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姓來襲:重寫台灣史

「你不覺得這樣做自我介紹,挺kuso,也挺有趣的嗎?」戴著眼鏡的李隆杰外表一派斯文的文青模樣,內心卻有顆活蹦、想要顛覆傳統的心。

行家用硬派畫風形容他的畫作,因為在一切電腦化的今天,他還堅持一切手繪,而且無法忍受稿紙上出現立可白修正液,上墨線時萬一出了岔,一定會用刀片刮掉,處理灰階畫面時,也不用網點貼片,寧願一筆一筆來畫,他說:「我就是這麼龜毛,我相信唯有如此堅持,作品才有個人特色。」

此外,他還愛玩密碼遊戲,「為什麼這本《1661國姓來襲》的出版日期是4月30日?全書篇幅又是304頁?」李隆杰瞇著眼睛笑著說:「因為鄭成功是在1661年4月30日攻進鹿耳門的。鄭成功得年38歲,又剛好跟荷蘭人統治台灣的時間一樣長。」

 

答:因為回顧過去四百年台灣史,最有趣的人物就是鄭成功。荷蘭人寫的鄭成功,跟我們在教科書裡讀到的完全不同,在他們的眼中,鄭就是個反派,這種史觀對歷史學者而言不算新鮮,但對於透過漫畫來認識歷史的年輕人而言,卻是很有趣的切入點。

此外,採用荷蘭人觀點除了有利行銷,主要是我閱讀到的史料中,漢人的文字紀錄都相當有限,甚至有些是可疑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留下的紀錄,乍看像是流水帳似的日記,是上呈公司的報告,沒有政治目的,也沒有誰是英雄的宣傳考量,除了不時會感謝上帝之外,純粹都是非常日常的流水帳。

我曾經參與過中研院《CCC創作集》計畫,從中學會了如何把歷史資料轉換成漫畫,有一年參加法國安古蘭漫畫展,那年台灣館的主題是「異鄉人的福爾摩沙」,意思就是「在台灣的外國人」,我就試著將荷蘭牧師亨.布魯克被鄭成功殺害的故事畫成8頁漫畫,後來得知1796年荷蘭人就曾經演出一齣戲《福爾摩沙圍城悲劇》描述這段故事,這些素材就都成為《國姓來襲》的最早雛形。

台灣過去有關鄭成功的漫畫創作,大概都是配合黨國時代的規範要求,基於歷史與兒童教育的需求,習慣用民族英雄的觀點來呈現他,很少著墨攸關台灣近代史的鹿耳門戰役,不會有兩軍決戰廝殺橋段,也不會有更深入更多元的歷史註解,更不能有負面觀點。

我雖然要以反派觀點來詮釋鄭成功,卻不想「反」得太過頭,我掛念的是要來服務愛從漫畫來認識歷史的朋友,所以借助了大量的旁白來說明這段歷史的來龍去脈,因而也成了我話白最多的作品,偏偏我最不會作文,光是處理這些話白,就折騰死我了。

答:其實,我的畫法不是白眼,荷蘭文獻有提到,鄭的眼睛又大又黑,不是白眼,白色只是反光,整顆眼睛都是黑色的,我想呈現鄭成功攻台時的狀態有些異常,已經經歷了太多人生衝擊,已經非正常人。

漢文文獻中對於鄭成功的描繪有限,但是荷蘭土地測量師菲力普.梅出版的梅氏日記中,提到鄭成功的相貌就很有趣:「推測年約四十,皮膚略白五官端正,又大又黑的雙眼,總是不停地四處閃視…嘴巴時常處於開啟狀態,並露出數顆大間隔的圓磨長牙…鬍鬚不多,但長及胸部,說話聲音淒厲,咆哮又激昂,動作古怪,彷彿將要起飛一樣…」簡直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鄭成功素描,我在書中就全文照錄。

漢人史觀最怕遇上改朝換代,下筆就難免有顧慮,很多學者指稱鄭成功是陰錯陽差成為民族英雄的,甚至死前也不覺得自己是英雄,因為回顧自己這一生,國家不能復興,既與父親決裂,又不能保衛母親,甚至也想要殺掉與乳母亂倫的兒子鄭經,忠孝都有虧欠。

陳耀昌醫師曾在《福爾摩沙三族記》中大膽推論鄭成功應是「自殺所死」,因為他的症狀不像瘧疾,也不像心臟病發,我讀過他的小說,先入為主,接受他的推論,表現他捉臉而亡的時刻就採用類似論述。

答:把鄭成功畫成反派,並不是想要抹黑他或者醜化他,有時候用壞人的方式來描繪他才能得到最大的魅力。我是基於喜歡鄭成功,所以才去畫他,但是即使喜歡,也不代表我就一定要把他畫成好人。創作上最重要的考量就是讓角色看起來有趣。

例如《星際大戰》中最有趣的角色不是天行者路克,其實是黑武士Darth Vadar,他的周邊產品也賣得最好。他從初登場開始就是人見人怕的大反派,後來才用前傳的方式交代他的生平。他是反派,卻也是全片最有魅力的角色,成為超越主角的看板人物,正是想到了這一點,才讓鄭成功戴上了面具。

讀史料時,我始終搞不清楚鄭成功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感覺上就是一位蒙著面,帶有神秘感的人,因為他和揆一交涉的過程大多是書信往來,一個寫信要你投降,一個回信說不投降,甚至有人說他們從未見過對方,不知彼此長相,但是漫畫真要這樣畫,還能看嗎?把他們畫成筆友,還像話嗎?

我從小就愛看打鬥漫畫,最後一定要讓這兩位筆友變成刀友,英雄對決大打一架,就算與史實不符,也算是我的手痕吧。

答:創作前,我曾大量參考相關的畫像、蠟像和雕像,才知道國民政府曾經對鄭成功的外貌該怎麼呈現,都還曾做出明文規定。在2007年參加《龍少年》月刊競賽的短篇作品《日落烽雲錄》中,就突發奇想替蔣介石戴上了鐵假面,效果很好,也得了獎,如果就此不再用了實在浪費,於是就用面具來連結鄭蔣,相信可以替漫畫帶來更多話題。

果然,漫畫出版後,蓋亞出版社臉書上的粉絲就出現了很多簡體字的謾罵,罵我去中國化,詆毀民族英雄,還有人說鄭成功牙齒不整齊就是醜化他,其實牙齒又和人品無關,很好笑吧。後來,有人把我的作品貼上國外的盜版漫畫網上,也出現一連串國族情緒的簡體字留言,我還笑說他們是不是看完色情後,手開啟聖人模式,對正經漫畫說三道四。

其實,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戴上面具的鄭成功,才是他的正式身分,或者面具底下的他,才是真人本色?

答:提起台灣史中的霧社事件或莫那魯道,多數人一定會提到邱若龍的漫畫《霧社事件》,他就像是一道牆,旁人很難再超越他。我私心希望日後有人提到鄭成功時,我的漫畫也能成為重要的指標。

日本人就沒有這種高牆顧慮,日本漫畫不乏同一個歷史故事的再次論述,以三國故事為例,不管是橫山光輝版的《三國志》到後來的香港畫家陳某的《火鳳燎原》,漫畫迷都趨之若鶩,主角也從傳統的劉備,轉換到曹操或者趙雲身上,山原義人創作的《龍狼傳》甚至許可高中生穿越到三國,後來更有明明畫的是現代女生,卻都用上三國人物的名字,但也唯有你對三國故事夠熟悉,才能明白作者是多用心來創新。

台灣畫家很少新詮歷史,但應該要有人開始來做。

答:大量閱讀絕對必要,只不過漢人史料中,對鄭成功的描寫有如霧裡看花,同樣地,荷蘭的末代福爾摩沙長官揆一長成什麼模樣,迄今也沒有人搞得清楚,甚至後人出版揆一寫的《被遺誤的台灣》一書中所用的作者照片,也有學者指稱是錯的,我只能根據現有的出土文物加上自己的想像,誇張他的鬍子和動作。

書中,我給了鄭成功一襲披風,因為我相信有氣勢的壞人都會披上披風,左手綁著繃帶,因為鄭曾寫信請東印度公司找醫師來治療他的手瘡。另外還配給他三把劍,腰上的劍就是隆武帝賜給他的尚方寶劍,依他的神經質個性一定會每天掛在腰間,至於手上的雙刀,中日各一款,象徵他的中日混血。

我少年時愛看少年戰鬥的熱血漫畫,一度也很愛WWE(World Wrestling Entertainment)美國職業摔角,這種摔角其實不是真的競技,而是一種表演,強調招式的視覺效果,真人實打多數是亂打,不能看的,WWE的招式設計就帶給我很多靈感。

問:你的2016年作品《怕魚的男人》曾經奪下日本外務省國際漫畫獎優秀賞和台灣金漫獎,很好奇,為什麼其中沒有任何對白?

答:台灣漫畫要想走上國際,往往得仰賴翻譯,有了外文旁白,外國人才能看懂你的故事,所以我就想畫一本沒有對白,純粹靠圖像就能交代清楚的漫畫。因為我從小就不吃魚,看到傳統魚市場的魚,或者想到魚,甚至聞到魚,整個人就不行了,沒有理由,也沒有什麼童年創傷,就是看起來不舒服,覺得牠的眼神好像要吞噬我,說我抹黑魚也無妨。唯一的例外是我自己畫的魚,讓我免疫,不會怕,就當做是一種修煉吧。沒想到這個漫畫就得到了日本外務省的肯定。

問:未來還有與台灣史相關的繪本計畫?

