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參加一位電影圈人士的婚禮，一位曾和楊德昌一起搭機回台北的影人告訴我：「有人檢舉《一一》有日本資金，要算日本電影，不能算台灣電影，不准報名參加金馬獎，所以楊德昌氣得退出金馬獎，也拒絕在台灣上映。」這個說法，我前所未聞，如果真有其事，楊德昌的氣憤心情可以理解，畢竟，《一一》根本就是台北人的故事，95%的場景與故事都在台灣，日本人及日本場景屈指可數。
楊德昌更早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也有日本資金，也有國片輔導金，當年在日本東京影展冠上「日本」電影名號參展，在台灣也曾引發爭議，主要是台灣納稅人出錢拍攝的電影，不能代表自己國家參展，感覺很受委屈。
時光悠悠，原以為在「國際化」和「世界村」的概念衝擊下，人們對跨國拍攝電影的界線與爭議不再那麼頑固與不知變通，但是，今天有朋友打電話給我提到了吳米森導演的新片《松鼠自殺事件》，因為男主角日本影星窪塚洋介在片中猛講日語、英語，不合輔導金辦法中的「國語」規定，可能拿不到准演執照。
窪塚洋介主演台灣電影就要講台灣話？效果會如何呢？請大家參考《無極》中的真田廣之和張東健。
窪塚洋介主演台灣電影時，講他自己最熟悉的母語有什麼不對呢？《松鼠自殺事件》有窪塚助陣，從宣傳到上映，都可以發揮號召影迷的一定效果，硬要他講台灣話，不但電影中刻意經營的多語言趣味蕩然無存（吳米森現在都還在趕多語言的字幕，窪塜講日語時，字幕就要有英中字幕；窪塜講英語時，字幕就要有日中字幕；其他演員如張瀚等人講國語時，就要有英日文字幕，硬要「話同語」，《松鼠自殺事件》的第一位自殺者可能就是導演吳米森了。
《松鼠自殺事件》的誥言之爭，關鍵在於多數人都相信出錢的就是大爺，一切要遵照大爺的遊戲規則來辦事，因此把窪塚洋介說的那口日語一律配成國語，才符合國片輔導金的規定。
關鍵在於新聞局的辦法純粹站在官僚公務本位思考，不理解電影創作的實務，只用傳統的拍片思維來制訂及解讀法令，一旦遇上了跨國資金或跨國影星陣容，就捉襟見肘，動輒得咎。
電影製作的主要魅力在於拍什麼像什麼，王穎執導的《喜福會》，片中都是華裔演員，詮釋的也是華人婦女的悲情際遇，片中英華語雜陳，由於出錢的是好萊塢片商，一般都認定那是好萊塢電影，而非華人電影。
然而，錢也不是唯一標準。李安執導的《臥虎藏龍》都是美商出的錢，然而全片都是華裔演員，講的也都是華語，沒有人會誤認那是好萊塢電影。
電影的國籍認定，有時是國族意識的必要，有時是參加比賽或角逐獎金的條件，有時則是發行市場的策略……但是就藝術層次而言，電影中人講什麼話最重要的考量絕對不是政治，而是真善美的寫實力量。
不久前，美國影藝學院才發生了修改外語電影參賽規定，不一定要講該國語言的作品才能代表該國角逐外語片獎，在這種情況下來審視《松鼠自殺事件》，誰在墨守成規？誰在就事論事？答案似乎很明顯了。