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善璽導演:吉光片羽

和我同個時期長大的影迷,都曾經接受丁善璽執導的系列「愛國電影」洗禮,他擅長熱血煽情,為那個時代留下激情印記。

 

第四十六屆金馬獎頒典禮上,照例安排了一小段對過世影人追思的溫韾場面,在「Amazing Grace」的動人歌聲中,一位位曾經在大銀幕前後綻放光芒的影人,再度以生前最有代表性的影像做了最後亮相,向影迷說再見。

 

 看著一張張熟悉的影人臉龐,看到了文英、石堅曾經帶來的笑中帶淚或者陰險奸狠的完全不同觀影感受,看到何夢華導演的肖像時,我想起的是當年他把《西遊記》搬上銀幕的往事(岳華全身沾毛演出孫悟空的造型),還有他在《血滴子》中將傳說中可以凌空取人首級的秘密武器「血滴子」具像化的影像…

 

讓我感歎最久的則是丁善璽導演的遺照。

 

理由有二,第一,我曾經看著他的電影長大,包括1975年開始的《英烈千秋》、《八百壯士》、《碧血黃花》和《辛亥雙十》等片,那是台灣自從蔣介石去世後,黨國體系全力製拍政策電影,透過電影來激勵民心的年代,丁導演是最主力的創作舵手。你很難想像黨國總動員的媒體威力,光是《八百壯士》要尋找一位飾演英勇獻旗的女童子軍楊惠敏的演員,所有報紙都會卯足勁來,用最大版面來聯合報導的盛況(最後由林青霞獲選);你亦很難想像他要要求柯俊雄在《英烈千秋》中模彷起蔣介石的穿著裝扮,來演出抗日將軍張自忠,偏偏,在那個政治黑手無所不在,動輒得咎的年代,丁善璽和柯俊雄等人真的很懂得如何尋找護身符,如何與強權對話,找到表現空間。

 

 

至於《英烈千秋》中,張自忠背負了漢奸之名,扮裝潛回老家,卻不敢相認,與妻女在下雨的小巷中擦肩而過的那場「過家門而不入,相遇不敢相認」的無奈情,丁善璽透過陳莎莉和甄珍飾演的母女撐著傘走過雨中,妳一句:「是他嗎?」我一句:「不是他嗎?」勾描出亂世兒女的人間傷情,雖然有些刻意煽情,因為多數人無法明白相認真有這麼難嗎?但相見不相認的劇情安排,確實發揮了曲筆寫真情的震撼功力。

 

多年後,遇上中國導演陳凱歌,還聽他提及過當年在北京電影學院時,看過的台灣電影,無非就是丁導演執導的《英烈千秋》和《八百壯士》等片,自己的創作能成為競爭對手的「敵情研究」參考作品,你或可想像丁善璽在1970年代曾經擁有的呼風喚雨影響力。

 

 

至於我個人最佩服的卻是他有本事把革命青年林覺民寫給妻子的「與妻訣別書」,拍成電影《碧血黃花》,周紹棟與林青霞合作的這部電影其實只能算是小品史詩,故事的高潮無非就是在「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的私人家書中,呈現了清末青年捨身報國的悲情,儘管革命的巷戰處理得太浪漫,太不寫實,但是極度浪漫的抒情筆觸,卻也是文人筆觸下可行的浪漫意像,簡短,卻別具魅力。

 

第二,我曾經接觸過他,丁導演亦曾為我寫的一則報導專程到報社來找我。

 

1985年,時任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任的宋楚瑜募集了三千萬資金,指定三大公(黨)營電影公司開拍三部政策電影,台灣電影公司請到李行導演執導《唐山過台灣》,國防部的中國電影製片廠則是請白景瑞執導《日內瓦的黃昏》,國民黨的中央電影公司則是拍攝了《八二三砲戰》。

 

那時候,帶動台灣電影新浪潮的明驥已經離開中影,新總經理林登飛受命拍攝這部戰爭電影時,第一個問題就在於新導演中誰有能力執導大場面的戰爭戲?這批台灣新導演專精小品文藝作品,卻沒有人跟拍過大場面的戰爭戲,林登飛不敢把任務交給新人,千挑萬選之後,還是選中了丁善璽,因為他當年用土法煉鋼的美術執行力,硬是把高雄市愛河上五福橋旁的七賢國中改裝成了四行倉庫,確實突破了台灣電影無法到中國實景取景的創作局限,因為《八二三砲戰》,所以丁導演重返台灣影壇,也使得才剛擔任記者的我,開始與丁導演有了數面之緣,但因輩份及年紀的差異,我們之間的距離一直非常遙遠。

 

但是,一九八八年的初春,丁導演專程來報社找我。當時他正在籌拍一部新片《經國先生在贛南》(又名贛南風雲》),那是蔣經國去世之後,中影公司想要拍攝的紀念電影,因為是蔣經國,又因為是贛南,所以我做了一次電話採訪,直接請教丁導演說:「你會不會把章亞若的故事拍進電影中呢?」

 

丁導演有藝術家的率真與熱情,面對我的問題,他沒有閃躲,直接回答我說:「我當然想拍這段故事。」不過,他頓了一下又繼續說:「如果我能做主的話。」

 

第二天,我把這段訪問寫成了報導,台灣才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政壇民情雖然出現了百花齊放的自由風潮,但是政治領袖的私密生活卻依舊是很多故舊子弟不願面對的實情,特別是在蔣經國才剛過世沒多久,紀念他青春歲月的電影如果出現這段地下情的往事,恐怕會挑動很多人的敏感神經,激發強烈的反彈風潮(還記得江南案的發生,不也是從一本「蔣經國傳」展開的嗎?)。

 

丁導演來報社找我,其實是想溝通,想要彌補,他確實接受了我的採訪,也確實表白了他很想要拍攝章亞若的故事,「但是,我強調的是如果我能做主的話!」坐在報社樓下的會客椅上,丁導演的語氣中有一絲急切與不諒解,在那個黨國主導製片方向的年代裡,導演的意願確實不是決定電影方向的發動機,導演心裡想的事,最後還是要看外在環境許不許可,不是導演自己說了算,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的快人快意,會惹出這麼多的麻煩。

 

丁導演想拍章亞若的故事,並不代表他一定會拍,更不代表出錢出力的製片公司會允許他拍,但是他的率性談話,卻也讓中影公司充份體認要拍贛南時期的蔣經國,你就很難避開曾經在同一個經緯度與他相會的章亞若。不拍章亞若,勢必不夠寫實,識者不取;要拍章亞若,勢必撕裂政治人物始亂終棄的殘酷假象,智者不為。我的這則報導,最後讓《經國先生在贛南》的拍片構想觸了礁。

 

那天晚上,看著金馬獎追思短片的影像,我的心中又想起了丁導演來報社找我談話半小時,最後悄悄離去的身影。因為一篇報導,壞了一部電影的開拍,我心中其實是有歉意的,蔣經國對章亞若是愛是恨是歉或是憾?確實也不是一部電影就能夠涵蓋的,能夠說得清楚的,就算拍出了類似《齊瓦哥醫生》的亂世史詩,當事人的子女能否接受,也是外人無法評估衡量的,《經國先生在贛南》沒能拍成電影,或許也未必是件憾事。

 

睹今思往,謹以這篇文章紀念一位才氣縱橫的台灣電影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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