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台灣影視

東京得獎：恭喜侯孝賢

2005年十月三十日晚上,東京影展頒獎典禮上,黑澤明導演的長女黑澤和子把「黑澤明獎」頒給了侯孝賢導演。

從美聯社傳回來的照片顯示,侯導穿上了大禮服受獎,那是1989年他以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得到大獎,1993 年以戲夢人生獲得坎城影展評審獎時,我第四次看到他穿上了大禮服（另外的一次，與獎無關，以後再說了）。

三十日白天看電視新聞,第十八屆東京影展影展主席角川歷彥、評審委員長品田雄吉在記者會上宣佈黑澤明獎得主時,侯導還是一身便服,衣襟都沒塞進褲子裡就上台面對各國記者了,那是他平常最舒服自在的模樣; 記者會上可以輕鬆自在,正式場合上,侯導的盛裝顯示了他在國際場合上自有分寸。

日本影壇109年來( 歷史最悠久的松竹是在1896年開始拍片),出過無數的知名導演,從小津安二郎、溝口健二到伊丹十三、北野武和宮崎駿,沒有人比黑澤明更出名,更有國際影響力,1998 年他辭世時,「電影天皇」駕崩,成為日本影壇最貼切的形容詞。

黑澤明生前一直很支持東京影展,1985 年第一屆東京影展就以他的《亂》做為開幕片,從第二屆開始,主辦單位還特別特別舉辦「會見黑澤明」的記者會,讓各國媒體和影人都有機會和大師面對面,聽他講述創作心法,當你聽到一位八十多歲的巨人還以強健的聲音告訴你說: 「只要能夠,我還要繼續拍下去。」你真的很難不動容。

不管東京影展二十年來( 早期是二年一次)辦得成不成功,東京影展能以黑澤明命名,頒獎給傑出影人,就意謂著他們對電影藝術的重視,侯孝賢能以台灣導演的身分獲獎更是不容易,畢竟台灣電影奄奄一息,只靠少數大師在苦撐,但是侯孝賢的《咖啡時光》深獲小津安二郎的精髓,既拍出了東京風情,又呼應了當代父女的困境,觀察之敏銳,視野之廣闊,卻是日本人由衷嘆佩的。

更重要是,很多人年過半百之後,腦袋即成已漿糊,卻還自以為是,創作腳步不住蹣跚,但是侯孝賢在2005年的《最好的時光》中以「戀愛夢」記錄往事,以「自由夢」開創新形式,以「青春夢」探索未來的創作能量,卻是讓多數人震驚莫名的,侯孝賢在東京記者會上說他「每拍一部電影就都自認為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其實不是謙虛,從他的電影中我真的看到他源源不斷的創作力。

但是台灣的媒體真的重視侯孝賢的成就嗎？你只要去比較四大報紙的版面處理,只要你看到中天新聞台敢打上「獨家」字樣,你就知道台灣人是真的太不珍惜自家的國寶了。十月三十日的國際外電上,台灣是以禽流感的雞鴨飛禽畫面躍上外電的,但是侯孝賢今年十月就已經在釡山和東京影展上讓台灣的名字一再成為國際報導的重點。

雖然,我時常覺得新聞局長姚文智的行政作風太粗糙,但是侯孝賢一得獎,姚文智就立刻拍發了賀電,至少還算是在做事,也做了該做的事。

2004 年,國家文藝獎增設電影獎時,眾望所歸的得主就是侯孝賢,但是國藝會卻在評選階段時要求藝術家先填寫同意書,表明同意參選的意見。當年我是評審之一,奉大家決議出面與侯導溝通,侯導想都沒想,立刻就回絕了,那種淡泊名利的心胸,讓我深受感動,後來,杜篤之出線,侯孝賢還立刻同意出任頒獎人,會場上,他還得意地拍拍我的肩說: 「這樣的結果,多好! 」

2005年,國藝會更改了規定,侯孝賢理所當然成了國家文藝獎得主。他不主動求獎,獎卻一一上門,今年從天而降的加菜金至少就有四百萬了,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來看,實在是只能以: 「哇! 」來形容了。

我很喜歡在讀完台灣的媒體報導上比較中外記者的選材重點,侯孝賢在東京影展的宣佈記者會上,曾經說他年輕時對《用心棒》和《七武士》印像最深,老朋友陳世昌還算是最敬業的記者,忠實記下了侯導追思黑澤明生前和他相會時提到的拍片秘辛: 「黑澤明曾用砍豬肉的聲音來表現武士刀殺人的聲音,還為了要出現萬馬奔騰的飛沙模樣,特別把馬路重新鋪過。」

但是外電卻另外有一則故事,黑澤明在《用心棒》中曾有飛刀射下落葉的畫面,侯導一定是口沫橫飛地對著外國記者說: 「那個鏡頭其實是先用刀子把葉子釘在地面上,再抽拔出來的。」電影是魔法,只要底片翻轉回來,葉上拔刀的畫面就會成為飛刀射落葉,侯孝賢講的這則大導演的小故事,對年輕的電影愛好者應該也有相當的啟發吧!

