的新英格蘭小鎮,如果依照傳統的好萊塢音樂信念,並不適合用「南美」特色鮮明的探戈音樂來表現「北美」精神,但是陳可辛卻堅持愛情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本來就沒有道理,無法用理性思惟來解釋前因後果的,就像投資片商敢請一位香港導演來拍美國人的愛情故事一樣,墜入情網的刻骨銘心感覺中外皆然,就看藝術家是不是能用纖細的心靈與手法來詮釋。

巴卡洛夫一方面以柔情的鋼琴鍵觸來表達愛神敲門的心靈悸動與迴想,另一方面則又雜揉了曼陀林和手風琴的迷幻音效,就在觀眾好像再度聽見了《郵差》的音樂魅力時,他卻又一扭腰,轉進讓人暈頭轉向又熱血激昂的探戈旋律,讓觀眾無法自主地陷進他希望傳達的幸福意境之中,無怪乎陳可辛要以「大師」來稱呼巴卡洛夫。

很多樂評人都認為《情有千千結》的配樂手法,強調軟性抒情,音樂上的煽情意圖與陳可辛的前一部作品《甜蜜蜜》有些近似,電影中洋溢的探戈則好像讓人再度聽見《郵差》的主題,但是巴卡洛夫務求清淡恬靜,側重男女情愛的糾纏拔河,卻少了探戈音樂特具的感傷與激情,打造出獨特的音樂情境,相當動聽。

1995年《郵差》獲得奧斯卡五項提名,最後只有巴卡洛夫在音樂獎項抱得小金人,他回到羅馬之後立刻就被媒體包圍,大多數人的感想都是《郵差》成就不凡,應該得到更多的獎項,面對媒體狂熱,巴卡洛夫卻出人意料地說:「這世界如果真的有上帝,他一定不是義大利人,我也不是義大利人!」讓記者和趁勢要做行銷宣傳的電影公司都錯愕在現場。

其實,他拿的是義大利護照,他的這番發言純粹是有感於世人對電影音樂毫不重視,要不是他拿了奧斯卡獎,根本不會有人關心他的電影音樂創作,在美國,一旦獲得奧斯卡提名就會有源源不絕的工作邀約,更別說得獎的人了,最後他更語重心長地說:「我並不覺得《郵差》是什麼了不得的電影,就算我替許多名不見經傳的電影創作過更多好聽的音樂,我也不一定會得到奧斯卡獎,奧斯卡還是針對義大利電影給獎的!」

蔡明亮:家住蘭若寺

2017年七月,台北高溫37.2度,走在大香山的山路上,暑熱逼人,我想起了自己1984年開始採訪新聞的人生往事。

那一年,高溫類似,我坐上飛機飛往澎湖馬公,再轉船到望安,要去採訪曾壯祥導演執導的《殺夫》,身上的T恤很快就汗溼了,褲管緊纏著大腿,極黏極不自在。看著白鷹和夏文汐在磚瓦農舍中拍戲,大家似乎全身都在淌汗。

《殺夫》的副導演焦雄屏就斜倚在門板前,和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電影細節,反而是曾壯祥一直很沉默。

33年過去了,因為工作調整,我負責主編文化週報,要求自己若有相關採訪,盡量都能去一下現場,希望有現場觀察,能讓這個週報能夠更符合我要的那個味道。

於是,我走回了33年前走過的那條採訪路。

但是,我走得更有信心,腳步亦更堅定了。

做了一輩子文人,能再執筆寫作,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了。

那一天,動念要採訪蔡明亮。

1985年的初秋,接到阿亮的電話,開始了我們的互動情誼;2017年的夏天,換成我打電話給阿亮:「聊聊你的蘭若寺吧!」阿亮立刻就說好。

於是,頂著驕陽,來到大香山,帶去的冰鎮氣泡水,幾乎都被我給喝光了。汗的感覺再度湧現心頭,依舊黏,也依舊膩,但我得能寫下了以下的採訪前言:

蔡明亮導演日前完成了首部VR電影《家在蘭若寺》,片名很唬人,鬼氣林森,然而,《家在蘭若寺》不只是片名,更是現在進行式。導航機依蔡明亮的地址帶我們來到他家門口時,入目的卻是一排雜草比人高,破門破窗,水泥都已剝落的廢墟,「我就住樓上。」蔡明亮出來迎接我們,輕描淡寫說:「這裡就是蘭若寺。」