答:我一直對台灣史的漫畫創作感興趣,日本時代的研究與畫作還不少,清代則少,一方面是他們薙頭留辮的髮型很不討喜,另一方面則是多數都是民變事件,就像清朝福建巡撫徐宗幹說的「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很難再有鹿耳門戰役的史詩場面。

未來,我還是想聚焦在十七世紀的鄭氏家族與台灣歷史的互動,未來的作品都會先冠上年代,再註記歷史人物或事件,這種手法就不至於被傳統續集型式給綑綁限制了。

構想中有《1624》、《1633》和《1683》三個時間座標,分別描述顏思齊與李旦、鄭芝龍在金門對上第四代福爾摩沙長官的金門料羅灣戰役,以及施琅攻台的3段故事。只是第一本已經耗費太多心力,交稿出書至今1年半來,都還在思考如何突破。

紅盒子:再會吧掌中戲

究竟是誰?無法查考。既是信仰,相信,比較重要。然而,大環境已非昔日,田都元師如今還能如何護祐子弟?

答:我以前拍的《拔一條河》紀錄片,描述八八風災重創高雄甲仙家園,居民透過拔河找回信心,透過相互慰問找到再生能量,就是想告訴觀眾,風雨再大,一切仍「有希望」。但《紅盒子》整整拍了10年,愈拍愈厭世,關於傳統布袋戲的式微,有一種無力回天的感歎,如果世間真有「命運」這件事,我真想告訴它:「好吧,這次算你贏。」

我用鏡頭記錄陳錫煌大師的職人生涯時,心裡十分焦慮,國家面對布袋戲,似乎只能將它浸泡在福馬林裡,準備將它做成標本供著,或像恐龍的化石一樣,準備送進博物館典藏,我不想責怪政府,因為我也想不出其他有效又實用的搶救方式。

布袋戲曾經風光一時,因為它曾經是庶民生活的娛樂重心之一,隨著娛樂選項多元化後,布袋戲的沒落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試片那天看到一群小朋友竟然開始模仿陳錫煌老師在影片裡操偶的手勢,實在非常開心,因為只要小朋友肯學愛演,掌中戲的香火還會在風中飄盪。 

答:是的,我無法確知這麼珍貴的紅盒子,師父怎麼可能忘了帶?難道是陳師父故意遺失在海外?我相信你看見了徒弟急著找,人人滿頭大汗,唯獨陳師父不急不慌,終究徒弟在旅館中找回了紅盒子,但我也讓大家看見了陳師父的神情,他為什麼是這副表情?當時我沒問,看片後也沒再問他,我只呈現事實,其他就讓大家去想吧。

答:這些都是自然發生的。那天演出結束後,我們送琴師回家,看到老師傅將那面30年不曾再被敲響的鑼又裝回去時,我當下很不舒服,因為這些鑼與二胡的封箱才是「日常」,好不容易才又有一場演出,再請樂師把它拿出來演奏,竟然成了「不正常」的,讓人好生唏噓。那場《巧遇姻緣》的錄影,就是這群藝師們的最後一搏,因為拍攝迄今,已經有兩位藝師辭世了,生離死別,人生難再,一位參與的樂師就說過:「好佳在,那回有把大家都找來!」

文化部長鄭麗君看過試片後,問我為什麼想拍這部片,我回答說:「我想用最華麗的方式,跟傳統布袋戲說再見。」「說再見」,不一定得要悲戚愁苦,或許就能像一場絢爛的花火,這場15分鐘的《巧遇姻緣》折子戲就是場獻給布袋戲的花火,不過,觀眾看過《巧遇姻緣》的絕妙身段後,反應都很熱烈,有人慶幸及時得見最後花火,有人則摩拳擦掌,也想學習掌中乾坤,風雨飄搖中,也許我們可以跟傳統布袋戲從再難相見的「再見」,改成後會有期的「再會」。

答:南迴公路118公里,卻沒有任何一間醫院,當地人都說如果出事,不管往北或是往南送都要一個小時的車程,都是在比命比較長?還是路比較長?一聽見這故事,我就有拿起攝影機拍攝南迴醫院紀錄片的衝動。

我先去詢問南迴基金會,他們原本建議我去找多年來一直在鼓吹南迴醫院的徐超斌醫師,但我認為坊間已經很多徐醫師的訪問,如果他的呼籲有用的話,想必政府早就採取動作,所以請他們提供其他人選。其中一個修墳師傅引起我的好奇,一問之下才知道這位修墳師傅福壽伯修的墳墓,很多都是給來不及送到醫院搶救的南迴公路病患,福壽伯修墳多年,也從沒想過竟然有一天會替才40歲的兒子修墳,兒子才剛拒絕北漂,想要回鄉工作,竟然就遇上了車禍往生。

談到南迴醫院,福壽伯似乎已「哀莫大於心死」,對醫院是否成立沒有任何期待,甚至他對過世兒子的喊話是要兒子過奈何橋時要看清楚,下輩子不要在這出生,他對人生所有企盼居然是擺在死亡之後,這是多大的悲哀與絕望,這段9分鐘的影片發布後引起很大的回響,甚至政府也積極動了起來。

我做每部影片時都會有個期待,希望透過影片為社會帶來或大或小的改變,雖然那改變可能很微弱,甚至有時片裡被記錄的人物往完全相反的方向走,但我仍期待可以為社會帶來一點改變。

紅盒子:再會了布袋戲

電視布袋戲,收視依舊不墜,傳統掌中戲,幾乎已經走入黃昏。紀錄片導演楊力州最近將他拍了十年的影像剪輯成了《紅盒子》,拍下了87歲的布袋戲國寶演師陳錫煌細膩的指掌乾坤,也記錄了不能與父親同姓的長子,在父親的巨大陰影下,究竟要怎麼面對自己的人生?

陳錫煌的祖父姓許,因為入贅,所以長子許天祿從母姓,就是日後的國寶大師李天祿;李天祿同樣也因為招贅進了陳家,所以長子不姓李,只能姓陳。因此,日後傳承父親創辦的亦宛然掌中劇團的,不是長子陳錫煌,而是次子李傳燦。盡得父親絕學的陳錫煌要怎麼面對父親及弟弟?這一家人的戲夢人生,全在《紅盒子》中宛轉吟唱。

答:會想拍陳錫煌的紀錄片,當然是被他的精湛技藝給迷住了,我是看著卡通與布袋戲長大的電視世代,如今做了爸爸,不時還是會陪著小孩看卡通,傳統布袋戲卻已經幾乎消失在大眾的生活裡,我開始思索為什麼傳統布袋戲會「消失」?十多年前第一次看到大師陳錫煌表演掌中戲時,簡直就是目瞪口呆,沒想到這個大男人有這麼靈巧的手,可以在那麼小的舞台空間中,就靠著幾根手指,幻化出動人戲碼,便著手籌畫,10年來,先完成了日本人最著迷的掌中戲曲藝版的《紅盒子》,但在拍攝期間,我也觀察到他們複雜的父子關係,更耐人咀嚼,換了好幾個製片後,片子終於完成。

《紅盒子》有雙核心,除了父子關係,就是布袋戲的精華樣貌,所以片尾收錄陳錫煌大師示範《巧遇姻緣》整整15分鐘的片段。我採用的視角,則是平常觀看布袋戲台的正面視角,但有朋友直言建議,我應該將那15分鐘的片尾剪掉,應該要把整部片的重心放在陳錫煌和他父親李天祿之間的愛恨情仇之上,否則《紅盒子》會是我有史以來票房最差的一部片。

當時,我感到腦袋一陣暈眩,我不知道到底是這世界出了問題,還是我有問題,但我非常堅持要全數保留,唯有如此,大家才能在掌中戲幾乎已經花果飄零的今天,還有機會看到這段最原汁原味的折子戲,找回當初我們最接近布袋戲的觀看經驗。後來,有位大學生看過試片後,滿心不捨地對我說:「我還來不及認識布袋戲,就得要跟它說再見。」這句話,差點讓我淚腺潰堤,我知道自己的堅持是對的,如果大家對於布袋戲有著一點不捨,布袋戲的明天就還有一線生機。

答:拍攝初期,我沒想過要去記錄師傅的手,看到精緻的戲偶,很自然拍攝時就是拍師傅手套著偶的樣子。想到拍手其實是因為陳師傅有甲狀腺病變,手開始會不自覺顫抖,「手抖」對操偶師來說是很要命的傷害,所以就想趁師傅身體好轉時,趕緊拍下師傅的絕活。

另外,師傅在教導弟子時,有一款特別打造的戲偶,偶身上的戲服是用透明紗線織就,弟子透過特製的透明紗,可以清楚學會指掌動作,我那時很驚訝,沒想到師傅這麼不藏私,因為傳統曲藝裡有太多師傅會「留一手」,我也相信百年前學徒學布袋戲,絕對不會有師傅拿著透明的偶來仔細指導,只能跟在身旁偷偷看、偷偷學,揣摩著師傅的手指要如何舞動,才做出戲偶栩栩如生的步行、武打等動作。

不過,我請師傅將偶拿掉,只拍他的手掌和手指時,師傅很不習慣,驚訝地問:「戲偶真的不用上去嗎?」因為在他過去八十年的經驗裡,多數人只對戲偶有興趣,沒人會對藝師的裸手感覺好奇。我解釋用意後,師傅也接受,甚至希望我們多拍一點,還嚷著說要拍要快,因為隨著藝師凋零,再俐落的絕活也將煙消雲散了。有趣的是,師傅每回看片時,看見自己的裸手動作時,也會將手放在腿上跟著比劃。