至於三十日負責頒獎的黑澤和子是黑澤明的長女,高中沒念好,被強迫退學,轉去念服裝設計專門學校,1990 年就開始跟著老爸黑澤明在夢片中擔任服裝設計,後來的《八月狂想曲》、《至聖鮮師》、《黑之雨》、《盲劍俠》到《黃昏清兵衛》的戲服都出自她的手筆,家族的電影薪傳沒有間斷,也是有趣的電影軼事了。

李安往事：位子與做事

李安十九日晚上在台北美麗華舉辦了一場《斷背山》派對，親朋好友，電影圈的夥伴，哦，還有官員都出席了，李安是與老友重逢，當然還有很多人是來湊熱鬧，來沾光。

在天涯海角，在榮耀或隱居的歲月中，李安從來不曾冷落台灣，反而是台灣一直找不到和李安的對應角度與對話關係。

中影前總經理邱順清在李安於金球獎得獎後說了一句：「李安留在台灣拍戲，不會有今天成就。」從結果論來看，這句話是對的。但是從過程論來看，這句話也點出了中影最大的問題，沒有企圖心，沒有野心，更沒有能力。李安靠中影發跡，也一直有心回報，問題在於中影掌舵人的規格就是用點小資金拍拍小片，不懂得如何經營手中寶，也不懂得如何經營電影業務。

李安回台灣之前，有中影員工私下情商，請李安公開聲援，讓中影員工能夠繼續工作，繼續為台灣電影奮鬥。站在朋友私下立場，這個請託電話合乎人情，但是李安很難開口，接手中影的新團隊還拍不拍電影？非李安能置喙。新團隊要不要續聘舊員工，李安更無權過問。然而，講得坦白、現實又難聽點，如果李安過問了中影，他要如何向新團隊打包票說舊員工個個適任？過去，他們是有苦勞的，國民黨及中影董事會辦好員工退休是必要的，至於中影要不要重新出發？那真的是重新計議的事的。

有機會做事的人，永遠要提醒自己，是不是即時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而非只做到了自己必需做的事。做想做的事是夢想家，也是實踐家；做必需做的事，雖然有點像公務員，至少還做到了，就怕一切都只是虛應故事。

政壇最近在大搬風，許多官員位子坐不到一年，就又要去找新工作了；許多媒體的掌門人，也因應政壇波動，準備交接，有的人做了二年，有的人做了四年，問題在於從一年到四年，長長短短的時間，誰實踐了自己的夢想？還是繼續在抱怨生態惡質？扯後腿的人太多？

今天看到紐約林肯中心推出了一場「梅爾維爾電影特映會」，映演法國名導演梅爾維爾（Jean-Pierre Melville）在一九五五年的作品（Bob the Gambler / Bob le Flambeur），對象是「年輕影迷會（Young Friends of Film (YFF)）」的會員。整整五十年前的舊片了，票價卻高達二十五美元。這是什麼手法？這是什麼文化？

梅爾維爾是法國警匪及黑色電影的大宗師，也是吳宇森的啟蒙老師之一，吳宇森最近就在巴黎忙著重拍梅爾維爾的舊作《仁義》。美國人重視電影文化資產，有各種的電影行銷策略，也有更多的文化傳薪活動，讓年輕影迷認識梅爾維爾只是個活動，卻讓我們看到了主辦單位的熱情和企圖心。

「年輕影迷會」是林肯中心特別為二十一歲到四十歲的影迷特別舉辦的活動，每年有六次機會在大銀幕上重新看到一些影史上非看不可的經典舊作（不是在家裡看ＤＶＤ哦！），會後還有專家解說，還有小酒會，一些小贈品。