蘭若寺裡住的不是甯采臣和聶小倩,而是蔡明亮和李康生。成排廢墟中,只有他的住家特別整理翻修過,水泥地,木板桌椅和木床,只有電影片盒和幾尊佛像靠在牆邊,一派極簡風,搭配大片落地長窗,新店大香山的山色盡入眼簾,難怪蔡明亮說入住前,人很虛,覺得自己都快死了,入住後,卻一切就有了生氣。

二樓臥室中,有蔡明亮正在創作中的畫櫃:一個長型木櫃中收藏他的電影作品,外觀則是他親筆畫就的《臉》的電影劇照油畫,「都被人家訂走了。」如今他不只是電影導演,更是畫家了。

蘭若寺其實在隔壁。因為沒人住,任他擺設,成了他的片廠,「有時突然牆角就會開出一束草,一朵花,開拍前,我們不時就要澆水,壁面或紙面就會出現不同的花紋,每天都有變化,美極了。」若非家住蘭若寺,或許還真拍不出《家在蘭若寺》。

蘭若寺裡住的不是甯采臣和聶小倩,而是蔡明亮和李康生。成排廢墟中,只有他的住家特別整理翻修過。水泥地、木板桌椅和木床,只有電影片盒和幾尊佛像靠在牆邊,一派極簡風,搭配大片落地長窗,新店大香山的山色盡入眼簾,難怪蔡明亮說入住前,人很虛,覺得自己都快死了,入住後,一切就有了生氣。

二樓臥室中,有蔡明亮正在創作中的畫盒:一個長型木盒中收藏他的電影作品,外觀則是他親筆畫就的《臉》的電影劇照油畫,「都被人家訂走了。」如今他不只是電影導演,更是畫家了。

蘭若寺其實在隔壁。因為沒人住,任他擺設,成了他的片廠,「有時突然牆角就會開出一束草,一朵花,開拍前,我們不時就要澆水,壁面或紙面就會出現不同的花紋,每天都有變化,美極了。」若非家在蘭若寺,或許還真拍不出《家在蘭若寺》。

答:我根深柢固覺得生命變化歷程是從生到死、由盛到衰,但人們經常無法接受後半段的過程,像是我最愛的爸爸媽媽過世,有莫名巨大失落感,但也由不得不接受,樓起樓塌是自然的歷程,就是得去面對。

廢墟像是人生的隱喻,當我進到一個廢墟時,常會想為什麼它會在這邊?它一定也曾經被熱烈的期待與需要、風光過,但最後被放棄,隱約呼應著人生的歷程。就像我的電影吧,還有人願意重看?還有多少年輕人在看?可以被看到多久?

答:因為,我覺得廢墟在等我,很多東西是看因緣的。一九九八年我在馬來西亞一間餐廳撰寫《黑眼圈》的劇本時,抬頭看到一棟已經停工,用警戒線封起來的大樓,像是一座水泥森林,也像是坍落的立體劇場,有感覺,卻不知道是什麼因緣。

二○○五年電影要開拍前,我終於走進去那棟停工十年的大樓中,發現大樓因漏水或積水成一潭黑水,剛好又有一個被丟棄的床墊飄過來,那潭水、那個水泥大樓內的都市湖泊似乎一直在那兒等著我,我懂了,於是我將這幅景象收納進《黑眼圈》中鏡頭裡,更沒料到一年後,這棟廢墟竟然風生水起,如今成了一座旅館。

另外,我要拍攝《郊遊》時,新北市政府提供原本要做為漫畫園區辦公室做場景,那是棟四層樓的建築,但官員卻不希望我們走上四樓,因為四樓被燒毀過,一聽之下,立刻拾階而上,那種不可思議的被火燒過的美,讓我呆若木雞,整個人完全無法移動,這空間就此成為片中李康生與陳湘琪的家。

廢墟像對你說話的老者,對你說著生命的看法

答:世界上每個繁華區域,面孔都非常類似,唯獨廢墟個個不同,帶給我強烈的震撼,每看到廢墟後,我就想保留它的樣子,現實中,廢墟只會愈來愈殘破,最後被推倒,老舊的房子或廢墟,就像對著你說很多話的老者,對你說著生命的看法,廢墟像是老天用時間所捏出的作品。