我們之後除了推出《紅盒子》影片,還逐一記錄陳師傅如何用指掌表現女子婀娜多姿的走路、書生寫字蓋印、打鬥、甩棍,甚至木偶還能轉盤子表演雜耍等,日本NHK一度有意統統買斷這些影片,但我不願意,我未來要把這些影片放在網路上,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布袋戲的技藝,我很明白《紅盒子》在10月底上映後,頂多到明年也不會有人再來關心布袋戲傳承等議題,但我知道留下陳錫煌老師操偶的影像是非常重要的歷史紀錄與資料,日後還會出版詳細操偶動作拆解的手繪本,就是希望為保存傳統文化多盡一分心。

答:私底下,陳錫煌偶爾會跟我聊起父親的事,但攝影機一打開後,陳錫煌就閉口不言了,大約是片子拍到第7年的時候,我將之前拍好的影片剪輯了一大段,想請陳錫煌觀看後發表一下他對父親的想法,不料,只要問到父親,還是一句都沒說,我真的沒招了,只好跟師傅說:「您是否能夠假裝鏡頭是您的父親李天祿,試著跟父親說幾句話?」師傅沉默30秒,的是,那個30秒真的很長,我無法想像,你心裡有過多少千迴百轉,然後他才徐徐道出:「爸爸你是個好人,大家都說你很好。」等了7年,我只等到這麼一句,師傅更直白地告訴我,他真的不知道要跟爸爸說什麼。

我轉問他是否有什麼話想跟自己的兒子說,他也說不知道該談什麼,已經挫敗洩氣的我只好再問,是否有什麼話要跟戲神田都元帥說?這時候陳錫煌竟然一改寡言,劈里啪啦說了一大堆(楊力州此時用了網路青年愛用的術語:以下省略四千字)。

坦白說,那一刻我是很焦慮的,我責問自己難道等了7年,其實是等師傅在鏡頭前數落父親,嫌父親照料不多嗎?我難道是在期待重鹹口味的答案嗎?這是我要的嗎?但在師傅身上卻可以看到他複製父親的模式,父子彼此間無話可說也是一種答案,或許,沒有答案就是答案。

至於用上三太子李哪吒的典故,這來自當初我在找陳錫煌父親李天祿的影像時,直覺反應就是從侯孝賢導演的電影裡去找,從《戀戀風塵》到《戲夢人生》等,更微妙的是,即使陳錫煌師傅也非常有名了,但年過八旬的他每回演出時,旁人還是常用「歡迎李天祿的兒子」來介紹他,我在拍這部戲時,人家問我內容拍什麼?我也直接回應說:「我在拍布袋戲師傅,他是李天祿的兒子。」但不該是如此,他是有名有姓的國寶藝師,他的名字叫陳錫煌,不應被人簡化成「李天祿的兒子」,不應一輩子都在父親的陰影下。

面對他們的父子關係,我想來想去,還是想借用哪吒的故事,哪吒將骨肉割還給父母,陳錫煌在李天祿過世後,即使已經高齡79歲了,他也不想和弟弟爭搶「亦宛然」的香火,而是另行創立「陳錫煌傳統掌中劇團」,他在布袋戲傳承上,做得很像是三太子做的「剔骨還父」之事,他沒將「亦宛然」當成自己的血肉,而是選擇「當自己」。

答:拍片時,我開始思考我跟父親的關係,還有我和兒子的關係。幾年前有機會拍攝金馬獎得主的相關影片,我也會順便請這些影人談談和父親的關係,我印象很深的首先是小野,他形容和父親的關係是兩人被手銬銬住,兩人都不能往下沉淪,否則全家就會跟著跌進泥淖,小野還說是直到48歲時,他和父親的手銬才終於解開。

另一個則是李安,他談到那時他憑《臥虎藏龍》拿到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他帶著小金人回家鄉要和家人分享,老家頓時被記者和SNG車給團團圍了好幾個小時,等到人散後,李安的父親李昇很認真地看著他說:「你都拿到奧斯卡了,要不要認真找一份工作做?」其他人聽到李安父親這麼說,也許會覺得太好笑了,怎麼會這樣想!但李安訴說這段往事時,心情是很激動的,連眼眶都泛紅,後來李昇過世,後輩遵照遺囑將父親骨灰撒到大海,李安說,他看著父親骨灰溶到海裡時,他覺得和父親的關係從此「乾淨了」。人生在世,父子一場,約莫也就是追求這種「乾淨」,這段深深激盪了我,所以我選擇在片尾時,李天祿的喪禮畫面交叉著陳錫煌手掌影像時,我背景放的是海浪聲,就是很秘密的手痕。

「二十四孝」中有一則〈郭巨埋兒〉,這位郭巨為了養活母親,竟然決定將親生兒子活埋,他的行為甚至成為帝王欽點的孝子典範,我覺得好可怕,為什麼孝道要用殺死下一代來展現呢?我們長久以來對於「孝」的宣傳,是否已進入血液裡,不自覺成為集體的潛意識?當拍片進行到後面,大家說話都愈來愈坦白,連心裡的不安都願意坦白道出,整部紀錄片要說的,陳錫煌終其一生努力在當自己,但他也不自覺在壓抑大徒弟,我想大徒弟何嘗也不是想要努力當自己,我確實是想透過這種對話,來呈現父子間的矛盾。

陳世川:讓海報唱歌2

《刺客聶隱娘》商業考量 藝術折腰

藝術電影的海報理應凸顯作品意境,卻經常在商業行銷的考量下,被迫採保守策略,強調大大的明星臉,原本的藝術魅力卻就此打了折扣。

一位設計者,能有多少原創性?陳世川的回答很坦白:「很少,設計這件事情更偏向服務,因為海報要溝通的觀眾很廣,不能太極端,風格相對單一。遇上合約規範時,再大牌的設計師也只能收起鋒芒。」

侯孝賢執導的《刺客聶隱娘》,在國際行銷時,曾請林小乙設計出一款水墨意象的前導海報,舒淇背對鏡頭往黝黑森林走去,意境非凡,但是台灣發行商認為這款海報太過前衛,擔心沒有明星無法吸引觀眾上門,於是另找陳世川改款,並且要求海報必須同時出現舒淇與張震。

「其實,林小乙的版本最能傳達《刺》的意境,發行商的改款要求,讓我很困惑,會來看侯孝賢作品的觀眾,原本就不是為了追星而來。」發行商如此堅持,陳世川也只能硬將張震「塞」進海報裡,「我只能說,他們想像中的觀眾有時是5年或10年前的觀眾,而不是『未來』的觀眾。」

《破風》肌肉書法 氣魄逼人

要設計師選出最愛,就像要問媽媽究竟最愛哪個孩子,然而,陳世川念念難忘的卻是《破風》的前導海報。

為什麼?「因為那張海報沒有彭于晏的臉,只看見他的腿。但是肌肉線條和片名書法全都充滿了勁力。」

通常,在電影尚未上映前,會先有一版概念型的「前導海報」,專攻影展或國際賣埠,上映前,則會因應行銷策略推出各種設計,如去年張艾嘉的電影《相愛相親》便有春夏秋冬四款不同海報,「我曾為香港導演林超賢的《破風》海報打造出10幾款不同的設計,都要強調明星的帥氣帥臉。」陳世川說:「這張前導海報裡只看到彭于晏的半邊背影,矯健的身姿說出車隊裡擔任破風者無懼的氣魄,對於設計者來說,前導、影展、國際版海報能夠放進更多創意,正式版海報操作則相對保守,畢竟業主會希望能夠『複製』過去的成功前例。」

《行者》寂靜空靈 減法魅力

有的海報崇拜加法,塞滿了各種符號,有的海報則採用減法,簡單一個人一顆石頭,就讓人流連忘返。

陳世川指出,商業片的海報要求一眼就能傳達出完整的訊息,「複製前人的成功手法,最保險。」但是重複別人早就做過的設計,很難引發討論與關切,「《行者》海報要凸顯無垢舞蹈劇場總監林麗珍的舞藝人生,看完電影後就決定用『空』為設計概念。」陳世川說,當初《行者》拍下了很多舞者在舞台或在森林裡練舞的舞姿,背景不是黑暗深邃,就是婆娑綠意,但他看到的卻是林麗珍舞蹈帶來的寂靜空靈,「我希望透過『空』視覺概念的傳遞,讓人們細細品味視覺背後的哲思。」

《行者》的白,深淺有別,臉上的白粉,身上的白光和背景的白幕,在黑髮、黑裙和那顆小黑石的搭配下,散發出以小搏大,以簡馭繁的火候。

陳世川:讓海報會唱歌

一張好的海報,得讓人初看驚豔,再看回味,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得勾起觀者的好奇心,一探這張海報究竟在葫蘆裡賣了什麼藥!