讀到這則新聞讓我想起了徐立功先生在去年底舉辦的《華影一百》影展，票房冷清，最後結算下來，扣除官方補助後，大約賠了二三十萬，其中，這項影展的部份拷貝來自片商贊助，有些則是向電影資料館調片，即使贊助片也要負擔運費，電資館的拷貝使用費也不便宜，但是最大的問題不在經營成本，而是吸引不到年輕影迷來捧場。

「年輕影迷會」在2004年的活動焦點是《壞教欲》和《悄悄告訴她》的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的特映會，合作的演員也一併出席。2005年則是介紹了《巴頓將軍》奧斯卡影帝喬治．史考特的明星兒子 Campbell Scott主演的新片《The Dying Gaul》, 知名女星伊莎貝拉．羅塞里尼 （Isabella Rossellini）和鮑德溫兄弟（Alec and Stephen Baldwin）也一併亮相了，當然，史匹柏、彼得傑克森等人的相見會也是絕對少不了的。會員可以觀星，也可以聽見名導演現身說法。

台灣的電影環境當然不能和紐約比，能和國際巨星會面對話的機會更是不多，不見得要比照老美的做法，然而，鎖定年輕人，開啟年輕影迷的視野，卻是絕對必要的做法，過去一個月中，陳可辛、陳凱歌、李安和關錦鵬等導演都有作品推出，而且都來到台灣做宣傳，但是台灣卻少了一個可以主動串連這些電影人與影迷對話的機制。一場派對接一場派對，應酬完了，一切就散了。

愛麗絲的鏡子：清淡詩

同樣的問題，在姚宏易執導的《愛麗絲的鏡子》則有不同的面貌。

在路易士‧卡羅創作的「愛麗絲鏡中奇遇」一書中，強調愛麗絲穿過鏡子後，進入到一個「什麼都相反」的世界，姚宏易選用這個題目和觀點來探索台灣年經人的生 活實況，其實是極其有趣的，只可惜太濃烈的侯孝賢美學風格，太多相似的場景以及太渾沌的人物情緒，未能激發更多的姚宏易個人特色。

李屏賓精準的構圖和鏡位，華麗又的燈光運用，都足以讓觀眾從《愛麗絲的鏡子》中經歷了一場很難分別是真或假的影像經驗。歐陽靖（曉鏡）與謝欣穎（阿咪）的 同志開場戲，有著雪豔般的情欲光芒，從偷吻、相親到近身的感覺，在優異的攝影和夢幻般的鏡位體態擺弄下，形式風格和演員心態都很有說服力。

鏡中的人是真或虛？一個單純的鏡面可不可以鋪陳出更多的空間？剛開始，從歐陽靖的梳眉化妝，阿咪的對話與互動，確實超越了平面的限制，但是一而再，再而三 的鏡面倒影，觀眾熟悉了形式，就急著去尋訪鏡面的其他意義，如果只是虛實夾雜的迷離效果，不能再有其他的趣味，難免就有相同遊戲玩耍多次的疲累感。形式底 層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其實正是《愛麗絲的鏡子》最曖昧也最空洞的論述，因為如果不能超越侯孝賢和王家衛的情境，就只剩下模彷的空殼了。

小豪的出現，讓阿咪願意去追尋一個異性戀愛情的夢想，也讓曉鏡從錯愕中開發出自己異性情欲的可能，兩個女人的性向轉變，該當是多好的戲劇故事？不只是情欲 的探索，或者是戀愛遊戲的拔河或破壞，然而，姚宏易不願在此著墨太多，我們看不到小豪的魅力。比以前胖了一圈的小豪，可以有細手做女工的手藝（那是讓歐陽 靖驚豔的剎那），卻是老服食憂鬱藥，一旦沈睡，就八風吹不動，也驚不醒的男人，頹廢無用的人生情味，和他在《千禧曼波》的造型如出一轍，當然，小豪的頹廢 與慵懶，也替全片的「蒼白青春」做出強力背書，卻不能超越《南國，再見南國》和《好男好女》都已經完成的人間雕像。

就戲味而言，姚宏易用了平行剪接的手法，讓阿咪去城隍廟問姻緣籤的同時，交織著曉鏡正在勾引小豪的挑情戲，但是層層累積的力量，卻以反高潮的手法呈現出阿咪回家時，明明聞聲窺見他們正在歡好的那一剎那，卻躡手躡腳離去，只能在淡水河畔激憤發呆，做不出任何的生死抉擇。