我認為「美」必須是經過手工觸碰、親手捏造的,我不斷在尋找時間感,一粒塵埃、一灘水漬、一縷鏽痕都訴說著時間感,我的《行者》就是要呈現時間流動的感覺,我將時間流動轉為感官故事,將剎那留在膠捲裡,我的電影就是在雕塑時間。

答:有時我會想,HTC為什麼找我拍VR電影?可能就是因為蔡明亮最不聽話,不聽話,讓人頭大,但是不聽話也可能玩出不一樣的東西。

過去VR影片很時興帶觀眾走進名畫,故宮的VR出版品《繪苑璚瑤—清明上河圖》就是,但為什麼我需要走進《清明上河圖》呢?走馬看花似的極目四望呢?一幅畫就應該是靜靜欣賞,VR技術或許新奇,但只會讓大家變得更膚淺跟浮躁,反而不能更尊重藝術創作。

人們看VR影片時,因為看到的是三百六十度場景,前後左右上下都被影像包圍,觀眾的心態是浮躁的、很難專注創作本身,戴上VR眼鏡更是一種觀賞障礙,同樣讓人很難專心。VR想要虛擬實境,引領觀眾走進一個以為是真的世界,但你反而感到整體特別假。

因此我決定從美學突破VR的「假」,也要讓觀眾從浮躁裡安定下來,當觀眾走進場景就像是走進一座很美的劇場,純粹是手工打造出來的世界。但進了劇場就是要看戲,我要用美學讓虛擬實境變成虛擬夢境,看完這齣戲,你就像是做了一場夢。

答: 在VR影片裡,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要拍打架戲就得真打,想先套招,事後再靠剪輯來救,其實是完全做不來的,VR對美術的要求其實更細緻,偏偏沒有辦法有特寫。特寫鏡頭是電影元素中最不能或缺的一塊,就像《四百擊》中的經典特寫鏡頭般,VR影片即使人靠得鏡頭再近,因為欠缺構圖,就無法有特寫鏡頭,所以我用「距離」來創造「虛擬夢境」。

曾經合作過舞台劇《玄奘》的藝術家高俊宏,這次就充份利用廢墟中,既斑駁又滲著水漬的牆面繪製出一張台灣地圖,拍攝時我也請劇組噴水在牆面上,有了水漬暈染,牆面就會出現不可思議的美景。

在布景的材料中,我偏好紙,因為可塑性強,所以高俊宏也用層層疊疊白紙將廢墟牆面包住,有如場景也有了「敷臉」效果,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經歷大雨、用火灼炙,用時間以及天氣變化讓場景自然轉變,不怕布景不連戲,是因為其中有時間流動。

《家在蘭若寺》不靠劇情主導,整體畫面像是一幅畫,觀眾會看到什麼、感覺到什麼,其實因人而異,因此我才說自己拍的是「造型電影」。用「手工」打造出來的電影,遠比特效來得迷人有趣。

答:蘭若寺是陰陽兩界的交會點,英文片名叫《The Desolated》,就是呈現荒蕪、邊界的概念。一旦生命走到邊界時,我們可以在邊界逗留多久?電影談的是生命的流變,這個世界可能不只是我們看到的世界,也有看不見但得去面對的部分。

例如,片中會看到小康在按摩椅上接受電療,飾演亡故媽媽的陸弈靜站在夜晚的廚房,依舊忙著在做菜,桌上擺著大同電鍋以及一道道的菜餚,兩人用眼神交流。記憶與真實在對話,是實境還是夢境?

我長期以來備受質疑,但質疑的人都是不及格的

答:希望用自由的方式來解讀。我是一個長期受質疑的導演,甚至過去有媒體用漫畫的方式諷刺我的作品是給鬼看的,我不排斥反對或批評的聲音,但對我來說,這些質疑的人都是不及格的。

創作者必須讓芸芸眾生的水平愈來愈好,要將「曲高和寡」轉為「曲高和眾」,尤其目前處於影像爆炸的年代,大家快速在消費影像,卻沒有人教你如何理解影像,學校沒教,或者不會教,過去,台灣民眾是透過好萊塢商業片去認識影像,後來被電視洗腦,現在則是鋪天蓋地的網路與手機,台灣缺少的是從美術館出發,教育大家如何欣賞藝術,這也是我後來積極朝美術館發展的原因之一。