近年來賣座,或者帶動話題的國片《看見台灣》、《我的少女時代》、《角頭二》和《刺客聶隱娘》的海報,都出自陳世川之手,然而,促成這次採訪的卻是今年華文朗讀節的視覺意象,10月4日才要開幕的活動,已經因為這張洋溢著風動與心動力量的海報,燃起了熊熊烈火。

自稱「平面設計師」的陳世川,堅持「海報設計應該就讓海報自己說話,設計師不應多講話」,但是每張海報都有創作傳奇,我們好奇,於是我們追問著這些海報的背後故事。

今年華文朗讀節的主題是「書業革命」,「總策畫張鐵志和企畫統籌蔡瑞珊找上我時,」陳世川透露︰「除了希望我能延續《騷人》的設計風格,並且要從1968年,法國學生帶頭抗爭革命的5月風暴延伸,50年前,抗爭者拿石頭上街,朗讀節的海報中,我改成青年帶著書本上街。」

有了革命意象,陳世川找了一群素人朋友在台北巷弄裡奔跑,再由攝影師陳又維拍下人物影像,經過後製,這群為理想與信仰而跑的青年男女,臉上和心上都有風,氣韻動人,把法國的5月風暴橫移到了台北街頭。

「法國太遙遠!太陽花又太熟悉。」真正撼動陳世川的創意來自原住民歌手巴奈在總統府凱道前的抗爭,凸顯當代青年追求理想的革命熱血,「創作要有動力,動力來自熱情,接下來的則是追求價值。」魯凱族的陳世川說每當凝視這張海報時,「我就想到巴奈,以及原住民不管時代如何變化,依舊為了尊嚴而抗爭的初心。」

我的海報設計真正被人看見,甚至能在業界取得一席之地,主要來自2012年為陳映蓉執導的《騷人》海報。」陳世川說。

「傳統上,電影海報的片名字級一定最大,要讓大家一眼就看見,然而《騷人》顛覆了這個定型思考。」陳世川將「能搞革命,我很快樂」8個大字,抹上豔紅,然後拉大壓在黑白色的劇照上,「《騷人》裡有句對白:『既走不進時代,又退不出江湖。』散發濃濃的厭世風格,我便把這個理念投射在海報設計裡。」

陳世川最感謝導演陳映蓉的大方,甚至鼓勵他放大膽多嘗試,「我才能打破過去的電影海報規則。你沒有辦法想像《騷人》海報引起了多少共鳴,這張海報大約是我得到最多反饋的作品,甚至到現在很多人來找我接案,也是因為它。」

《一席之地》初試啼聲 一鳴驚人

雖然是美術科班出身,陳世川寄情最深的卻是音樂,曾和阿美族歌手舒米恩合組樂團「艾可菊斯」二人組,因此在陳懷恩執導的《練習曲》驚鴻一瞥亮過相,卻開啟了設計緣。

「雖然只在《練習曲》出現了短短幾秒,但在看到《練習曲》的電影海報後,我手癢了。」陳世川說:「這樣的海報,我也可以做!」於是他開始將樂團的照片設計成恐怖片海報,陪著歌手胡德夫演出時,也會將胡德夫的演出照片,去背、合成變成海報,愈弄愈過癮之後,乾脆弄了部落格上傳自己作品。

2009年夏天,《一席之地》導演樓一安逛到陳世川的部落格,立即邀他來為描述搖滾樂手的電影《一席之地》設計海報,「那時,我還是門外漢,看見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海報用了桃紅色調,就跟著用了,嵌上電影裡不時出現的廟宇法事及紙紮藝品,再搭上高捷和莫子儀的肖像。」

「那時還沒經驗,不懂得做『槍稿(意指襯托主要設計的備用稿件)』,就只做了這麼一張,沒想到一提案就通過。」

桑布伊:黑白雙面 大膽搶眼

沒有人確知唱片的封面設計與唱片銷路關係多密切,一旦走過唱片行,能被海報吸引,進而想聽歌,設計就成功了。然而,金曲歌手桑布伊的黑白兩款設計,卻不是一般人敢玩的手法。

替桑布伊設計第一張專輯《dalan》時,「因為桑布伊是卑南族,卑南族獵人打獵時都必須『偽裝』,和環境融為一體,所以專輯封面不只桑布伊整張臉塗黑,專輯也是以黑色為主。」陳世川強調:「但是掛在他的頸部,以及手上的卑南族飾品卻格外清楚亮麗,因為如此一來才更能凸顯桑布伊的卑南族身分。」

第一張專輯的色調是黑,第二張《Yaangad》卻用上了白色,封面吸睛,唱片則贏得去年金曲獎最佳年度專輯獎。

「認識創作者,你就會有源源不絕的靈感。」在陳世川的認知中,「桑布伊其實像個老人,他嫻熟母語,看事情的角度,關心的議題,都像極了部落的耆老,但是歌聲又是那麼雄渾開闊。桑布伊很愛拍樹木的照片,但他取景的視角非常另類,一般人拍樹,會想把整棵樹都拍進去,他卻愛站在樹的正下方往上拍,就像他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做人得像泥土一樣』,於是我從這句話找到了再創作的靈光。」

最初,唱片公司只想到要在內頁附上桑布伊的油畫創作,有了泥土意象後,陳世川先讓桑布伊露出大家未曾看過的素淨白臉,再讓他的身體髮膚化身泥土,有莖幹纏繞其身,有枝枒蓬勃其上,專輯內頁則將桑布伊尚未完成的樹木油畫去掉大黃背景,改為黑白線稿,讓專輯的調性更統一。

盧廣仲:破蛋冰山 很無厘頭

確知目標觀眾是誰?海報設計相對就容易得多,創造共鳴,投觀眾所好,也是創意。

「海報要能畫龍點睛,關鍵在於你是否捉準了神髓。」陳世川將設計比喻成說故事,故事是否說得好,全看你的觀察有多深入。

他為盧廣仲首次登上台北小巨蛋演唱會所設計的海報,五色繽紛,充斥各種符號,「我的出發點很簡單,盧廣仲的特質有點是天馬行空的無厘頭,喜愛他的歌迷,特質也跟歌手差不多,人既然無厘頭,海報為什麼不能無厘頭?」

陳世川補充:「盧是創作歌手,一路從女巫店等的Live House唱到小巨蛋,我當初設計隱喻盧廣仲的創作人生就像是一座冰山,他已經完成的精采事件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小部分,未來還有更多可能。」

奇蹟的女兒:綠葉搶鏡 尬贏紅花

業者往往會在合約上註明海報要看見主角,要看見片名。業主願意讓配角取代主角,關鍵就在意境與魅力。

改編自楊青矗作品的電視劇《奇蹟的女兒》,描寫台灣經濟起飛初期的女工遭遇,「一開始,我遵照傳統,以女主角溫貞菱畫出多款主視覺的設計。」陳世川手上另外有一款飾演領班的女配角連俞涵在縫紉機前工作的劇照,焦點在針頭,連俞涵的臉甚至有點失焦,「這張其實只是我做為『槍稿』的作品,只是想要拿來襯托紅花的綠葉而已,隨手就拿現成的劇照套用設計,沒想到竟中選。」

關鍵在於導演鄭文堂,他一看到這款連俞涵海報就有來電的感覺,小說與戲劇的意境都點到了,主視覺是不是主角就不那麼重要了。

「槍稿最後竟然能成為先發,我只能用驚喜來形容。」無心插柳卻成蔭,對任何一位設計師而言,都有一種找不出形容詞的感嘆。

簡士耕:用恐怖破詛咒

採訪◎記者藍祖蔚 整理◎記者楊媛婷 攝影◎記者黃耀徵

答:去年接到邀約時,我正在忙著創作《紅衣小女孩3》及《返校》的劇本,但一看到「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書名,我知道典故來自紀伯倫的《先知》一書中有關「兒童」的章節,心中有根弦被撥動了,於是告訴自己,再忙也要來寫《貓的孩子》。

吳曉樂的原著偏向報導文學,講述一個男學生,爸爸不但對媽媽施暴,甚至將教育小孩的事全部都丟給媽媽,從小只要成績不好就會被媽媽嚴厲體罰,有天媽媽撿到一窩貓,疼愛有加,男孩看到媽媽愛護這窩仔貓,卻用棍棒逼他念書,原著故事只兩相對照到這裡,我改編的做法是延伸原著沒有提到的部份:小孩不是只看著貓發呆,而是用殺貓來找出口。

《貓的孩子》的重點在台灣教育體制讓家長都失去了人性,我決定用恐怖片的架構來說出台灣教育體制裡的詛咒,概念近似以黑馬姿態入圍奧斯卡獎的《逃出絕命鎮》,導演用恐怖片類型帶出隱藏在社會底層的黑白種族問題,膚色對於黑人而言,可能就是一種詛咒,台灣人面對升學競爭,家族成員不斷地相互比較,毋寧也像是一種對孩子的「詛咒」,我相信很多台灣人想起升學往事都有類似經驗。改編《貓的孩子》時,我就放大這種概念,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現實環境裡,無法宣洩壓力的孩子,只能把悶氣發洩在更無力抵抗的貓身上,用最暴力血腥的方式來詮釋教育體制下的壓迫與輪迴效應。

答:我得強調,我不敢對現實人生中那些殺貓者是否家庭有出了問題來下斷論,對我來說,「貓」有著神性與靈性,但卻又是軟弱的,如同村上春樹小說《海邊的卡夫卡》裡對貓咪的象徵隱喻一樣。在《貓的孩子》裡,我將貓當成神的象徵,貓被人殺了,是一種犧牲,卻也完成了救贖,就如同耶穌基督為人類而死。_LMT9721.jpg

不過,新聞確實會提供我靈感,之前看到高材生殺貓的新聞報導時,第一個感想就是不管動機為何,凶手肯定會遭到各界譴責,甚至霸凌,一則爭議新聞通常蘊含社會的壓力與焦慮,甚至引發大眾的窺視欲念,我會把觸動我的新聞報導先收著,放在心裡,等到真的要用時,這些資訊便很自然浮現。

另外,恐怖未必是壞事。恐怖也很能發揮警世效應,就像在廟宇常看到的地獄圖,所有的酷刑都是極端暴力,宗教家透過這麼恐怖的方式,講述作惡人間會嘗到的後果,就能達到教化人心的目的。

