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同個時期長大的影迷，都曾經接受丁善璽執導的系列「愛國電影」洗禮，他擅長熱血煽情，為那個時代留下激情印記。
第四十六屆金馬獎頒典禮上，照例安排了一小段對過世影人追思的溫韾場面，在「Amazing Grace」的動人歌聲中，一位位曾經在大銀幕前後綻放光芒的影人，再度以生前最有代表性的影像做了最後亮相，向影迷說再見。
看著一張張熟悉的影人臉龐，看到了文英、石堅曾經帶來的笑中帶淚或者陰險奸狠的完全不同觀影感受，看到何夢華導演的肖像時，我想起的是當年他把《西遊記》搬上銀幕的往事（岳華全身沾毛演出孫悟空的造型），還有他在《血滴子》中將傳說中可以凌空取人首級的秘密武器「血滴子」具像化的影像…
讓我感歎最久的則是丁善璽導演的遺照。
理由有二，第一，我曾經看著他的電影長大，包括1975年開始的《英烈千秋》、《八百壯士》、《碧血黃花》和《辛亥雙十》等片，那是台灣自從蔣介石去世後，黨國體系全力製拍政策電影，透過電影來激勵民心的年代，丁導演是最主力的創作舵手。你很難想像黨國總動員的媒體威力，光是《八百壯士》要尋找一位飾演英勇獻旗的女童子軍楊惠敏的演員，所有報紙都會卯足勁來，用最大版面來聯合報導的盛況（最後由林青霞獲選）；你亦很難想像他要要求柯俊雄在《英烈千秋》中模彷起蔣介石的穿著裝扮，來演出抗日將軍張自忠，偏偏，在那個政治黑手無所不在，動輒得咎的年代，丁善璽和柯俊雄等人真的很懂得如何尋找護身符，如何與強權對話，找到表現空間。
至於《英烈千秋》中，張自忠背負了漢奸之名，扮裝潛回老家，卻不敢相認，與妻女在下雨的小巷中擦肩而過的那場「過家門而不入，相遇不敢相認」的無奈情，丁善璽透過陳莎莉和甄珍飾演的母女撐著傘走過雨中，妳一句：「是他嗎？」我一句：「不是他嗎？」勾描出亂世兒女的人間傷情，雖然有些刻意煽情，因為多數人無法明白相認真有這麼難嗎？但相見不相認的劇情安排，確實發揮了曲筆寫真情的震撼功力。
多年後，遇上中國導演陳凱歌，還聽他提及過當年在北京電影學院時，看過的台灣電影，無非就是丁導演執導的《英烈千秋》和《八百壯士》等片，自己的創作能成為競爭對手的「敵情研究」參考作品，你或可想像丁善璽在1970年代曾經擁有的呼風喚雨影響力。
至於我個人最佩服的卻是他有本事把革命青年林覺民寫給妻子的「與妻訣別書」，拍成電影《碧血黃花》，周紹棟與林青霞合作的這部電影其實只能算是小品史詩，故事的高潮無非就是在「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的私人家書中，呈現了清末青年捨身報國的悲情，儘管革命的巷戰處理得太浪漫，太不寫實，但是極度浪漫的抒情筆觸，卻也是文人筆觸下可行的浪漫意像，簡短，卻別具魅力。
第二，我曾經接觸過他，丁導演亦曾為我寫的一則報導專程到報社來找我。
1985年，時任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任的宋楚瑜募集了三千萬資金，指定三大公（黨）營電影公司開拍三部政策電影，台灣電影公司請到李行導演執導《唐山過台灣》，國防部的中國電影製片廠則是請白景瑞執導《日內瓦的黃昏》，國民黨的中央電影公司則是拍攝了《八二三砲戰》。
那時候，帶動台灣電影新浪潮的明驥已經離開中影，新總經理林登飛受命拍攝這部戰爭電影時，第一個問題就在於新導演中誰有能力執導大場面的戰爭戲？這批台灣新導演專精小品文藝作品，卻沒有人跟拍過大場面的戰爭戲，林登飛不敢把任務交給新人，千挑萬選之後，還是選中了丁善璽，因為他當年用土法煉鋼的美術執行力，硬是把高雄市愛河上五福橋旁的七賢國中改裝成了四行倉庫，確實突破了台灣電影無法到中國實景取景的創作局限，因為《八二三砲戰》，所以丁導演重返台灣影壇，也使得才剛擔任記者的我，開始與丁導演有了數面之緣，但因輩份及年紀的差異，我們之間的距離一直非常遙遠。
但是，一九八八年的初春，丁導演專程來報社找我。當時他正在籌拍一部新片《經國先生在贛南》（又名《贛南風雲》），那是蔣經國去世之後，中影公司想要拍攝的紀念電影，因為是蔣經國，又因為是贛南，所以我做了一次電話採訪，直接請教丁導演說：「你會不會把章亞若的故事拍進電影中呢？」
丁導演有藝術家的率真與熱情，面對我的問題，他沒有閃躲，直接回答我說：「我當然想拍這段故事。」不過，他頓了一下又繼續說：「如果我能做主的話。」
第二天，我把這段訪問寫成了報導，台灣才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政壇民情雖然出現了百花齊放的自由風潮，但是政治領袖的私密生活卻依舊是很多故舊子弟不願面對的實情，特別是在蔣經國才剛過世沒多久，紀念他青春歲月的電影如果出現這段地下情的往事，恐怕會挑動很多人的敏感神經，激發強烈的反彈風潮（還記得江南案的發生，不也是從一本「蔣經國傳」展開的嗎？）。
丁導演來報社找我，其實是想溝通，想要彌補，他確實接受了我的採訪，也確實表白了他很想要拍攝章亞若的故事，「但是，我強調的是如果我能做主的話！」坐在報社樓下的會客椅上，丁導演的語氣中有一絲急切與不諒解，在那個黨國主導製片方向的年代裡，導演的意願確實不是決定電影方向的發動機，導演心裡想的事，最後還是要看外在環境許不許可，不是導演自己說了算，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的快人快意，會惹出這麼多的麻煩。
丁導演想拍章亞若的故事，並不代表他一定會拍，更不代表出錢出力的製片公司會允許他拍，但是他的率性談話，卻也讓中影公司充份體認要拍贛南時期的蔣經國，你就很難避開曾經在同一個經緯度與他相會的章亞若。不拍章亞若，勢必不夠寫實，識者不取；要拍章亞若，勢必撕裂政治人物始亂終棄的殘酷假象，智者不為。我的這則報導，最後讓《經國先生在贛南》的拍片構想觸了礁。
那天晚上，看著金馬獎追思短片的影像，我的心中又想起了丁導演來報社找我談話半小時，最後悄悄離去的身影。因為一篇報導，壞了一部電影的開拍，我心中其實是有歉意的，蔣經國對章亞若是愛是恨是歉或是憾？確實也不是一部電影就能夠涵蓋的，能夠說得清楚的，就算拍出了類似《齊瓦哥醫生》的亂世史詩，當事人的子女能否接受，也是外人無法評估衡量的，《經國先生在贛南》沒能拍成電影，或許也未必是件憾事。
睹今思往，謹以這篇文章紀念一位才氣縱橫的台灣電影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