《不散》是我走進美術館的重要分水嶺,《不散》的主題是戲院即將歇業,放映的又是很久沒人看的《龍門客棧》,僅有的觀眾卻是主演過該片的石雋和苗天,從空間到時間,都有多重指涉,開始吸引藝術界注意,開始有人找我來做視覺藝術的策展人。

答:他們發現看我的電影就像是在觀看一場視覺藝術的展覽。

《不散》有一幕是戲院清潔工陳湘琪打掃完後,人就走了,戲院已空無一人,但是攝影機的齒輪持續轉著拍著,一直到十分鐘的底片用光了,才不得不結束,當時攝影師和音效師都反對我用這麼長的片段表現這個意境,但我很堅持,結果電影去威尼斯參賽時,看到這一幕,現場先是一片緘默,隨後有人開始不耐,等到最後字幕出現時,觀眾開始鼓掌,有人帶著嘲諷的惡意,但亦有人真心感動。

映後記者會上,有位資深的法國電影記者要跟我討論「什麼叫做電影」,他說法國人以會看電影自豪,但是過去十幾年的經驗中,看盡各國名片總有種不舒服的感覺,如果把電影比喻成書,多數的當代電影就好像有隻看不見的手,在幫讀者翻著書頁,電影或書或許都有讓人感動的元素,但那隻隱形的手卻讓人不舒服,他唯有在看我的電影時,才發現這隻手消失了,也就是我給了他更寬闊,也更自由的思考時間。

創作有如一條長河,每個彎轉都有一個風景

答:我覺得是延續,創作有如一條長河,每個彎轉都有一個風景。

我從一九九一年開始拍小康,就這樣拍了廿六年,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想繼續拍下去。小康帶給我極多的啟發,我的時間、差別性概念都從他而來,我喜歡拍小康原本的樣子,他就是一個美的媒介。

我第一次看到小康,他就坐在西門町一家電玩店外的摩托車上抽著菸,有一種很難說清楚神秘感,也覺得他好像我老爸,後來我拍《是夢》,小康就穿著我老爸的衣服、鞋子,打著菸的姿勢和我爸完全一樣,我想那是一種生命中很難說清楚的情感遷移。

廢墟:蔡明亮的蘭若寺

那一天,台北高溫37.2度,走在大香山的山路上,暑熱逼人,我想起了自己1984年開始採訪新聞的人生往事。

那一年,高溫類似,我坐上飛機飛往澎湖馬公,再轉船到望安,要去採訪曾壯祥導演執導的《殺夫》,身上的T恤很快就汗溼了,褲管緊纏著大腿,極黏極不自在。看著白鷹和夏文汐在磚瓦農舍中拍戲,大家似乎全身都在淌汗。 

《殺夫》的副導演焦雄屏就斜倚在門板前,和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電影細節,反而是曾壯祥一直很沉默。

33年過去了,因為工作調整,我負責主編文化週報,要求自己若有相關採訪,盡量都能去一下現場,希望有現場觀察,能讓這個週報能夠更符合我要的那個味道。 

於是,我走回了33年前走過的那條採訪路。

但是,我走得更有信心,腳步亦更堅定了。 

做了一輩子文人,能再執筆寫作,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了。

那一天,動念要採訪蔡明亮。

1985年的初秋,接到阿亮的電話,開始了我們的互動情誼;2017年的夏天,換成我打電話給阿亮:「聊聊你的蘭若寺吧!」阿亮立刻就說好。 

於是,頂著驕陽,來到大香山,帶去的冰鎮氣泡水,幾乎都被我給喝光了。汗的感覺再度湧現心頭,依舊黏,也依舊膩,但我得能寫下了以下的採訪前言:

蔡明亮導演日前完成了首部VR電影《家在蘭若寺》,片名很唬人,鬼氣林森,然而,《家在蘭若寺》不只是片名,更是現在進行式。導航機依蔡明亮的地址帶我們來到他家門口時,入目的卻是一排雜草比人高,破門破窗,水泥都已剝落的廢墟,「我就住樓上。」蔡明亮出來迎接我們,輕描淡寫說:「這裡就是蘭若寺。」

蘭若寺裡住的不是甯采臣和聶小倩,而是蔡明亮和李康生。成排廢墟中,只有他的住家特別整理翻修過,水泥地,木板桌椅和木床,只有電影片盒和幾尊佛像靠在牆邊,一派極簡風,搭配大片落地長窗,新店大香山的山色盡入眼簾,難怪蔡明亮說入住前,人很虛,覺得自己都快死了,入住後,卻一切就有了生氣。 