答:《貓的孩子》中,孩子怎麼表白,怎麼溝通,大人都聽不進去,只能選擇毀滅自己,然而除了毀滅以外,人生應該還有其他選項,所以最後避開了用最簡單的自殺方式來控訴家庭或者升學體制。

我的戲不管過程有多驚悚,一向喜歡結局能帶著希望,《紅衣小女孩》和《貓的孩子》都是如此。我比較不愛不做清楚交代的開放式結局,編劇有必要告訴觀眾故事究竟怎麼回事,未來會什麼走向。

答:除了新聞事件外,得空時我也會大量閱讀,不過最為重要的還是觀察身邊的人。剛入行時,我努力去觀察別人,例如《初戀風暴》中要揣摩歐巴桑的心態,於是就在咖啡廳「偷聽」歐巴桑聊天,後來也會跟蹤她,看到她結帳後先走到賣場買一打常溫的啤酒回家,一轉身卻到便利店買一罐冰涼的啤酒當場飲下,這樣的行為還真有趣,我還真是無法憑空想像描繪出來的。

不過,最後我發現要了解歐巴桑,其實只要問我媽就好,與其觀察路人,不如觀察及梳理自己最親近的人的習性。多觀察其他人,屬於一種橫向的擴散,但從自己熟悉的社交網絡往下挖,就會挖出更深也更真實的情貌了,所以我的作品裡都會有親友的身影存在。

這麼做的好處就在於挖出了一種私密性,發生在我身邊的故事,我最有資格來詮釋,而且能處理得更有同理心,同時我換用妻子、朋友、兄弟的視角來解讀後,就更能理解為什麼人會做出彼此傷害的行為。寫作因此可以帶來療癒感,創作就會更有熱忱,作品才會更有感染力。

答:三角合作很不錯。從《紅衣小女孩》的第一集開始,就是我跟導演程偉豪、監製曾瀚賢三方合作,《紅衣2》則是我跟程偉豪以及另一個編劇楊宛儒。三人合作的優點是三人的聚焦點各不相同,編劇、導演、監製各自有不同的考慮面向,編劇求故事完整周延,導演要考慮執行可能,監製則多了觀眾(看不看得懂)的思考,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就是一種腦力激盪,對於角色發展的合理性,以及到底安排的段落是否吸引人,都有更客觀的討論對話,這樣的合作模式關鍵在於彼此默契要好,創作卡關時也會坦誠告白,彼此才好提供意見。

目前三角合作已經變成產業的常規通例,遵循這樣的合作模式就容易做出好看的電影,但也因為是合作,難免就也缺少了個人的私密感與手痕印記。《貓的孩子》就完全是我自己摸出來的,就很能反映我的構想。

答:我認為如果在地元素不夠濃烈的話,劇本就不會成功,因為劇作家踏在這塊土地書寫故事時,一定會和土地與人們的焦慮及不安有著共鳴,我的創作都是奠基在這樣的共鳴之上,例如我最初創作《愛的麵包魂》劇本時,透過台灣男孩「糕餅」遇上西洋帥哥布萊德(Bread的英文諧音),不但要來一場土洋麵包大戰,還要比誰有本事能夠追到同一位女孩,劇中穿插出現的三太子和村長廣播等在地元素,就讓很多人很有共鳴。

至於《紅衣小女孩》系列中的嬰靈,來自於當初製片鎖定以高中生為目標的族群,因此針對他們做民調,想要了解他們最怕的鬼怪究竟是什麼?結果,最怕的鬼怪竟然就是嬰靈,高中男女對嬰靈的恐懼,竟然超過所有鬼怪的總合,便決定從嬰靈著手,並融合在地盛傳的紅衣小女孩等靈異元素,再帶進年輕人對買不起房子、結不了婚的集體恐懼,果然一擊就中。

至於《返校》處理的則是更嚴肅的問題:轉型正義。這是台灣非常需要好好去處理的議題,你越是迴避它,不敢去碰觸它,反而會變成詛咒,這也是《返校》透過白色恐怖事件想要表達的核心意念,也因此我期待《返校》上映後,觀眾看完後是能帶著獲得救贖的感覺走出戲院。

答:編劇的角色就是規畫出設計的藍圖,導演則是讓藍圖變成實體建築。我是無法接受劇本最後只變成導演創作時的參考,而非是藍圖。當然,劇本交出去後都是可以再修改的,這些就看彼此的溝通與共識,還有合約是否註明了修改權,更重要的是,編劇是否想再為這個作品繼續貢獻心力,繼續堅持創作時的初心。

我寫過的劇本與最後成品最大不同的是《大尾鱸鰻》,原本這部戲是依照典型落魄黑道老大遭人追殺的三幕劇而寫,也參考了《影武者》、《特工聯盟》的橋段,但因為豬哥亮的氣場幾乎蓋過了整片,尤其豬大哥對電影的想法、想要安排的戲劇橋段等都很堅持,意志堅定到連擔任監製的朱延平導演都得順從,所以劇本是拿到現場,依照豬大哥的意見修改,全片比較像是豬大哥的魅力秀,即使我私心希望可以將豬大哥塞進我的劇本之中,但最後豬大哥僅僅就只「穿了襪子」而已。

答:我原本不是很喜歡做研究,後來看到好萊塢編劇艾倫.索金的作品風格多元,從電視劇《新聞急先鋒》、《白宮風雲》到電影《軍官與魔鬼》、《社群網戰》、《魔球》、《決勝女王》,每個題材都有非常扎實的專業術語與趣味,我就好奇他怎麼有這麼大本事,後來看到艾倫索金的訪談,提到他先是對某個議題感了興趣,才開始不斷去凝視和閱讀,也才展開調查研究。

以台灣現況來說,我們不應期待編劇因為看到現在缺少法律劇,就急著去鑽研法律題材,那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應該是由法律人在經歷了或者看到一則精采的司法故事後,用編劇手法向大家說好這個故事。

劉振祥:留住青春絕美

攝影師劉振祥有兩隻敏感的手,一隻手在新聞火線上,用快門記錄了台灣解嚴前後的社會動盪與歷史傷痛,另外一隻手則捕捉了台灣舞蹈及電影精英的絕美意象。卅年來,他的照片一直是各媒體在回顧歷史時最能畫龍點睛的視覺符號。

答:我在一九八九年曾辦過「工作、創作」攝影展,我從工作中創作,對於眼前不管是表演藝術、新聞或報導攝影,進行影作創作;在拍攝表演藝術時,舞台有燈光、服裝、布景、造型,在每一次的展演中,我必須去發現尋找各種可能的平面視覺語言。

廣告商品會很明確知道想要訴說的理念,藝術表演的理念有時候很難用三言兩語說清楚,很多時候是旁觀的我,透過自己的觀看,找出他們的靈魂,表演時候的流動往往一個剎那就過去了,但照片定格的捕捉,反而可以找到他們沒有注意到或者未曾發現的重點,化成作品的精神,也變成我影像的風格。

答:這樣的例子滿多的,舞蹈作品要變成平面照片,必須調整來符合平面美學的形式, 例如雲門的《關於島嶼》中,有一幕是一大群舞者在地板翻滾,那一幕是混亂的、錯落的,所有人的腳都舉在上面,我將這幕的照片倒過來用,變成所有人都像懸空飄著,腳都在底下,成為這齣舞作的主視覺;這幕在舞作中存在過,但為了拍攝,我更動舞蹈的節奏,讓所有人一起滾動、將腳舉在上面。

曼菲的代表照片應屬《輓歌》那張,《輓歌》是為了紀念六四民運,以柴玲為主角而做的舞,林懷民老師專程從國外趕回台灣,找了曼菲做這個舞作,我被找去他的公寓,拉了黑幕拍下這些照片,當時六四事件還在延燒,服裝已經做好,但舞作還沒完成,我的拍照與取景過程,讓林老師有了更多想法,有些畫面、節奏就反饋到舞作上,讓一些動作找到了位置。

答:能夠這樣還算是滿良性的互動,因為攝影工作激盪出不同的想法,也是因為雲門舞者太棒了,他們每天在訓練,我的要求都可以馬上回饋,達到你要的要求,幾乎沒有什麼做不到的。《輓歌》算是比較早期跟曼菲合作的作品,那時她剛從美國回來辦了一個舞展,找我幫她拍海報,好多人看了都著迷,後來報社中的藝文記者桌上都壓著那張DM,讓我感受到對舞蹈的美是可以被人記憶、喜歡,自己也挺高興的,所以後來就專心從事拍攝表演藝術。

答:曼菲那支舞作是台上擺放著很多人體的模特兒,她的考量會是整個舞台,我的考量則是單一的畫面,因此在拍攝過程中會做一些調整,讓比例和結構會比較好看,在舞台上呈現就不是這樣。

舞台表演因為觀眾的觀賞距離較遠,沒有辦法近距離看到細節,攝影幫觀眾做了延伸,在舞台上久了,知道舞者的呼吸、有很多預備動作是將要發生什麼,通常我定格的不是鏡頭看到的,必須預設,前一秒就啟動快門,眼睛看到再按快門,那已是下一秒的事了。

答:在拍攝的當下,往往沒有這麼深刻的體驗,拍照的時候可以感受到美、呼吸,有很多外在環境必須克服,我必須自己打光、準確地對焦在舞者臉上,有時候快門會按到忘我,譬如說拍曼菲時用底片相機,對焦我必須預測,動作跳到哪裡時她會跳進我的焦距,拍攝時沒辦法想將來會變成怎樣,或拍下什麼東西,只是盡可能地讓在我眼前發生的事情,可以比較精準地形塑出來。

