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序
「我這一生，遇到太多不可思議的神奇時刻。」
會拍電影的人，都很會說故事，聽王童講古，尤其動人。為了撰寫《王童七日談》這本書，我們一共花了四個月時間，長談了約二十小時，每一回的訪談，都聽聞了極多生命故事。其中，最有電影感的一則傳奇，來自三毛，白景瑞和侯孝賢的三方交集。
那一天是1991年的1月4日。
王童聽說了白景瑞導演心臟病發，住進醫院的消息，於是專程到中華開放醫院去探視這位在創作路上不時提攜他，帶領他的影壇前輩。急救後脫臉的白景瑞，雖然體虛，病榻上卻依舊侃侃談著自己的未來計畫，白景瑞問王童：「你下個月有沒有空啊？」王童回答：「有什麼事？」「有空的話，到北京來參加我的婚禮。」
提起這段往事，王童忍不住搖頭笑了起來：「你不覺得很可笑嗎？才剛從鬼門關走了回來，心臟病都這麼嚴重，心裡想著的即是要迎娶他在拍攝《嫁到宮裏的男人》時認識的女明星張華，要娶她做為第三任妻子。
這時候，護士披病床的隔簾一拉，白導演的第二任妻子帶著兩個女兒也來病房探視他，白導演的悄悄話，嗯，真心話，大家都聽見了，大家都在笑，難以想像的生命喜劇就這樣活生生地眼前上演。
告別了白景瑞，走出醫院，天上下著大雨，王童經過「客中座」茶館，那是侯孝賢導演最常泡聚的工作場合，正好瞥見侯孝賢導演正口沫橫飛對著朋友說他的電影計畫。他們是同個一時代的創作者，各有一片天，相互激勵，也相互競爭著，侯孝賢的創作夢想正在茶館的一角開始飛翔，王童的《無言的山丘》也正蓄勢待發。
「一個導演躺在病床上，儘想著要結婚，一個導演則在茶館裡，興高采烈地說著自己的夢想。」王童幽默地再補上一句：「還有一個導演則在雨中急著去拿車，三個導演就這樣陰錯陽差地連成一線了。」
當天，雨好大，匆匆閃進停靠路邊的車子裡，發動引擎，打開收音機，傳出的新聞快報卻是作家三毛在在台北榮總病房內，以絲襪自縊而亡。
「我呆住了，整個人就愣在車上，完全無法動彈，我認識的三位朋友，就在那個特殊的時空裡，以三種完全不同的姿態與能量，在我眼前上演著他們的故事。」王童想起那一天，感慨良多：「開車回家的路上不知該哭還是笑，我這一生，遇到太多這類不可思議的神奇時刻。」類似這種笑中帶淚，淚中帶笑的生命滋味，不就是王童電影的最大特色嗎？
這本書，只紀錄了王童一小部份的人生奇遇，更多的神奇章節，其實都已收進了他的電影之中，但願《王童七日談》的赤誠剖析，能讓更多電影愛好者，急著想再回頭去重看王童的電影。文字有限，電影無限，王童的神秘光華盡藏在電影膠捲中，本書只是楔引，電影的卷軸，等著大家去開展呢。
「愛，不一定要結果！愛電影，也不一定要有結果。」提起未來，提起電影，王童說：「一切隨緣吧，能拍就拍，不能拍，我就畫畫去。有結果，是好事，沒有結果，就享受過程吧。」
藍祖蔚
2010年11月2日
書的結語
「就像拍電影之前，你一定要問自己到底為何要拍這部電影？出書也是一樣，如果只是書架上多一本書，和侯孝賢的擺在一起，讀者抽出來看，又只有看到流水賬式的記錄，有必要出這樣的書嗎？」王童導演在暢談《稻草人》的拍片甘苦時，曾經如此告訴我：「如果不是你來寫，我就不出了。」
是的，若非王童導演的堅持與厚愛，這本書或許就會難產，典藏出版社或許會迫於合約，必需另外找人來執行，完成另一本情貌的書。
正因為王童導演的盛情與堅持，我們還是從2010的四月到七月，花了七天，將近二十個小時的訪談時間，完成了這本《王童七日談》的寫作。每一次的訪談之前，我都得重看一次王童的作品，通常都是看片到早上五點，八點出門，九點開始訪談，過程或許勞累，精神上卻相對飽滿富足。