二樓臥室中,有蔡明亮正在創作中的畫櫃:一個長型木櫃中收藏他的電影作品,外觀則是他親筆畫就的《臉》的電影劇照油畫,「都被人家訂走了。」如今他不只是電影導演,更是畫家了。 

蘭若寺其實在隔壁。因為沒人住,任他擺設,成了他的片廠,「有時突然牆角就會開出一束草,一朵花,開拍前,我們不時就要澆水,壁面或紙面就會出現不同的花紋,每天都有變化,美極了。」若非家住蘭若寺,或許還真拍不出《家在蘭若寺》。

告別的年代:莉亞公主

最後一次看見莉亞公主的身影,是在《星際大戰外傳:俠盜一號(Rogue One: A Star Wars Story)》的台北首映會上,她只亮相了不到五秒鐘,整個戲院幾乎都要暴動了起來,坐在後排的死忠粉絲,興奮地狂吼起來,那種熱情,我曾經在麥可傑克森第一次訪台的「危險之旅」演唱會上感受到。

這麼多人是在2016年用這款熱情,向莉亞公主歡呼,Carrie Fisher如果知情,或許,亦會含笑揮手的。

我不知道George Lucas當年在選角時,基於什麼樣的直覺選中了Carrie Fisher,畢竟同台競爭的還包括了後來的影后Sissy Spacek與Jodie Foster,還有史匹柏的前妻Amy Irving,我想,或許是那時還未滿廿歲的Carrie Fisher,笑容比較甜美,多了幾分夢幻神采,可以是讓人鍾愛的嬌嬌女,亦是最帶有純情氣質的童話公主了。

演出過一部經典,點過一盞燈,編織過一場夢,一輩子就已無憾,或許正是死忠粉絲對她狂吼大叫的真正魅力所在吧。

愛情的謎題,詩人/歌手把答案寫進歌聲之中,我們就靜靜再聽一回吧。

四十年前,《星際大戰》開拍時,一再提及九部曲的藍圖,四十年後,星戰系列剛拍完了第八部,沒能即時完成的,讓那個圓有了一個缺角,有了永遠的遺憾,卻是另有滋味的絕美了。

張國榮拼圖:遙寄老友

  張國榮的演藝人生的第一高峰,是他的歌唱歲月;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七年的電影歲月則是第二高峰。

  從《霸王別姬》到《風月》,我曾經三度採訪張國榮,當時他為了演好京劇名角程蝶衣,已經練出一口標準普通話,溝通順暢,三次的促膝長談,記下不少筆記,在他猝然殞逝後,重新翻閱,對照後來他人生情路和戲路的幾度丕變,痕跡歷歷,只能掩卷輕歎!

  「今後,我只為公益再唱歌!」張國榮當時才以《霸王別姬》備受好評,王家衛的「《東邪西毒》才拍了一半,《風月》又是陳凱歌特地為他量身訂製的影片,所以他斬釘截鐵地告訴我他已完全離開了歌唱界,「我或許還可以在卡拉OK中酣唱終宵,但是絕不可能再回歌壇做歌星,離開歌壇我一點不後悔,我要讓大家知道的是張國榮真的很會演戲,我有名不是因為我會唱歌,而是我戲演得真好!」「而且,你知道我根本看不懂五線譜嗎?」張國榮笑著透露他的秘密:「我的靈感全在我的腦海中。」

  退出歌壇後,他把對音樂的愛轉向了譜曲創作,《白髮魔女傳》的電影歌曲「白髮紅顏」就讓他得到了生平第一座,也是唯一的一座金馬獎,他說:「其實,我什麼樂器都不會玩,也完全看不懂五線譜,寫曲完全是靠平時自己哼哼唱唱找靈感,有了靈感後,我就會打電話告訴懂得寫譜的朋友,請他們幫我記下來,或者彈一遍給我聽,我再告訴他們那裡要什麼樣的合音,要如何修改,有一點蒙混啦!」他雙手一拍很得意地說:「黛安娜.蘿絲同樣看不懂五線譜,同樣是世人公認歌唱天后,因為她有天分。我則是因為很懂得音樂市場的流行品味,知道什麼樣的音樂大家愛聽,所以我寫的歌很受歡迎。」 