回顧起來滿慶幸我技術還不錯,才能留下那些照片,用現在的自動相機應該是不難,不必考慮太多技術,專注在動作上,就可以拍下那樣的瞬間,現在數位相機記憶卡夠大,可以拍到手指抽筋。以前底片很貴,所以會很珍惜、很精準地去記錄,以前小底片三十六張就要換,大底片十二張一卷,拍完就要重新再來、再跳,或許那時有這個過程可以喘息,再一次面對你、跳了十二次再來,而產生不同節奏。

數位跟底片的差異,其實是心態上的問題,用數位拍能更精準更集中,用底片拍則另外多了換底片過程中的互動,兩者其實沒什麼好壞;如果曼菲還在,這些照片可以重拍,可能又是完全不同的狀態,時空背景不一樣,結果就不同了。

答:我工作室有一張照片,是雲門表演《夢土》的後台,一九九五年拍的,那時候已經拍雲門很長一段時間,《夢土》時造型很多種,有傳統京劇、像木乃伊的、現代舞,台上還有孔雀,我那時候在化妝室跟舞台中間的通道拉了白布,打了兩盞燈,舞者上台前、下台後各拍一張,這並不是表演,而是真實生活的寫照,他們每場演出都是經歷這樣的準備、上台、展現舞作、回到後台、卸妝、回到自己,我很好奇他們的心情變化。

我拍下的這張可以感受到她將要上台的心情,對於表演是很有自信的,會把她美麗的身影在舞台上綻放出來,回來後又是另一個狀況,滿身大汗、站不穩的那時候也拍,我有拍了一個系列,這個就是特權,沒人敢跟林懷民老師提,他可能也不會答應,我也忘了我有沒有跟他講,哈!

答:我當初跟侯孝賢或楊德昌合作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一天他們會變成大人物。我跟陳懷恩是攝影上互相切磋的好兄弟,那時候懷恩想要去學電影攝影,去當《戀戀風塵》攝影師李屏賓的攝影助理,就介紹我去拍劇照,那時候我也只是滿腔熱血想拍照,也不知道拍劇照是怎麼回事,就跟他們上山下海去勘景。

我還兼駕駛,那個年代劇照師最閒、可有可無,愛拍就拍、不拍就幫忙,由於之前有很多報導攝影的經驗,就用旁觀者的角度看,剛好劇情的年代跟八○年代並沒有太大的落差,九份也還保持吳念真導演小時候的原貌,把當下時空背景跟居民一起入鏡,也不會有太大衝突。

去拍之前,無法想像我要呈現什麼樣的風格,《戀戀風塵》中王晶文、辛樹芬走鐵軌那張海報的角度是我自己找到的,當時攝影機體積很大,又有慣用視角,是一個眼平觀景的狀態,手拿小相機的我反而就多了不同的觀看角度,吳念真後來告訴我,我的劇照幫他們開創了新的視覺,沒想到這些劇照三十年來還不斷被引用。

答:一張張切割是楊德昌的意思,執行的時候就跟他討論,最大張的相紙也沒辦法達到他要的尺寸,就決定用單張來拼,風吹還會飄起來。

當時用了八十張八乘十吋的照片,拼成一張大的相紙,要洗之前每張先編號,排列在地上、再用放大機投影,成了王安回頭那張照片。電影中牆上那些照片也都是我拍的,因為角色是攝影師,我就當他的槍手。

那時候在民生東路拍王安跳窗逃亡那幕,找來幾個刑警,楊導現場指揮調度,現場也沒有照相機,他們演戲我就拍,做為日後電影中那位攝影師的作品,我的角度不是介入者,都是長鏡頭遠遠的調,楊導也是等照片洗出來才知道效果是什麼,那時候我不知道我還兼任了美術的工作呢,哈。

答:鍾導年輕時曾有來報社應徵攝影,我那時候沒想用外人,沒有理他,後來他有天在拍廣告片,那個案子剛好要我拍劇照,許舜英在片場介紹我們認識,鍾導就說:「他我認識,他拍劇照可以,別人拍不行!」而我根本還不認識他是誰!

後來在廣告上我們多次合作,他喜歡我的鏡位,或是一張靜照,用攝影手法去做剪輯。還有一次借了三台攝影機,一台就給我在片場裡面拍,他那時候已經是很有名的廣告片導演,拍什麼都OK,有辦法說服客戶,現場就各種拍法,很好玩。

答:跟鍾孟宏的電影沒什麼東西是包袱,他的幾部戲我都用不同拍攝手法來呈現,他在現場有時候也會說,你能不能借我看你拍什麼,拍完我也不急著交照片,他也不急著看,就來自於一個信任,他知道我會交出一套我對於整部戲的看法。

鍾導最意外的一張劇照是我拍和尚的背面,他看到時嚇一跳,說我在現場拍一整天,為什麼只有你拍到這張照片?在掌鏡時他也不斷在找尋畫面,攝影機在他自己手裡時是非常靈活的,那時候他千想萬想,就是沒有抓到這個畫面,有點懊惱。

拍電影非常磨人,打燈的過程、演員情緒醞釀的過程,都得不斷等待,但這個等待卻是我拍照最好的時候,可以觀察更細微,提出一套與電影完全不一樣的論述。

有趣的是最近兩年台北電影節的節目單,分別選了我拍的《大佛普拉斯》和《小美》劇照來做視覺,我不曉得為什麼他們剛好選了這張燈光師在工作的照片,可能台北電影節想向工作人員致敬,自己現場記錄的作品能以不同方式再生,怎麼想都開心。

劉振祥:快門下的風雷

答:對,一點沒錯,確實就是這種感覺。攝影最迷人的就是除了當下的環境或人物,若干年後回望時,很多記憶與聯想就會回來,影像是一個溝通的橋樑,我長期在替表演藝術與電影拍攝演出與劇照時就有這種感受,因為一張劇照就是一部電影裡的連結,能讓你想起某一段情節或者對白與事件,新聞照片也是如此,近幾年一些團體籌辦解嚴卅週年,或者二二八七十週年等活動時,照片就最能讓人勾起當時情懷,或者是讓對那個年代沒什麼印象的人,透過照片補回歷史記憶。

那樣的相遇,就是久別重逢,曾經經歷過的人,他整個的心思與想法,就會在腦海裡再跑過一遍。因為很多人都相信「眼見為憑」,照片至少有一個影像清楚在那兒,容易讓人覺得那一切都是真的。

答:那張照片透露著在九○年初台灣的時空情貌,那時,解除戒嚴已經四、五年了,民眾對改革遲緩有些不滿與渴望,加上獨台會案爆發,引爆民眾上街抗爭,台北火車站前的忠孝東路被佔領大約一星期,很多人來聲援,警方也不敢大動作驅散,才會有那個小男孩出現在忠孝東路的大馬路上,他的穿著與裝扮就很包含了很多訊息,頭上綁的布條是「總統直選」,手上拿的則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小旗,那張清純臉蛋上的笑容,確實很吸睛,只是抗爭現場來來回回的人太多了,忙著按快門的我,來不及去了解被攝者的個資,二十多年過去了,除非小男孩或他爸看見再來找我,否則遊行過後,我們就斷線了。

答:在解除戒嚴之前、一九八六年和侯孝賢導演合作《戀戀風塵》,殺青酒都沒喝,就進入時報新聞周刊工作,一上線就全台到處跑,那時候沒有所謂的民進黨,可是感受到社會有一股蓄勢待發的力量,到處都有充滿不同聲音的活動,就被派到各個不同地方去拍,不只是旁觀,而是面對面站在第一線,被群眾、盾牌擠著到處衝撞。

很慶幸在那個年代從事新聞工作,原來我是學畫的,因為遇見謝春德老師帶我跟他一起工作,才會用照相機來描繪時事;如果我去做了別的工作,無法到場目擊,這些影像就不會被留下來,沒有辦法用自己的視角看到事件發展。

答:因為無知反而大膽,覺得這是對的事情,當時對於體制的衝撞是看到有些成績,才會前仆後繼的去衝,不然像北京六四事件那樣鎮壓,馬上就被切斷,國民黨當時沒有執行這麼大的動作,不敢明目張膽,要嫁禍又容易被捉包,漸漸地越來越開放,因此並沒有那麼懼怕。

當然很多舊勢力還在公部門裡頭,我所屬的媒體也有很多他們安插的人,也會來訊息說要收斂、要節制,但我們根本不理,因為知道時代已經不一樣,要走向民主道路,威權的年代就要讓它走入歷史。

答:鄭南榕事件時我是新聞記者,每天也只能在外圍守著,不知道警方什麼時候要攻堅,每天排班去守,後來我暫離媒體圈,卻發生了他自焚殉道事件,於是我自動參與了告別送行的行列,雖然不是記者了,相機還是帶在身邊,結果就看到了詹益樺自焚。

拒馬後面第一排就是鎮暴水箱車,群眾大喊「趕快噴水,有人自焚」,但他們一開始還不敢噴,因為長官沒有批准,大家情緒上就很激動,就覺得怎麼會有人這麼勇敢,為了理念,寧願自焚來表達訴求,那幕讓我心情久久難以平復。