姚宏易安排了一場騎機車追捷運的長拍戲來表現青春的浪漫，雖然形式上接近《最好的時光》的「青春夢」，也承繼了《咖啡時光》的空間vs.人物的場面調度張 力，卻是全片最有靈氣的一場戲，相較於電影中的三位主角不時地抽菸排遣時光，甚至於在錄音室外哈煙交心的場景，甚至連陸奕靜的母親配角都嚷著要抽菸的情 節，都恍若承繼著《尼羅河女兒》的遺緒，相似，卻少了震撼，更少了新意。

一連串的空洞，的確可以拼組出青春的蒼白，電視新聞播報著印尼海嘯的災難，但是台北市一戶有雞有鴿子的公寓頂層，卻正聚集著無所是事，感情陷於三人行無解難題，也不想解決的一男兩女，姚宏易做到了人生切片的呈現，沒有意義就是《愛麗絲的鏡子》鏡面下的意義。

松鼠自殺：語言惹是非

前兩天參加一位電影圈人士的婚禮，一位曾和楊德昌一起搭機回台北的影人告訴我：「有人檢舉《一一》有日本資金，要算日本電影，不能算台灣電影，不准報名參加金馬獎，所以楊德昌氣得退出金馬獎，也拒絕在台灣上映。」這個說法，我前所未聞，如果真有其事，楊德昌的氣憤心情可以理解，畢竟，《一一》根本就是台北人的故事，95%的場景與故事都在台灣，日本人及日本場景屈指可數。

楊德昌更早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也有日本資金，也有國片輔導金，當年在日本東京影展冠上「日本」電影名號參展，在台灣也曾引發爭議，主要是台灣納稅人出錢拍攝的電影，不能代表自己國家參展，感覺很受委屈。

時光悠悠，原以為在「國際化」和「世界村」的概念衝擊下，人們對跨國拍攝電影的界線與爭議不再那麼頑固與不知變通，但是，今天有朋友打電話給我提到了吳米森導演的新片《松鼠自殺事件》，因為男主角日本影星窪塚洋介在片中猛講日語、英語，不合輔導金辦法中的「國語」規定，可能拿不到准演執照。

窪塚洋介主演台灣電影就要講台灣話？效果會如何呢？請大家參考《無極》中的真田廣之和張東健。

窪塚洋介主演台灣電影時，講他自己最熟悉的母語有什麼不對呢？《松鼠自殺事件》有窪塚助陣，從宣傳到上映，都可以發揮號召影迷的一定效果，硬要他講台灣話，不但電影中刻意經營的多語言趣味蕩然無存（吳米森現在都還在趕多語言的字幕，窪塜講日語時，字幕就要有英中字幕；窪塜講英語時，字幕就要有日中字幕；其他演員如張瀚等人講國語時，就要有英日文字幕，硬要「話同語」，《松鼠自殺事件》的第一位自殺者可能就是導演吳米森了。

《松鼠自殺事件》的誥言之爭，關鍵在於多數人都相信出錢的就是大爺，一切要遵照大爺的遊戲規則來辦事，因此把窪塚洋介說的那口日語一律配成國語，才符合國片輔導金的規定。

關鍵在於新聞局的辦法純粹站在官僚公務本位思考，不理解電影創作的實務，只用傳統的拍片思維來制訂及解讀法令，一旦遇上了跨國資金或跨國影星陣容，就捉襟見肘，動輒得咎。

電影製作的主要魅力在於拍什麼像什麼，王穎執導的《喜福會》，片中都是華裔演員，詮釋的也是華人婦女的悲情際遇，片中英華語雜陳，由於出錢的是好萊塢片商，一般都認定那是好萊塢電影，而非華人電影。

然而，錢也不是唯一標準。李安執導的《臥虎藏龍》都是美商出的錢，然而全片都是華裔演員，講的也都是華語，沒有人會誤認那是好萊塢電影。

電影的國籍認定，有時是國族意識的必要，有時是參加比賽或角逐獎金的條件，有時則是發行市場的策略……但是就藝術層次而言，電影中人講什麼話最重要的考量絕對不是政治，而是真善美的寫實力量。

不久前，美國影藝學院才發生了修改外語電影參賽規定，不一定要講該國語言的作品才能代表該國角逐外語片獎，在這種情況下來審視《松鼠自殺事件》，誰在墨守成規？誰在就事論事？答案似乎很明顯了。

電影音樂：四首紅豆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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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加上音樂，都想要靠音樂來加分，不論是撩動情緒，或者發揮點題魅力，音樂用得巧，效果一定好。