  公開出櫃之前的他,對自己的性向其實是既模糊又直接,他曾經侃侃而談他的愛情夢想,言談無涉性別,而是坦誠的告白:「我喜歡談戀愛,我喜歡談戀愛時那種火熱的濃烈感情。」 

  他更進一步坦白說:「我不相信人一輩子只愛一個人,那是太偉大的愛情,從一而終是多難的事啊!你只有私底下捫心自問才知道自己是不是曾經對其他的人動過心,我享受談戀愛的感覺和滋味,但是我不是花心的人,愛情過了兩三年之後,一切都會沈澱,那就是感情,不再是愛情了。」

  「不是不渴望愛情,只是身為娛樂名人,我的考慮難免要比一般人多得多,因為不管誰做了我的情人,我們其實都滿痛苦的,沒有自由,只有壓力。」十年後重新回味他這番話,顯然,既適用於異性,也適用同性,只是,外人不一定聽得懂他的多重含意。 

  當時,林青霞復出正紅,他不時就會炫耀在電影《白髮魔女傳》中和林青霞在瀑布下的一場激情床戲,「我就緊緊抱著她,吻著她。」他挑逗的眼神、動作和口吻,活脫脫就像一般異性戀男人一樣,充分享受著能夠和銀幕女神共浴激吻的洋洋得意。

  他了解一般男人的性幻想,只是一般男人並沒有想到,他最愛的,最後竟然是男人。 

  「做人和做事都一樣,要專心才能有成!」當年,他真心希望自己能夠名揚國際,《霸王別姬》未能在坎城獲獎,他很在意,因為在《霸王別姬》中還是配角的葛優卻已經先他一步,在九四年以《活著》拿下了坎城影帝。

  他對《風月」》寄望很深,在黃山下一個小時車程的黟縣小房間裡,他每天除了啞鈴練身之外,床上桌上擺放了各式的《風月》腳本:從編劇的對白本、導演的分析本和攝影師的分鏡腳本都有,他很用功,可惜最後又讓他失望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張國榮滿懷期待地進軍坎城,希望能以《霸王別姬》的程蝶衣一角名揚國際,頒獎前各界影評分析他勝算很高,最後影帝卻頒給了英國電影《赤裸》的男演員大衛.朱利斯,緊接著宣布金棕櫚獎得主時,評審長路易.馬盧先宣布了《鋼琴師和她的情人》,現場歡聲雷動,當時人窩在前台拍照的我心頭一驚,「什麼獎都沒有,難道呼聲很高的《霸王別姬》摃龜了?」我猛回頭,只看到徐楓、陳凱歌和張國榮也都是驚訝呆滯的蒼白表情。

  此時,路易.馬盧又再唸出《霸王別姬》的片名,陳凱歌激動莫名,硬拉著徐楓和張國榮一起上台,張國榮的唇邊終於綻露出些許笑紋。 

  接下來,張國榮表現得很有風度,在惜別酒會上,我陪著他周旋於各國賓客中,那年擔任評審的影星蓋瑞歐曼一見到他就搶過來握手,蓋瑞一直誇他實在演得太精彩了,「你沒有輸。」

蓋瑞很誠懇地說:「大家都肯定你的表演,但是大會也建議評審不要把所有的獎都給了同一部電影。」路易馬盧見到張國榮時,也一直用「Wonderful!」讚美他,他難置一辭,只有點頭說謝。 

  那晚,陳凱歌和徐楓都興奮得徹夜難眠,反而是張國榮早早回房了,那年坎城是他距離得獎最近的一年,落敗的他,依舊風度翩翩,但是整整二十個月拍一部電影的全力付出,最後還是與獎項擦肩而過,那種失意,那種落寞,身旁無人能夠安慰他。

  張國榮原本在《東邪西毒》演的是東邪,最後卻因為某種原因(其中有些演員的演出完全不合乎王家衛的想法,他知道真相,但是他不能指名道姓說明白,就怕傷害了其他演員)最後成了西毒,他接受王家衛的安排,從眉宇間我看得出他對自己的信心與驕傲,但也不會把自己的成就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

  只是《東邪西毒》一拍三年尚未完工,所有演員都不知該如何配合軋期了,他也只能委婉表白:「別人拍戲都是劇本早就寫好了,演員有充分的時間去醞釀情緒,去開發表演空間,但是王家衛總是在開拍一個小時前才給你對白本」,他眉頭一挑,笑著說,「你真的要很有本事才能禁得起王家衛的折磨。」 