答:那時候我拍得並不好,沒有任何構圖,沒有辦法很冷眼地去看事件發生,就是無意識地按快門,按到相機不能按為止,那時候因為噴水導致相機壞掉,所以拍到的也不多。

因為當時不是線上記者了,照片拍了我也沒有沖洗出來,就讓它一直留在底片裡頭,直到前幾年鄭南榕基金會要我們整理一下,才第一次看到照片,回憶起那時徒步走到總統府,自焚時的火、那種溫度,現場的感覺還是歷歷在目。


社會運動的照片很多人都拍過,我發現自己的照片就是有一種劇場感,我從一九八七年跟雲門合作開始,也跟劇場界合作,很多劇場人也常聲援各種社會運動,尤其五二○農民運動時;社會運動除了衝撞體制之外,目的是讓一般民眾也都知道,並展現出理性,所以他們用各種手法讓媒體聚焦、報導。

答:在鄭南榕基金會開辦「查某人ê二二八」攝影展,主軸就是想透過二二八遺族的女性群像,站在女人的立場,訴說那段心酸的悲苦故事,雖然事件已經過了七十一年,但是很多真相還是混沌一片。以前開畫展或攝影展最怕反光,但是這次我刻意用反光的手法,以鋼質裱框,結合透光薄片,讓觀賞者可以從不同角度、光影,看到女性在那個幽暗年代中的哀愁,透過反光,觀眾也可以看見自己的臉,一方面體會當年女性的受難情懷,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如果在那個年代,自己的際遇又會與當事人有多大落差。

答:化石的概念也是解讀攝影藝術的重要譬喻。過去,我們在回顧歷史的時候,多數只有文字敘述,唯獨少了影像佐證。二戰後不管美國、日本、德國等,都留下很多影像,勝利者可以驕傲詮釋歷史,敗的人就算沒轍,也能從影像中去找尋蛛絲馬跡,照片中包含的場景或服裝都可以呈現那個年代的訊息,從圖片裡可去解讀;有些名人我們已習慣他有白髮的樣子,回頭來看才發現年輕時竟然是不同的感覺。

羅曼菲老師的舞作有一半以上我都曾幫她做過拍攝紀錄,紀錄片《曼菲》導演陳懷恩就嫌當時留下的錄像作品質地太粗,也沒有辦法修復或強化,於是找到我,再從菲林資料庫中找出很多當時沒有用過的,且不同階段的美麗身影,陳懷恩對我說:「還好,你的這些影像真的可以證明她很會跳舞。」他就採用靜照的方式呈現羅曼菲的舞姿。

答:我過去三十幾年來最常做的,就是記錄表演藝術,我對平面攝影很感興趣,因為可以把庶民生活轉化成比較戲劇感的情緒。早年,我曾和藝術學院合作,要替校方請來的知名現代舞的編舞家拍照,宣傳他們的舞作。當時的我完全不知從何下手,腦中完全沒有畫面,那些老師就建議先跳十分鐘給我看,我再決定哪一段要重來進行拍攝,十分鐘內,我必須觀察很細微的肢體動作,找出作品的特色。判斷出屬於照片的、定格美學的圖案,才能把流動的過程定格出能變成照片的畫面。這段訓練讓我見證了美麗,也學會留住美麗。

蕭雅全:范保德大迴旋

最特別的是,他每部電影說故事的方式都與其他台灣電影不一樣,有他存在,台灣電影就多了一點異類色彩。

答:哇,聽到你這麼說,我如釋重負,因為從試片以及台北電影節的這段時間,常常有觀眾帶著疑惑來問我,顯然他們的「閱讀」過程,遇到不少迷霧,但我還是非常樂觀認為觀眾應該是看得懂,如果要用一個詞彙來解釋為什麼選擇這樣的說故事方式,那就是「審美」,創作劇本與拍攝時,我就會思考這樣做究竟是美或醜等,「審美的直覺」就決定了全片風格。


我認為「故事」與「說故事」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電影光有好的故事是不夠的,更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說好這則故事。例如格林童話裡的經典故事「小紅帽」,我小孩就常嫌我說的「小紅帽」跟媽媽版本的「小紅帽」截然不同,雖然是同一個故事,但說的方法不同,帶來的感受自然就不一樣;另外「說故事」對聆聽者而言也同樣是個考驗:故事再精采,一旦說的方法或技巧不對,聽眾就不會有興趣繼續聽。

我一開始創作時不太會想觀眾,我唯一在意的是:劇本這麼寫會不會更好?這麼安排會不會不恰當?直到中後段,會慢慢想到觀眾的反應,但這時候遇到的問題就是要選擇跟觀眾「和解」抑或是「決裂」?這件事在我內心裡不斷拔河,但我關心的是該如何持續創作,要維持能量就必須產銷平衡,於是內容往中間走,就算故事多繞了幾個彎,但都有機關連結,相信最後會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受。

答:一開始的兩部電影是在講一條街上兩代人的故事,一部電影主角是設定六十歲,另一部則是三十歲,兩個故事的人物略有重疊,彼此也互為配角,讓觀眾從年輕人的愛情故事裡去回填六十歲那輩沒有說出來的愛情故事,他們的愛情過程可能相同,但遇到岔路時做了不同的抉擇,所以走出不同的路,我想透過這兩部故事來講述生命裡的諸多重複,以及該如何來面對重複。

無限符號∞的結構剖析是你的影評觀點,我寫劇本時並沒有浮現這個意念,但是看完你的文章,無限符號∞的論述就說中了電影的核心:生命的重複與變化,所以發行公司就在宣材上加了這個∞符號。

為什麼重複這麼重要呢?這和我創作時的感受有關,有時以為是自己原創的想法,但可能會聽到長輩說,他年輕時也曾有同樣的想法,也曾想過該如何去實踐,最讓人惱怒的就是後來我的努力也不能脫離長輩的框架,千百年來,人生的愛恨糾結總是不斷重複,重複的生命細節讓人們學會傳承與互相理解,但這樣的重複則又讓人沮喪,創作者最大的挑戰就在於到底要怎麼突破,又能創造新的事物呢?

我的結論是九成的生命就是這樣只能無能為力的重複,但還有一成則是可以創造改變的關鍵,有了這百分之十,生命就會不同,即使只是些微不同。

答:《范保德》的電影名字原本叫《范大克》,愛畫畫的人都知道「范大克」是一種褐色顏料 ,是荷蘭畫家Anthony van Dyck.自行研發出來的顏料,也是我很喜愛的顏色。劇本中的范大克是男主角范保德香港兒子的名字,范保德跟另一位兒子范大齊透露說,媽媽曾經去算命說兒子取名第一個要有齊,另一個要有克,但如此一來,就透露了太多血緣秘密,同時也太宿命,所以後來沒有採用,因為我更想談的是百分之十改變的可能。

第二個想用的片名叫做《在一個死亡之後》,你只要看過電影就會明白其中的含意,但是發行公司建議片名盡量不要有死亡,後來就以主角范保德的名字做片名,這最中性,能夠承載的也最多。

答:《范保德》是男人的故事,也是父親的故事,甚至可以說是缺席父親的故事。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很多男人提著一口箱子走遍天涯的行銷奇蹟,這些男子在世界打拚的時候,就無法兼顧家庭。電影中的范保德或者他的父親都有一口箱子,都要在夜半時分離家遠行,訴說的都是世世代代的父親形象。范保德的父親來不及對兒子多交代心事,必須讓范保德遠赴日本去完成謎團拼圖;同樣地,范保德也有很多秘密來不及告訴兒子,但是兒子卻自有管道,摸透父親的底牌,兩代父子的重複與變化,就是當代父子關係的一種素描。

我自己也是父親,像我面對小孩時,一方面希望他們能夠出外冒險闖蕩,但另一方面又想把他們統統留在身邊仔細呵護,父親的矛盾我想是亙古不變也不分中西,當小孩的也是會有這樣的矛盾,他眷戀父親,但也想擺脫父親,這樣的拔河在當代人生中是時常出現的。

答:《命帶追逐》受限預算,所以一開始就設定只有當鋪和捷運車廂兩個場景,因為景愈少、愈便宜,甚至一度我想挑戰只用一個景兩個演員就說完這個故事,後來還是得有兩個景、用了三位演員。這一切都得感謝侯孝賢導演,當初寫劇本時,他就建議我將人跟景減少,這會有助於減少預算,也幫助我思考既然人和景都這麼少,又怎麼能繼續推重故事情節?甚至因為空間就這麼點大,所有能想到的角度都用上了,這是一種訓練,亦是一種磨練,這樣的思考也幫助我後來創造《第36個故事》。

但到《范保德》時,我不想重複之前的省錢做法,《范》的場景空間使用相對精緻,因為我認為空間可以代表其中人物的心情以及人與人的關係,舉例來說,同樣的一段談話,如果發生在客廳或房間裡,感受就會相差十萬八千里,觀眾一定會認為在房間的對話真心度比較高,空間就有這個能耐,能帶出親密與信任的程度。

答:一個人物要夠力,就是得要給他最對的舞台,其實人物出現的場景可以有上萬種,在不同場景裡出現,人物就會有不同的線條。

當初寫到范保德的父親時,我心中的原型就是一位懂得把握機會的「機伶」台灣人,我讓他出場的空間就是一間餐廳,他就是每天周旋在客人裡的跑堂,聽見客人的話題就忘情插了嘴,因為范保德父親那個年代的台灣人們,要面對的就是如何在國際強權夾殺下,衝出一條血路,你非得機伶,才有空間,這是特殊歷史時空下磨出來的人性。

其次,則是父子擦背的溫泉戲,這是刻意安排的空間異置,父子倆可以在不同的時間來到同一座溫泉裡,空間相同,就可以比對出兩代父子的不同親情,這個溫泉場景對我來說也是很典型的空間意涵。

