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士耕:用恐怖破詛咒

採訪◎記者藍祖蔚 整理◎記者楊媛婷 攝影◎記者黃耀徵

答:去年接到邀約時,我正在忙著創作《紅衣小女孩3》及《返校》的劇本,但一看到「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書名,我知道典故來自紀伯倫的《先知》一書中有關「兒童」的章節,心中有根弦被撥動了,於是告訴自己,再忙也要來寫《貓的孩子》。

吳曉樂的原著偏向報導文學,講述一個男學生,爸爸不但對媽媽施暴,甚至將教育小孩的事全部都丟給媽媽,從小只要成績不好就會被媽媽嚴厲體罰,有天媽媽撿到一窩貓,疼愛有加,男孩看到媽媽愛護這窩仔貓,卻用棍棒逼他念書,原著故事只兩相對照到這裡,我改編的做法是延伸原著沒有提到的部份:小孩不是只看著貓發呆,而是用殺貓來找出口。

《貓的孩子》的重點在台灣教育體制讓家長都失去了人性,我決定用恐怖片的架構來說出台灣教育體制裡的詛咒,概念近似以黑馬姿態入圍奧斯卡獎的《逃出絕命鎮》,導演用恐怖片類型帶出隱藏在社會底層的黑白種族問題,膚色對於黑人而言,可能就是一種詛咒,台灣人面對升學競爭,家族成員不斷地相互比較,毋寧也像是一種對孩子的「詛咒」,我相信很多台灣人想起升學往事都有類似經驗。改編《貓的孩子》時,我就放大這種概念,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現實環境裡,無法宣洩壓力的孩子,只能把悶氣發洩在更無力抵抗的貓身上,用最暴力血腥的方式來詮釋教育體制下的壓迫與輪迴效應。

答:我得強調,我不敢對現實人生中那些殺貓者是否家庭有出了問題來下斷論,對我來說,「貓」有著神性與靈性,但卻又是軟弱的,如同村上春樹小說《海邊的卡夫卡》裡對貓咪的象徵隱喻一樣。在《貓的孩子》裡,我將貓當成神的象徵,貓被人殺了,是一種犧牲,卻也完成了救贖,就如同耶穌基督為人類而死。_LMT9721.jpg

不過,新聞確實會提供我靈感,之前看到高材生殺貓的新聞報導時,第一個感想就是不管動機為何,凶手肯定會遭到各界譴責,甚至霸凌,一則爭議新聞通常蘊含社會的壓力與焦慮,甚至引發大眾的窺視欲念,我會把觸動我的新聞報導先收著,放在心裡,等到真的要用時,這些資訊便很自然浮現。

另外,恐怖未必是壞事。恐怖也很能發揮警世效應,就像在廟宇常看到的地獄圖,所有的酷刑都是極端暴力,宗教家透過這麼恐怖的方式,講述作惡人間會嘗到的後果,就能達到教化人心的目的。

答:《貓的孩子》中,孩子怎麼表白,怎麼溝通,大人都聽不進去,只能選擇毀滅自己,然而除了毀滅以外,人生應該還有其他選項,所以最後避開了用最簡單的自殺方式來控訴家庭或者升學體制。

我的戲不管過程有多驚悚,一向喜歡結局能帶著希望,《紅衣小女孩》和《貓的孩子》都是如此。我比較不愛不做清楚交代的開放式結局,編劇有必要告訴觀眾故事究竟怎麼回事,未來會什麼走向。

答:除了新聞事件外,得空時我也會大量閱讀,不過最為重要的還是觀察身邊的人。剛入行時,我努力去觀察別人,例如《初戀風暴》中要揣摩歐巴桑的心態,於是就在咖啡廳「偷聽」歐巴桑聊天,後來也會跟蹤她,看到她結帳後先走到賣場買一打常溫的啤酒回家,一轉身卻到便利店買一罐冰涼的啤酒當場飲下,這樣的行為還真有趣,我還真是無法憑空想像描繪出來的。

不過,最後我發現要了解歐巴桑,其實只要問我媽就好,與其觀察路人,不如觀察及梳理自己最親近的人的習性。多觀察其他人,屬於一種橫向的擴散,但從自己熟悉的社交網絡往下挖,就會挖出更深也更真實的情貌了,所以我的作品裡都會有親友的身影存在。