  他在電影《新夜半歌聲》中有毀容演出,「演員不要太在意自己的容貌」,張國榮在《胭脂扣》中就曾經變裝飾演十二少的龍鍾老態,「但是沒有一個人認得出那個老頭子就是我,」張國榮說:「既然認不出是我,還有什麼意思呢?演員重要的是身體語言和對角色的透徹詮釋,光靠臉蛋演戲是不夠的。毀容就要有毀容的慘狀,讓人看得出是你真的毀容了,那種戲劇衝擊才大。捨不得,就沒資格玩。」

  1995年張國榮在安徽距離黃山約一個小時車程的百年古鎮黟縣,拍攝電影《風月》,劇組替他安排僅有的一間「總統」套房,號稱「總統」,其實簡陋得可以,兩間小房間,一張木桌,一張木床,還有一台老舊的冷氣機,但是夠他窩居終日,躲過外頭的秋老虎天氣,不致中暑,也不致孳生怪病。

  「到中國拍戲,我就成了素食主義者。」張國榮說,「不是我挑食,而是基本上我無法信任當地的肉類冷藏技術,生怕吃了肉就會出狀況,劇組人員經常傳出吃了肉就不舒服,所以我只吃當地的米食和青菜,其他的營養品就靠我自己帶來的罐頭補充了。」他隨身帶了各種藥和維他命,飲用水更是成堆從香港帶來的礦泉水。 

  「我是主要演員,我身體不舒服就會影響工作進度,避免進出溫差太大的環境,就不容易生病。」所以,平常沒戲時,他就窩在自己的房間裡讀劇本看書想角色,「我隨身帶著啞鈴,練肌肉,鍛鍊身體,即使是夏天,因為窩在冷氣房裡我也得穿著長袖線衫,不能熱著,更不能冷著。」

  全力以赴,卻不能有成,是一種「良辰美景奈何天」的喟歎;他後來重返歌壇,卻也不能再造風華,更是一種「無計留春住」的悵惘。

  從影多年,他最無奈的是每年都得接演一些無聊的賀歲戲,以致常被好友批評:「戲太爛了,但是你還好,沒被拖垮!」每回被罵,張國榮總是含蓄地說以後會少接這種爛戲,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演技早已爐火純青的他,頗有生不逢辰之歎,從《槍王」到《異度空間」,他總是一個人遠遠地跑在前頭,電影就是追不上他的風華,港片早就從《胭脂扣》、《英雄本色》和《倩女幽魂》百花齊放的黃金盛世,跌落到《香港有個荷里活》和《金雞》的傷逝卑微,滾滾紅塵,濁世滔滔,他縱有心有力也難回天了。 

  我不禁想起他曾經幾度想要與李安合作,但又一再對李安說:「一定要有最合適的劇本再說,不必專程為我改角色!」從《飲食男女》到《臥虎藏龍》,他和李安見過幾面,終究無緣。

  最近老有人唱著《霸王別姬》裡的那首「當愛已成往事」:「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風雨,縱然記憶抹不去,愛與恨都還在心頭,真的要斷了過去,讓明天好好繼續,你就不要再苦苦追問我的消息。」參不透鏡花水月,畢竟總成空!太上忘情,其下不及,誰教我們就是情有獨鍾的紅塵眾生呢!

台北看坎城:伍迪艾倫

陷身八卦風暴,你一定不堪其擾。美國導演Woody Allen的最新電影《咖啡·愛情(Cafe Society)》再度膺選做為坎城開幕片。就在開幕典禮上,遇到了「那壺不開提那壺」的主持人Laurent Lafitte,一語雙關地問他說:「It’s very nice that you’ve been shooting so many movies in Europe, even if you are not being convicted for rape in the US.(你能在歐洲拍這麼多部電影真好,多虧你沒在美國沒被判定強暴罪)」媒體說當時他的臉色一沉,似極不悅。

事出有因,Laurent Lafitte的本意是嘲諷有些名導演在美國犯了性侵罪,逃到歐洲後可以繼續拍片(他想嘲諷的是Roman Polanski),不巧,影展開幕當天,伍迪.艾倫與前同居人米亞·法羅(Mia Farrow)所生的孩子Ronan才在美國公開聲援妹妹Dylan,他相信Dylan指控伍迪在她年幼時曾經性侵她。