因為透過重看，發現了很多以往疏漏的細節，透過面對面的對談，得以追問出一些做為一位觀影人想要了解的創作細節。只因為自己動筆寫作的始意在於留下一些值得電影愛好者反覆咀嚼的細節，不想流水賬，無意做編年史記錄，只想回歸作品，從作品中整理出一些電影生活的細節，提問的內容反應著我的觀察、評論與歎服，回應的內容則是王童的一生精髓了。
與王童導演的遇合關係，非常奇妙，亦極有趣。
我不曾忘記，自己還是純粹影迷時，面對著《看海的日子》中，白梅那場冗長的生產戲時，心頭就有好多問號，想要了解創作者的堅持與追求為何？我不曾忘記剛開始跑電影新聞時，走訪中影製片廠，聽著老師傅高談闊論起拍片趣聞的美麗時光，就在那座後來已經拆掉，改做遊樂場的攝影棚裡，目擊了《策馬入林》巨大的破廟布景陳設，就蹲在地上和正忙於構思的王童聊起了他的拍片細節；我亦不曾忘記在《香蕉天堂》的開鏡儀式中，看著工作人員用了厚厚棉被綑綁起攝影機，開始「土法煉鋼」式的同步錄音拍攝（怕攝影機的馬達尺輪轉動聲破壞了現場收音）；還有，就在《稻草人》正在對雙機的後製作業時期，混進配音間裡，陪著工作人員一本一本看著最新完成的電影版本，享受熱騰騰，新出爐的電影風味餐。
當然，王童導演曾經在咖啡館裡，多次對我訴說他想拍攝的《梅與櫻》故事；還記得那一天，他終於在製片會議上爭取到《無緣山丘》拍片預算，走回辦公室的路上，遇到前往採訪的我，喜孜孜地分享即將開拍的喜悅，我脫口說了一句：「《無言的山丘》是不是更好啊？」沒想到王童就這樣接受了。
後來，《無言的山丘》到上海參加上海國際電影節競賽，我亦一路相隨，聽著王童細述創作人生的點點滴滴，也見証了他打敗南韓導演林權澤等人，勇奪最佳影片金爵獎的風光時刻。
那一晚，我借到了當時還不流行的手機，以國際電話報稿的方式，向聯合報電影組的徐正棽小姐，口述了我的現場報導，請她轉錄成文字，才得以抽身陪著王童搭上影展當局專為電影節而辦的得獎者黃浦江遊江之旅的慶功渡輪，看到黃浦江頭配合電影節，燈火全開的華麗場景。
就在那艘船上，王童遇見了《苦戀》的原作者白樺，1980年代初期，兩岸關係緊繃對立，《苦戀》中的主角先是對共產主義迷戀、信仰，繼而批判與質疑的轉變，就是中國禁了《苦戀》，台灣卻要搶先拍攝《苦戀》的主要關鍵。十多年後，從未謀面的創作者能於海上相逢，一夕歡晤，其實也有如一部劇情片般的神奇轉折。
1996年，我進入中影公司，當了半年的「短命」製片部經理，那時的主要工作就是製片與宣傳，第一個案子就是替王導演的《紅柿子》助威，那時候《紅柿子》已經上映了一陣子，我除了提筆上陣，寫出《白紙對青天》的評論文字來續威之外，還得主持一兩場女主角陶述的影迷會，看到了一位老牌影星因為在人生的黃昏時光主演了一部電影，得能再登台與觀眾侃侃對談，細述自己表演人生，那也是美麗的人生機緣了。
人生聚散難料，後來中影易主，風雨不斷，王導演離開了製片廠，開始了他另一階段的教學與動畫電影的創作人生，我們常在電影節和其他電影活動場合上相遇，每一回他都會提起我在台北愛樂電台主持的《電影最前線》節目，我在節目中談電影，談音樂，王導演亦是愛影成癡之人，他的回響與共鳴，帶給我極大的感動，因為電影真的就是我們一生興趣的交集，我想這亦是王導演在獲得國家文藝獎之後，特別指名我來撰寫特刊文字的原因之一吧。
這本書得能完成，我是最幸運的「目擊者」，王導鉅細靡遺地細述往事，留下歷史紀錄，我則是溫故而能知新，獲益匪淺。祈願書中的文字亦能讓愛電影的青年朋友，感受到更多電影創作的光熱與靈動，台灣電影的長河波瀾得能浩蕩長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