至於天井的那場戲,則是來自我的人生經驗,我的北投住家也有個類似的天井,某個夏天午後我在家打掃,那時濕度高,天氣熱,牆壁開始吸水,天井居然發出水滴蒸發的共鳴聲,而且越來越大聲,說來很魔幻,卻讓我專注聆聽,屋外的狗叫聲、機車聲都消音了,我一方面享受著這神秘又美好的過程,另一方面又覺得哀傷,因為我用盡所有的詞彙想描述給親友聽,就是無法讓他人理解,那時真是感到孤獨啊。沒想到兩年後,同樣的夏日午後,我跟女兒一起做木工時,父女倆都聽見了同樣的聲音,這時女兒跟我說:「牆壁活起來了!」那時我覺得孤獨感完全被消滅,只有溫暖與感動,於是我就想把這個曾經感受到的孤獨感帶到電影裡。當然,這個天井聲音在電影中也成了尋找父子血緣的解謎線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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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不是重男輕女,而是《范保德》就是一部講男人的電影,拍片現場時,我就不時向女演員致歉,強調戲會集中在男人身上,她們也都理解,不過,范保德愛戀的郭毓琴,不管是中年的王秀峰或者青春的溫貞菱,也有著驚鴻一瞥的獨特魅力,差別在於她們戲少,男人戲多。

答:我很早就當了美術逃兵,畫畫對我來說現在是生活的調劑。我繪畫技巧的最高峰應該是就讀復興高中時期,復興是一般高中,但是參加美術社的同學都有報考美術系的興趣,甚至以想在美術競技場合打敗另一個復興(即著名的美術專校復興商工)為目標,但後來真的進了大學念美術後,我不斷被老師逼問:「畫得很好,所以呢?然後呢?」「你跟他人有什麼不同」、「跟世界的關係是什麼」,這樣不斷的追問是很大的啟蒙,讓我了解創作的世界不是只有手的事情,還包括了腦的世界,要解決的是腦跟手合一的問題。

被這樣一路逼問下來,我用了很激烈、很不健康的方式回應,我刻意拒絕用我熟悉的工具跟手法創作,甚至也捨棄了擅長用的顏料,因此,我的作品變得既稚拙又荒誕,好像完全不會畫了。我大二時剛巧是解嚴那年(一九八七年),台灣整個環境大幅開放,言論世界百花齊放,這對一個受典型黨國教育長大的學生來說,真是巨大的衝撞,也恰逢那時家用攝影機降價,我認為影像相對繪畫的緩慢與委婉其實是更直接又有力量,那時都有民眾衝撞總統府了,我們這一群美術系的學生還在畫室裡畫裸女,覺得跟現實很脫節,便這麼一頭栽進影像的世界裡。

訪黃文英:從舊時切入

黑衣刺客內心糾結如網 只有窗簾布最貼切

答:《聶隱娘》的劇本對聶隱娘的衣著只有一句話,就是她穿著一身黑,對我的考驗就在於黑要怎麼表現?要怎麼透過布料來呈現聶隱娘的個性呢?其實,黑色有很多層次,而且有的布料會有不同的肌理和線條,我就想到如果在黑色布料上加上網狀的圖案,就可以凸顯她綿密的心思。

為了找到合適聶隱娘的布,我曾走訪日本、印度、烏茲別克,都不滿意,後來卻無意在IKEA找到一塊適合的窗簾布,於是用了這塊帶有網狀紋路的布料壓在日本織錦上,並在滾邊時滾上細微的紅色,像是血性,也是血光,製成了聶隱娘披上的長坎肩,這些服裝的細節,得要很近的特寫鏡頭才看得出來,但是這種錙銖必較的細節講究,就是一位美術設計最基本的要求。我認為美術設計的關鍵就在於細節,所有的細節都照顧到了,角色可以「跳」了出來,甚至可以說是失之毫釐,就會差之千里。

另外,我也認為做電影美術,大量閱讀是非常需要的,侯導籌備《刺客聶隱娘》長達十多年,我大概也做了十多年的功課,不停找書看書,甚至連唐朝的家具史研究都不放過。其實,不管是哪部片,就該是盡全力找到相關資料,能找到的都不應該放過,這些資料都會內化成屆時設計場景的知識,這些資料也會擴大設計時的想像空間,讓幻中有實,實中有幻。

答:我想我最大的貢獻就是找到了對的場景,也找到了對的執行團隊,王誌成是侯孝賢的老班底了,他很願意提攜新人,這次美術團隊成員有一些是建築科系畢業,我們一路從《沉默》做到《范保德》,有現場實做的機會遠勝讀一肚子理論教材,在他們的協力下,我熟悉也擅長的舊台灣風情才都能夠投射在銀幕上。

一開始我讀到的劇本,不管是醫院、五金行及旅館等,全都設定在彰化田尾的一條街上,因為導演蕭雅全出生於彰化,就憑著記憶中的印象寫劇本,到了實際勘景時,才發現無法在同一條街上找到劇本設定的場景,與腦海中想像的舊日情貌不同,鄰近的雲林也變化巨大,但是劇本帶給我的畫面,卻像極了我從小長大的嘉義街景,因為我祖父又開了嘉義的第一間旅館,童年時就跟著爺爺在這些場域上進進出出,我便建議導演把拍攝地移到嘉義。因為我有把握找到劇本中的場景,重現他要的時代氛圍,不管是前後兩進的長形老建築,前半營業用,後半自己度日,中間還有個天井隔開的那種老屋,至於電影中的五金行或洗衣店裡,美術團隊有的時候臨時找不到生活用的道具,也會從我老家旅館地下室的倉庫去尋寶,光看到那些物件就有了舊時代的滄桑質感。

回到嘉義故鄉拍戲,不但容易找到資源,而且還有人和之便,原本老媽只是我的私人諮詢顧問,純粹就是很喜歡製作團隊,尤其喜歡蕭雅全的親切,所以也乾脆撩落去,協調了很多拍攝的場景,一度有店家抗議,也都是我媽賣老面子出面解決,所以,導演才會在片尾特別感謝我母親。

空間對氣氛就對 范保德活化80年代

答:簡單來說,范保德就是位「大隱隱於市」的人,這種人你經常可以在大稻埕、迪化街看到,人看起來閒閒廢廢,手卻極巧,還有點特殊品味,例如會告訴你羅大佑的那首「未來的主人翁」中究竟唱了多少回「就這樣飄來飄去」。我最大的挑戰就是一方面要懷舊,但是不能一路老到底,而是要一種不落俗套的舊,既要有點台,又要有點洋,要調和Local和Global兩種特質。

《范保德》的企圖心很大,原本想拍成兩部看似互不相關,但是劇中主角配角又可以交替出現的時代大戲,時間跨幅大約是從一九八五至二○一五年,後來濃縮成一部,但是細節堅持就更明顯,我的原則就是五金行和旅館的空間感覺對了,戲就對了。

很多人都喜歡年輕范保德(莊凱勛飾演)站在旅館樓梯上與旅館老闆温貞菱調情的戲,我們先找出了舊旅社上世紀八○年代的氛圍,但是莊凱勛與温貞菱的調情戲,就像極了西部電影中帥氣牛仔的浪漫青春(水電工的工作腰帶在電影中像極了牛仔槍帶),這就是Local和Global的複合體。至於莊凱勛喜獲麟兒,觀眾看到他抱著兒子從樓下走到樓上,一路碎碎叨叨的得意模樣,美術組就透過這場戲讓大家看見了八○年代很多水泥樓板的舊式建築模樣,看見了,你就相信了,這是美術能夠替電影加分的所在了。

答:一九九四年初,我還在美國工作,寫了一封信給侯導希望能在他旗下工作,自我介紹說我看過侯導所有的電影,甚至他擔任編劇的《桃花女鬥周公》也看過,還清楚記得當時他也客串一角,頭上還梳著雙髻。當初只是姑且一試,沒想到就收到侯導回信,那年七月返台見到侯導,就先邀我看《戲夢人生》的試片,看完之後,侯導問我感想,我這個人實在太誠實,就直接說我看到睡著,但我即時又加了一句,我認為最好的戲,就是能讓人半夢半醒,醒了後還能接上劇情,如同日本的能劇。

侯導又問我最愛的導演與最喜歡的片子是什麼,我說是德國導演荷索的《陸上行舟》,侯導也覺得這部片不錯,沒想到就這樣面試過關。

侯導對美術的真實很講究,記得拍《海上花》時,為了要重現清朝末年上海十里洋場中的妓院生活,就需要很多舊時骨董,也還要混搭一些西洋玩意,為了重建時代氛圍,還真的是花了好大力氣到中國各地找來的,要求所有的細節都要細緻講究,片中長三書寓裡的幾百片雕花木櫺也是一片片仔細雕刻出的。

電影美術的關鍵在於只要空間對了,一切就對了,大半的工作也就都搞定了。

不過跟侯導拍片,永遠不知道他的鏡頭要擺在哪裡,所以很難只陳設一個角落,你必須先去推想好幾個演員可能進出的動線,也要盡量去揣摩侯導究竟會從哪個方位進來,盡量讓同一個空間可以有不同的層次與角度,不過侯導的調度還是都很即興,常常嫌說這樣不對,場景要更大,那就得更動整個工程。

即使如此,侯導待人接物的方式永遠會讓一起工作的人想跟隨他來追夢,他待人好的程度,會讓一起拍片的人都有一種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