他後來對Laurent Lafitte的行為,有著典型的伍迪.艾倫式回應:

01.八卦追隨名流,八卦滿天飛,也不會死人。名流已經坐享名利多時了。

02.我以前也是靠講笑話營生,知道從時事取材的必要性,我不會干預別人,不准別人說什麼。

最犀利的一點是記者問他:「你的電影為什麼只觀摩,不競賽?」

你不會忘記Woody Allen在各方看好穩拿奧斯卡獎的那個晚上,寧願待在曼哈頓小酒館,吹奏他的薩克斯風的往事。得獎吔,而且是奧斯卡獎,誰不想風光上台?

名利於他如浮雲,那真的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但他卻也是貨真價實的名利獲益人,所以,剩下的就是他要如何面對

他不參加競賽的觀點是:我不相信一群人坐下來可以決定,什麼是「最好」的電影?運動比賽時,你向對手吐口水,大家視為理所當然,但是藝術世界不是這樣的。

是的,什麼叫做最佳影片?誰的最佳?你的最佳和我的最佳,又有什麼差別?什麼意義?

伍迪.艾倫唯一登上奧斯卡舞台的那一年是:紐約市遭遇911恐怖攻擊的六個月後。他是紐約代言人,生活在紐約,拍過膾炙人口的《曼哈頓(Manhattan)》,沒有人比他更會書寫那座城市。城市受傷了,他願意為城市發聲。那天晚上的奧斯卡舞台上播放了一部由許多紐約取景影片的片段剪輯而成的短片,片首片尾均出自艾倫的影片《曼哈頓》,他理所當然成為最佳引言人。

你可以決定自己做怎樣的人,做不做而已。

坂本龍一:神鬼憶大衛

1月11日晚上為了做金球獎和奧斯卡功課,趕著去看了《神鬼獵人(The Reveneant)》,前提有二:

01.《鳥人(Birdman or (The Unexpected Virtue of Ignorance) )》導演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這回又會變出什麼新技法來?

02.聽完坂本龍一的原聲帶,很難想見電影畫面如何相搭配?

看完電影的感覺是:電影的本身走回了好萊塢黃金年代的實景拍攝時空,不論是Leonardo DiCaprio的表演或者攝影機的運動方式都極大器,當然,坂本龍一的精彩配樂有了影像的加持與呼應,更然氣象萬千,磅礡有力,於是決定細說重頭,在我的「藍色電影院」廣播節目中,從他的崛起到抗癌成功,分享他的傳奇人生。

從唱片架上,順手翻出的第一張原聲帶就是坂本龍一創作的《俘虜(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原聲帶,心想,1983年的坂本,何等雄姿英發,更重要的是,大島渚何等英明找到同樣是處於最佳狀態,正值最好時光的David Bowie來演對手戲,那一年,坂本31 歲,David 36歲,英雄出少年,多美好的年代,多難忘的銀幕火花!

就在上午錄製廣播節目的時候,金球獎正在頒獎,我渾然不知David已然辭世,直到節目錄完,才知陰陽之間,冥冥之中,似有一線牽,我就在這個時間點上,悄悄串起了一段動人的昨日記憶,陰錯陽錯就因音樂,來替David 送行,節目收工,走進落雨的植物園,我的心重重歎了口氣。

2014年坂本因為罹患口咽癌,放下手邊所有的工作,專心養病,他還戲謔自己說:我終於可以靜下心來讀自己想讀的書,看想看的電影,想聽的音樂。一旦成為名人,做自己,竟然成了奢侈與揮霍了。

《神鬼獵人》就是他大病初癒之後的最新作品,電影中聽見《神鬼獵人》男主角Leonardo DiCaprio的那兩句經典台詞:「 As long as you can still grab a breath, you fight. You breathe… keep breathing.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拚,呼吸,繼續呼吸…」以及「I ain’t afraid to die anymore. I’d done it already.我再也不怕死了,我已經死過一回了。」我相信坂本從讀劇本到看到毛片時的感受一定比我們更強。所以他才會用長音,註記者死神的腳步聲;再用短促的重音,標識著死神的毃門聲……天地茫茫,悠悠我心。

坂本走過了幽谷,有如鳳凰重生;David卻因癌症去世。生死有命,剩下的生命註解就留待世人自己填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