這麼做的好處就在於挖出了一種私密性,發生在我身邊的故事,我最有資格來詮釋,而且能處理得更有同理心,同時我換用妻子、朋友、兄弟的視角來解讀後,就更能理解為什麼人會做出彼此傷害的行為。寫作因此可以帶來療癒感,創作就會更有熱忱,作品才會更有感染力。

答:三角合作很不錯。從《紅衣小女孩》的第一集開始,就是我跟導演程偉豪、監製曾瀚賢三方合作,《紅衣2》則是我跟程偉豪以及另一個編劇楊宛儒。三人合作的優點是三人的聚焦點各不相同,編劇、導演、監製各自有不同的考慮面向,編劇求故事完整周延,導演要考慮執行可能,監製則多了觀眾(看不看得懂)的思考,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就是一種腦力激盪,對於角色發展的合理性,以及到底安排的段落是否吸引人,都有更客觀的討論對話,這樣的合作模式關鍵在於彼此默契要好,創作卡關時也會坦誠告白,彼此才好提供意見。

目前三角合作已經變成產業的常規通例,遵循這樣的合作模式就容易做出好看的電影,但也因為是合作,難免就也缺少了個人的私密感與手痕印記。《貓的孩子》就完全是我自己摸出來的,就很能反映我的構想。

答:我認為如果在地元素不夠濃烈的話,劇本就不會成功,因為劇作家踏在這塊土地書寫故事時,一定會和土地與人們的焦慮及不安有著共鳴,我的創作都是奠基在這樣的共鳴之上,例如我最初創作《愛的麵包魂》劇本時,透過台灣男孩「糕餅」遇上西洋帥哥布萊德(Bread的英文諧音),不但要來一場土洋麵包大戰,還要比誰有本事能夠追到同一位女孩,劇中穿插出現的三太子和村長廣播等在地元素,就讓很多人很有共鳴。

至於《紅衣小女孩》系列中的嬰靈,來自於當初製片鎖定以高中生為目標的族群,因此針對他們做民調,想要了解他們最怕的鬼怪究竟是什麼?結果,最怕的鬼怪竟然就是嬰靈,高中男女對嬰靈的恐懼,竟然超過所有鬼怪的總合,便決定從嬰靈著手,並融合在地盛傳的紅衣小女孩等靈異元素,再帶進年輕人對買不起房子、結不了婚的集體恐懼,果然一擊就中。

至於《返校》處理的則是更嚴肅的問題:轉型正義。這是台灣非常需要好好去處理的議題,你越是迴避它,不敢去碰觸它,反而會變成詛咒,這也是《返校》透過白色恐怖事件想要表達的核心意念,也因此我期待《返校》上映後,觀眾看完後是能帶著獲得救贖的感覺走出戲院。

答:編劇的角色就是規畫出設計的藍圖,導演則是讓藍圖變成實體建築。我是無法接受劇本最後只變成導演創作時的參考,而非是藍圖。當然,劇本交出去後都是可以再修改的,這些就看彼此的溝通與共識,還有合約是否註明了修改權,更重要的是,編劇是否想再為這個作品繼續貢獻心力,繼續堅持創作時的初心。

我寫過的劇本與最後成品最大不同的是《大尾鱸鰻》,原本這部戲是依照典型落魄黑道老大遭人追殺的三幕劇而寫,也參考了《影武者》、《特工聯盟》的橋段,但因為豬哥亮的氣場幾乎蓋過了整片,尤其豬大哥對電影的想法、想要安排的戲劇橋段等都很堅持,意志堅定到連擔任監製的朱延平導演都得順從,所以劇本是拿到現場,依照豬大哥的意見修改,全片比較像是豬大哥的魅力秀,即使我私心希望可以將豬大哥塞進我的劇本之中,但最後豬大哥僅僅就只「穿了襪子」而已。

答:我原本不是很喜歡做研究,後來看到好萊塢編劇艾倫.索金的作品風格多元,從電視劇《新聞急先鋒》、《白宮風雲》到電影《軍官與魔鬼》、《社群網戰》、《魔球》、《決勝女王》,每個題材都有非常扎實的專業術語與趣味,我就好奇他怎麼有這麼大本事,後來看到艾倫索金的訪談,提到他先是對某個議題感了興趣,才開始不斷去凝視和閱讀,也才展開調查研究。

以台灣現況來說,我們不應期待編劇因為看到現在缺少法律劇,就急著去鑽研法律題材,那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應該是由法律人在經歷了或者看到一則精采的司法故事後,用編劇手法向大家說好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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