紅豆並非相思豆，只是體態都紅。
相思豆長在樹上，紅豆生在田間，只因詩人多情，一首「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讓紅豆與相思豆夾纏得難分難捨。
紅豆最著名的歌曲就是「紅豆詞」，詞是清朝文，曲是民國音，記憶中有四部電影出現過「紅豆詞」樂音。電影人會怎麼來用這首曲子呢？
先說「紅豆詞」出處：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二十八回，描寫林黛玉誤會晴雯不開門是寶玉變心，感傷唸出「葬花詞」：「…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一旁偷聽的賈寶玉頓時「慟倒山坡上，懷裏兜的落花撒了一地。」然後又被林黛玉形容為「狠心短命的」，對他愛理不理，賈寶玉費了好大功夫才修舊好。
然後寶玉換了便裝，協同玩伴薛蟠出外嬉遊，行起酒令，先念起：「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妝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又在琵琶相和下唱出了：「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嚥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瞧不盡鏡裏花容瘦。展不開眉頭，挨不明更漏，展不開眉頭，挨不明更漏，呀…..呀……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呀…..呀……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這闕詞，俗稱「紅豆詞」，小說中有文無曲，只能想像。民國後，劉雪庵先生配上音符，完成了華人音樂中動聽的詩詞精品，詞美，曲優，一曲唱罷，幽情塊壘，盡皆渲洩了。
1977年，李翰祥執導的《金玉良緣紅樓夢》，就是精華版的《紅樓夢》。音樂指導王福齡在林黛玉（張艾嘉）初進賈府，寶二爺（林青霞）隨後像一陣風從外面嬉遊歸來時，就踩著「紅豆詞」的輕快交響樂音進場。
這是林青霞飾演的賈寶玉頭一回亮相，林青霞扮男裝何只靚俊，簡直就是玉樹臨風的立體版，世人都知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用最通俗，最廣為人知的「紅豆詞」來創造曹雪芹＝賈寶玉＝林青霞的意念連結，就是聲音與意像交疊相乘的高明設計。
1979年，劉立立執導的《一顆紅豆》，採用了左宏元創作的同名歌曲當主題曲，神龍見首又見尾，不時就會出來和觀眾打招呼，然而錄音師黃茂川悄悄滲透「紅豆詞」的減拍變奏曲。一路黏纏著「一顆紅豆」，緊緊追隨林青霞的腳步，人到哪兒，「紅豆詞」樂音也如影隨行，《一顆紅豆》根本不只一顆紅豆，而是滿坑滿谷的「紅豆專賣店」。
1991年，楊德昌導演在《牯嶺街少人殺人事件》中也用了「紅豆詞」。
警備總部的官員接到密告，懷疑張震的老爸張國柱有通匪之嫌，押禁審問，還有大塊冰塊一旁伺候，張國柱只能乖乖寫下自白書，就在等候空檔，審訊官員唱起了「紅豆詞」。
負責拷問的劊子手也會傷春嗎？當然不是，楊德昌用這首歌來表現1960年代，古典風的藝術歌曲是當時為當局認可的思想養成教育，警總幹部都接受過「政治正確」的思想打造，「紅豆詞」能夠朗朗上口，既有時代印痕，也說明了他們的出身背景。代表他們不是文盲判官，而是懂得如何迫害與拷問知識份子的厲害角色。
那天，外頭陰雨，空氣肅殺，官員仰頭清唱的「紅豆詞」正是那個時代的見証。
2001年，陳德森執導，成龍和徐若瑄合演的《特務迷城》中再度出現了「紅豆詞」。
電影中的成龍原本是一位一心一意想做特務的年輕人，意外得到鉅款做了富豪，又在土耳其邂逅神秘女子的徐若瑄，就在尋親、遺囑、鉅款的劇情交錯下， 捲進了一場情報陰謀中。
徐若瑄沒事就愛哼唱「紅豆詞」，觀眾不了解她的身世，不了解她的往事，但是一首歌成了她的身份圖騰，只要歌聲響起，你就知伊人何在。
電影中的音樂，或許只是一抹色彩，一個印記，或許是穿梭古今的細巧連結，導演的用心或粗心，只有耳尖心細的影迷才能明白。
從同一首歌的使用方式來解讀導演或作曲家的心情，就是有趣的賞析門檻。
《一顆紅豆》連結如下：
《金玉良緣紅樓夢》中的林青霞扮相真是年輕英挺，連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